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谱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清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
1905年夏，同盟会的筹备和正式成立期间，宁调元正在日本东京，但是无论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还是欢迎孙中山大会、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似乎都与宁调元无关，在有关记载和同人的相关回忆中也都未见宁调元的身影。人们不禁要问，同盟会的激进会员宁调元究竟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
经笔者查考，关于宁调元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以下简称《名册》）上记载：宁调元于丙午四月十三日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1]丙午四月十三日，宁调元已从日本回国。因此，杨天石、曾景忠所编《宁调元年谱》的谱文中记载为：“5月6日（阴历四月十三日），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2]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刘湘雅的《元勋与英才——黄兴和他的学生宁调元》以及《湖南人物志》等著作均采用此说。二是刘谦在《宁调元先生事略》一文中说：“会先总理孙先生由欧美莅东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会，君（指宁调元——引者）以克强先生介绍加入，自是得一意于党。每作一事，辄为同辈先，踔厉直前，不计成败。同乡诸子尝笑君为滔天之荒唐，呼为滔公。”[3]这就是说，宁调元是1905年在日本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的。陶旅枫等所编《明德人轶事》、郭汉民编《宁调元》、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所编之《〈湖湘文库〉书目提要》、汪梦川所著《南社词人研究》等著作采用此说。
以上两种说法孰真孰假？笔者查考相关史料后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史实。理由有四：
第一，《名册》并不可靠。据国民党中央史料编纂委员会所言，《名册》原为本部庶务刘揆一所保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揆一返国响应，乃将其交由本部会计何天炯保管。未几，何天炯亦返国，将《名册》携归广东兴宁故里。何天炯去世后，其弟何天瑞曾抄录加盟人姓名一册交该会，但未录加盟年月日及主盟人，略而不详。1939年秋，何天炯次子何承天将原存之件由兴宁携往重庆，送该会收存。《名册》固然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的记载也多有遗漏和错误。黄兴长子黄一欧曾对《名册》提出过质疑：“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寄给我一份《同盟会会员名册》，是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同盟会会员名册印的（经查，冯自由的《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系由《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抄录而来）。冯在1912年出任临时稽勋局长，因此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上述名册中，湘籍会员占156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例如在日本士官学校、测绘学校等军事学校留学的会员，他们是由先君直接主盟入会，《名册》也是归先君单独保存的，有许多人就未载入这个《名册》。新化县系同盟会员荟萃之区，《名册》上只列了陈天华、曾继梧、周咏曾、高兆奎、邹毓奇、伍任钧、曾广轼、张镇衡等10人。就我所知，新化的清末同盟会员，还有谭人凤、谭一鸿、谭二式、方鼎英、邹价人、邹永成、曾杰、曾继辉、曾鲲化、曾继焘、曾继略、周咏书、苏鹏、袁华植、袁华选、杨源浚、高霖、彭作楷、刘华式、童俊、唐声太、廖楚焘、张斗枢、谢介僧、邹代藩等二十多人都未曾列进去。谭人凤父子三会员，当年传为佳活，而冯自由竟忘却了。”[4]
台湾学者蒋永敬也曾指出：“这一名册显然不能包含民前七年（1905）至民前六年（1906）同盟会的全部会员。盖当时国内各省及海外各埠加盟者，因递寄不便，致本部未能收到盟书者。同时在东京加盟的会员，亦有少数不在名册之内。加以部分会员无加盟年月日的记载，或所记加盟年月日有用阳历者，亦有用阴历者；其主盟人及介绍人有记有不记者。因此，欲利用此名册以研究同盟会的早期情况，不免有若干困难。但如与其他有关资料对比，却可发现一些极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亦可补正一般记载的不足或错误。”[5]
此外，据笔者查考，即便在湖南省内，《名册》的记载亦有矛盾之处。黄兴、宋教仁、刘道一等第一批入会人员的入会时间，《名册》记为“乙巳七月三十日”，但有人竟比他们更早，成巍、熊兆周、杨杰等人的入会时间，《名册》却记为“乙巳七月十四日”，张镇衡的入会时间，《名册》亦记为“乙巳七月二十一日”。[6]
除了黄一欧所说的人员遗漏和蒋永敬所说加盟时间有阳历、阴历混淆不清之外，《名册》上一些会员的所记时间与实际加盟时间亦有出入。例如，关于秋瑾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名册》记为“秋竞雄，乙巳七月二十七日”[7]，这里的日期应指农历，因为同时记载的蒋尊簋入会时间为“乙巳六月二十八日”为阴历，即阳历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筹备会议之日。这样，秋瑾入会时间应为阳历1905年8月27日。毛注青、苏威等学者即持此说。[8]但郭延礼经多方考证后认为，秋瑾入会时间应为农历七月十四日，阳历1905年8月14日。[9]再如，《名册》记载陈家鼎于“丙午正月初三日”入会，但居正等人撰写的《陈家鼎传略》中却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10]由上可知，《名册》的相关记载并非绝对准确，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
第二，刘谦所说并非孤证。除了刘谦说宁调元是1905年在日本入的同盟会之外，当时还有其他革命党人有类似说法。试举两例：
其一，1907年1月30日，湖南巡抚岑春萱上奏刘道一供词中有“（同盟会）孙汶为会长，黄堇午为副会长，并担任为南洋群岛中国人开学堂，借以诱令人党，预备筹款，购办枪械。湖南人王延祉、宁调元、陈方度均在其内”[11]之语。据查，宁调元赴日公为两次，第一次为1905年夏赴日留学，同年底因反对“取缔规则”回国，第二次为1906年11月因《洞庭波》杂志事发避之日本，与宋教仁等人协助章太炎编《民报》，次月下旬即被派回国支援萍浏醴起义。因此，上引刘道一供词中所谓孙、黄派员“湖南人王延祉、宁调元、陈方度”赴南洋“预备筹款，购办枪械”一事，当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又查，陈春生在《丙午萍醴起义记》一文中说：“萍乡只有兵一百名，乡勇三百名。此四百名之中，惟四十名为知县之护兵，带有毛瑟枪，其余但有前膛枪，而革党有二千余人均携新式枪。该党之枪，在二年内从美洲及南洋群岛私运来者。”[12]这说明，同盟会成立前后确有派员赴南洋“预备筹款，购办枪械”之事，而且宁调元是其中之一。由此可知，宁调元应为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
其二，由黄兴在日本介绍入会并被孙中山任命为安徽同盟会分会主盟人的权道涵是实行部重要成员，1906年底与杨卓林、宁调元等一同回国运动长江中下游响应萍浏醴起义，1907年1月因与杨卓林等谋刺端方被捕。在其供词中说：“实行部中人，非三年不尽知道。涵所知者，潘赞化、傅家珍(在成城学校)、邓瑞、黄近午即黄兴(与孙文同住)、张继、易羲谷、宁调元。所谓实行部中人者，非人人足能放炸弹，盖血气未定之人多故也。”[13]这不仅说明宁调元1905年就已经加入同盟会,而且还是孙毓筠所云以“部长孙文，副部长黄兴”[14]领导的实行部的重要成员。
其三，1957年8月，李根源作《云南杂志选辑·序》中说：“丙午(1906)年1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刘揆一、匡一(均同盟会总部执事部的工作人员)约云南革命党人杨秋帆(振鸿)、赵直斋(伸)、罗镕光(佩金)、吕志伊(天民)与根源五人暂留，谓孙、黄两先生有事相谈。孙黄两先生向我等提出办《云南杂志》之要求。孙、黄两先生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我等对孙、黄两先生之意见，完全接受，决定立即进行组织工作与筹款工作。孙、黄两先生又指陶焕卿(成章)、宋钝初(教仁)、宁太一(调元)三君言曰：‘可随在为之帮助，有事共同商量。’”[15]
李根源以上所记的时间应该有误。经查：孙中山于1905年10月7日（九月初九）离开横滨赴越南筹款，次年2月13日又离开西贡赴新加坡，直到1906年4月才返日本。[16]黄兴1905年12月离日，经香港赴广西，策动反清起义，直到1906年9月11日才重返日本。而宁调元则于1905年12月14日因反对“取缔规则”离日返国，直到1906年10月29日才因《洞庭波》的发行离沪赴日。因此，从孙中山、黄兴、宁调元三人当时的行踪看，他们1906年1月均不在日本，也就不可能与李根源等人谈创办《云南》杂志之事。孙、黄、宁三人再次在日本聚首是在1906年11月，而《云南》杂志已在此前的1906年10月15日创刊。综上可证，孙中山、黄兴、宁调元与李根源等人谈创办《云南》杂志之事的时间，应在1905年10月7日之前。既然1905年10月7日之前孙中山、黄兴要求宁调元“帮助”李根源等人创办《云南》杂志，并“有事共同商量”，就说明1905年10月7日之前宁调元已经入会。否则，孙中山、黄兴不会要一个同盟会外之人，去帮助云南同盟会分会的负责人办革命刊物。
第三，还有更重要的证据。刘谦除了点明宁调元是1905年在日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之外，还曾说：“君之归自东京也，本部同时委君组织湘支部。”[17]这进一步说明宁调元不仅1905年已经加入同盟会，而且是年冬还受同盟会本部指派回湘组建同盟会湘省分会。否则，同盟会本部不可能指派一个非会员回国内发展组织。那么，刘谦此说是否“靠谱”呢？经笔者查考，刘谦此说是很“靠谱”的，因为还有人承认曾与宁调元接交。此人就是湖南著名的革命党人周震鳞。周震鳞在《周震鳞自序》一文中说：“乙巳，同盟会成立于日京，孙、黄两公令同志宁调元、廖炳煌（据查，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单中无廖炳煌，疑为廖秉衡之误。廖秉衡，宁乡人，乙巳九月二十四日加入同盟会）、陈家鼎持手书介绍加盟，以湖南党务付托。余各方审慎主盟，数月之久，有力友朋、学生髦俊多入吾彀。丙午年夏，孙、黄两公遣乔宜生偕法人欧契乐调查党务，长缄属详细报告。余抄名册密交，接待五日，并以军事布置渐有基础各项情形相语，极为满意。不料二人不慎，舟中用英、法语泄露机密。鄂省侦悉，遂下令缉捕。因爱护者多，闻风安全脱走，辗转由沪抵日京。”[18]这就证明，宁调元受孙、黄之命到湖南发展同盟会组织的时间是在丙午年夏之前。宁调元是1905年冬因反对“取缔规则”而离开日本的，既然此时孙、黄命其到湖南发展同盟会组织，也就说明此时宁调元已经是同盟会的骨干了。
同时，1907年2月，宁调元在《除夕叹补述三绝》中有“去年除夕客长沙”[19]之语，在同日的《丙午除夕笔记》一文中，宁调元又说：“乙巳，因日廷‘取缔’，买轮返国沪渎飘泊，长沙羁旅。外侮内忧，身丁其境，郁诧之极，几无生意。”[20]这证明宁调元于1906年1月24日（乙巳除夕）之时，正在长沙。这在时间上，与周震鳞所说的丙午年夏的“数月”之前，是相符合的。此外，周震鳞还说他接受在湖南发展同盟会组织的任务之后，“各方审慎主盟”，数月之后才发展“有力友朋、学生髦俊”入盟，说明周震鳞接受任务后是比较“审慎”的，并没有立即去发展会员。这与宁调元在《丙午除夕笔记》一文中所说当时“几无生意”的情况也是相吻合的。综上所述，足可证明，宁调元1905年冬从日本归国之前已经就是同盟会的骨干了。同时也说明，宁调元因反对“取缔规则”于1905年冬从日本归国后，没有继续与姚宏业等人在上海办中国公学而是以回醴陵办学的名义匆匆返回湖南，是因为他肩负着孙中山和黄兴的委托，赴湘联络周震鳞发展同盟会组织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
第四，不合情理。宁调元一向积极反清，1904年就在明德学堂加入黄兴等人发起成立的华兴会，并为该会骨干，还积极参与反清起义的筹备和联络工作。因此，宁调元赴日留学之后不可能不与自己的老师和走上反清革命之路的导师黄兴以及宋教仁、刘揆一等人联系，也不可能不知道不参加同盟会成立前后有众多留日学生参加的三次重要的会议，不可能不知道同盟会成立这样重要的大事，而且在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与之并肩战斗的杨卓林、姚宏业、秋瑾、郭之奇等都已是同盟会会员，一向激进的宁调元不可能落后，没有参加同盟会。
综上可证，宁调元应是在日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时间应在1905年8月下旬。
注释：
[1]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2]杨天石、曾景忠：《宁调元年谱》，《宁调元集》，1988年版，第692页。
[3]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宁调元集》，1988年版，第648页。
[4]黄一欧：《辛亥前后杂忆》，田伏隆主编：《忆黄兴》，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12页。
[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七年（1905）（正月至八月）》，第592页。
[6]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第119页。
[7]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第104页。
[8]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2页；苏威：《秋瑾何时加入同盟会》，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315页。
[9]郭延礼：《解读秋瑾（下）》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10]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11] 《湘抚岑春萱获革命党刘道一电》，杨鹏程，胡忆红：《湖南辛亥革命史料（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3页。
[12]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杨鹏程，胡忆红：《湖南辛亥革命史料（一）》,第97页。
[13]冯自由：《革命逸史（下）》，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2页。
[14]冯自由：《革命逸史（下）》，第1094页。
[15]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16] 《中山大学学报》编委会：《孙中山年谱》，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8－29页。
[17] 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宁调元集》，1988 年版，第651页。
[18] 《周震鳞自序》，李学通，孙彩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一卷反清革命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页。
[19]宁调元：《除夕叹补述三绝》，《宁调元集》，1988年版，第62页。
[20]宁调元：《丙午除夕笔记》，《宁调元集》，1988年版，第345页。
（作者单位：湖南省教育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