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墓位于长沙市今岳麓区坪塘街道伏龙山，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间对于曾国藩墓地传有二说：一为伏龙山宝地为曾氏当年大战太平军经过坪塘时，与桐溪寺主持宝月和尚同时相中，两人约定先逝即葬；一为金盆岭原属曾氏疑冢。这两种说法都属小说家言，悖于事实。为此，搜抉缇帙，撰成此文。
一、生拒东台山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 ，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出生普通耕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 ，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谥号“文正”。
冯树堂（1812—1888），字卓怀。长沙人，道光十九年举人。他是曾国藩入京考试时认识的好友。1844年12月受聘曾纪泽的塾师。1853年8月入曾国藩幕府，练兵长沙。后任四川万县知县。1860年重入曾幕。1861年3月因与曾国藩在军事上意见不合，愤而离幕。1871年两人均作自我批评，和好如初。所以同年7月冯树堂主动提出为曾国藩相地。经过半年多努力，冯树堂最后相中湘乡东台山一穴，并绘示《东台山地图说》，向曾国藩做了详细介绍。
同治十年（1871）九月二十八日曾国荃写信给曾国藩中说：“冯树堂到湘乡看地，极赞东台山一穴。昨复约筠仙谛视一次，云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弟冬月回湘，必登山领略，如真如所言之妙，必极力为尊府图之。”
同治十年（1871）十月二十日曾国藩《复信冯卓怀》：“择地一事，远劳台驾跋涉敝乡，决异搜奇，不遗余力，曷胜感悚。承示《东台山地图说》一册，气势宏敞，山水环绕，洵为形家难得之地。中间所述‘五胜’‘五疑’，亦复评论确当，折衷古法，而参以高识。仆虽不明此道，亦稍知尊说之精当。接筠仙来书，则有‘三疑’‘三奇’之说。然既经阁下苦心鉴别其为佳壤，自属可恃。惟《图说》中关系文风一层，鄙意亦以为疑。盖此地既为公会所在，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窃有遗议。鄙人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譎计巧取而得，苛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
冯树堂讲的“五胜”“五疑”到底何指？现已无法得知。但郭嵩焘在给曾国藩信中讲的“三疑”“三奇”在《郭嵩焘日记》中作了详细说明。
同治十年（1871）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至东台山。步行四里，投凤凰寺。寺屋亦尚修洁，由山下至寺可一里。”
“二十三日。与树堂登寺后山，视所相地有三善：曰龙旺；曰山顶开阳；曰两山交襟极紧。亦有三疑：曰过峡即上一埂，不举顶开面，顿起星峰；曰龙虎两山环抱开阳，而界水不清；曰地势陡峻。树堂极力赞此地，予不能知其深。然如此形局，颇不易下葬矣。”（此中“三善”即“三奇”。）
古代风水有形式和理气两派。郭嵩焘的风水观是以杨筠松、曾文遄理论经验为基础的形势派，注重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最宜在山野平洋寻地立穴。曾国藩颇为赞许。但他对东台山这块地其实并不称意。
同治十年（1871）十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和曾国荃的信中说：“东台山为合邑之公地，众人属目，且距城太近，即系佳壤，余亦不愿求之己有，信复树堂矣。”
曾国藩最后听取了精通堪舆的郭嵩焘的意见，以“东台山为合邑之公地，众人属目，且距城太近”这一理由，放弃了冯树堂所相中的东台山这一“佳壤”。
二、权厝金盆岭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突然去世，曾家人并没有心理准备，择地安葬便成了头等大事。
同年二月十七日，曾国荃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信中说道：“十四夜得初四讣信，十五日即着刘腾武送信东下，具告四叔来金陵，赞襄大事。余于近日回湘，寻觅吉壤，以慰吾侄不匮之思，而安汝考英灵之魄。但求能于附近百里内得一佳城，可免五患，能发万丁，则心满意足，此外富贵荣华之念皆在所缓图也。”
二月二十二日：“余回乡寻地，尽一两月之力，必有所得，总以求之吾心而无一不安之处，然后可有当于贤侄昆弟万分之一，且亦不至浪费多金，稍乖汝考生平之素愿也。……余旋里寻地，寄信稍稀，早有所获，则亦必渡湖迎櫬耳。”
从这两封信看出曾国荃做了一个安排：派曾国潢去南京帮曾纪泽、曾纪鸿处理曾国藩的后事。自己则回湖南为曾国藩择地。他开始把择地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乐观估计一两个月即能完成。哪里知道他和曾纪泽的风水观点不尽相同，而对曾国藩墓地的选址发生分歧。我们看看这段时间曾国荃的家信，就一目了然。
《致仲兄》二月二十六日夜：“劼刚意欲觅之于附省百里内外，弟亦必周详阅历一遍，以达其不匮之思，或不至如东台山顶荒渺而无所稽耳。”
《致仲兄》二月三十日：“弟之所见，与劼侄前信相符者多，惟择吉壤宜在衡云湘水清峻之处而不愿在长、善，余则悉从劼、栗兄弟之意可耳。”
《致仲兄》三月二十二日：“劼、栗皆不知地理，弟有寸识，安可不任其责焉？总之，四月内必可买得衡湘之地，五月内必可寻得长沙、湘潭之地，以听劼、栗之取用，祈兄放心。”
《谕纪泽纪鸿侄》二月二十六日：“余三四月寻觅衡湘吉壤，取其最吉者，以备侄兄弟采择。至于省城附近百里内外之吉地，尽可四月后乃周为察看也。……近省垣觅地比衡湘山中更难，过于近四达之衢，则难期五患之免。余提兵三千余里，每见近城名墓，哭被惊扰、罹患者多矣，非当孔道者恒晏然无恐，此层亦不可不先虑及。若夫城中精堪舆者，往往明于用而昧夫体，且好屏弃杨、曾之正轨，侈谈张、蒋之歧途。三十年来，世家因之误事者，似已不少。余近年尝亲求之，山川环聚之中，觉其体势无甚差谬者，则龙、穴、砂、水、向皆有自然之情，斯有自然之用，求之罗盘，亦未有不暗合法度者。彼概求之于卦气者，恒罹于不可测度之祸。余竟不敢深信也。侄兄弟均聪明过人，知必不为妄说所惑。”
《谕纪泽纪鸿侄》二月三十日：“寻地难于上天，得地尤有前定。以汝考为天地间气所钟，忠诚直贯日星，毅魄复归于土，自有福地留以待之。……但汝考在天之灵或未愿久居宦地，又后任如到，或亟盼牙府，均宜先为虑及。……”
《谕纪泽纪鸿侄》三月二十四日：“余拟衡阳、衡山、湘乡各寻一处，以待侄之采择；湘潭、长沙亦须看得一相安者，以俟侄亲览焉。但要求之吾心而安，使一家父兄子弟莫不览之而皆安，斯足以安文正公之遗体矣。”
曾国荃想葬兄长“衡云湘水清峻之处而不愿在长、善。”曾纪泽想葬父于“附省百里内外。”曾国荃一方面又写信给自己的哥哥，说明择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写信给两位侄儿，苦口婆心，说明葬于省垣的种种不利。曾国荃的风水观更加趋向“形势派”，注重龙、穴、砂、水、向。对于“理气派”心存鄙薄，生怕曾纪泽不懂风水，为人所惑。曾国荃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全，而且民主，最后决定两种方案齐头并进，最后大家决定。曾国荃耽心曾国藩灵柩不能久停任上，建议曾纪泽在三四月间或八月迎柩回湘。他自己则仍在湘中的永丰、瀔水、衡阳、衡山、湘乡等地为曾国藩寻找千年吉壤。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日，曾国藩灵柩从南京启程走水路，五月二十日到长沙。午初到曾子庙安柩。因五六月间，长沙天气炎热，不宜停柩太久。葬地没有选好，最好办法是厝于山中。
《郭嵩焘日记》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五日。黄子寿约同曾沅浦、刘筱山、王厚卿至金盆岭相视文正公葬地，穴情极真。距城十里，有此佳壤，而左近并无一棺，曾府乃于无意得之，足见文正公积累之厚。”
《曾纪泽日记》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七日，晴。卯初起，饭后至九叔父宅，偕刘训阁军门往金盆岭，看浅葬之地。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洵不易得，虽永安先灵可也。”
六月初五和初七，郭嵩焘和曾纪泽都来看了金盆岭这块厝地，而且感觉很好，都无异议。六月十四日曾国藩灵柩厝存金盆岭。此后每月初一和十五，或曾国藩的生日、祭日。曾纪泽没事就到这里祭拜父亲。曾国荃此后继续他的择地任务，一旦相中吉壤，就通知郭嵩焘和曾纪泽去察看。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三日，曾国荃《致杨石泉（昌濬）中丞》：“弟自二月闻江南噩耗，万念皆灰，三四月回乡寻地，久无所得。五月料理先兄文正公入城治丧，六月权厝金盆岭山内。舍侄奉其母暂率眷属住省城内，俟一二年编校奏疏、文集刊刻成帙，亦以住乡为宜。大约秋、冬能觅吉域，从容购就，明年春、夏即可改厝耳。”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三日曾国荃《复王柏心（子寿）》：“灵輀五月二十日抵长沙，入城治丧，兼旬而毕，六月十四日权厝南关外之金盆岭，惟是所卜葬域佳者难得。弟与地师至衡湘寻觅，久无所获，倘托福庇，俾得速购牛眠，明春改葬停当，斯为至幸。”
在曾国荃写给杨昌濬和王子寿的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荃计划先编辑曾国藩的奏疏、文集。等第二年择到佳壤后，再将曾国藩迁葬。
三、拟葬紫竹林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曾国藩灵柩暂厝金盆岭后，曾氏叔侄的相地行程没有停止。《曾纪泽日记》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初九、初十曾纪泽在湘潭五龙冲、文公山等看地。三月二十九日：“地师湛丽川来一坐，旋随四叔父同往湘乡去矣。”五月廿七日“侍四叔父谭、赵诸人到罗汉洞看地。”同年曾国荃在铜梁山紫竹林相中一处佳壤。铜梁山位于双峰县井字镇与湘潭县、湘乡市交界处，主峰灵应峰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险峰峭立，幽谷悬泉，杉竹茂密，云雾环绕，风光秀美。旧时从荷叶、井字去湘乡、湘潭必须翻越这一大山，这也是曾家从外地回乡的必经之路。
十月初一日曾纪泽岳父刘蓉去世，初七日到湘乡刘府治丧。在治丧之暇，也不忘父亲迁葬事宜。《曾纪泽日记》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二十一日：“寅初起，饭后偕彭琴堂起行，辰正抵紫竹林，画定山穴”。曾纪泽处理完岳父刘蓉的丧事，便派人到紫竹林入山开道。为迎曾国藩的灵柩作准备。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十六日，正好郭嵩焘也到湘乡吊唁刘蓉，顺道来看紫竹林。“二十里至紫竹林，憩幽宝庵。寺僧益明为具食。食毕，招土工数辈扶舆上山，盖劼刚方集土工十余辈开道，以便迎柩也。山高约百余丈，龙势方前趋，脉自昌山来，此其开嶂左角也，其不宜立穴与紫木冲同，而险峻过之。因登山顶周览，于其龙势形度，一望了然，益觉浦沅宫保于此求地之为无谓也。……此事重大，非可苟且从事。此行为霞兄葬地尚为慰心，于文正公此地极耿耿。劼刚负强任气，吾言必不足征信，然固当一尽言之。”
郭嵩焘到了紫竹林之后，对曾国荃所选的这一处地方很不看好。但他又耽心曾纪泽已经派人动工，怕他不会轻易放弃。曾纪泽二月十六日去潭市，十七日到刘蓉家。郭嵩焘十八日也到刘家。二人在刘家会面，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日记中都记载了“与郭筠仙丈谈极久。”尤其十八日谈了两次。
《曾纪泽日记》二十五日：“行二十余里，辰正至紫竹林，与曾宗九一谈。穴间掘罗围皆嫩石，余亲督一役掘穴心，视之亦皆嫩石，此地不可用矣。”
三天相聚，郭嵩焘对曾纪泽谈了他对紫竹林一地的看法，曾纪泽又亲自开穴，见穴间皆嫩石，有违风水之“五不葬”。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决定放弃紫竹林这块地方。
四、迁葬伏龙山
同治十二年（1873）曾国荃在坪塘伏龙山相得一地，敦请郭嵩焘亲去相视。
《郭嵩焘日记》同治十三年（1873）三月：“初三日。偕徐寿蘅、郭子美同至平（坪）塘，为文正公相地，盖沅浦去岁所相得者。在兴国寺后山，曰伏龙山，寺后主峰曰狮子山。地名桐溪港，故亦名寺曰桐溪寺。”此次坪塘相地，郭嵩焘在日记中并没有详细记录。
三月十二日《曾纪泽日记》记录，“侍四叔、九叔平（坪）塘看地。”同去者还有沈青泉等五人。但对于坪塘这一穴也无详细记录。
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曾纪泽守制期满，在进京的路上接到家报，母亲欧阳太夫人于八月十三日去世。曾纪泽不得于九月十三日返回长沙办理母亲丧事。曾纪泽回长沙后通过与曾国潢、曾国荃等多次商议，最后决定将曾国藩和其夫人合葬坪塘。
《郭嵩焘日记》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廿五日。曾沅浦宫保启行赴都，偕意臣送之江次。因与陈程初、唐时雍、罗小垣坐轮船赴平（坪）塘。相度曾文正公葬地。登主顶望之，全山形势俱见，亦不可多得之地也。”这是郭嵩焘二赴坪塘为曾国藩相地。在六年以后的光绪六年（1880）二月，郭嵩焘亲自为曾国藩扫墓时回顾当年的疑虑，他对曾国荃选的这一佳壤比较肯定。
“十四日。……从鱼网市过江至平（坪）塘，日已夕矣。就宿曾氏墓庐，在兴国寺左侧山下，其前即御碑亭也。兴国寺以桐溪为名，人皆谓之桐溪寺。榜曰伏龙山，盖又以山为名也。往为文正公相地，疑左侧山过一田峡，非砂体。汤萼楼谓桐溪港水口紧密，其结作实由此山穿田，至塅中回身逆结。以天晚，未及往视，惟视其过峡处，见山势横开一嶂，益信其非砂体也。”
“十五日。展曾文正公墓，墓道修理雄阔。因偕萼楼、道生绕出山右，见右山连举两顶，开嶂中出，趋入塅中为平田，忽举一顶，回身内向，桐溪横出其前，来源左右皆汇其前，为平（坪）塘正结无疑。其下一坟，为张氏发冢，而萼楼固执以为仰天穴，不宜下，竟亦不能辨也。由平（坪）塘山后出龙回潭，见经铿黄氏发冢，地名龟形山，形局绝佳。”
郭嵩焘此次坪塘看地后于十月廿二日，由草潮门登舟离开长沙北上赴都。曾国荃也离开了长沙，曾纪泽弟妹和四叔曾国潢在长沙张罗父母安葬事宜。
十月初六曾纪泽、曾国潢叔侄和沈青泉、刘伯固同行，“辰正解缆，午初三刻至平（坪）塘伏龙山，在山寺小坐，陪青泉入山，定向址，钉桩志之，未正始毕。”
十月三十日曾纪泽带人到金盆岭曾国藩墓地，监督役夫启阡。
十一月初一日早饭后，曾国藩灵柩用车拖至南湖港登舟，泊大西门。
初三日欧阳夫人出殡，到大西门登舟，下午到坪塘，停泊河干。
初四日：“卯初二刻起。饭后料捡登岸诸事，奉迁文正公、欧阳太夫人灵柩升舆登山。辰正二刻离船，巳正二刻到山，安柩坎傍，诸客行礼，酬答良久。文正公祠住持僧一心、伏龙山寺方丈僧各率其僚侣设祭，口中念诵经咒，良久乃毕。饭后偕沈青泉用指南针测准坎中方向。以纆线识之，约一时乃妥。与伯固及诸友议论方向上下之位良久。余夙不信风水家言，故于其中窾窍茫然不解，以葬亲不敢不慎，聊从俗一拣择之。然堪舆家无真实可据之理，是以无一定不易之说。余兄弟既从沈青泉之言，即当一一以青泉为主，不可为筑室道傍之见也。山名伏龙山，九叔父所深赏，青泉屡次复视，以为尽善者。友朋或赞或毁，或以为乾巽向非是，或谓向是矣，而嫌点穴过上，或以为开圹过浅，不一其说。究之五患之外，但求土质洁燥，可安体魄而已，其馀皆臆说耳，何是据哉？夜饭后，四叔父率诸弟及朱星槛、陈松生诸亲友以米、盐、茶之属实于缶中，诵《诗》‘信彼南山’‘倬彼甫田’‘大田多稼’三章，各三遍，将以纳诸圹中，湘俗也……”。
从墓地定址钉桩到迁柩合葬，都是曾纪泽在主持安顿。曾纪泽其实并不相信风水之说，而且人多嘴杂，他深知“道旁筑室，三年不成”的道理。为了把父母的丧事办得顺利，他也只能入乡随俗，以妥先灵。从此可知，曾纪泽是个非常有主见、有担当的人。这样的修养，也使他后来于外交能应付自如，“身临危难，无一失体”（梁启超语）。
通过曾家叔侄两年多的努力，曾国藩与夫人欧阳氏终于合葬于善化县（今岳麓区）坪塘伏龙山。曾国藩夫妇下葬之期，曾国荃正在扬州，但他对兄嫂的丧事和伏龙山的风水一直关注，因不能亲为效力而感歉意，在家信中屡屡提及。并对曾纪泽、曾纪鸿兄弟这一次主持丧事，十分满意。
《谕纪泽纪鸿侄》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一日：“日来吾侄兄弟料理大事，吾不得左右于其间，稍效执绋之劳，抱歉之私不忘，惟祝顺节保重，仰慰椿萱在天之灵，是为至要。”
《谕纪泽纪鸿侄》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五日：“ 今日为初五吉期，正侄兄弟在伏龙山安妥大事之际，此次余不得稍效奔走之力，一尽执绋之礼，非特有乖于素志，亦初心所不及料也。难忘惆怅，情曷能已！……伏龙山土色佳否？念念。修墓亦须与风水相合，至要至要。”
《谕纪泽纪鸿侄》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廿八日：“廿五日得十月廿九日家信，欣知伏龙山土色甚好。十月初间料理大事，极为整齐，为之一慰。惟余未能在左右效力，深用歉仄。”
曾国藩从去世到最后安葬坪塘，两年多时间曾国荃遍访衡湘，终于为曾国藩觅得千古佳城。到第二年光绪元年（1875）六月十七日，曾国荃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还提到：“看地极难，自命为地师尤难。两年之中，惟伏龙山较得意，以赞好者多尔。”146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伏龙山的曾国藩墓地，曾国荃居功至大。如果当年曾国藩葬在金盆岭或长沙城周围，那他的墓早就不复存在了。
（作者单位：湖南诗词协会）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坪塘曾国藩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