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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风潮中的毛泽东与修业学校】曹威伟2019年2期总116
2019-08-26 09:05:56   来源:   评论:0 点击:

青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8月离长赴京,1919年4月份复又返回长沙,开始了他在修业学校小学部担任历史教员的工作历程,直到次年秋被湖南第一师范聘为小学部主事才离开。1919年毛泽东在修

青年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8月离长赴京,1919年4月份复又返回长沙,开始了他在修业学校小学部担任历史教员的工作历程,直到次年秋被湖南第一师范聘为小学部主事才离开。1919年毛泽东在修业学校的这段时间,正是五四运动期间 ,这一期间对于毛泽东来说收获是丰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政治思想上来看,毛泽东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自传里说:“在这个时期(指1920年以前),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革命历程上来看,毛泽东从一个师范毕业生成长为一个在全国崭露头角的革命宣传家和行动者,从究心思辨哲学逐渐转向重视现实政治斗争,通过主编《湘江评论》、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取得了最早的革命经验,结识了最初一批革命盟友,在全国建立起一定文化影响力。从个体生活上而言,1920年他迎娶了杨开慧,并在长沙开始了一段婚后生活。诚如学者李玉刚所言:日后以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领袖群伦的时代伟人毛泽东,当是青年毛泽东的逻辑发展结果;而当年尚称幼稚、思想庞杂、政张无定的青年毛泽东,则是后来之超拨伟岸毛泽东的政治生理胚胎。青年毛泽东五四期间在长沙的日子,是其一生颇富意义的转折点。
 
走向行动:组织学生运动
正如毛泽东回忆所说: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以教员的身份带动革命,以革命的旨意贯彻教书育人,乃是毛泽东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前身学校修业学校期间的工作状态。
1919年5月,恰逢五四运动爆发的前期。一战的结束并未给战胜国中国带来好消息,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在5月份的巴黎和会上被拒,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此事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学生运动爆发,提出取消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号召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此时的湖南正处于北洋军阀张敬尧的专制统治之下,爱国运动被强行禁止,外部的消息也多被封锁。早在1915年5月省立第一师范全体学生自发刊印《明耻篇》的封面上,毛泽东就奋笔疾书16个大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五四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数不多、热情奋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的传单,第一句是:“同胞们,起来!”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毛泽东一边身体力行,印发传单鼓吹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一边以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等几所学校为骨干,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工作。该联合会于1918年因反对签订《中日共同防敌(俄)军事协定》成立,却一直没有健全的组织。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来长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商量改组事宜, 6月3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改组成立,会址设于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落星田位于现长沙五一西路东头南侧,修业学校位于马王街,两校相距不远。住在修业小学的毛泽东每天都到落星田商专来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省学联成立后,发表了罢课宣言,罢课宣言这样说到:“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需挽救。……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之不存,学于何有!我们的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形势之要求,决定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修业、商专、楚怡、育才中学等长沙市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实施罢课,履行救国之责。
学联这时的主要活动是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早已在5月间由湖南各界公法团体如教育会、商会等所组成的国货维持会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当时抵制日货的中心工作。到7月9日,学生联合会又邀集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组成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共同抵制日货,并作爱国救国的宣传。这年暑假,学生联合会组织留校学生成立讲演团14个,到街上、码头、车站和挨家挨户进行反日爱国的宣传。据亲历者事后回忆,学生讲演时奔走呼号,声泪俱下,听众感动得哭起来。各校学生又组织了许多话剧团,日夜排演有爱国意义的新剧,如“鸦片战争”、“哀台湾”、“高丽亡国史”等,其中尤以修业学校化装讲演团、学生少年化装讲演团、青年白话剧团最受欢迎,其演出风靡省会,市民们趋之若鹜。1919年12月31日的湖南《大公报》载了一条新闻:“马王街修业学校学生,自本年暑假中发起化装讲演团后,至今仅演两次,第一次某团友寿诞,第二次楚怡菊花会。兹届新年在迩,团友等佥以新年不可无一种乐的表现,遂议决演剧三日。一号演喜剧百寿长春,二号演社会剧猛回头,三号演悲剧安重根。演员系**暨肄业学生,及*文社巨子汤素民蒋青心等君担任云。”从三个话剧的剧目来看,除百寿长春之外,猛回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韩国人),都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所指,而那部预备在1920年1月3日演的“安重根”话剧排演了二十多天。
 在新文化的浪潮席卷长沙与湖南之际,知识界当然也不甘落后。1919年6月15日,包括修业学校校长彭国钧、教师徐特立、楚怡学校校长陈夙荒、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等发起组织了一个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新式学会,它提倡“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彻底之研究”,故命名“健学”。该学会的成立展示出湖南知识界人士渴望了解与接受新学说以改造旧社会的迫切性,对新文化、新观念在湖南的传播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撰写《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认为健学会的成立,使原先暮气沉沉的湖南出幽因而破烦闷,称它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表示“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
 
《湘江评论》上毛泽东所撰本会总记
 
唤起觉醒:修业学校内撰稿《湘江评论》
为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报缝“本报启事”讲明报纸主旨:“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印刷则选在城东白果园的湘鄂印刷厂(至今保留旧址)。毛泽东担任该刊主编并作为主要写手撰写了《创刊宣言》、《民众大联合》等文章,他写到:“国家坏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就是民众大联合”,“天地为之改容,奸邪为之辟易。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是我们的天下,社会是我们的社会,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湘江评论》发行后,第一期印2000份,当天销完,又重印2000份。从第二期起印5000份,第二期还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刊物“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语),受到了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的热捧,很多年轻学生甚至自动到街上推销此刊,任弼时、郭亮、萧劲光等一批青年在其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短期内学生青年、知识青(不仅湖南省)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明德旬刊》曾这样描述《湘江评论》的影响力:“就像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湖南的青年站起来了,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锋,一齐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湘江评论》的火爆让湖南督军和省长张敬尧大为嫉恨,他说“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因此,他在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查禁了刊物,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联也被迫强行解散。《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应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刊物的宗旨定为: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了。毛泽东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继续用笔与专制统治和封建制度战斗。
 
 
修业学校
 
《湘江评论》的编辑部具体在哪里已不可知,但是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主要是在修业学校进行的,应该没有疑问。1919年9月5日,毛泽东从修业学校给黎锦熙寄了一封信,信写在明信片上,落款为“泽东,一九一九.九.五从修业学校寄”,日戳为“长沙府CHANGSHA 八年九月五日”。该信是毛泽东读到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有所感想乃与其交流,全文如下:“邵西先生: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这封与黎锦熙探讨刊物编辑事务的信是从修业学校寄出的。周世钊的回忆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常常不得不夜间写作,因为白天有人来访。他在修业小学住的房子与我隔壁,中间有一薄薄的隔墙。经常是我晚上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他仍在写作,不顾夏天炎热和蚊虫的叮咬。他写完之后,还要跑印刷厂,常常还要自己校对。有时他还要到街上卖上几本。他当时过的是艰苦的生活,他在修业小学的报酬每日只有几块钱,吃饭之后就所剩无几了。他个人的财产只有一顶旧蚊帐,一件破棉被,一张旧凉席,有几本书在夜间还要做枕头,一件长袍,几件灰衣服,一条发白的几乎不能穿的裤子。”易礼容的回忆也同样映证了毛泽东在修业学校时的艰苦条件:“记得一天早上我去宿舍看望他,朝阳正照在他的黑色夏布蚊帐上,他还没睡醒(当然是因为夜间工作耽误了睡眠),我轻轻揭开他的帐子看,不料惊动了好几十只臭虫,在他的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面乱窜,每一只似都肚皮饱满。想来,不止一夜、十夜、百夜臭虫饱尝了主编《湘江评论》的人的血。”
 毛泽东在修业学校的住宿条件之差,今人看来不可想象。但修业学校恰恰是这样一所以艰苦朴素精神闻名的学校。1915年校长彭国钧为修业制校训校歌,校训为“艰苦朴素”四字,校歌中则有“养成我艰苦朴素优良好校风”的字眼,全校皆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为特色,时人有“叫化修业”、“明德少爷”、“善化国民”之称。正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一个多月内他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声望也随之日隆。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赞《湘江评论》:“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一度瞧不起毛泽东的胡适也对之赞不绝口:“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至北京,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他还称毛泽东所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眼光远大”、“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除《湘江评论》外,毛泽东也不放弃自己任教学校的政治宣传领地。他与周士钊共同指导修业小学生合办《小学生》,以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形式,就反对日本,抵制外货,抨击军阀统治,声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等展开宣传。11月中旬的长沙《大公报》刊文说:全国人民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得说话,只有小学生还没有。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小学生也谈起了国家大事,一方面可见毛泽东的政治魅力,一方面也证明毛泽东任教期间对修业学校的政治风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其中贯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信念。
躬身革命:领导驱张活动
1918年,湖南的督军和省长是由北京政府任命的军阀张敬尧,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被指为湖南人民的公敌。时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2月初湖南学联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士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以此为导火索,毛泽东根据形势分析,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在教育界展开“驱张毒于湘省”革命运动的主要策动人是易培基,他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国文老师。易培基与毛泽东及其他学生,筹划起义大计。湖南学联再组,其“宣言”为“推翻武人政治”,矛头直指张敬尧。12月4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全市73所学校代表(每校2人),会议提出“张氏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员一日不受聘”的誓言,通过了驱张决议,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修业学校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罢课运动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1920年6月修业、楚怡学校学生率先实行罢课,全市73所学校13000多学生紧接着举行罢课,1200多教师宣布总罢教。时任修业、长郡校长的彭国钧因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被当局解除校长职务。毛泽东随即率驱张代表团北上,在北京组织平民通讯社,揭露军阀张敬尧的罪行和传播驱张信息,先后在京开展了7次请愿活动。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其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在强大的学生运动迫使下,加之直皖战争即将爆发,湘系军阀谭延闿、赵恒惕步步进逼长沙,张敬尧孤立无援, 于1920年6月11日在一派混乱狼藉中仓皇逃出长沙。“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时期,从长沙五四运动到驱张运动,反映了他开始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之新风,同时也让全国见识了他的政治才干。1961年9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到:“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在与新民学会成员就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是否是“小问题小事情”,离“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的政治目标是否太远等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明白表示:“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正是其转变的体现。
 
时代与实践:五四时期毛泽东的转变
从一介书生、笔杆子,到走向田间地头,运动现场,这正是毛泽东从对救国之路的探索从空想者走向躬行者的转折点。走向这个转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在起作用。
一是时代所成就。五四之前知识和思想只是在知识界里,在启蒙意义上起作用。五四促使了知识、思想与实践的伟大结合。正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哺乳了一大批成长中的新青年。毛泽东“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因此1918年6月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和一些没有找到工作而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大家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 “他们都很穷,吃上一顿愁下一顿,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他们一边读着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然而大家的心情并不悠闲,个人前途和天下大事都待解决。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宁静的,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军阀的横行,张敬尧的昏暴,青年的烦闷,工农大众的痛苦,这一系列的问题,常常潆洄在他的脑中。”(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青年毛泽东也受到其影响。毕业后一段时期,毛泽东创办参加新民学会,实行新村工读互助运动,“梦想新社会生活”采用知识分子式的探索与旧生活进行着温和的反抗。他草拟出《问题研究会章程》,通过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这个章程所列举的涉及方方面面的140个问题,尽管“致影响于现代人之进步者”,但并没有鼓励以极端的方法处理,而是提倡“先从研究入手”,“以学理解决问题”,以“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大力传播,尤其是毛泽东在上海见过陈独秀之后,得到改变。之后,毛泽东便开始着心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传播,1920年创办的文化书社可见一斑。因此,没有五四运动的伟大洗礼,毛泽东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需要更长的时间,五四运动作为时代背景催生了崭新一代的新青年归依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走向“新社会”培育了一批中坚力量。
二是实践所成就。没有实践,一切都停留在空想之中。在五四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尤其是驱张运动的成功,是毛泽东躬身从事革命运动的开端。以文章见长的毛泽东走出了书斋,走向了人民大众,走向了行动。以1919年7-8月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为例,标志着他完全舍弃了原有的英雄史观,开始把解决中国出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只是少数留学生,会党和武人所为,与民众毫无关系,而法兰西革命,俄国革命的成功正是民众大联合战胜强权的结果。因此,中国社会改造有赖于民众力量的凝聚,从各行各业的“小联合”发展为全国几十万民众的“大联合”。这是“教育,兴业,猛进,破坏,建设”诸种方法中最为有效的方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伟大的转折,从同伴同志群体走向广大的人民大众,看到民众联合的伟大,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行动走向了人民大众,参加领导学联的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发动驱张运动,参与了政治实际,大踏步地卷入到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浪涛里去,并站在浪头--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是他从书生转变为一位政治家的第一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论语·述而》:“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躬行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到,“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鲁迅认为年青人“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我们时代的青年是处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的新时代青年,新时代青年人的“生力”唯有通过躬行,通过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方能实现建功立业,方能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方能获得实现真正的自我。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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