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游弥坚的前半生
游弥坚（1897—1971），原名游阿碧，后改名游柏，清光绪二十三年生（有的资料生年亦作1899），台湾省台北市人，祖籍为福建省泉州市诏安县。泉州是古代最早的对外贸易著名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诏安还以客家聚族而居的圆形土楼驰誉中外，早期美国间谍卫星照片曾疑其为中国的导弹发射场，沦为世界笑柄。游弥坚出生之日，已是甲午战争中国满清政府战败，宝岛陷于日本魔爪之时。取名柏，乃岁寒知松柏之后凋，寄厚望于他能有松柏之长青和坚贞。
游弥坚童年就傅，13岁进松山公学校，旋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1918年毕业。他在老松、松山公学成德学院任教几年，有了点积蓄，1924年春赴日本留学。他在东京考入日本规模最大的高校日本大学的经济学系，学习之余，关心祖国大事，知道北伐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1928年毕业，决心回国效力，并易名弥坚，以志报国之心更加坚定不移。他先是到北平（北京），受雇印刷厂，次年任南京三民中学英文教师，旋任中央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少校政治教官。
下文就要谈到他的机遇了。原来，游弥坚有幸得入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法眼。蒋当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该校创建比黄埔军校早，北洋及南京政府很多高级军官出自其门下。蒋百里留日留德学习军事，早就判断日中必有一战，平日注意为国识拔人才。随即，蒋百里又将游弥坚引荐于好友王赓。
看看这张照片，原来是1920年罗素携其情人来华讲学时所摄，他俩坐前排，左边是蒋百里；后排中间高个是赵元任，右二就是王赓。两人都是清华第二届（1910年）留美的学霸。
附带插一句，罗素还到长沙讲学，毛泽东以《大公报》记者（兼职）身份写过报道。当时现场的翻译是曾约农（曾国藩的曾孙）和杨端六（留英经济学家）。
王赓（1895—1942），191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文学士学位，继而入西点军校，1918年提前毕业，排名居同届学生前4%的高位。回国在北洋政府军警界服务，次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还拜梁启超为师学国学。最为世人熟知的是1922年他与陆小曼结婚，三年后被朋友徐志摩横刀夺爱，能尊重女方的意愿，坦然拱手相让的君子之风。游弥坚则由蒋百里撮合，与王赓之妹王淑敏结为连理。那时蒋百里女儿蒋英还在读小学，准女婿钱学森在读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华罪行，派外交部次长顾维钧为首的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国联会议，王赓将游弥坚引荐于顾维钧，被聘任为代表团秘书（巴黎和会时中国代表团以陆徵祥列首席，顾维钧列次席）。顾维钧在会上义正辞严揭发日本政府狼子野心，使其大暴露于世界。事毕，游弥坚被留下来任驻法国大使馆秘书。他抓紧在欧洲的时间，在职入读巴黎大学。
1933年冬返国，因岳父（王赓之父）曾任财政部司长，属宋子文的部下，得推荐就任财政部税警总团军需处处长。税警总团是宋子文打造的一支“私人”劲旅，曾被投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编为张治中第五军第88师独立旅（团），与十九路军并肩英勇作战。其时团长王赓（中将军衔）却摆了一次乌龙，据说是宋子文叫他去租界密会美国领事馆武官（同学），不料被日军跟踪在旅馆扣留（三天释放）。消息传出舆情大哗，说他携带文件泄密，导致日军偷袭浏河得逞。王赓不得不接受军法审判，查无实据，仍被撤职，监禁一年释放。游弥坚应是事后到该团任职，但也有点不安其位。
1935年任兵工署应用科学研究所总务科科长。这时的兵工署长是俞大维（曾国藩的曾外孙），正在大抓抗日备战工作。之后，来到湖南，任省政府财政厅视察，同时应聘兼任湖南大学商学系教授。1937年中，游弥坚调任邵阳市税务局局长，后调回财政厅任一科科长。
1939年游弥坚辞职赴香港，任华侨实业公司协理兼（缅甸）仰光分公司经理，应是担负战争物资进口业务。1941年2月，在重庆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他被推举为常委；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他被日军抓捕，脱险后潜赴重庆。1943年初，游弥坚任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处长，嗣调总务处处长兼视察室主任，总电台台长；5月，中央设计局设立台湾设计委员会，被聘为委员。1944年，任花纱布管制局鄂中办事处主任。
二、游弥坚在湖南
游弥坚1936—1937年间在湖南大学任教，那时该校有全国综合大学少有的商学系（仅复旦、暨南等几校设立），系主任是曾克熙（此前有冯传经、吴德培等，均留美。因当时欧洲大学注重经济理论，商业应用学科则是美国的强项，日本也比较重视商科），同仁有曹汉贤、陈朴、耿心粹（心湛）、许孕六、曾邦熙、鲁兆庆、余绍武、彭曼硕、朱传仁等，多为留美学者。那时湖南省政府仅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厅下设科。湖南省财政厅前任厅长是福建人张开琏（1929—1935年任职），继任者是湘潭人何浩若（1935，8—1937，1在职），清华留美生，获博士（经济学）学位后又入军校学骑兵，1926年回国。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教官，北伐军军参谋长，中央大学教授。可谓文武双全。1937年1月调河南任财政厅长，再到重庆任中央部门职务。
游弥坚开始在湘任职时，是何浩若部下，住在城北区的桃源旧里。往返河东河西需要坐划子（小木船，解放后才有轮渡）来上课，他沐风栉雨，乐此不疲。除教学外，他在湖南大学本校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财政上之通货膨胀问题》（商学期刊1936年第2—3期） 、《商人被排挤的倾向》 （湖南大学季刊1936年第2卷第4期）等文。选题关心社会经济动态，弘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第一篇文章，作者嗅到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加剧，加快战争机器对外扩张步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各国（尤其是战败国德、奥等，以及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都被迫进行剧烈的通货膨胀，转嫁财政困境让全民买单。文章分析通货膨胀的因由，利弊，国家和个人的对策等等。
第二篇文章所谓商人“被排挤”，指商品流通领域的中间商被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挤压，即卖和买两家都希望绕过（或减少）中间环节，以取得最大的实惠。这在今天来说就是直销，因网络发达，较好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的痼疾，不少商品已经可以精确及时、点到点地实现流通。当然，商人群体也有对策，出现了众多的微商和电商，以其良好的服务（信誉，质保，可比性，快捷性等等）获得生存和发展。那时买卖双方则主要是如何保证大批量的产和销，例如生产者组织生产合作社，消费者组织消费合作社，就是常见的办法，也行之有效。文章试图讨论在这些约束下，卖家、买家、商人三者如何博弈，以谋取单赢、双赢或多赢？分析商人生存空间大不大？还有没有发展的余地？等等。
无疑，游弥坚抓住了很有现实意义甚至是具有恒久价值的话题。文章放眼古今，未雨绸缪，既有调查数据又有理论指导，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可知他由欧返国仅仅三年，工余执掌教鞭，就适应了国内省内校内不同环境，知悉了舆情和人们的想法，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这应当归功于他那财政厅视察的身份，和在三尺讲台乐于善于与学生交流互动，从中获取信息和产生灵感。
此外，他还是湖南大学商学会的特别会员。这个学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商学并实际考察工商状况为宗旨，需要集思广益，有良师指导和示范。鉴于国内高校这个学科的稀缺，他们的活动更加富于探索性。无疑，他在内地大学初试牛刀，已经游刃有余，成为一位受师生欢迎的优秀教师。本文所附这张游弥坚在湖南的照片，可算得上文物了，因为如今网络上找不到游氏相片，遑论三十年代刊出？它就是由湖大1937届毕业纪念册收录的，可见师生关系良好。
游弥坚何时离开湖大？找不到记载。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从财政厅调到邵阳市主持税收工作，离开了长沙市；二是1937年7月湖南大学刚接到教育部咨文改为国立（是第19所国立大学），马上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国内外形势和办学条件变化。校长由法学家皮宗石莅任，教务长是经济学家任凯南，这两位湘籍学者都曾留日再留英，从国立武汉大学调来，都熟悉经济学教学（那时政治学经济学都可归属于法学）。他们乐于加强经济学教研，决定将商学系合并到经济学系，有利于师资力量的集中和学科的综合，但也减弱了商科的特色。这是有利有弊，见仁见智的一项举措。1938年日军逼近湖南，游弥坚在省财政厅随机关转移到湘西（沅陵），后来迁到湘南（耒阳），而湖南大学迁往辰溪。军书傍午，财政工作繁忙，交通不便，事实上也无法异地往返兼课。
三、游弥坚呼唤台湾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人员赴台。游弥坚回到阔别二十一年的故乡，奉派为台湾区财政金融特派员。1946年3月，继黄朝琴（已被选为台湾省议会议长）任台北市第二任市长，同时被聘为台湾大学兼任教授，还是淡江中学董事长兼校长。1947年兼任台湾省教育会理事长；4月，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同年冬被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兼台湾省政府委员。
游弥坚返台后，首先感到的是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即曾经日本殖民地被皇民化的很多百姓，如何认识这段历史。他写了《台湾人应该重新认识台湾》 （现代周刊1945年第1卷第4期），揭露“日本统治台湾的政策……第一阶段是愚民政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人的前进分子，就创设了文化协会，倡导自由，主张自治”，日本总督田健次郎被迫改为“同化政策……来欺骗台湾人”，同时大力向台湾移民；第三阶段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与德意一样，用法西斯手段来高压。“在这五十年的当中，日本人最怕的是台湾人的团结，尤其怕台湾人和祖国的人接近来往”，就用最毒的离间政策。文章第二节，“今后台湾的地位”，由殖民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有工业化的条件，地理位置优越，祖国同胞特别“希望台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实现Formosa（美丽岛）的真意。”第三节，“今后台湾人的地位”，由奴隶变为台湾岛上的主人翁，要保持光荣地位和幸福的绵延，就要自尊和守法。
另一篇是《文协的使命》 （台湾文化1946年第1卷第1期），上面那篇已经提到文化协会，现状的台湾文化界，“好像暴风雨之后的沉默似的，大家无声无息，带有飘零无依的景象。这是大乱之后应有的气象，不能把他看做老衰凋落，而是含有待机欲动的新生的力量。”“对新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清楚以前，新观念也就无从构成。”“这些酵母都需要纯化，需要有良好的园地让他发酵，生长。开辟这园地就是台湾文化协进会的使命。”“新世界需要新文化，用新文化来培养新观念，用新观念来改造客观的世界，造出新世界。” “从五十年改造出来的台湾，自然对新文化的需求格外的大，格外的深切。”
《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台湾文化1947年第2卷第4期），“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那个民族的生存力和创造力。”“生存力是文化的根，创造力是文化的叶和花。”古埃及和罗马根不深，所以凋枯了。“回看我们中国的文化，五千年的历史，虽然有时花盛叶茂，有时花凋叶落，可是根深蒂固，经风耐雪，伟然巍立，雄恣美态，能够在世界文化史上，占着最光荣的一页，是值得我们夸耀的。”台湾的文化本是这五千大乔木的部分根枝，却被“日本式的移栽在花盆里……被接枝了”。今天的中国，要使这株大乔木开更美丽的花，结更甜蜜的果，要采取接枝，移植，除草，施肥，除虫……的办法，“一方面将中国文化的枝、根或种子移来台湾培植繁育，再将这秧苗移到大陆去栽种，这就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工作目标。”
四、游弥坚管理台北市政及去职
关于城市的管理这门学问，中国自古就很重视，由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到相当的理论高度，例如从《尚书》《周礼》等就有记载。近现代西方作为行政学的一个分支的市政学，比行政学的主体更早地被引入中国，这从清华学校早期留美学生学科分类（有政治学而无总体的行政学，却有市政学）即可看出。游弥坚就任台北市市长，能否有所建树？这个问题当然要由市民回答；其本人的认知高度如何？则可从其言行窥见。下面介绍两文。
《台北市都市计划概况》（市政评论1948年第10卷第1期）是游弥坚回应《市政评论》刊“新年纪念号”的约稿（或征稿），此刊是中国市政协会主办的，已有十五年历史（创刊于北平市），荟萃全国市政专家学者和官员的大作，纪念号更是重头文章汇编。游文简介台北地理，地势，面积，清代城市形成，日本窃据时之计划（1932年），然后介绍光复后之计划概况。总面积约67平方公里，总人口限50万（目前因战争及战后日本人返国，约32万人，预计十年后达到50万人），将来要成为百万人口之大台北市。台北拥有电力、煤炭、供水、交通、河流、港湾、内外贸等优势，将率先实现工业化，所以应根据建成大工业区这个目标来制订计划。1947年下半年已邀集个领域专家，就人口、区域、气象、地质、给水、排水、原料、效力、劳力、铁路、道路、运河、港湾、工农商（划分区域）等进行规划，向外扩张（包括新庄区、七星区），面积将达到463平方公里，约为原来城市区域的6倍。
另一方面，从师道弘《给游弥坚市长的一封公开信》 （公理报1948年第2卷第8期）可以管窥游市长的治绩怎样。信中认为，先生“其责任可谓不轻，而当局选先生主持市政，也可见倚望之重。”先生“热心教育……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在战乱弥漫全国的今日……真令人们有空谷足音之感！而同时，也给台北市的下一代，带来新的希望。”不足之处，来信指出，“第一便是交通”，虽然采纳民意，修改路线，但车次少，挤得很。第二，先生就职时保证“我要让台北市没有一个蚊子”，而今普遍反映街道卫生差，“像是压根儿没人管。” 第三，娱乐场所，影剧院11家，也是管理差，尤其是中山堂，内部分租分包，价高质次。来信标举“在民主社会里的公仆，要有他的风度”，就是听纳逆耳良言，亲近人民，知道人民的疾苦，解除人民的困难。而游市长工作作风则比较漂浮，“我企望游市长，得吃点苦，作点成绩出来给市民看看！”应当“绞脑汁想人民的需要，然后订定方案，付诸实施，彻底的执行！”
五、尾声
前文提到，游弥坚是国民党政权来台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半山派”，在大陆时期主要供职于孔宋的财经系统，是技术型的官员。他初来大陆的人脉，首先是他的福星蒋百里，德高望重，刚正不阿，欣赏游弥坚的才华。而蒋百里1929年支持唐生智讨蒋，翌年入狱（稍后两蒋和解）。后来只获得军委会高级顾问的虚衔。1938年8月才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校长蒋介石），11月就猝死。游弥坚的妻兄王赓则是高开低走，书生气严重。婚姻失败，军机失误，两次陷入舆论漩涡，自顾不暇。宋子文对日是主战派，组建税警团（旅），以留美军事学校成员，如温应星（曾任清华校长）、王赓、赵君迈（赵恒惕堂弟）等为骨干，在国民党军队系统完全是另类。王赓出狱后身体很差，未任实职。1942年国民政府委派赴美军事代表团，美方点名要王赓参加。代表团行至开罗（按：因战事无法安渡太平洋，那时飞机也没有直飞美洲能力，只能绕道西行至非洲，再横渡大西洋。大西洋比太平洋窄得多），王赓病重不治逝世，葬于盟军公墓。游弥坚则也因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困于香港敌手，可谓祸不单行。他逃往重庆后，工作又是与何浩若有关（花纱布管制局，确保军衣军被及民用布匹供应），上司是孔祥熙。待到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孔、宋都已失势，去往美国。何浩若先是赴美国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1949年到台湾，只能在研究院和大学任教授而已。所以游弥坚毫无有力的奥援。
当年光复台湾负责接收任务的是政学系的巨头陈仪，带来其原主政福建省的班底，成为省政府各厅的头头、骨干。游弥坚虽有中央财经部门委任的台湾区财政金融特派员身份，而掌握财权的实为陈仪的亲信徐学禹及其属下严家淦（财政厅长，蒋介石死后升到“总统”）。好在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陈仪，都需要台湾省籍精英承担与地方沟通的桥梁。所以“半山派”也能分得政坛的若干地盘，游弥坚出长台北市，可谓头把市级交椅；他们还将影响力直接延伸到各种新建社团的干部以及各项地方选举的议员。游弥坚和黄朝琴还极力支持同为半山派的连震东（连战之父）另成一支势力，等等。但台湾政坛还有CC，军统，（三青）团派等各派势力你争我夺，1949年国民党中央逃亡来台，五院及部委各路大员更难安置。蒋介石检讨失败教训，设立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瓦解肃清派系势力，连“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二陈（CC）都不许容身（果夫病死，立夫去美国）。
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给了排挤本土势力的机会。事后，国民党中央认为“半山集团”要为该事件负最大责任，应予摧毁。加给半山派的罪名（内部调查报告，未公开）概括为“挟势夺权，离间台胞，挑播政府，在事件中同意暴民组织伪政府，事变扩大后又诿过于他人”。即他们发展派系，压制本土势力，使政府不信任台胞，又宣传阿山（蒋介石集团大陆干部）腐败，使台胞反感政府，离心离德。并强调“台人治台”和大台湾主义，以致事件发生，难以收拾。笔者按：其实，派系何止半山派？本土派也有阿海派及台中派。至于“二二八事件”，主持省政的陈仪应负主要责任，只不过先是将陈仪调往浙江，后来陈策动汤恩伯起义，被汤检举而遭拘捕和处决，一班人星散罢了。
（按：这上面两段材料，主要参考陈明通《派系政治与陈仪治台论》一文，原载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一书，台湾“中央研究院”1993年初版）
1950年2月，游弥坚被迫辞去台北市长职，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设计委员。1954年11月任台湾纸业公司董事长。1958年底，转任泰安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并受聘为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晚年，任《国语日报》董事长，仁济救济院董事长，世界红十字会台湾分会会长，国际扶轮社台港澳区总监督。可以看到，终其余生之二十年，未再担任任何重要实质性政治职位。毕竟，以其本土早期精英代表身份，并无大错，当局也无法对其痛下杀手，故能得善终。从我方的角度看，30年代游弥坚未参加反共军事活动，抗战时期积有劳绩，去台后没直接参与内战，离开政坛后只在工商文化界有些活动，也不必对其多作负面的说词。游弥坚1971年12月12日逝世于台北，终年74岁。
（作者为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