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门弟子与晚清船山书院】甘建华2012年4期总90
2015-01-03 20:56:57   来源：   评论：0 点击：

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
东洲岛位于衡阳市区东南面的湘江中央，长2公里左右，宽约200余米。从侧面看去，它如一艘不沉的巨舰，航行在碧波荡漾的江面。从空中俯瞰，其形如大雁，与衡阳雁城之名隐秘呼应。明代陈安《衡州八景赋》云：“亦有东洲，在彼中流。桃花片片，绵浪悠悠。绿杨彼岸，江雨随舟。”清代衡阳名士常豫《东洲桃浪》诗云：“二月春波慢慢流，桃花千树簇芳洲。飞红腻作燕支水，酿尽繁华洗尽愁。”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少年时曾在东洲对面的苏洲湾王衙山下耐园苦读，为日后创建博大精深的船山学说打下了基础。
清代咸同年间，衡阳又出了一个盖世大英雄，他就是原湘军水师提督，后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的彭玉麟。光绪十一年（1883）春三月，回籍养病的彭玉麟，见位于王夫之出生地回雁峰下王衙坪的船山书院，“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于是奏请朝廷颁旨，并捐赀一万二千两，在东洲岛上重建船山书院，使原来的一个县级书院升格为道级书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则凡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给发膏奖，皆应归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改建船山书院片》）。据说书院每年总收入共计折谷5000余石，如此充足的经费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所学校所不敢奢想的。
彭玉麟还亲自为书院撰联：“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三篱桃浪暖，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联语立意高远，用典自然，既称颂船山先生治学严谨，造诣高深，又勉励后辈学子珍惜青春年华，勤学苦读。
船山书院任教的先生由“四府士绅商请”，像杨柏寿、夏彝恂等都是“学问名望素优之士”，主持书院的山长更非当世大儒不可，彭玉麟第一个想到了湘学泰斗王闿运。早在咸丰三年（1853）秋，曾国藩衡州编练湘军时，二人就已相识，并素相友善。睥睨群雄的王闿运，对彭玉麟评价颇高，谓之“刚介绝俗”、“功绩卓著”、“行谊可敦薄立懦，嘉言奇行，不可胜记”（王闿运《彭公玉麟行状》）。彭玉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亦极为推崇，因此多次邀请他前来掌教船山书院。只因王闿运其时正主讲四川尊经书院，不能辜负川督丁宝桢的礼遇和川中士子的信任，因此未能到任。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初春，四川事了，他才在衡州知府窦世德的恭请下，从湘潭云湖桥来到东洲，掌教船山书院。至为遗憾的是，老友彭玉麟已于一年前去世。
王闿运上岛的时候，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漫洲灼灼的桃花，灿若红霞，给整个小岛披上了一层迷离绚烂的轻纱。那一片片落红漂浮在江上，仿如云霞入水，变成了暖人的桃浪。他不由慨叹道：“东洲桃浪，衡州府八景之一，斯言不谬也。”五月二十二日，他亲书一联贴于院门，表达了办好船山书院的钧天之志，联曰：“海疆归日启文场，须知回雁传经，南岳万年扶正统；石鼓宗风承宋派，愿与重华敷衽，成均九奏协箫韶。”自此，他在这儿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应聘掌教亦二十五年矣”（《邗江王氏族谱序》）。
湖南书院历史上具有浓郁的祭祀之风。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非常重视对乡贤的祭拜，尤其是对大儒王夫之的祭祀，使之成为清末王学的大本营。船山书院本来就是为祭祀王夫之而建，王闿运在平日的教学中，不课八股，以实学造士，注重引导院生诵读王夫之的遗著，并亲自带领诸生定期祭拜先贤，以此培养弟子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结，从而弘扬湖湘文化中绵延不绝的船山风骨节操。
因为王闿运的到来，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岳麓、城南、渌江等书院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莘莘学子也负笈前来，“海内执经问学者踵相接” （《衡阳教育概况》第六篇），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誉，因此成为晚清十大书院之一。
“王闿运为人恬淡洒脱，言行警拔，有类禅僧。门生满天下，举世仰为泰斗，诗文亦称当代第一”（朱经农、唐钺、高觉敷《教育大辞书》）。在晚清书院教育衰颓的情势之下，王闿运力倡通经致用，实施经世教育，培育经世英才，世人谓之“抟土成人，点铁成金”（尹铁凡《大师湘潭王闿运》），“成就之士多至数千人”（湖南巡抚岑春蓂奏折语）。其中许多人在他生前身后，纵横捭阖于中国近现代大舞台，事功德业超过了孔门弟子，因此尊其为孔子之后一代师表，实不为过。

王门弟子与近现代政治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颜其居曰湘绮楼，人称湘绮先生。祖籍衡阳西乡，后徙湘潭，生于善化（今长沙）。其“壬父”两字小印，颠倒观之则为“文王”，隐喻素王改制。《清史稿》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五举孝廉，二十八遂通诸经”，今人张鸣说他“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历史的空白处》）。乡试中举后，他一度入曾国藩幕，后游说京师，以布衣而动公卿。咸丰皇帝最宠信的权臣肃顺收留府中，“奉之若师保”（《清史稿》）。咸丰帝读过他为肃顺代书的奏章后，问：“此人为何不出仕？”肃顺回答：“此人非貂不仕。”咸丰帝一挥手，说：“可以衣貂。”当时规矩，二品以上的大员和翰林才可以穿貂皮衣。翰林品级虽不高，因为是天子门生，故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从那以后，别人就称他为“衣貂举人”了。但他不以文人学者自限，特别留意海内鼎柱人物的动向，意在兜售帝王之学，期冀封侯拜相，功标青史。然而事与愿违，游幕无功，只得潜心于经史研究，肆力于诗文创作。虽然“纵横计不就”，但“慷慨志犹存”，他不忘在弟子中物色衣钵传人，以便将自己一生中的真实学问倾囊相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旷代逸才”杨度出现了。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湘潭姜畲石塘村人。这年春天，21岁的杨度参加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王闿运得知杨度乃贾谊、谢安一类人物，便亲自前往湘潭县石塘铺杨家，招其前来船山书院就学。杨度师从王氏3年，深得王氏喜爱，师生关系亲密，互相之间可以随便开玩笑，王氏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晳子”。杨度曾问乃师入世之法，王授以“多见客，少说话”六字真言。
杨度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不顾恩师的劝阻，东渡日本研究君主立宪政体，立志在清末民初乱世大显身手。他的一生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袁世凯、袁克定、张勋、曹锟、汪精卫、孙中山、黄兴、蔡锷、鲁迅、李大钊、周恩来、陈赓、夏衍、齐白石等诸多人物命运相连，可谓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救国之路的一个鲜活例证。
杨度早年参与公车上书，后来又支持袁世凯称帝，洪宪王朝崩溃后，转而帮助孙中山，投靠青帮杜月笙， 1929年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他的身份经历了无数次转换，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晚近中国种种错综尖锐的矛盾。他始终以“国士”自许，有救国之心而所托非人，空怀博学宏识而把握不到时代脉搏，杨度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艰难崛起之路的一个缩影。
杨度曾写下一首气势磅礴、洋洋洒洒2000字的《湖南少年歌》，可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相媲美。他认为，中国应以湖南为中心，团结起来抗御外侮，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对湖南爱国青年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历史虽已翻过100年，但《湖南少年歌》所表达出的天下兴亡之责舍我其谁，为国为民之事身先士卒的精神与气度，依然有着强烈的穿透力和现实感。
由传授帝王之学到补上老庄之学，由力荐进京做官到敦促奉母南归，杨度跟随恩师走过了20多年风雨历程。1916年10月20日，王闿运在云湖桥无疾而终，享年84岁。寄居天津、时运乖蹇的杨度闻悉后，悲痛难抑，作挽联曰：“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上联激赏恩师具备旷古未有圣人之才，但又逍遥自得，明哲保身，与世沉浮；下联慨叹自己从师多年，身怀帝王之学，但所遇非时，有愧恩师的期望。联语深沉，感情真挚，读来痛感乱世颠沛流离，让人凝咽无语，欲说还休。
王闿运掌教船山书院，原在湘潭的一帮弟子也追随来到衡州，刘揆一即为其中之一。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祖籍衡山，先祖刘汉宗迁入湘潭县白石铺杨柳冲，落籍湘潭。父刘方尧，太平天国起义时应募为湘军营勇，后充湘潭县衙刑房差役，和会党常有接触，同情他们“反清复明”的宗旨。刘揆一原在白石铺读私塾，光绪二十年（1894）拜师王闿运，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办事能干，因此在诸生中颇有威信。
光绪二十三年（1897），维新启蒙运动轰轰烈烈，湖南巡抚陈宝箴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戮力同心，使湖南新政在各省引人注目，其中办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时务学堂，引得热血热肠的湖湘子弟纷纷投奔。刘揆一消息灵通，对时务学堂的教学甚是仰慕，认为国乱民危之际不是潜心故纸堆的时候，要的是能够拯救社会的真才实学，而时务学堂恰是培养如此人才的摇篮。他在诸生中一宣传，便有好些人坐不住了。腊月的一天，他托门房转交一封信给先生，领着几个知己好友，悄悄地在太子码头（今泰梓码头）坐上一艘小火轮，往长沙投奔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去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刘揆一自费留学日本，结识黄兴，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同年末回国，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及胞弟刘道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任副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加入同盟会，因孙中山不常在日本，长期代行东京本部总理职务，苦苦支撑危局，不时被人揍得鼻青脸肿。武昌起义时，他亲临汉口前线任督战员。南京政府成立，担任参议院议员。1912年8月，出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声明脱离同盟会，另组相友会，以示不与国民党合作。1913年7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攻击辞职。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遭其坚决拒绝。1916年初，在天津创办《公民报》，刊登反对帝制、反对日本的言论，报馆因此被日租界当局查封。同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出任国会议员，直至1918年国会解散。北伐前夕，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为其弟刘道一（同盟会首义烈士）编撰《衡山正气集》，1929年出版《黄兴传记》，1932年到南京受聘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1933年被蒋介石聘任为行政院顾问，后因反蒋而解职。抗战期间，隐居湘西洪江。
刘揆一与毛泽东交谊甚笃，建国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毛主席两次亲笔致信，并派员接他去北京晤谈，可惜由于病魔缠身，未能成行。
王闿运在船山书院主要讲授三门功课，一是功名之学，一是诗文之学，一是帝王之学。夏寿田选择的就是功名之学，目的就在于考取进士点翰林。
夏寿田（1870～1935），字耕父，一字桂父，号午诒、天畴、直心翁，湖南桂阳县莲塘大湾人。其父夏时（字菽轩）官居江西巡抚，对王闿运十分恭敬，曾礼聘王氏主讲南昌豫章书院，还把3个儿子送到书院拜其为师。当刘揆一等人弃船山奔长沙时，杨度也心痒痒的，夏寿田却是一心一意遵从父命，天天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四书文、试帖诗中。王闿运对他十分器重，从《丁未中秋泛月，遇夏午诒，同舟上白沙，绕洲还院作》一诗可知，师生关系非常之好。《湘绮楼日记》对此也多有记载。
夏寿田文学甚佳，下笔千言，顷刻而就，更兼能诗，尤精于词，著有《直心道场诗稿》、《孙子选注》、《金刚般若赞》、《涿州战记》等书。他还写得一手好字，不论篆隶行楷，雄浑朴茂，工整有致。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夏寿田中进士第八名，殿试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王闿运谑称其“夏榜眼”。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寿田因“妄言忤旨”遭革职。宣统三年（1911）起复，诰授朝议大夫。民国成立（1912），任湖北省民政长，后以鄂人反对去职，进京投靠袁世凯。翌年任总统府内史，转年充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拥袁称帝，制诰多出其手。帝制失败后，在京办《谠言报》，发起共和统一会，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逃匿天津租界，入曹锟幕，充任机要秘书。1922年夏，他协助杨度劝说曹锟，阻止吴佩孚入粤援助陈炯明叛乱，使孙中山度过了难关。1927年，国民政府委其为青岛市长，但没有赴任。晚年定居上海，参禅念佛，与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杨度，帮助过上海地下党。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拨专款为其修墓。
夏寿田在船山书院求学期间，被招为衡州名宦、麟凤山庄主人程商霖的大女婿。光绪二十三年（1897），程商霖与王夫之八世从孙、安徽巡抚王之春，捐银奏准兴建珠晖塔，与湘江对岸的来雁塔互为犄角，锁镇衡阳龙脉上的一道风水，阻止衡阳的文采、钱财随浩荡北去的湘水流失。夏寿田与舅兄程崇信鞍前马后，出力颇多。
湘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蒋啸青，也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蒋啸青（1882～1928），原名式嘉，字常青，耒阳县肥田圩（今耒阳市肥田乡）人，6岁入私塾，14岁应童子试中秀才，光绪二十九年（1903）就读船山书院，5年后考入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攻读博物科。从1916年起，他先后在衡州府中学堂、新民、成章、道南、蒸湘等中学讲授植物学和社会学，并在省立三师、三中、三女师当过多年校长。由于他教学治校有方，被誉为“湘南教育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蒋啸青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发动学生响应，在衡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第一个喊出“我们必须走俄国人之路”。1920年，何叔衡、夏曦率领驱张（湖南军阀张敬尧）代表团来衡，他给予最有力的支持。1921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湘南最早的党小组和党支部，成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培养和引导下，蒋先云、邝鄘、毛泽建、邓中夏、谢维俊、伍云甫、伍若兰、曾希圣、张经武、江华、黄克诚、张际春等一大批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1月，他从武汉赶回耒阳参加湘南暴动。4月18日，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转移，在耒阳、永兴交界的上架古楼山被敌人包围，他的儿子蒋乐群、弟弟蒋次青、堂弟蒋式令当场牺牲，本人受伤被捕。4月26日，蒋啸青被害于淝江桥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梁镇中（1872～1927），字醉生，号旷庵，耒阳市永济镇人，船山书院首批弟子，学业优良，有“政治之想”、“种族之思”、“怀抱伟略”（《旷庵文集》卷七）。1903年，在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等组织华兴会。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工作。孙中山让总统位给袁世凯，梁即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到河北宛平开展民主革命活动。1917年9月，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梁被任命为大元帅秘书。奔波西南各省，联络部队，支持护法战争，深得孙中山信任。1927年随军北伐，9月27日病逝于上海，是年12月18日归葬故里。

王门弟子与近现代文艺
王闿运的文章汪洋恣肆，见解独到，颇有一代文宗气象。近代著名学者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王闿运列为清末光绪、宣统年间诗坛旧头领，比附为《水浒》“托塔天王晁盖”，冠于一代诗人之首。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以王闿运比附为《水浒》中“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汪氏、钱氏皆称王闿运“近代诗坛老宿”、“近代湖湘派魁首”。
王闿运自诩于名声看得并不重，实则特别好名，甚至恨不能将天下有才的人都延揽到自己门下，大有东汉末年郭林宗之风。譬如清泉县（今衡南县）出了一个神童，名叫沈琇莹（1870～1944），家贫乏学，为人放牧，挂角而读，一经点拨，即能成诵，后得族人资助入学读书，县、府、道试连中小三元。王闿运听闻后，怜爱其才，收至门下。他只要听说谁有文才却不来拜他为师，心里就很不痛快，对那人的文才也会在脑海中大打折扣。譬如杰出的艺术大师齐白石（1864～1957）最初就是这样。
王闿运早就听人说，白石铺出了个怪木匠，雕花手艺在湘潭数第一。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家境贫寒，却沾染上文人习气，好吟诗绘画，所画人物花鸟就像真的一样。光绪二十五年（1899），供职翰林院的妻兄蔡枚功来信，说湘潭有人来北京，称赞木匠齐白石怎么怎么了得，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王闿运大惊，没想到芝木匠的名声已传到三千里外。听说门下铁匠张正旸认识齐白石，便叫他赶快催促齐白石速来东洲拜师。
是年十月十八日（1899年11月20日），齐白石来到东洲岛。他衣衫褴褛，土头土脑，腰间还别着一大串钥匙，惟有眼睛晶莹透亮，阅人甚多的王闿运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外拙内秀的人。齐白石按照古礼，拿十吊腊肉作为束脩，并呈上自己的诗集。王闿运翻看后，笑称这是《红楼梦》中的薛蟠体。但在看过他的印谱和画作后，心里非常高兴，说：“你奏刀有力，布局开张，缺点是篆字的功夫还不到家，今后还得多练练字。你的画气韵生动，大大超过了时下的一批画人，尤其是那些鱼虾鸡虫，一只只似可呼之欲出，令人观之赏心悦目，其乐无穷。你今后的成就必定在绘画上，再努力几年，曹霸、韩干当不足法也。至于诗文，只能作为你的画、印的陪衬，但这陪衬也是很重要的，我就来帮你提高这门功课吧。”多年以后，齐白石“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我至今铭感不忘”（《白石老人自述》）。
在几番往来船山书院问学时，齐白石结识了衡州府书画名家冯臼、萧俊贤、萧迁、姚尊、蒋铨衡等，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期间在蒋铨衡家留住月余，互有作品相赠。
王闿运在担任船山书院山长期间，不重出身门第，只问其本身有无才学，主张凡人皆有好学之心，自己即有诱导之责，这一点比孔夫子更加有教无类。他将木匠齐白石、铁匠张正旸、铜匠曾招吉纳于门下，悉心点化，卓尔有成，人称“王门三匠”。再加上一个诗僧八指头陀（1852～1913），四大异人横空出世，让王闿运“老脸增光不少”，至今人们说起来，仍是湖湘文化的一段佳话。
杨度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上元迁衡山，天启年间再由衡山迁湘潭，所以他一直以衡州作为桑梓之地。他自己赴东洲岛做了王闿运的得意门生，后来连带着他的妹妹杨庄、弟弟杨钧都成了王门高弟。杨钧《草堂之灵》称：“奉天东北大学教授刘朴撰《清文学史》，称余兄、姊及余为湘潭三杨，承湘绮之正统。”
杨钧（1881～1940），字重子，号白心，晚号怕翁，自呼五里先生，斋名白心草堂。与醉心帝王之学的兄长相反，杨钧专心致志于诗文与金石书画。杨度有时跟他大侃先生的王霸之学，他却不以为然，认为先生在这个方面毫无建树，诗文成就则可谓独步天下。他的诗文深得王氏真传，金石书画有点像齐白石，虽无师承，却天赋很高，数年苦心钻研，描摹的山川景物、花鸟虫鱼，让人刮目相看。王闿运自己不擅此道，却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他把这些名人字画都借给杨钧观摩体会，又让他拜衡州府城内姚姓画师为师，每五日进城学习一天。齐白石上岛后，他让杨钧与齐同住一室，两人相见恨晚，竞日谈书论画，不亦乐乎。
杨钧与大书法家李瑞清相交二十余年，经常探讨书法的奥妙，有时竟然三四夜不睡。1915年，李瑞清在沪鬻书为活，收益颇丰，致书招杨钧和衡阳曾熙去上海，建立书画脱辣司（托拉斯），杨钧笑说：“你就不怕我抢你的生意吗？”李瑞清说：“船多不碍桨，没关系。”曾熙欣然前往，其后曾、李齐名，享誉大江南北。杨钧因素来厌与闻人周旋，遂婉言谢绝，最终名不出闾里，只是一位湖南书画家而已。
杨钧著有《白心草堂诗稿》、《白心草堂金石书画》、《白心草堂联语》等书行世。所撰《草堂之灵》十六卷，收录笔记260余则，所记内容涉及书画诗文、名人轶事、收藏掌故、读书笔记、三湘风俗等，独具见识，文笔明快，实是民国文人笔记中不可多得之佳作。从其谈艺文字来看，其书法功力应该不弱，大约能与曾熙相颉颃。
《草堂之灵》关于恩师王氏行状，无一处不可信，读来让人颇感亲切，有的故事甚至让人忍俊不禁。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取满清而自代之，但未被曾氏采纳。《草堂之灵》记载说：“湘绮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
杨庄能作诗，王闿运是偶然得知的，读后赞其诗言近而旨远，意显而寄深，实乃难得的闺阁佳作。待见到真人之后，端庄娴淑的杨庄更让他好感倍增，当即收为女弟子。他还竭力撮合杨庄与第四子王代懿的婚事，从此视为己出，希望能将她培养成李清照第二。杨钧在《草堂之灵》中写道：“余之女兄名庄，字叔姬，为湘绮楼第四媳。读《后汉书》时，湘绮命作《臧洪论》，批其文曰：‘读范史能学范文，可称才女。’于是湘人皆呼曰‘才女’。”杨庄著有《湘潭杨庄诗文词录》传世。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盛称杨庄为“当代诗家”，认为“其学力不在黄公度之下”，“风力在曹、陆、左、阮之间，洵一臣子也”。
除了杨庄，王闿运在衡州还有两位寄名女弟子，一位是衡山名门聂氏之女有仪，另一位是衡阳名门魏氏之女芝麓，二人均有诗文集传世。
王门弟子有不少出身官宦耆绅之家，大多没有贵介习气，而是奋厉踔发，像夏寿田、向燊、陈兆奎、程崇信、马声烛、夏绍笙、颜楷等，都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名字。
衡山白莲寺（今衡东县白莲镇）人向燊（1864～1928），字乐谷，号抱蜀子，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书画鉴赏家，小传载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湖南书法史》。据说，他年少时有“神童”之誉，长大了却极不喜欢八股文，30岁始入县学，补廪膳生。光绪二十年（1894），他被父亲向熙（字晴峰，广东万州知州）送到东洲岛，受业王闿运门下，眼界大开，心智大开，对《毛诗》典籍颇为精通。王闿运见其体貌魁硕，声如洪钟，有一股英雄之气，遂为之赠联云：“插羽能飞酒；交锋便著文。”其书法遒劲有力，与谭延闿齐名，篆写盂鼎，方拙入古。他以宋人笔意画《三松图》，甚能体现其嶙峋傲骨，一时驰誉艺苑，收入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名人画集》。
桂阳陈士杰，字隽丞，曾国藩门生，湘军悍将，曾官浙江、山东巡抚。他也是王闿运的挚友，在船山书院东洲初创时，即将第十一子兆奎和另两个儿子兆銮、兆璇送到王门就读。陈兆奎，字完夫，号隐庵，王闿运甫一见他，作诗一首相赠：“玉堂金印有家风，瓀佩青衿舞勺童。学篆已谙三体妙，成诗还与八叉同。南厓未肯夸年少，东鲁知曾养圣功。忧国不须求将种，坐看黻黻佐熙隆。”陈兆奎后来回忆：“从游十有余年，始知六经所以论道，游艺必本于依仁，修己乃来物之基，入世有逍遥之乐”（《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序》）。他著有《隐庵诗集》、《隐庵文集》，王闿运评述“起颇神似”、“结意横肆”、“经史词章皆有体段”（《湘绮楼日记》），“大有天分，隽丞有佳儿也”（湘绮楼说诗）卷五）。杨钧称其“诗文在晋、宋之间，清丽雅饬”，“但才力薄弱，不能健举，故非拟古不工。然较之今日诗人，则无可与抗者”，“湘绮酬答之什，多其手笔，他人不能混也”（《草堂之灵》）。他仿《论语》辑录恩师平日言行，纂为《王志》一集两卷，成为后世研究王闿运的珍贵文献。可惜英年早逝，王闿运十分伤悲，作挽联曰：“经史词章得替人，方期光大名门，同寻陋巷箪瓢乐；狱讼平反推老吏，所惜衰羸形役，遽舍京尘布輤归。”
陈兆奎外甥程崇信（1864～1933），字戟传，号天鬻老人、乌台旧吏、二溟、半芋翁等，衡阳人，其父两淮盐运使程商霖是陈士杰女婿，光绪八年（1882）船山书院集捐创办人之一，程崇信及从弟程颂旭也成了船山书院首批住斋生徒。从现存资料来看，王闿运与程家的关系特别友善，多次赠联赠文给程家上下，程家投桃报李，光绪三十年（1904）刊刻了竹醒楼本《湘绮楼笺启》。光绪十九年（1893），程崇信举孝廉，大挑得选知县，后任延安知府、潼关道台，民国初任平政院肃政使，后又被湖南省推举为众议院议员，为湘籍27个议员之一。他师承有道，学问广博，著有《春秋穀梁汇义》、《王氏诗补笺释》、《读左随笔》等。他也是一个著名书法家，今人林乐伦在《衡阳历代名家书画赏析》（25）中称：“程崇信家境充实，且师于湘绮，故心眼开阔，观其书法，笔力遒劲，气度为先，苍而不老，意在创新。略失古意，则为小憾。”程崇信尤好金石，喜欢结交当世名士，为人慷慨大方，与那些纨绔子弟相去甚远。晚年回衡，皈依佛教。1915年夏天，湘江水再次暴涨，船山书院又被淹没，已经无力维持，王闿运最终允诺船山书院与船山祠合并为船山存古学堂，程崇信担任监学。1933年10月8日下世，夏寿田为他撰写墓志铭。
马声烛（1866～1928），字话山，号虯公，衡阳弟子，光绪诸生，平生教书自给，曾客幕宾，书法有名于时。
夏绍笙（1875～1939），字伏雏，号钧斋，晚号蠡园老人，衡阳名士夏时济次子。追随王闿运多年，熏陶既久，诗如所尚，也追踪汉魏晋唐，并以生平所著结集《绮秋阁集》，表示不忘师承。
颜楷（1877～1927），字雍耆，号拔室子，四川成都双流县华阳人，清代诰封建威将军后裔。其父是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时的院外弟子，本人则是船山书院的亲传弟子。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乡中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参加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最末一科科举考试，中第六名进士，翌年被清廷派往日本攻读法政，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讲。他是辛亥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四川近代史上著名书法家，今成都人民公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一侧书法即为其作。�C

王门弟子与近现代教育
王闿运来到衡州船山书院时，马宗霍还未出生。马宗霍（1897～1976），原名承堃，室号霋岳楼，晚号霋岳老人，衡阳县集兵滩（今集兵镇）人。宣统二年（1910），13岁的马宗霍始受业王氏门下。他聪颖活泼，性格乖巧，学业出类拔萃，因此颇得王闿运的欢心，时常对其加以点拨。他后来从事朴学、小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得益于恩师早年的精心栽培。“真正传湘绮经、史、词章之学者，非李金戣辈，而为马宗霍”（萧艾《王闿运评传》）。新中国建立后，马宗霍担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后又担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60年7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王闿运除了诗文瑰丽，最有名的是幽默，其幽默多发为联语，喻谦编有《湘绮楼联语》四卷，收集甚夥。喻谦（1870～1931），字昧安，衡阳人，撰有《湘潭王湘绮先生行述》、《王氏六书存微》，宣统元年（1909）重新翻刻了恩师的《湘军志》。1919年，喻谦应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阶的邀请，编修《法源寺志》，数月而成。接着编写《新续高僧传四集》六十六卷，穷穷矻矻，历时五年，写作成功。喻谦曾留学日本，归国后执教船山书院。
雷飞鹏（1863～1933），字筱秋，号艾室，晚号艾叟，湖南嘉禾县普满乡定里村人，船山书院首批弟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历任湖南绥宁、祁阳、湘潭、宜章等县训导、教谕等职，后任盛京将军衙门提法司科员、铁岭税捐征收总局主管，加正六品同知衔。其公开身份是清朝命官，实则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在东北密秘进行革命活动。1925年任教于上海群治大学，1928年冬回乡，担任《嘉禾县图志》总纂和《蓝山县志》纂修。毕生苦读经史，能诗善文，教学有方，曾两任宁远泠南书院山长，弟子遍布九嶷山麓。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雷溪草堂集》、《都庞山馆诗文集》等经史杂文数十部，文章散见于京、津、沪、汉及东北各报刊，晚年客居桂阳县城颐养天年。其子嗣尚于抗战前任北平市教育局长，嗣尚夫人唐舜君为行宪国大代表，绰约多姿，有“国大之花”的美誉。
李馥（1854～1929），又名端方，字子敬，号稻人，湖南祁阳县（今祁东县洪桥镇松木村）人，可能是船山书院历届弟子中年龄最大的。他幼年随祖父读书，10岁能批点古文，撰写文章，18岁应童子试，拔列前茅，次年在家设馆教书，得学俸以养父母，兼课诸弟学习。光绪十七年（1891），王闿运讲学东洲，李馥抛家舍子，只身前往就读，为王氏所器重，得其公羊学之真传。翌年参加府试，以优等第一名补廪膳生，与湘乡李希圣、嘉禾雷锡龄齐名，人称“湖南三才子”。十九年赴省乡试，因擅长公羊学，得中为正科举人。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谭嗣同、熊希龄设湘学会于长沙，宣传维新理论。李馥由于思想守旧，认为康梁是“曲学阿世，将乱天下”，亲往长沙辩正，不能取胜，乃设馆于家，分经义、史事、词章三科教导学生。教学之余，从事著述，撰《大学中庸蠡言》、《论语训释》、《孟子文演》若干卷。民国建立后，以清朝遗老自居，郁郁寡欢，放浪形骸。1920年主修《祁阳县志》，后由其弟子黄蟊校订付梓。
常宁人唐牧六（1875～1937），曾祖唐训方乃湘军名将，做过湖北巡抚。据说唐牧六有过目成诵的能力，十五六岁已读完四书五经，旁及诸子百家。19岁考取附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改组后回乡，听说王闿运讲学船山书院，即进入东洲从学数年。王闿运任北洋政府国史馆馆长，他即是跟随北上者。后应常宁同乡、同盟会会员王亨五之邀，往长沙、武汉一游，无所成就，遂绝意仕进，以设帐授徒为业。门下弟子如郭竺真、罗召南、唐珉君等，后来均为民国时期高级文秘人员。
刘豢龙(1883～1943)，名异，号隽礼，衡阳县金兰寺戒奢堂人。年幼力学，早岁即工骈文。就学船山书院时，深得王闿运赏识，收为登堂弟子。书院时有耒阳人蔡人龙，王闿运称他们二人为“南楚二龙”。以后入武昌湖北存古学堂，专攻经史词章，尤以词章著称。章士钊赞其成就在魏晋南北朝大家之上，将他与当时另一著名词家湖南新宁人刘永济（宏度）并提，称为“湖南二刘”。一生以舌耕为业，好高谈阔论，名士派头十足。二十年代在东北大学执教，“九一八”事变后，被武汉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之后又受聘于北平民国学院、民国大学、湖南大学，先后任大学教授20余年，为学界所重。民国成立后到北京，借住词章学家郑孝焯家，一面精研诗词，一面编辑《中国学报》，宣传保存国粹。同时混迹政界，被荐为工商部主事、农商部主事、佥事。章士钊长教育部时，延为佥事，与鲁迅共事。章倒台后，又到内务部挂了个存记知事的空头衔。以后又出任湖南省土地呈报处处长、省府高级顾问，获得过南京国民政府农商部一等奖章。著有《六艺通论》行世，诗词散见有印本。1943年病逝于衡阳，临终前推荐陈墨西（琼瑶祖父）接任其省府顾问。
耒阳人蔡人龙，字渔春，是王闿运晚年得意门生之一，后为南社社员，湖南大学教授。据李肖聃《星庐笔记》载：“渔春在船山以治公羊有名，每发一问，湘绮常用心以答之。札记有新得，则令女佣周媪烹面以赐。后衡阳道以先生年老，请其归云湖故居，而迁弟子八人从之，渔春亦在其列也。渔春后入岳麓文史专修科，教授湖南大学，其点勘古书，手钞群籍，有师门之风。”“能诗，其《落花》十二首，艳称一时”（萧艾《王闿运评传》）。现存湖南图书馆有署名王闿运的《唐十家诗选》二十六卷抄本，首页有蔡人龙的题识。他还著有《湘绮年谱》。
吕翼文，字雪堂，王闿运川、湘两院高足，与颜楷同里。他先从王氏肄业于尊经书院，王氏回归故里掌教船山书院，他又从四川赶来湖南，矢志追随先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吕翼文在乡中举人。翌年，清廷欲破格选拔人材，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了经济特科，学部大臣张百熙首荐吕翼文，吕力辞未就，学长杨度却高中榜眼。受王氏影响，他毕业致力于讲学著述，并创办《朴学报》，著有《说文释例》、《说言语理董》、《王氏礼笺疏》等，成为四川近现代史上一位名儒。曾任北江书院山长、广安紫金精舍主讲，“演其师法，分程教学”。主讲重庆经学书院时，门生杨庶堪后来被孙中山先生相中，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四川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东省省长等职。另一个门生更有名，就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据章炳麟所撰《邹容传》记载：“容稍长，从成都吕翼文学。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翼文惧，摈之。”又过了几年，“容既明习国史，学于翼文，复通晓《说文》部居。疾异族如仇雠，乃草《革命军》以摈满洲”。
向燊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旋即出任衡州府中学堂和南路实业学堂监督（即校长）。他以敬业乐群的精神，长于治事的能力，使草创中的两校得以规模略具，《衡州府志》谓之“历时五载，其时菁英，多出门下，俱以泰山北斗拱之”。当时，进士出身的著名书法家曾熙，亦长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两校毗邻，曾熙深佩向燊德才，特邀其兼任南路师范斋务长，综揽一切。从此，两人成为生死契友，后相邀居沪卖字鬻画自给。辛亥革命后，向燊出任陇南观察使、渭川道尹、湘江道尹、湖南省财政厅厅长，仍不忘教育为本，设法集资在家乡创办尚德学校，先后两度出任校长，经营擘划，不遗余力。其子向大延、孙向拔京等后虽迁居台湾，为该校捐资助学至今不辍，使之成为衡阳杏坛的一颗明珠。
王氏门墙中，后来有许多弟子从事教育事业，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名师。湘潭人胡元倓（1872～1940），字子靖，号耐庵，湖南新兴教育事业开拓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3月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光绪三十三年冬膺选湖南教育总会副会长。杨钧光绪三十二年（1906）自日本留学归来，受聘于胡元倓及湘乡胡少潜、长沙郭泂伯，讲学数年。蓝山人赵秉钧博览经史百家，授业于蓝山潇源书院多年，弟子成才者众。南岳人旷经燊（1891～1954），字秉笙，号衡山逸民，1931年获湖南省高等文官检定考试魁首，但无意仕途，终生从教，创办衡立模范国民小学。陈简青在抗战中不避时艰，倡办衡阳广湘中学，虽然数度毁于兵燹，仍数度迁址重办，使衡阳的文化教育薪火不绝。
作者单位：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