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的“新生活运动”
1932年10月29日，蒋介石第三次来到长沙视察。他先后视察了何键在长沙修筑的军事防务、何氏创办的国术训练所（设又一村民众俱乐部），以及周南、明德等三湘名校，并亲笔为之题词。30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视察了刚开业不久的国货陈列馆。馆长刘廷芳用英语为宋美龄讲解。蒋介石对湖南振兴国货的举措大为嘉许。31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岳麓山致祭焦达峰、陈作新、黄兴、蔡锷四烈士，并游览麓山名胜。然后专门与何键探讨了传统道德问题。何键列举了他尊崇孔孟之道的哲学理论和主张尊孔读经的理由：“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以正其思想”，要使当代青年，特别是中学生，树立大学、中庸、五伦八德的思想观念。何键认为太平天国洪秀全之败，在于利用洋教邪说反对中国几千年来所尊重的孔孟学说，违反了中国的传统习惯，所以被曾、左、彭、胡等知识分子打败。为维护礼教，提倡五伦八德，尊师重道，何键撰写了《八德衍义》《靖国本治大纲》《孙子评注》等书，印发有服务守则、军人守则，每周纪念当日，要求湖南的党政干部必须讲解背诵。何键的一些想法和经验，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
（一）“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此后，一场新生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旨在实现所谓“全国国民军事化”，并以“四维”“八德”统一国民思想。2 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的说明，主张以中国传统道德专“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实现“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从而达到“改造社会、复兴国家”的目的。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为：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而“礼”又是“四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首，一切人和事都必须讲求“礼”。以“礼”为中心，“四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贯彻这一中心准则，需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着手。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衣，要求“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纽扣”；住，要求“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要求“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各方面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定”为具体标准。其追求的目标是“三化”：“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生产化”，“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军事化”。
新生活运动的程序为：由自己做起，再求之他人。由公务人员做起，再推之民众。由简要之事做起，再及其次。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做起，再行其余。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馆、公园、会场等做起，再求之于全体之社会。
（二）湖南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4月8日，湖南人民新生活运动大会在协操坪举行。主席台悬挂着“宝贵时间，遵守信约”、“整齐、清洁、简单、朴素” 等标语。据报道，“大会参加踊跃，党政军的领袖，到了二百多人。签到团体，有学校一百○九号，民众团体九十七号，机关团体六十四
号，军警部队三十二号，每号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其中以干部教导大队，和技术大队学员兵各二千多人为最多，合共三百多团体，人数在五六万以上。”还在省教育会坪、青年会、民乐剧院设了3个分会场，各会场都悬挂了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对联，如教育会坪台柱上的贴对联：“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乾坤不息纲常在；衣食住行人之要素，宇宙无穷运动新。”主会场和分会场都举办了游艺活动。主会场协操坪的游艺项目为国术表演、修业学校团体操表演、进化社的话剧《新生活》；教育会的项目为世界社话剧《爱之花》、国术技术大队高级班表演；青年会的项目为长中附小歌舞、白雪剧团话剧《夫妇之道》；民乐剧院的项目为市立二校歌舞、话剧界联合表演《父子之争》《教训》两剧。 可谓寓教于乐，精彩纷呈。
4月19日，各机关团体决定组织新生活促进会。5月4日，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推举省主席何键为理事长，省党部，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西路军总部、保安司令部、省会警备司令以及民众团体代表为理事。
湖南的新生活运动分为两个时期。1934年2月至1935年3月为第一个时期，其中心任务是要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为此，展开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
使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1935年3月后，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实现“三化”，把国民生活推向“高尚、富足、巩固”的新阶段，以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国民政府更加借重新生活运动以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对净化社会环境，改善公民素质，促进社会开化，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 、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道德标准，来钳制民众的思想，所以，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总之，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湖南社会风俗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所述的内容。
二、新社会风俗带来社会礼俗和社会风气的改变
新生活运动前后，湖南当局为了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展开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使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这些活动确为新社会风俗，带来了社会礼俗和社会风气的一系列变化。
（一）婚姻礼俗的改变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民国初年“文明结婚”在湖南并不盛行，实际上在风气比较保守的地方，新式婚礼并不多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连省会长沙地区的嫁娶，仍以旧婚礼为主，新婚礼则“仅市区有之”。而一些较偏远或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更是普遍地实行旧婚礼。随着社会的发展，湖南地区新婚礼逐渐增多，在婚俗的选择上新、旧杂陈。熊希龄有诗反映了当时的婚姻状况，一种是媒妁之言，“父母爱汝切，为汝聘佳配。汝当益奋勉，鸡鸣相惕励”；另一种是自由恋爱，“及至欧化行，喜今而詈古。不凭媒妁言，不由父母主。交游邂逅间，可以 身相许”。
到20世纪30年代后，自愿婚姻与新式婚礼渐兴，长沙女性获得进一步解放。国民政府l929年公布、l930年5月5日实施的《民国民法》确认了男女自愿结婚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包办婚姻，确保了女性的自由平等，特别是婚姻上的自愿平等。新生活运动倡导的集体婚礼(集团婚礼)给当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带来了深刻影响。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正式制定了《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
其实在此办法制定以前，集团婚礼已进行过多次，当时的报纸多有报道，如1936年3月9日《湖南通俗日报》报道：本市第二届集团结婚，昨日上午十时，在四方塘青年会举行，各新郎共计七对，由司仪员喊礼，经市府黄科长宗溶宣读证婚书，再由主婚人何市长元文训词云云。
民国集体婚礼
在这种大气氛下，“文明结婚”实行渐多。在长沙，新婚礼，“其仪节较旧为简，首由男女同意，各告其父母许可，遂觅介绍人绍介，订立婚约，男女有交换戒指或其他物作证者，结婚多在大旅社或公共场所，门首悬旗结彩，庭设礼案，新郎新妇及主婚证婚介绍人，男女来宾均有一定席次，首读婚证、颂词，然后用印(或交换戒指)，新夫妇行鞠躬礼，乃谢主婚证婚介绍人及男女来宾并答词，礼毕，谒见亲族如仪”。衡阳一些新式婚礼更简单，“新式者，新妇盛妆，乘坐花轿，西乐随行，入门，新郎互行一鞠躬礼而礼成”。甚至在偏远的蓝山县婚礼也受到大城市影响，趋向简化，“近十年来，女子出阁时，揖辞家先亲戚，即升舆，稍革旧俗矣。然蓝俗自自治时已觉过奢，今益有以自节矣”。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湖南婚礼以旧式为主、新式不多，呈新旧并存之势，新式婚礼在城市中稍为流行，并且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一般下层社会，尤其广大农村仍多沿旧习。虽然旧式婚礼仍占主导地位，但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变革旧式礼俗成为大势所趋。民国时期湖南婚姻礼俗呈现出“新旧并存，中西结合”的特点。
恩格斯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又是人生的大事，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婚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近代湖南传统的婚姻习俗受到了来自西方近代文明婚俗的冲击，新的婚姻观念和新式婚俗也逐步流行起来。l931年5月5日开始实施的《民法》亲属篇，法定了婚姻制度，比起此前的婚制，有着很大的进步，其一它规定“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禁止妾制；其二规定男女成婚年龄增大为20岁，“男子未满18岁，女子未满l6岁，不得结婚”。这些法规中，男女在法律上第一次实现婚姻生活地位上的基本平等，结束了旧的婚姻关系。
新生活运动开展以后，湖南妇女的地位更有所提高。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法令，如1936年省政府明令禁止蓄养婢女，法令称：“凡以慈善关系，或收养养女名义蓄养婢女者，均应禁止。并督饬所属调查婢女数目，列表登记，调查期间为四个月。在调查期内蓄婢者，应即声请登记。已经登记之婢女无条件解放，恢复自由。如系未成年而无家可归，或归家而家属无力赡养者，应送当地救济院或其他慈善团体安置。已满十六岁而无家可归之婢女，得征求其本人同意，代为择配。已经解放之婢女，其已成年者，如双方愿改为雇佣时，其工资斟酌当地生活情形核定。如未成年又无家属或家属所在地不明者，得选定当地之救济院或其他慈善团体之主持人为其监护人。逾调查期限而蓄婢者，不为登记之声请，得处以十元以下之罚金，并令补行登记。凡蓄婢者，对于已登记之婢女，抗不解放时，即送司法机关依法办理。”
民国时期的婚姻制度虽有一定的进步，但婚姻恶俗陋习仍在民间延续。湖南奴婢和童养媳仍在部分农村盛行，买卖婚姻将女人当做商品，使之失去人格。纳妾(一夫多妻)、抢婚、包办婚姻等现象在湖南仍然存在。
1934年4月22日，湖南省妇女会在长沙中山堂成立，何玫、周天璞当选为理事。l2月30日，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妇女服务团，以女教职员及公务员为基本成员，进行宣传、服务，配以警方的督促和检查。1936年2月，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下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长沙也随之成立了该组织，推动妇女参与宣传、组织，以进一步推动“新生活运动”。这一时期，城市中歧视妇女的现象大为减少，社会活动中男女可公开交往。乘公共汽车，男女杂坐，不以为嫌；男女同台演戏也不足为奇。
妇女地位提高的另一表现是女子学校兴起。新生活运动开展后的民国中后期，仅省会长沙的女子中学即占当时全市私立中学总数的1／4强。省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培德女子职业学校、私立纯德女子职业学校、稻田女子师范、周南女中、艺芳女中、明宪女中等都是在新式教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新式教育的推进，尤其是女子教育，不仅解放了妇女，而且提升了科学和人才培养水平，对于促进新式教育在湖南的传播和推广，对于新文化、新思想在湖南的传播与发展，对于湖湘人才的培育，对于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的近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丧葬礼俗的渐变
民国时期，湖南丧葬礼俗有两种，一为传统的丧葬礼俗，一为新式丧葬礼俗，且两种礼俗有一定程度的融合，谓之“中西结合”。相对于传统丧葬礼俗来说，新式葬礼显得简略、节约，逐渐被湖南民众所接受。
到民国中期，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湖南民众办丧事仍以传统丧葬礼俗为主。从民国年间编修的地方志来看，当时民间绝大多数是“丧礼如旧”。旧式丧礼程序为入殓、报庙、过七、开吊、出殡、下葬、圆坟、头周年等，竭尽财力大操大办，长沙“遭父母之丧者，酒食舆马布帛之费，多则数千金，少亦不下数百金，力不及者，必称贷变产以行之，否则群以为薄其亲矣，城市习尚尤奢，轮车将驾，必租轿行仪仗前导，抬柩自八人十六人，以达六十四人或百二十八人不等，一时观者塞途，交通梗阻”。而且旧式丧葬迷信风水，常为选吉壤停丧不葬、起尸改葬。如长沙“俗又讲究堪舆，延师觅吉，屡月经年，葬后一改再改，无非惑于风水，希望发达，争山越葬，又成讼”。攸县“向重礼节。或因选择风水，及碍于经济问题，常停柩中堂，或迁屋、寺观，数十年不与安埋者”。 风水迷信之深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的进步，传统丧葬礼俗存在的弊端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感受，传统丧葬习惯亦逐步发生了改良，西式丧葬礼俗自然逐步受到部分人的欢迎，但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深蒂固，西式丧葬在湖南的发展缓慢，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新生活运动开展以后，新式葬礼更为普遍，如l936年4月6日，湖南《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因病逝世，5月3日，大公报社在长沙青年会举行追悼会，省会各报“出特刊悼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均用新式葬礼，如l943年12月19日、20日长沙公祭预l0师师长孙明瑾烈士；1944年2月14日长沙各界公祭第五师师长彭士量烈士，其遗体运南岳公葬。在追悼阵亡将士时程序基本一致，但增加“演说”一项。
同样是新式丧礼，广大民众对于政治丧礼容易接纳，并无抵触情绪。而当新式丧葬礼俗深入到普通民众自己生活中时，则不那么容易推广，甚至遭到鄙夷、抵制。其缘由是婚丧、祭祀中的跪拜礼包含了丰富的宗教信仰、人伦道德因素。婚礼中的跪拜不乏敬天敬祖、消灾祈福的思想，而旧式丧礼则突出地体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孝道主题，祭神祀鬼是民间俗神信仰的主要表现。长期以来，这些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民众的精神生活之中，跪拜礼是体现这些文化内涵的重要方式。所以丧葬礼俗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衍变过程。
民间新式葬礼虽难以推行，但其若干仪节形式已渐渐引入旧式葬礼之中，旧式葬礼正处在不断改良之中。某些繁缛仪节在悄悄地简化，如醴陵“凡遇丧礼应服礼服时，于左腕围黑纱结，或胸际缀黑纱结”，“孝子在丧期中，亦有效泰西俗，以青布一条缠于右臂者”；丧期也有所缩短，“惟无丁忧起复之制，居官给假治丧一月为限。兵役法凡直系亲属或配偶死亡未满一月者，得以延期征集，此则与古大异者矣”；甚至出现了完全西化的葬礼，如到教堂办丧礼，醴陵“耶教徒仪式较简单，殡时孝子绕棺三匝，牧师祷告祈升天堂，其为灵魂求解脱也，亦与佛教相类似”。
讣告也在变革，如1930年《沅陵县志》记载：该县丧葬“旧时告丧只用赴讣。近十年来，有附以哀启或行述，又有印肖像于赴首，装成小册者。戚友多送挽联，无为祭文者”。某些迷信内容亦开始淡化，如不请僧道，五日即葬等等。丧葬倡导节俭，如麻阳，“力矫繁华，工农商学，率皆简朴，故市乏奢侈之物，家少华丽之品”。新生活运动时期在丧礼方面，规定往吊时间宜在上午，丧家不设酒食，讣告不得滥发。
民初湖南大部分地区采用土葬形式，仅瑶族尚有火葬者。新文化运动后于汉族亦出现火葬形式。新生活运动中1935年，湖南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内务部颁《公墓条例》，筹设公共墓地，至年末，全省77市县中，已有57市县设置公墓75处，区乡镇亦有设置公墓者。1948年《醴陵县志》载，l947年，醴陵县参议会第五次大会，议决请同德堂设置火葬场，贫苦者免费，普通民众愿火葬者，酌收燃料。虽然到了民国晚期才有“设置火葬场”之议，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三）社交礼俗的变革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30年代新生活运动开展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经济的发展，西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的居民内迁，湖南民众的社交方式变得丰富起来，并随地域、城乡、社会阶层之异而异。湖南一方面延续着传统社交习俗，另一方面西方社交方式传播逐步加深影响，形成新旧社交习俗交叉共存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往来称谓的改变。当时社会上许多人认为“人人皆曰平等，而家中所雇佣之佣妇仍以少爷、老爷、老太爷相称，可厌”。 到1934年后，传统的“大老爷”等称呼不再流行，代之以“女士”和“先生”，在国、共两党的党内都称“同志”。废除“大人”“老爷”等具有尊卑观念的称呼是平等思想在人际关系中渗透的体现，对于破除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书信落款的敬辞里，过去多书“顿首”“百拜”等语，则改为“脱帽”“免冠”“鞠躬”“举手”“握手”等。但这些词语在劳动大众中过于文雅，难于流行，旧式称号在上层社会也未绝迹。民国社交称谓尽管还存在某些局限，但总的来说，是有很大进步的。
二是相见礼的变革。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民国初年礼仪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拟订《相见礼》。后虽未公布，但已在各省试行推广，对湖南社交礼俗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l948年编修的《醴陵县志》作了有关记录，计分3种：一为官厅礼。职员于初次任职谒见主官时，由传达先行通知主官，于会客室或办公室延见。职官入即脱帽，向主官行一鞠躬礼，主官答礼。二为社会礼。朋友相见时，彼此互行一鞠躬礼，或握手礼。临行，主人送至门外，相互鞠躬，或握手而别。三为家庭礼。远出或远归时，卑幼向尊长行三鞠躬礼。相见礼仪的改革，是社会生活中的巨大进步。以鞠躬代拜跪不仅行之简便，而且摒弃了旧俗中压迫人的等级观和奴隶性。但是，这种源于西方的新式礼节还不能在民间迅速普及，在一些较偏僻的乡村仍循旧礼。
三是社交礼服的变革。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常礼服二种。大礼服采用西洋式大礼服，常礼服又分二种，一种用西服，一种用袍褂。如1948年《醴陵县志》载，“民国阶级既泯，易服色，当民国初，用西洋式为礼服，以期大同。及元年夏，参议会会议，官服尽用洋式，一时官吏无所因袭，更制为难，且国货必蒙不利，于是议决，大礼服采用西洋式，革履。常服分甲乙二种，甲种仍西洋式，帽顶圆，下沿形如椭圆，色皆黑，仍革履；乙种服纯中国式，外褂色青，襟对，用领，袖与手脉齐，左右及后下端开，袍色蓝，袖齐褂袖，用领，左右下端开，靴高及胫，帽与甲种同女礼服长与膝齐，袖左右有裥，上缘两端用带”。
(四)禁毒、禁烟运动
长沙都正街“湖南省禁烟委员会”界碑
民国初年谭延闿督湘时，烟毒曾一度禁绝。1927年以后，社会混战，烟禁松弛，鸦片贸易重趋活跃，当时，长沙有烟馆70家，到l933年，增至576家，6年间猛增7倍多。长沙大街小巷一时遍布烟馆，尤其集中在商业繁华的大西门、小西门及南门外沿江地带。
何键主政湖南后，于1932年9月20日成立湖南省禁烟委员会。会址设长沙都正街原民初湖南禁烟局原址，委员长何键，委员谢祖尧、黄家声、朱浩怀、孟庆喧、刘宝书、彭运斌、萧逢蔚、曹伯闻、张开琏、谭常恺(谭伯强代)、朱经农、黄士衡、曹典球、吴剑学、易书竹、徐声金、刘膺古、凌璋等19人。 随后颁布了《湖南省禁烟施行法》19条。
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从1935年发起了一场“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何键于是进一步推动禁烟运动，1935年4月21日，通令各部队、各保安区司令，严禁抽收烟苗税，违者一经发现或被告发，酌按军法治罪。5 月，改组原“湖南省禁烟委员会”，长沙市亦设立禁烟委员会，市长担任主任委员，禁种、禁吸、禁运与禁售。l936年2月11日，蒋介石遣特派员黄纪清在长沙大茅港20号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湖南省查禁种烟特派员工作室”。2月19 日，何键与黄纪清联衔布告称：“厉行禁烟种烟，倘有违禁或贿纵者，以军法惩处。”4月18日，省禁烟委将全省划为两个视察区，派员赴两区视察各县烟禁，并通令各县设戒烟所。7月16日，禁烟会又将原全省两个视察区扩大为8个督察区，并于每区设督察员1人，从8月1日起实行。12月10日，省禁烟委员会布告：自明年1月1日起，凡制造、运输、贩卖、吸食鸦片者，一律枪毙。
1937年，何键离任，张治中主湘，继续禁毒、禁烟运动 ，长沙禁烟始见成效。到1940年，省内烟馆全部被取缔，鸦片一时禁绝。
（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释：
1 薛其林，伍春晖等.长沙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626
2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09
3 湖南通俗日报［N］.l934—4—8、9
4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下）［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1879
5 沈若患，杨肇筠.长沙县调查笔记［J］.自治旬刊，1930，（73）：20—21
6 曾继梧.湖南各县调查笔记［M］.长沙：1931
7 雷飞鹏.蓝山县图志［M］.蓝山：1931.589
8 周秋光，张少利等.湖南社会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226
9 湖南通俗日报［N］.l936—2—12
10 长沙县调查笔记［J］.自治旬刊，1930，（73）：21
11 辜天佑.民国长沙县乡土志.第5章风俗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49
12 曾继梧.湖南各县调查笔记［M］.长沙：1931
13 刘谦.醴陵县志［M］.醴陵：1948.498—499
14 曾继梧.湖南各县调查笔记［M］.长沙：1931
15 民国二十五年湖南年鉴［M］长沙：1936.132
16 黄兴.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黄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81
17 刘谦.醴陵县志［M］.醴陵：1948.499
18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通鉴(上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591
19 湖南通俗日报［N］.l932—9—21
20 薛其林，伍春晖等.长沙通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