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礼协会九十周年纪念图册载晚清民国时长沙南门照
一、碧湘门至少在北宋便已存在
“碧湘门”之名，应与五代时马希范建立的碧湘宫有关。《明一统志》记“长沙城南门之侧，有碧湘宫，五代时马希范置”。这就说明了南门与碧湘宫之间的关系，即碧湘宫在南门之侧，那南门被称为碧湘门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坊间言碧湘门为隋、唐时潭州城城门之一是有年代错误的，因为碧湘门之名上限也只能到五代马氏政权之后。
据《元一统志》的记载，可知北宋知名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曾在长沙碧湘门外舟中居一月，并与北宋诗僧惠洪见面，有诗词互答。另外，比黄庭坚大三十岁的湖南诗人陶弼（1015-1078）亦有《碧湘门》一诗：“城中烟树绿波漫，几万楼台树影间。天阔鸟行疑没草，地卑江势欲沉山。”可推测碧湘门之名至少在北宋便已存在。
关于碧湘门的位置记载最为混乱，大概有府城南门说、府城西北说、碧湘街说、府城西南说。
据清人陈运溶（1858-1918）《湘城访古录》的记载：“省志云：即今长沙府城南门，马氏建。明统志云：即今府城门。《胡氏通鉴》注云：今潭州西北，出有碧湘门。《冷斋夜话》云：山谷南迁，与余会于长沙，留碧湘门一月。”按：陈运溶一方面采纳了省志的说法，言碧湘门就是府城南门，一方面又采纳了《资治通鉴》胡三省的注解，认为碧湘门在潭州西北，这也是前两种说法，即南门说和西北说两个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胡三省（1230-1302）是宋元之际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其注解的《资治通鉴》也一直以精博而著称。但即使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难免百密一疏，因为从南门、碧湘宫等的位置看，碧湘门不可能在长沙城的西北处。
第三种说法，即碧湘门在长沙南门外的碧湘街。此说最有代表性者为清乾隆年间的《善化县志》。民国报人李抱一曾援引此说，在《湖湘史地考证》中写道：“《长沙府志》说，碧湘门，就是府城南门。虽然南门与碧湘门相去不远，也未免含混。大约碧湘宫既在南门之侧，宫既废去，那南门之侧一带都叫碧湘门，《府志》遂囫囵的载了一下。（中略）《善化县志》载：‘碧湘门，在南门外碧湘街。’直接实指其地，如今的碧湘街由此而来。碧湘街正在南门之侧，当然是碧湘宫的故地。……前此有个古楼门在碧湘街口，或者也是碧湘宫的遗址。”“古楼门”后来又衍生出是碧湘门故址的说法。但笔者本人对这个说法颇为怀疑，因为此说法如果为真，那长沙宋、元之际的南墙将整体南移至西湖（长沙南城的护城河）之外，才能配合到在碧湘街的碧湘门。城墙南移还只是这个猜想工程之一，这也意味着城墙南面的护城河也要整体南移至碧湘街之南。碧湘门如果真正曾存在于碧湘街，那也只能稍作区分，说建在长沙府城西南的碧湘宫曾经有门名碧湘门，后来因为靠近碧湘宫的原因，长沙南门也名碧湘门。
清乾隆年间《善化县志》称碧湘门在碧湘街
第四种说法是府城西南说。最有代表性的为明崇祯《长沙府志》。崇祯《府志》载西湖桥为碧湘门外便河上一座石桥。从这个说法衍生出长沙城在西南处靠近西湖桥的位置曾开设一城门，名曰碧湘门。但一方面崇祯《府志》没有明确碧湘门一定正对西湖桥，另外一方面崇祯《府志》的省府图所绘制的城门中，也没有画出碧湘门（或故碧湘门）的位置（见图），而且从图上看，如果要在西湖桥处开门，则是在城墙拐弯的位置，非常奇怪。因此城门西南说，除开崇祯《府志》的文献外，缺乏更有力的证据。但笔者也认为，如果长沙城南曾经开过一张碧湘门，特别是宋代黄庭坚来长沙时，除开在南门外停留外，他最有可能停泊的位置，就是靠西湖桥这一带。当然，这也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
明崇祯十二年《长沙府志》载长沙府图
总之，明代之前，不排除碧湘门可能存在于长沙西南处，对着西湖桥或在南门西边某处的可能，但整体而言缺乏更有力的证据。而明、清之后，因南门靠近碧湘宫（笔者使用高德地图，发现从南门口步行至下碧湘街仅需5分钟），南门除开叫王道门、黄道门外，也并称为碧湘门。两种假设中，在没有更多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笔者更加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二、黄道门与碧湘门交替称谓的长沙南门
进入明、清之后，长沙城南仅有南门一门，碧湘门的称呼基本被并入到南门之中。从明嘉靖十三年的《长沙府志》载的长沙府图看，虽然地图没有标出城门的名称（见图），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长沙九门的布局，按照嘉靖《府志·兵防记》的记录：东三门，曰新开曰小吴曰浏阳；南一门，曰南门，俗称王道门；西四门，曰德润曰驿步曰潮宗曰通货；北一门，曰湘春门。那么可见至少明嘉靖年间，城南仅一门，即南门，俗称王道门。
明嘉靖十三年《长沙府志》载长沙府图画出了长沙九门的位置
另外，在嘉靖《府志》的“名胜”篇，有“碧湘门”条，非常含糊地写上了“即府城门”，结合《府志》的长沙府图，当时的“碧湘门”也只有一个可能，即在明代俗称王道门的长沙南门。
到了清代，更可确定城南仅有一门，名为黄道门（注：明代称王道门、清代称黄道门）或名碧湘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长沙府志》载的长沙府疆域图上，可以看到与明代嘉靖府志的九门布局大致一样，南门标记为“黄道门”。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长沙府志》载长沙府疆域图，内有南门的一门三桥
碧湘门多次出现在清同光年间长沙戏剧家、文学家杨恩寿（1835—1891）的《坦园日记》中。如同治三年（1863年）12月22日，杨恩寿记录：“黎明过湘潭。日行九十里，傍晚抵省西湖桥下。峰步入碧湘门，门将阖矣。上灯时回家，合宅平安，良可乐也”。
清人劳崇光（1802-1867）在《城南书院赋》中写道“碧湘门之南有书院焉”，也是讲在南门外的城南书院。另外，晚清经过长沙的日本知名建筑史专家伊东忠太手绘有长沙城地图，并对长沙南门有如下记载：“南一门，曰黄道，一名碧湘，今称南门”。可见这一段文字，是伊东忠太完全照搬同治年间的《长沙县志》。
日本建筑史专家伊东忠太手绘的长沙城门图
三、20世纪初老照片，记录长沙南门热闹世界
晚清以来，由于长沙北衙南市的城市布局、长沙开埠及小西门、大西门等沿河商业的日益发达等因素，长沙城南一方面是庶民聚集的场所、商业繁茂的集散地，另一方面也是各种贫民与社会不定因素的温床。如晚清长沙著名的“抢米风潮”事件，就是因为南门外碧湘街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与碧湘街戴义顺碓坊老板因为米价发生争执，最后全家人跳水而死，引发的轰动全国的社会事件。
1922年7月，由于军阀混战，长沙北门南门平民皆有伤亡。当时在明德中学任教的诗人吴芳吉（1896-1932）曾作诗《北门行》及《南门行》。《南门行》中纪念了一位中流弹死亡的孕妇。诗人悲愤地写下“泪尽命亦尽，命尽不合眸。可怜腹中子，未得如蜉蝣”。
南门的故事可谓繁多不及备载，当然，一篇文章也无需备载。比如笔者还看到1954年6月本地考古专家吴铭生回忆在南大十字路的左家公山曾出土战国的毛笔。当时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陈浴新先生还请当时的考古工作人员在南门口石三胜饭庄为工作人员开餐等等。
但即使有从碧湘门到黄道门以来的种种记载、事件与回忆，长沙南门一直缺乏一张有力的图像证明，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可喜的是，最近笔者在雅礼协会九十周年的纪念刊上看到一张标为二十世纪早期的长沙南门照（见图）。从图像上，确实与文献记载印象大概一致，是一片热闹嘈杂的老百姓世界。照片中的正面人物虽然穿着类似晚清形象，但是背面没有看到明显的辫子，所以从照片断代上，雅礼协会的文档也暂时定为二十世纪初期，即晚清民国时。正对城门的左手边可以模糊地看到告示。从湘雅的西方创始人之一胡美的回忆《道一风同》可知，胡美当初抵达长沙时，是从小西门（即今日坡子街）上岸，然后上南正街，拐入西牌楼。而当时雅礼协会的外教，包括胡美一家、德士敦遗孀、席比义、解威廉等外国人，都住在离南门正街不远的西牌楼，因此留下南门的照片是不奇怪的。（作者单位：时务学堂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