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 长沙蔡和森故居(新民学会旧址)
“沩痴寄庐”为蔡和森在长沙的故居，旧址位于岳麓山北大门前约100米处，由新民路进入。因为1918年新民学会在这里成立，故庐舍旧址又称“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旧址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原为刘氏墓庐，故此地原名刘家台子。宣统三年（1911年）周氏居此。1917年蔡和森全家在此租居两年多。建筑面积175平方米，房屋为木构架竹织壁粉灰，小青瓦屋面，木板门和支撑窗。屋前围墙，辟槽门，门额“沩痴寄庐”，颇具湘中农舍特点。
1986年邓小平题“蔡和森故居”，陈云题“新民学会成立旧址”额，悬挂于故居大门上，并按原貌复建，布置陈列，其偏东向另辟辅助陈列馆。1983年蔡和森故居以新民学会成立旧址的名义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旧址已非旧貌。原舍在抗日战争中被焚毁，基址作菜地使用。1987年按原貌修复，木架支撑，竹篾织就的墙壁，正屋为青瓦顶，偏屋为茅草顶，屋前有木架槽门，屋后为果园菜地，四周缭以竹篱，一派田园风格。简朴，但不失庄重；身处闹市，却无闹市的喧哗。
旧址的陈设也已复原。槽门上依旧挂着“沩痴寄庐”的木匾。“沩”，是指宁乡的沩水或沩山；“痴”是痴迷、痴情。“沩痴”是房主的自称。“寄”，是依附、寄居；“庐”古代指郊野平民的住所，也指季节性临时寄居或休憩所用的简易房舍。《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庐，疆场有瓜。”郑玄注曰：“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以后庐便用作简陋房室的统称。古人认为“庐”，就是“寄”，毛传在解释《诗经·大雅·公刘》篇说：“庐，寄也。”
“沩痴寄庐”槽门前有路直通堂屋。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罗章龙等14人在这堂屋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确定学会宗旨是“砥砺品行，革新学术，改良人心风俗”。“五四”运动期间，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据记载这是一个星期天，春光明媚，百花盛开，门前的桃花开得格外灿烂，微风吹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在午饭之前，这些人时而激烈地争论，时而埋头沉思，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而殚精竭虑，最后将学会的名称定为新民学会——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意思，有一种反对旧制度、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暗含崇高的气节、凛然的正气、光荣革命的伟大雄心。学会成立之后得到很多人响应，会员队伍发展很快。大家在学习工作之余，经常来这里聚会，讨论学术、时事政治以及国家的前途。会员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
堂屋左边，是蔡和森当年的住房。室内除床铺、陈旧的书桌、用过的书架以及一把残旧的煤油灯之外，再无别的器物。从窗户射进来的昏暗的光线中，我们能感悟到主人清贫的美德。蔡和森18岁考入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两年以后再考入湖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此后与毛泽东长相往来，一起到湘江游泳，在爱晚亭、橘子洲头进行风雨浴、日光浴，锻炼体魄，砥砺品行，共同成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后他与毛泽东一道倡导赴法勤工俭学，并于1919年率全家赴法。
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诞生在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员家庭。1899年随母亲葛健豪回到了家乡双峰永丰镇。为了谋生，年仅13岁的蔡和森进了辣酱店当学徒。三年后，他不愿经商而立志读书。由于学习刻苦用功，他连跳三级。1913年秋天，蔡和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蔡和森与原第四师范的毛泽东同一个年级。由于共同的志向，他俩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从此，两个风华正茂、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便开始“携来百侣曾游”，“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蔡和森以极浓厚的兴趣钻研文学、哲学、历史，深切关注和思考着社会问题。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忧国爱民、立志改革社会的蔡和森对墨翟、屈原、谭嗣同的著作研读颇深。《新青年》杂志传到学校后，他又成了热心的读者。
1917年秋，蔡和森动员母亲，举家迁到岳麓山溁湾镇刘家台子。从此，这里成了蔡和森和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一批进步青年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的场所。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等从上海乘法国“央脱莱蓬”号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刚到法国，蔡和森对欧洲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各种“主义”，党、工团、合作社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分辨不清。他在留法期间给国内友人及报刊写过五封信、两篇文章。其中前三封信和一篇文章就都是谈在法国学习、生活及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思想杂乱。但蔡和森和其他渴望接受新思想的新民学会会员一样，勤奋好学，刻苦攻读，饥渴般寻找机会接触、学习、研究西方的思想流派学说和马克思主义。
尽管经济非常拮据，大家仍千方百计攒钱购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第三国际》、《人道报》、《时报》、《平民报》、《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由于分散在法国各地，无法“合居共学”，于是，蔡和森就提出把各自购买和搜集到的书刊贴上邮花循环邮寄。此法不仅“可济会中经营之穷”，同时可以使更多的进步青年“获取新知”。
就这样，蔡和森凭着一本法华字典，以“霸蛮”的精神，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
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学习、探讨、研究，特别是受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著作的影响和启发，蔡和森的思想矍然猛觉，对于列宁建党学说的认识有了异乎寻常的飞跃。他首次提出“仿效列宁”之所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并明确提出了与列宁建党学说基本一致的建党思想和主张。
1920年6日至10日，蔡和森、向警予、萧子昇、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陈赞周、熊作莹、熊作麟、欧阳玉生、熊昆甫、贺果及部分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称工学世界社）会员颜昌颐、李富春等共20余人，从各地赶来蒙达尼公学开会，讨论一个月前毛泽东等在上海半淞园曾热议过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和方法问题。
会上，蔡和森和萧子昇的观点明显相左。萧子昇“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的革命为正当”。认为革命不能急进，主张温和革命。蔡和森则针锋相对，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即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现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是历史发展规律，竭力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非常同意新民学会由原来的学术团体正式改为革命团体，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蔡和森说：我到法国后，看了法文报刊，眼界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中国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在这基础上组织共产党。
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继续和萧子昇交换见解。他说：“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润之，说俄国人一定派人去中国组织一个共产党。我认为我们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我们不应该延误。”
萧子昇听了却不以为然：“在我们作出决定之前，必须慎重地研究这问题。原则上我同意资本主义应该推翻，但我不准备盲目地追随俄国的共产主义原则。”
“我们越研究，延误作出决定的时间就越长。俄国的方案为我们制定了一切，都是现成的。”俩人的思想交锋越来越激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还要到处寻找其他类型的共产主义？”蔡和森的言辞间体现着坚定不移的个性。萧子昇则这样描绘当时的蔡和森：“他很像花岗岩一样顽固，狂热激烈。他需要行动。”他“恰像一个牧师企图说服一位老朋友相信他的宗教！”
蔡和森笃信，“俄国是共产主义之父，我们必须以俄为师。” 因为萧子昇拒绝听他的说服，于是，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1921年2月21日先后给毛泽东、陈独秀写了三封长信，系统地阐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包括党的名称、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原则、入党条件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完整提出列宁建党理论的第一人。
在1920年８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写道：“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９月１６日致毛泽东的题为《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信中，蔡和森进一步指出：“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与没有气焰的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自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党派纷纷宣布脱离第二国际而与第三国际党商议加入条件。“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体系，蔡和森将中国与俄国作了认真的比较和深刻的分析。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要方法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要“建设无产阶级的那架机器--苏维埃”。无政权不能集产，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应当仁不让，"准备作俄国的十月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四种利器”，而共产党是“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必须讲究策略，必须和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联系，以争取国际阶级的援助。
蔡和森的这些理论与方针，与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建党思想可以说是相当吻合，但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李汉俊等都没有明确提出如此全面的建党思想体系和方案，连当时各地成立的早期中共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名称。蔡和森旗帜鲜明地宣称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马上获得他们的共鸣。毛泽东对蔡和森的这些高见则是大加赞赏：“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陈独秀则将他的来信及其它具有远见卓识的建党思想和文章、自己的复信冠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醒目标题，发表在国内《新青年》杂志上，为党的创建和早期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蔡和森还是中共党内最早的党史专家。在1921年回国后，蔡和森曾主编《向导》，也因此而蜚声海内外，成为早期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曾应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邀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长达5万余字、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分析、系统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25年9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之间的革命斗争历史。这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部多侧面、多层次研究中共党史的专著，首开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先河。他的另一篇长篇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则是一份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部关于党内机会主义发展史的专著。
1931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香港被捕，不久壮烈牺牲于广州。“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毛泽东用极其沉重而深情的语言浓缩了蔡和森壮丽的一生。
(作者系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