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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后街那些年的那些人和事】谢昌明2021年3期总125
2021-07-24 10:34:54   来源:   评论:0 点击:


火后街8号标示碑
 
    顾名思义,火后街就是火宫殿火神庙后面的街,可由火宫殿的原东门进入。火后街原位于长沙城西区,西通过三王巷、三王堆与三王街相接,东与围墙背、双井巷相连,南邻商贸职工医院和火宫殿,北与臬后街相望,街长110米,街均宽3.3米,麻石路面,呈曲尺形,与其说是一条街,不如说是一条巷子,在长沙千多条老街古巷中虽说名不经传、鲜为人知,但因存世近百年的丽泽学堂(火后街小学),八号(十号)公馆在71年前长沙和平解放风云变幻中的故事和史料,让这一带的原住民和关注长沙近现代史的人们难以忘怀。
    丽泽学堂创办于清末民初1912年,湖南学士长沙名人叶德辉主持火宫殿庙政时,利用庙产经费在火宫殿后殿,创办了一所小学,家境贫寒的儿童可免费入学,自任校长,取名“丽泽学堂”,校名可能源自南宋张浚、张栻父子潭州的居所城南书院的十景之首“丽泽堂”,又清道光二年,道光帝御书“丽泽风长”匾额。后为私立“丽泽小学”,收费较高,但师资力量较强,校舍条件较好,还可接受未满七周岁的儿童入学。1955年我因未满7周岁而在该校发蒙,我记得一年级就发音乐课本,而周边的公立学校没发。1956年改为公立“火后街完小”。家住三王街57号的长沙商界奇才胡子敬,长沙本土笑星周卫星等都在该校就读。清末方志学家陈运溶的后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痴情于湖湘历史文化研究的陈先枢老师毕业于该校,且住在火后街11号公馆,其隔壁应是本文所述的火后街8号(十号)公馆。
   8号公馆位于火后街北面,进入此院要登三级麻石台阶,跨入高大石库门,两边是高高的爬满青藤的石头彻成的封火墙,十来米长、两米宽的麻石地面巷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尽头右边,是两扇高大厚重乌黑的大木门,各有一个虎头挂圈,大门常闭,右边那扇门中间开张小门供住户进出。我虽在火后街小学读书五年,因没有同学住在里面,还真没有进去过,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
    直到我读初中时,因与我同桌的同学住在里面,我才有机会探知该公馆不同寻常的秘密。初一时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学校奖励四元钱,爸爸再加二元多,给我买了支英雄金笔,英雄超派克,可是稀罕物,我视为珍宝。一次不小心掉到教室木地板上,我极度伤心,她偷偷安慰我可以修好的,放学后,她竟陪我来到五一文,一问要三角钱才能修好,我没有钱,想让店子五角钱回收算了,她认为不合算,垫钱修好了笔,让我真不好意思。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她住在火后街,而我住在倒脱靴,同路来到司门口,我却不敢走臬后街,选择走公安局右边的保安巷,经双井巷来到火后街,经过母校火后街小学,随她进到八号公馆一探究竟,果然名不虚传好气派,进门三米处是下沉30公分的大天井,中间一口单眼水井,地面铺满防滑的青石条砖,其南面是一排三间小房子,估计是厨房或澡堂或杂屋间,对面东头是粗大气派的木楼梯,二楼南面是通走廊,其木栏杆也很气派。她家住在一楼西头朝南第一间,少说也有三十多平米,木地板,高大的镂刻的玻璃窗,两米高的护墙板,空间约在3.5米以上,老中式装修风格。中间大堂屋,两厢四间房,楼上楼下布局相同,北面是个花园,基本荒废了,只堆放些杂物,因为是公租房无人打理。我站了几分钟就急忙走了,毕竟青葱年少有点羞涩。
    后来班上发劳动粮每人三两,那时我们要参加一些劳动,学校配发些米。放学后她就急忙走了,我打开抽屉一看有两小袋米,可能是她放的,我只得先带回家,晚上和妈妈说了此事,并趁势说还欠她修钢笔的三角钱,妈妈就给我三角钱,要我找个时间都还回去,记得说声谢谢。第二天,我递了张纸条:明天去你家。她看后俊俏的瓜子脸微微一红点了点头,这可是我第一次给女生递纸条,那时还分男女界限的
    1962年5月的某星期天,我去她家的路上,发现围墙背停有好几辆轿车,人多了不少,走到火后街东头就不让市民走了,但没过多久那几辆车就走了。我来到她家,她和她妈妈也是刚进屋,她介绍我是同学,我将米和钱还给她,她们说什么也不肯要,最后只收了那三角钱。她妈妈还说:你们伢子呷得多,妹子呷得少,我在食品店上班,经常能买到不要粮票的饼干。
    我问刚才什么人来了,她就带我上楼,听在湖南师院历史系读书的大哥哥大姐姐,讲这个8号公馆的传奇故事……。从他们口中得知,该院子曾是国军某师长毛秉文的一处公馆,刚才是沈立人和刘晴波来了,他们在长沙解放前夕曾住在这里,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第一次知道,长沙和平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火后街八号这所普通民宅竟发生过这样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让我们拂开历史的尘埃,听我叙说近六十年前听到的,七十多年前发生在火后街八号公馆的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
    1948年夏天,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敌弱我强的重大变化。离开湖南政坛近20年的程潜,上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湖南的老“家长”程颂公,竞选不成副总统得了个湖南,印证了毛泽东三年前的预言:竞选副总统搞成了,好主持国共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个湖南。毛泽东的一席话,给程潜后来的政治生涯直至举行长沙和平起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程潜不动声色地智将陈明仁策动回湘,1949年2月,陈明仁率所部5万余进驻湖南。程陈联手后,就不用担心那群掌握兵权的“天子门生”会不会跟他走。
    1949年4月29日,闲居东安的唐生智抵达长沙,慷慨陈词:湖南人为救命而团结,才可对得起革命先烈不死的精神,本人决定以全副之精神拥护各位完成这一使命。与程陈三人以各自的职权、名望,分别代表着政权机构、军队、民众团体三个方面,形成长沙和平起义的强大阵营。
    在中共中央运筹帏幄,谋划湖南和平大业的感召下,程陈两将军和平起义的决心愈益坚定。1949春夏之交,他门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表示愿意站在反蒋、反桂、反假和平的立场上,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八条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
    从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到解放前夕,周礼(后改名周里)任书记的湖南省工委发展到拥有党员一万多名和多支敌后游击武装,是党在湖南的主要武装力量。
    省工委根据程潜回湘后的矛盾言行及种种举措,对其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为他曾两次同共产党合作,在湖南有较大名望,又受到蒋介石和桂系的排挤。认为“有争取程潜转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可能性”。决定不失时机,策动长沙和平起义。于1948年8月建立统战小组,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找到了能够直接影响程潜的方叔章和程星龄。通过他们向程潜陈述当前形势:蒋介石是不可能派兵到湖南来,也没有什么兵可派了,白崇禧尚在武汉,以后可能到湖南来,但也只是路过,想在湖南阻挡住解放军大军是不可能的,湖南的解放指日可待;你家十余口人,到香港或美国,你没有人家有钱,生活怎么办?去台湾,你受得了蒋介石的气吗?你就连李德邻、白健生也没法搞到一块呀,今后怎么办?须审时夺势啊!
    1948年12月,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更加剧烈变化。平津战役进入后期,淮海战役大局已定。国民党统治集团更加分裂,白崇禧在武汉公开扯起“和平”与驱蒋的旗帜。在这种形势下,程潜对自已的政治出路和湖南的前途作出果断决策。1948年最后一天,程潜迈出了和平起义有着决定意义的步,对程星龄说:“我的决心定了,你全权代表我和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吧!”他唯一有所顾虑的是,他被列上了中共中央关于惩办战犯的名单。对此,周里请程星龄传达了中共关于战犯问题的诺言:只要站到人民方面上来,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程潜义无反顾,终于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据我舅舅李迪回忆:当时他在程潜的警卫三团任职,团长程元即程潜之子程博乾,驻守邵阳,一、二团随程潜驻守长沙,他作为初级军官只听到一些风声,要求他们枪不离身,服从命令听指挥,死守邵阳…直到当年8月6日回长沙方知长沙和平起义成 功,随后参加部队整编,他要求转业从事技术工作,到某军工厂当工程师直至退休。由于他这段经历未进入档案只按普通干部退休,后来找到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程元开据证明信,得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体现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
    1946—1949年,中共各中央局或外省各级党组织通过各自渠道,开始有计划、不间断地向长沙派遣党员、城工人员和党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并形成自己的系统。他们与湖南省工委互不统属,平行发展,协同作战。除了直属中央的解放军对外联络部负责人周竹安领导的,位于望城县桥驿镇洪家村付家组的秘密电台外,还曾有一支不为人知的地下党力量一一长沙特别支部。它最初由湖北省工委领导,后归属武汉地下市委、中共中央上海局、华中局。直到1949年7月才与长沙市工委合并。
    1948年9月初,一位自称胡曼玲的富家小姐,在东庆街一条小巷的平房前,与18岁的女青年龚克利接头,为接手中共长沙特别支部打前站,她就是中共上海局派往长沙的,来自新四军5师的地下党员陆方。1949年1月,新到任的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扮成擦鞋人王益林,与同样扮成擦鞋人的长沙特支联络员接上头。刘晴波和陆方顺利找到原特支书记陈克东,接管了长沙特支的领导工作。他们假扮夫妻租住在火后街8号,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朝夕相处的生活,擦出了爱情的火花。1949年7月中旬一天的晚上,他门在陆方的在湘雅医学院读书的弟弟陆守曾的见证下,到火宫殿各吃一碗光头麺,外加几片臭豆腐,算作是结婚宴了,结成真夫妻,当然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
    在刘晴波的领导下,特支的工作空前活跃,在围墙背警察局眼皮下开展工作,而军警特务始终未能发现这支地下党的存在。但长沙市工委地下党,却频频发现一些无法确定身份的人在长沙从事地下工作。市工委书记沈立人赶紧报告省工委周礼书记,周礼即派人去香港,拟澄清这些疑似“红旗特务”神秘人物的身份。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钱瑛听后回答:“上海局的事,长沙组织不要管。”实际是暗示来人,但来人未听明白,回长沙误传:上海局在长沙没有另外的党组织。就这样,省市工委与特支几方面地下党工作上交叉、碰撞,相互“暗战”数月之久,引起不少误会。当初刘晴波接受长沙特支工作时,是由上海局直接领导的,钱瑛交待他不能与湖南省工委有任何联系。以防湖南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时,作为应变力量,还有一支直属地下党可以继续战斗。钱瑛还将程潜之子程博乾的联系方式交给他。刘晴波据此与程博乾取得联系,并派人通过程博乾与程潜商谈和平起义大事。
    直到1949年7月1日,根据华中局(上海局)的指示,长沙特支与长沙市合并后,省市工委的地下工作者才知道这些所谓的“红旗特务”其实是自己的同志。合并时,长沙特支共有六十多人,还掌握了湘北挺进队等六支武装力量。
    特支合并到市工委二天后,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在浏阳门外宜园5号开会,宣布成立市工委五人策反小组。重点策反成功长沙警察局下设的,有600多人和枪的地方武装常备自卫总队和保安警察队。省工委利用统战关系促程潜撤了桂系骨干任建鹏的警察局长职务,任命起义人员刘人爵为省会警察局长。沈立人还在刘的公寓内召开省会警察局副局长和各分局长的座谈会,要求警务人员必须随潜陈起义。刘人爵等纷纷表态:坚决按指示行动。就这样,者工委领导的长沙人民治安指挥部控制的宪兵十团和湘东师管区补充四团,与市工委掌握常备自卫总队和保安警察队,一起加入到起义队伍行列。
    1949年7月底,一个矮个的山东人领着两个人向火后街8号走去,街邻向山东人打招呼:“王先生,家来客了。”王先生指着随行的高个子说:,“这位是孙健大哥。”指着另一位介绍道:“这位是唐先生。”三个人在附近转了很久,进入到火后街八号。
    8月1日,来了些人抬着办公桌椅进了火后街8号。接着电话局来人架设了电话并派了电话员,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卫在公馆周围站岗。街邻非常惊奇,不知是什么大人物来到这里。
    其实,火后街八号原是长沙特支领导机关所在地。那天的三个人,是长沙地下党的三个主要负责人:租住在这里的山东人“王益林”是长沙特支书记刘晴波,他领来的两位客人中的“唐先生”是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另一位“孙建大哥”是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唐先生”看过房子后,决定将这里定为中共长沙市委机关初期所在地。
    1949年8月1日 ,经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批准,长沙市工委改过去分散办公、定时碰头的形式,决定在火后街八号半公开集中办公。火后街八号分别是长沙特支和长沙市工委所在地、长沙市“迎解联”党组诞生地,也是长沙和平起义后中共长沙市委的首个办公地。
    1949年8月1日,成为长沙地下党由地下状态进入半公开活动的标志日。
    8月 1日,周里决定以长沙特支党员为主,成立“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领导机构(“迎解联”党组),刘晴波任党组书记兼主席团秘书长。
    8月3日晚,刘晴波在“迎解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调动三架飞机由衡阳起飞轰炸长沙,炸弹多落在陈明仁麻园岭住宅附近,又在长沙市区连续投弹,并在“迎解联”办公地点省参议会(中山路湘江宾馆处)投下一枚炸弹的罪行。当晚,刘晴波在返回火后街途中,在保安巷遭特务伏击,特务先连开三枪,刘晴波的警人员立即开枪还击 双方激烈巷战三分钟,特务仓皇逃跑,刘及警卫人员安然无恙。但已起义的前省会警察局长,却在8月22目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的当晚,被潜伏在浏正街120号刘人爵寓所内的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据长沙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甸彬回忆:长沙解放不久,我们侦察到国民党将派特务暗杀刘人爵,特派公安大队一位排长住在浏正街120号武装警卫。但刘误以为这是对他的监视和不信任,向军管会领导反映,我们不得不撤除了武装警卫,不久特务就寻机暗杀了他。此后,敌机多次来长进行轰炸,直到衡宝战役结束。
    “迎解联”党组自成立之日起,主要有两大中心任务:一是制定解放军进城时间、路线和驻防地点;二是组织发动群众,筹措钱粮迎接解放军。
    为此,“迎解联”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方案,并随机迅速调整“迎解”具体步骤。为防止解放军白天进城时,敌机可能派飞机轰炸导致军民不必要的伤亡,商定解放军入城时间定为8月5日晚9时。最先到达小吴门的是138师宣传科科长刘大为率领的师文工团先导仪仗队。8月5日晚10时,解放军46军138师,在小吴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分三路以威武雄壮的队列,整齐划一的步伐进入长沙市区。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万人空巷,彩旗飘扬,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震撼全城。宣告湖南和平解放,古城长沙由此翻开全新篇章。
    长沙和平起义成功,使古城长沙避免了一场战祸,使得湖南全省得以和平解放,还为解放军打开了向华南、大西南胜利进军的通道;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深明大义的壮举,也为国民党地方当局弃暗投明,归向人民阵营,树立了榜样。长沙和平起义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8月6日晚6时,已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率领原地下党负责人在“迎解联”新办公地藩正街集合,分乘20多辆车,于8时抵东屯渡,欢迎以金明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代表团进城。由于程潜、陈明仁发动的“长沙和平起义”,是一次没有经过正式谈判的起义,金明的主要任务是和程、陈谈判。
    “迎解联”从1949年8月4日成立以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遂于9月8日宣告结束。并于当天开始执行“迎解联”的最后一次战斗任务一一欢迎二野过境。此次工作持续到10月底结束。“迎解联”历史近3个月的“迎解”工作与解放军进城工作至此全部圆满完成。
    1949年8月25日,南下市委与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胜利会师,合并组成新的长沙市委,曹瑛仼书记,首个办公地仍设在原地下党特别支部机关所在地火后街八号。
    前些日子,2020年6月,天心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将《火后街八号公馆》列为天心区红色文化遗址并树碑立传。碑文为:“火后街8号系毛炳文公馆。1947年,中共湖北省工委在长沙建立特别支部。1949年1月转属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后,特支书记刘晴波将机关设在此处。长沙特支与长沙市工委合并后,经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申请,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批准,市工委机关迁至该处,并在此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党组。地下党在这里指挥了解放长沙最后的斗争。解放后,中共长沙市委将首个办公地设于此。”
    现在,八号公馆连同火后街在21世纪初叶,在解放西路和步行街开发中,被沃尔玛超市吞噬殆尽,恐怕连一张照片也未留下,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者单位:长沙火车站)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2008年。
2.《长岛黎明——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地下党斗 争记实》,1994年。
3.《三湘惊雷震九洲——长沙和平起义记实》,陈先枢、梁小进,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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