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锐在20世纪初历任江西巡抚、署广东巡抚、署闽浙总督、署两江总督，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同为“清末新政”的推动者和中坚力量，其地位举足轻重。他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改革创新的精神，针对晚清积弱积贫的局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技术，强国富民，拯救民族危机。他在江西、广东、福建等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兴利除弊，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曾称赞李兴锐为“粹然循吏”（《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总办山内粮台，补授大名知府
李兴锐，字晋初，号勉林（又作冕庭、勉庭），浏阳东乡筱水垅（今属古港镇）人。道光七年（1827）九月二十日出生。父亲李锡祺，是当地乡绅，获得过从九品官衔。母亲周氏，生有四子，李兴锐居长。李锡祺道光二十五年去世，李兴锐的伯、叔父与他分家，“仅予薄田数亩”（李昌洵《勉林府君行状》。下文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出此篇），家境顿衰。当时李兴锐只有十九岁，成为家中顶梁柱，他和弟弟们“躬耕奉母，日则亲秉耒耜，夜则课诸弟读，刻苦淬砺，不以穷困自馁”。咸丰二年（1852）夏，太平军自广西进入湖南，七月底，太平军西王萧朝贵领兵攻打长沙，并派人与浏阳会党征义堂首领周国虞潜通消息。周国虞也是东乡人，其住地古港高浒及征义堂据点三口、煤田等地，与李兴锐居住的筱水垅邻近。李兴锐让三弟兴镜、四弟兴铎保护母亲到山中避乱，自己与二弟兴鉅“会集邑人土，举行团练，清内奸，固众志，群情大定”。十二月，他率团众协助清军将领江忠源对征义堂起义进行了镇压。
咸丰四年，李兴锐考中秀才。咸丰五年、六年，太平军由江西铜鼓、万载等地“谋窜浏阳，进窥长沙”。李兴锐率团勇协助清军守备周虎臣（一作“杨虎臣”）加强防卫，阻扼了太平军的进攻。后经湖南巡抚骆秉璋奏保，被赏给训导职衔。
咸丰六年，湖南龙山县举人李如崑任浏阳训导，见到李兴锐后“一见奇之”，说：“浏阳人杰，无过李某者。” 李如崑和湖北黄梅人、江西委用道帅远燡都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好友。咸丰七年、八年，帅远燡、李如崑分别写信给曾国藩，推荐李兴锐。咸丰八年七月，李兴锐见曾国藩于江西湖口军中，曾国藩派他为随营委员（委员，指被委派担任特定任务的人员），与胡云衢、王澧共同管理湘军陆营军械所。李兴锐以其出色才干和廉洁、勤勉的品格，受到曾国藩的信任和倚重，得以“入参戎幕”，与曾幕中李鸿章、郭嵩焘、李元度等人“讨论战守，多奇中，诸公均推重之”。咸丰九年七月，曾国藩上奏请奖湘军出力人员，李兴锐被奖为即选知县。
咸丰十年六月，清廷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将行营驻扎在安徽祁门县城，奏明在南昌设立湘军总粮台，派江西布政使负责其事，在祁门另设行营支应粮台，派江西建昌府知府隋藏珠与江西候补知府张韶南会同管理。咸丰十一年五月，曾国藩派李兴锐为行营支应粮台帮办，“专司支发”（曾国藩《复张韶南》）。八月湘军攻克安庆，图攻金陵，又在安庆设粮台，名为江外粮台，调隋藏珠等人管理，“其留于祁门者，支应皖南诸军，名曰山内粮台”（曾国藩《造报历年军需收支款目分四案开列清单奏请报销折》）。当时张韶南已去世，曾国藩命李兴锐接任山内粮台总办。是时，安徽南部各府、县城屡屡被太平军攻占，祁门为“往来孔道，贼所必争之地，警报时至，一夕数惊”，李兴锐经理有方，保证了军饷的供应，“卒能转运不绝，军食赖以常充”。
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初七日，太平军奉王古隆贤部“乘雪夜”攻陷祁门县城，占城三日，初十日退出县城。李兴锐提前侦知太平军将来袭，预先将所有辎重和银饷迅速转移藏匿，使太平军一无所获。
江南战乱，在祁门的难民数以万计，都靠山内粮台的赈济为生。李兴锐想方设法救济饥民，“劳来抚辑，全活万计”（《清史列传·李兴锐传》）。
李兴锐因功屡次被奏保。同治三年，湘军攻破天京，他被奏保为安徽补用知府。
同治四年五月，驻皖南的唐义训、金国琛两部湘军兵士，因担心被裁撤后饷银没有着落，“索饷鼓噪”，有哗变之势，情势危急。李兴锐闻讯后，立即只身驰赴营中，对强横凶暴的兵士说：“有欠饷，是粮台委员的过错。我和各位约期三日，如果三日后没有发饷给你们，你们只管来杀我。”他一面紧急筹集军饷，一面暗中查清主谋者二人，禀明曾国藩下令处决，平息了事变。
随着对太平军的军事活动的结束，山内粮台于同治五年正月被撤，粮台“积存平余银四十余万”（ 平余，地方官吏收税时加重戥子称银，所得溢额银两名平余），有人说这些银子是粮台委员应得的，劝李兴锐取为己有（这也是当时的惯常做法）。李兴锐却愤怒地说：“这是盗贼所为，我不屑！”他将四十余万两银子都上缴归公，“不以一钱自私”（端方《胪陈前署督政绩折》）。同治七年七月，捻军被镇压，李兴锐因功被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李鸿章奏保，奉旨：“着补（知府）缺后以道员用。”此时曾国藩调补直隶总督，十二月到达北京。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上《略陈直隶应办事宜并请酌调人才酌拨银两折》，并开单奏调钱鼎铭、陈鼐、游智开、李兴锐、赵烈文、方宗诚、金吴澜、陈兰彬八员赴直隶差委，当时谓之曾门“八贤”。曾国藩这样描述李兴锐：
安徽候补知府李兴锐。该员湖南诸生，随臣军营多年，最耐劳苦，遇惠可及民者，毅然为之，可决其必作循吏。拟调至直隶，以其劬劳之素，稍变此间逸惰之习。
同日清廷下旨：“候补知府李兴锐，着发往直隶，以知府补用。”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奏请以李兴锐补大名府知府缺，说：“该员血性过人，精卓耐苦，以之请补大名府知府要缺，洵堪胜任。”（《请以李兴锐补大名府知府缺折》）李兴锐没来得及赴任，因直隶发生旱灾，同治九年正月，曾国藩派他到直隶南部各州县办理赈务。他除与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刑部员外郎陈兰彬等筹议章程，精心策划外，还亲自督办肥乡县赈务，赴乡清查极贫户口，按口放钱，“民赖全活者甚众”。一同办理赈务的陈兰彬称赞他“有守有为”，“殆为直省道府第一”（ 陈兰彬《致朱学勤（同治九年二月初二日）》）。四月初，赈务完毕。六月进京引见，奉旨以道员用。八月，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九月，李兴锐向李鸿章请假，回江宁寓所省亲。同治十年二月，曾国藩奏请将李兴锐开去大名知府之缺，留于两江差委，委派他办理两江营务处。李兴锐负责“勘定新改外海内洋水师章程，及整饬绿营等事，有条不紊”（ 李鸿章《奏保李兴锐片（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十一月十八日，曾国藩委任李兴锐为上海机器局会办。同治十一年二月初，李兴锐刚到上海就职，就听闻了曾国藩在江宁去世的消息，赶回襄理丧事。后来北上直隶，处理来自吏部的诘难。
曾国藩奏请将李兴锐留于两江差委，吏部认为这是李兴锐有意规避，挑肥拣瘦，“应即比照终养开缺之案，准在江宁养亲，留于两江差委，不准委署地方各缺，亦不准奏留两江补用，俟养亲事毕，照例坐补原缺，以杜规避”（ 李鸿章《奏保李兴锐片（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这样一来，李兴锐大名知府的实缺没有了，又不能在两江补用正式官职，只能担任零时性差使，要等到母亲去世，守孝三年后，才可坐补大名知府原缺。后虽经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同治十二年四月两次奏保，试图补救，均遭吏部驳回。李兴锐仕途遭到巨大挫折，灰心丧气地回到江宁。
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强行登陆台湾，意图久踞，“江海戒严”。两江总督李宗羲招李兴锐入幕府，“机要必咨而后行”。李兴锐认为”防外患当自江海始”，遂亲赴江阴、狼山、吴淞、崇明等地“履勘险隘”，建议于险要处修筑炮台，设防固守。“长江筹设海防之策，基于此。”
掌管上海机器局，勘定中越边界
光绪元年（1875）初，李宗羲奏请委派李兴锐为上海机器局总办：上海设立机器局，创造轮船及洋枪、洋炮等件。……所有机器局事务，关系重大，非廉洁严毅之员，不能胜任。臣与直隶督臣李鸿章往返函商，查有升用道、前任大名府知府李兴锐，秉性刚方，不避劳怨，且于中外交涉事件尤能随时留意，洞悉机宜，前督臣曾国藩任内曾委令赴机器局综核一切，于制造情形向极熟悉，堪以委赴机器局，会同郑藻如督率综理，实于局务大有裨益。（李宗羲《奏委李兴锐会办上海机器局片》）
上海机器局，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简称，又称作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创立于同治四年，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
李兴锐光绪元年三月到上海任职，直至光绪九年二月其母亲去世才离职，掌管上海机器局长达八年。“事属草创，规模未备，府君既受事，乃谋扩而充之。”李兴锐“增建铁船厂、炮厂，考工选料，事必躬亲”，“勤勤不倦，故能渐臻美备”。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是其挚友，时任出使英国、法国大臣，李兴锐写信给曾，“就外洋考察各国新式”，请其洽询购买外国先进设备、材料，博采西方新技术。他办事“极其认真”，“每日亲历各厂考察勤惰，以记功过而定劝惩，一时人心鼓舞，局务大有起色”（刘坤一《察看疆臣片》），“江南制造遂冠各省” （《清史列传·李兴锐传》）。
在李兴锐的努力下，上海机器局在光绪初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光绪元年，改汽炉厂为锅炉厂，又设枪子厂、轧铜厂于龙华镇。二年，建火药局于松江城内。四年，改汽锤厂为炮厂。五年，复于炮厂对面购地设炮弹厂。七年，改操炮学堂为炮队营，又设水雷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三《兵防·营署》）李兴锐在任内加紧近代火炮的试制，先后仿制成克虏伯炮、40磅子阿姆斯特朗炮等，并研制水雷，制造成筒式100磅药碰电熟铁浮雷及生铁沉雷。他还延聘国人任广方言馆英法文教习，改变外籍教习把持外文教学的局面，并设武学、船学两馆，培养技术人才。（《（上海）卢湾区志》第三十三编《人物》第二章《事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2页）
光绪九年四月，李兴锐从上海回浏阳守母孝。在李兴锐守孝期间，多位大臣向朝廷保荐他，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两广总督张树声上奏说李兴锐“识力坚卓，操守廉正”，“其才实堪大用”（《保荐人才折》）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五日，曾纪泽致电总理衙门，保荐李兴锐为出使之材，并称“该员忠勤廉明，泽敢保其可靠”（《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
光绪十一年五月，李兴锐服满起复，入都引见。此时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双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规定，条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七月二十日，清廷下旨：“着派鸿胪寺卿邓承修驰驿前往广西，会同张之洞、倪文蔚、李秉衡办理中越勘界事宜，并着广东督粮道王之春、直隶候补道李兴锐随同办理，与邓承修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前往。”（《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二）十月，李兴锐与邓承修等人抵达广西。勘界工作进行了一年多时间，作为中方副使的李兴锐与法人谈判，带队勘界，尝尽辛劳，尽最大努力为祖国争取权益。他“循边徼千里，遍历穷荒”（端方《胪陈前署督政绩折》），“出入瘴乡，积受湿热”（ 李鸿章《李兴锐请假片（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八日）》），积劳致疾，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损害。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李兴锐“忽遘左手足麻木不仁之症“（《李兴锐日记》第139页），即左手脚瘫痪了。之后医治约两个月时间，仍未愈。界务结束后，李兴锐赴上海就医。
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清廷下旨，赏李兴锐二品顶戴，派他担任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李兴锐因病未治愈而请辞，“留沪养疴，贫病交攻”。
光绪十五年五月，李兴锐病愈，回直隶当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派他办理北洋海防支应局事务，负责北洋水师等军队的后勤保障。十七年，李鸿章委派他署理直隶津海关道。处理交涉事件是津海关道的重要职责，李兴锐“遇交涉事，持重不轻可否，而一诺则立办，不诺则百折不回，外人咸悦服”。次年交卸，仍办理支应局。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清廷下旨授李兴锐为直隶天津道。他四月二十六日接任。因山东巡抚李秉衡密奏李兴锐“晓畅洋务，志节清严，洵为有用之才”（《保荐直隶天津道李兴锐畅晓洋务为有用之才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录副奏折”，档号：03-5335-048），清廷于七月下旨调李兴锐为山东登莱青道。他十月接任登莱青道。
登莱青道驻烟台，兼任东海关监督。东海关为清代税关之一，设在烟台芝罘半岛，常税正额五万两，另有额内盈余一万二千两、额外盈余八千两，也就是说，朝廷规定的东海关一年税收总额为七万两。但是，历年以来的收入数目，每年都只有六万余两。原因在于，实际的征收数目远不止此，历任监督都将此视为肥差，“视为利薮，百弊丛生”，征多报少、中饱私囊成为惯例。这六万余两，再除去各项经费，最终解到户部的不过二万余两。李兴锐按照巡抚李秉衡的要求，“洁己奉公，锐意整顿”，“核实钩稽，力祛从前征多报少之弊”，“每年正额五万两，额内外盈余二万两，并正额、盈余随征耗银七千两，一并照实数报部”。除此之外，李兴锐还主动申请将监督应得的“长余之银”二万两提出充公。再裁掉各项陋规，节省经费，“东海关归公之款计增五万余两”，每年解到户部的金额达到七万多两。（ 李秉衡《奏严核关税提款充公折（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东海关的整顿弊病、提款充公，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清廷下旨令各省整顿税关，“总期核实报部，不准稍有隐匿，以重税课”（《光绪朝上谕档》）。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军占领威海卫，当地居民常遭骚扰，惶恐不安。李兴锐与日人“定议丈地圈界，使主客互守”，使百姓得以安居。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清廷升授李兴锐为长芦盐运使。他先署理直隶按察使，再回本职。二十三年二月，又升授福建按察使。按察使（正三品）为一省司法长官。二十四年十二月，升福建布政使。布政使（从二品）专管一省的民政、财政、田土、户籍、钱粮、官员考核，沟通督抚与各府县。二十五年七月，调广西布政使，十二月接任。
大力改革，政绩卓然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下旨：“江西巡抚着李兴锐补授。”李兴锐十一月初六日交卸起程，十二月二十七日到江西南昌接任。在清代，巡抚（从二品）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总揽一省军事、吏治、刑狱、民政等，职权甚重，与总督（正二品）同为封疆大吏。李兴锐主政江西，是临危受命。光绪二十六年，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和光绪帝逃到了西安。义和团运动期间, 江西发生了众多教案，“焚毁教堂至数十处，劫掠教民财产，控诉于官者不下二千余起”（端方《胪陈前署督政绩折》），“外人要挟，因应棘手”，局势岌岌可危。清廷在西安行在下旨，令李兴锐到江西收拾残局。李兴锐一上任就参奏了十余名防范、处理教案不力的官员，并责成地方官在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前将教案“一律议结”。又派人与法天主教、英美耶稣教的主教商议善后，赔银八十多万两。李兴锐为“免累及良民”，不将赔款摊派给地方，而以议借洋款、官员分认的方式解决。办结教案后，江西局势得以相对稳定。
教案甫平，水灾又起。五月初旬，江西“大雨滂沱，连宵达旦，河水宣泄不及，陡成巨涨”，数十州县受灾。李兴锐当即采取多种措施抢救、赈济灾民，并率先捐银五千两，号召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捐款，“委员分赴汉口、芜湖采办米石，运回赈济”。（李兴锐《江西南昌等县猝被水灾筹办赈抚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经过多方筹措，认真抚恤，江西灾民没有流离失所。后来，他又派人到上海“购制挖泥机汽轮船数舠”，“疏浚鄱阳湖，以防水患而惠民生”。（《委员赴沪购制挖泥机汽轮船疏浚鄱阳湖以防水患而惠民生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教案、水灾处理完，李兴锐腾出手来，积极推行“新政”。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颁布上谕，申明要变法革新，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令各朝臣、督抚等“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这标志着晚清最后十年改革时期的开始，史称“清末新政”。李兴锐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参酌中西情形筹议政务折（附清单）》，提出了十条改革变法措施：举行特科、整顿学校、考课官吏、广设银行、行使银纸、维持圜法、仿立保险、修举农政、讲求武备、遍设巡捕，总的原则是采合中西之长，仿行西方制度，以图变革自强。这篇奏折也成为李兴锐在江西的施政纲领。至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交卸，李兴锐任江西巡抚的时间不过一年七个多月，这位七十五六岁的老人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使多项改革举措在江西落地，“凡诸要政，皆得旨允行”（《清史列传·李兴锐传》）。其中有些改革措施具有独创性，走在其他各省之前，具有示范作用和全国性的影响。
李兴锐在江西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澄清吏治。李兴锐以澄清吏治为新政第一要务：“窃近日时事多艰，整饬吏治最为正本清源要务。然非将向来因循粉饰、泄泄沓沓之陋习痛予湔除，而举一二实心任事之员为之标准，亦不可以言治理。”他注重考察官员，既毫不手软地参劾贪官污吏，又大力奖励、举荐清官能吏。上任四个多月后，即上奏举荐东乡县知县戚扬、署鄱阳县事候补知县李相等三人，参劾代理抚州府事李嘉宾、候补知府林介弼等八名庸劣不职的地方官，请旨即行革职。（《考察属吏分别举劾折（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将信丰县知县李用曾、补用知县陈克慎奏参革职；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将试用同知郑榜诏、赣州城守营都司蒋本荣等八名官员奏参革职。（《甄别贪劣不职文武各员请旨分别斥革折》）李兴锐激浊扬清，使江西吏治大为改善，面貌一新。
为了培训、考核官吏，李兴锐拟定章程，在巡抚衙门开设课吏馆。江西各在省候补官员，除道员、知府以外，都要参加在课吏馆举行的考试，“以同通州县为一班，佐贰杂职为一班，每年分四季，按季扃试一次”， “均试以中西政治及时务策论”。每次考试都分别等次：异等请旨破格录用；超等立予委署；一等、二等分别给予酌委、记功；三等不予功过，饬令再加学习，以待下季考试；其劣者列为四等，分别记过、停委。江西课吏馆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正式开考，挑取同通州县前二十名，九月初一日到馆肄业。光绪二十八年春试后，同通州县添取十名，佐贰杂职挑取前列三十名，两班各有三十名在馆学习。这些官员们的学习内容、方式为： “由副馆长督同常川在馆讲习，以中国吏治为本，辅以泰西政学、武备，酌分门类，每人付以日记册一通，举每日讨论所得详载之，按旬呈送馆长评校，再呈臣覆阅，加以批答……每届月终，综校所记各册，第其高下，颁给月奖。如日记太少，又无精卓之见者，分别记过，过多者即予撤出，用昭劝惩。”（《江西设立课吏馆教练吏才以资治理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这种专门的机构和培训、考核方式,鞭策官员们研讨新知, 讲习政事、兵事,有利于提升官员施政能力，肃清官场风气。江西是新政时期全国第一个创办课吏馆的省份,之后其他省份纷纷仿效设立课吏馆。
第二，清理财政。清末江西财政入不敷出，十分拮据，开源节流是当务之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李兴锐在电报中描述了江西的财政状况：“查江西每年实征丁漕正耗、厘税，连历年筹饷节费，奏提各属平余、盈余等项，约共进款项三百五六十万。每年拨解京协各饷，内务府、铁路、边防各经费，及洋债镑价，暨解京漕折等，共亦约三百五六十万。出入相抵，已无所余。而本省绿营汛陆各军粮饷，及坐支廉俸、部饭、役食、解漕脚费，连外销之科场经费、办公缉捕津贴、薪水、夫马、饭食一切零星款项，合计尚需二百万。每年挹彼注兹，已极支绌。加以上年北方有事，添拨直隶、山、陕及程军月饷，解京米价，又五十余万。尤觉库空如洗。兴锐督商司道，拟将上年添募各勇概行裁汰，并节省一切浮费，约可省四十余万，然所短仍不下百六十万。”（《李兴锐致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之后，庚子赔款成立，每年加派江西省款额一百四十万两，真是雪上加霜，筹措维艰。李兴锐向以善于理财著称，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办按粮捐输（又称随粮捐输），二是整顿丁漕，三是整顿厘金，四是办理土药膏捐，五是办理盐斤加价。
丁漕之外，江西财政收入以厘金为大宗。厘金，又称厘捐、厘税，是晚清实行的一种行商税。在水陆要隘设立关卡，征收过往商品百分之一的捐税，百分之一为厘，故名。李兴锐将大宗货物的厘金改办统捐。以前江西征收厘金，“经过第一卡完初护厘三分，第二卡完初验厘二分，第三卡完二护厘三分，第四卡完二验厘二分，至此已完足十分矣。然行至第五、第六卡，辄复勒取红钱入己，商民病之”。改办统捐后，对江西出产的大宗货物“如夏布、烟叶、靛花及贵重之物，统征一次，发给护照，道经各卡，不准重征”，“正厘之外，不取分文，并严禁各卡需索陋规”。（《申报》第10429号第2版《整顿厘金》）即改“两护两验”的旧制为一次性征收。改办统捐, 被现代学者称为“用统税的办法征收商税”，江西在全国首开其端, 影响广泛、深刻。统捐简化稽征手续，减轻了商民负担，促进了商业发展，税收也随之增长，利国利民。其他省份纷纷借鉴江西经验，实行统捐。
第三，振兴实业。因经济凋敝, 江西无业游民增多，有的甚至“流而为匪”。李兴锐借鉴西方的做法，在省城创办一所工艺院，“收储游荡及曾犯轻罪者，雇派工师，教以工艺”。如果收留人员“已知悔过自新，即行资遣出院，自谋生业”，“又别行收补”。李兴锐还要求每个州县各设一所类似的工艺院，以达到“通省无业游民皆有托业之所，自可永息盗贼之患”的目的。（《江西拟于省城设立工艺院收养游民教以工艺片（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这项措施可培养流民和有小过人员的一技之长，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意义。
李兴锐认为，“近日时事多艰，各省均有民穷财尽之患，非广开利源，断难自给”，应该“讲求生利之策”，发展经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他在省城设立农工商局，派布政使柯逢时、督粮道刘心源“总司其事”。并在农工商局内设立矿务公司，准许殷实商民入股，“一面酌筹官本，延聘矿师，订购机器，先就水陆交通转运利便之地，次第勘明，分别开采”。（《遵旨设立农工商局派员办理片（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李兴锐还批准设立了官商合办的江西内河商轮公局，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开办，用商轮“往来省城、九江及饶州等处，装运客商暨已纳税厘各货，藉利转输”。（《申报》第10638号第2版《赣抚柯中丞奏行内河轮船折》）
在清理财政、振兴实业的过程中，除了江西布政使柯逢时的协助外，李兴锐重用的人才主要有道员丁乃扬和文聚奎。李兴锐措施得当，“委任得人”，“得以凑成巨款，不致贻误要需”（柯逢时《奏保政绩卓著之道员请旨送部引见量才录用片》,《申报》第10822号第12版）。
第四，改革军队。李兴锐对晚清军队有着深刻的认识： “自同治中兴以来，四十年于兹矣，各行省防营仍多沿袭湘、淮旧制，虽有挑练绿营制兵之议，而规制未变，习气亦不能除，糜饷无算，益以疲敝。”李兴锐上任后，裁汰江西陆营弁勇七千余名，又将江军水师全营遣散，江西所存防勇共有二十五营，但军制纷乱，战斗力不强。正当他准备改革军制时，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下旨：“着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李兴锐遂对江西防营进行整编，全省编为中、前、后、左、右五路军，中路军为常备军，“专驻省城，日夕操练”，其余为续备军，“分驻省外各府州，防守险要地段”。在省会设立总营务处，“派知兵大员专司其事，节制全军”。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编改成军，每军5营1500人，五军共7500人，“一律演习新式枪炮”。（《江西防营遵旨裁挑改为常备续备等军分别教练酌拟军制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奏报常备续备等军编改成军日期及统领管带衔名驻防处所折（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又对江西绿营军队进行裁改，全省三十五营，李兴锐裁去武宁、铜鼓等十三营，其余“改为巡警，专备巡防警察”。（《裁改三省制兵更定章程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李兴锐还在江西建立机器制造局，“仿制各种新式枪弹”。（《 江西建立机器制造局仿制各种新式枪弹等事片（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强兵之道，莫先于练将。”李兴锐令江西大学堂“设兵学专精一门”，方便士子讲习，又“拣调南洋学堂毕业学生来充教习，分发各营，设立随营学堂”。且在营务处设讲武馆一所，培养在标各项世职及候补武职，“教以战阵兵法、测绘枪炮等学，以广造就而资委用”。（《江西世职世俸武职衔俸等款分别减停所省经费开设讲武馆片（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他还大力整肃军纪。江西续备后军统领、署南赣镇总兵申道发贪劣骄纵，不受调度，李兴锐上奏参劾，申被革职。又奏修湖口炮台，巩固江防。
第五，兴办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李兴锐筹集经费，“督同司道厘定规条，就省城之豫章书院添赁民房，扩充讲堂”，于四月十一日开办江西大学堂，推行新式教育。（柯逢时《遵旨设立学堂谨陈办理情形折》,《申报》第10720号第12版）他离任之时特意到大学堂“拜会总、分各教习，并召见诸生，殷勤劝勉，亦足见其留意人才矣”（《申报》第10565号第2版《豫章客述》）。
李兴锐在江西的“新政”，为江西的现代化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代学者肖宗志评价说：“李兴锐在巡抚任上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对江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江西的改革不仅成为全国新政的组成部分, 而且对全国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李兴锐与清季江西“新政”》，《船山学刊》2006 年第 4 期）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至次年九月，李兴锐署理广东巡抚。广东按粮捐输原议按征数加收三成，李兴锐奏请改为按照丁漕正额加收，又将“地瘠民贫”的琼州府及丰顺、大埔、乳源等八州县和连山绥猺厅全部豁免，减轻了人民负担。（《广东按粮捐输自光绪二十九年起征按银米正额加捐三成并琼州等地概予免捐片（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改革军队营制，还与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将广东的书院全部改为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至次年八月，李兴锐署理闽浙总督。清代以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军民要政。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两省，驻地在福州，因另有浙江巡抚，福建未设巡抚，由总督兼管。李兴锐曾任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熟悉情形，上任后大力推行新政。他整顿吏治，力挽颓风；在福州、厦门各设商务局，成立福建全省矿务总公司，发展矿务，振兴商业，以保利权；裁撤诸局所，合并为财政局，统一财政；设立军政局，整理营务，厘定常备军制，裁汰虚冗，节省浮费；在福州设立警务总局，在城内和城外南台一带实行警察之政；设立学务处，选送学生出洋学习，将福州以外地方各书院全部裁撤，改设学堂……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清廷调李兴锐署理两江总督。他八月十三日接任。两江总督综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粮饷，兼南洋通商大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李兴锐“抵任后，日以办巡警、兴学堂、改定操法、部勒营伍诸务与群僚筹议。南洋为外交总汇之区，又值日俄构兵，交涉益形重要，李兴锐苦心区画，恒彻夜不能安寝”。（端方《胪陈前署督政绩折》）当时外国列强主张赔款要还金磅，向中国“迫索赔款补偿金价”，李兴锐“虑中国民穷财尽，力不能支，电商各省督抚，合词请外部代奏力争”，忧劳过度，九月二十二日病逝于任上，年七十八岁。
九月二十四日，清廷下旨褒扬李兴锐：
署两江总督、江西巡抚李兴锐，持躬廉正，练达老成。由诸生从事戎幕，擢升知府，洊陟封圻，历任江西、广东、闽浙等省，均能整躬率属，勤政爱民，朝廷深资倚畀。本年调署两江总督，到任未及两月，遽闻溘逝，轸惜殊深。李兴锐着加恩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赏银一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该署督子孙几人，着端方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笃念荩臣至意。（《光绪朝上谕档 》）
之后又赐祭葬，予谥勤恪。
李兴锐具有清廉、勤勉、务实和正直的品格。他一生清廉，作风简朴，“历官数省，依然两袖清风”，“四十断弦之后，一生并无姬妾”（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一二《李兴锐办事极有担当》），“位至封疆，被服起居，无异寒素，仆从仅二三人”。《清史稿》本传说：“兴锐事国藩久，论治壹循轨迹，重实行。”他勤政爱民，注重实效，为官刚正，雷厉风行，“其理财用人，一以综核名实为主，故所至皆能廓除积习，上下肃然”（端方《胪陈前署督政绩折》）。
李兴锐没有辜负曾国藩“可决其必作循吏”的期望，成为了晚清官场上的著名循吏，被赞誉有曾国藩、左宗棠的遗风。他逝世后，练兵大臣铁良写挽联道：“自赣、粤、闽移节而来，清望早倾四海；为曾、左、刘诸贤继起，大名并足千秋。”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挽联云：“抗疏为论金，同志苍茫，垂死荩臣留憾事；瓣香在求阙，定评清鲠，一生亮节是完人。”（《浏阳李公荣哀录·挽联》）
李兴锐的著作是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史料，中华书局出版了《李兴锐日记》，并将出版拙编《李兴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