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正纬致毛主席信的信封
罗正纬致毛主席信第一页
先伯父罗正纬，字达存，号涵原，湘潭马家河镇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相继就读于明徳速成师范学校、中路师范、湖南优级师范，因成绩优异，清廷奖给举人加中书科中书衔，新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元年（1912），先伯父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与友人符定一（字宇澄，衡山人，生于1877年，毕业于衡阳南路师范学堂和京师大学堂，1908年授奖举人暨授中书科中书，新国会众议院议员）等人在长沙创办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即今长沙市一中），符定一任首届校长，罗正纬任首届庶务主任。是年，少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形成了符定一、罗正纬同毛泽东的师生关系。毛泽东在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虽只读半年，但其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文章惊喜了校园，这篇只有五百余字的作文，其国文教员涤庵（柳潜）的批语却有一百四十余字，说作者的文章“切实社会立论 目光如炬 落墨大方 笔力挺拔”“历观生作 练成一色文字 自是伟大之器 再加功候 吾不知其所至”等。少年毛泽东的才智，使符定一、罗正纬两位举人出身的师长称赞不已。
1951年春，纬公从湘潭故里去了北京，寄居在保安寺街湘潭会馆，1951年4月6日纬公写有一信邮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先伯父的信称毛泽东为“润公主席”，开篇是：“我与公自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一别 距今四十年 追怀丰采 曷胜响往 昔日青松 今成柱石 为国庆幸 欣慰如何 我爱国家 先以致敬” 赞颂之情溢于言表。先伯父在信中写道：“……我也自认由旧文化中觉悟到新文化一人 公虽旧友 恐难记忆” 纬公对自己四十年来工作经历分为十项简明陈述，并对有颇多昔日同情之老友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的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甚为称赞。其时，在京的好友王季范、刘劭襄、黎锦熙推荐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恰符定一为首任文史馆馆长，不意纬公于六月十五日突患脑溢血逝世，未能到任。
纬公致毛主席的信是用十行纸以毛笔字所书，共有十四页约二千五百言，信中所述多系当代中国史上之重大事件和当代风云人物，为毛主席所熟知，更因为此信有毛主席收读后当即致函罗迈，嘱其派员探视纬公等情形，（罗迈即李维汉，此函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30页,李维汉是派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探视纬公的。）也有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读过此信，说明信中所述内容真实，且很具史料和研究价值。
此信的复印件是先伯父之子罗学琛于1985年从中央档案馆索得并再复印寄给我和罗立洲等人,罗学琛是我的堂弟,罗立洲是我们的族人,也是我幼时的学长,他是毛主席的挚友罗学瓒之子，即纬公致毛主席信中之“七”所叙述者，已在株洲市政协领导岗位上离休，现仍健在。立洲老依据纬公的信和有关史料撰写有《罗正纬先生事略》曾在1999年第4期《文史拾遗》登载。
先伯父纬公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黄右昌等人相识，常有交往。纬公在致毛主席信中之“一”叙述，他与李大钊、黄右昌等协商，以他的国会众议院议员身份作为提案人，连署有法定人数达百余议员的附议，在囯会提出了“弹劾曹汝霖的议案”，曹汝霖是亲日的投降派卖国贼，长期任满清和北洋政府的外务副大臣、次长和交通总长等职，是参加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谈判代表。
纬公的信中之“二”是叙述有关“华盛顿会议”的问题，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或九国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召开，华盛顿会议同巴黎和会是同性质的会议，华盛顿会议开幕之前，纬公与蔡元培等人发起“北京外交联合会”于北京，倡议和参与主持筹备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此“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前因后果，已由罗学琛据其父信中的叙述并搜集当年《上海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和天津、长沙《大公报》的报道等资料，撰写有《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始末》，这个会议有二十二个省、区的代表180余人与会，我的父亲罗正溥和好友黎锦晖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会议。（1921年11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罗正溥、黎锦晖与会的新闻，湖南图书馆有藏，我有复印件。黎为音乐家，湘潭黎氏八骏之一）罗学琛撰写的《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始末》一文也在《文史拾遗》1998年第4期刊登。
华盛顿会议的议题披露后，引起我爱国志士社会贤达的严重关切，先伯父罗正纬和蔡元培、刘揆一、张季鸾、张一尘等即于1921年10月2日发起组成“北京外交联合会”，在上海也发起有“中华全国外交联合会”与华盛顿会议相应对。因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民外交大会阻力重重，故选定在上海为开会地点，与上海各界发起此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北京外交联合会于10月11日的会议上选出蔡元培、刘揆一、罗正纬、张季鸾、张一尘等十八人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筹组“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后由于蔡元培、刘揆一另有事缠身未能去沪参加主持筹备大会，便推定先伯父罗正纬和郑洪年、向乃祺、俞诚之、张维城、张凤鸾、罗正谊、王绍鏊等人先期到沪参加筹组大会。10月28日，罗正纬、向乃祺作为“北京外交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东亚旅馆招待上海新闻界，说明来沪目的和选定在上海为开会地点的缘由，强调现在我国外交形势万分危急，希望上海和全国各省区有识之士出面主持促进国民外交大会的召开，并提出废除以前中国与日本间一切被胁迫之条约等五项主要宗旨，后经与上海及各省区有关组织商议筹备了“中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于1921年11月11日正式开会，选举上海代表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四川代表肖剑秋为副主席，罗正纬、沈钧儒、喻育之等为委员。经开会议定，国民外交大会于1921年12月6日发布了对外宣言。宣言列出日本暴力吞并韩国，揭露日本一方面窥伺俄之西北利亚，一方面则以侵略中国之满蒙以及今日之远东驻兵、山东侵占问题；宣言强调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为战胜国，应享有战胜国待遇，但日本乘各友邦不暇东顾逞其暴举，以欺辱中国，例如二十一条及胶济、高徐、济顺、满蒙等铁路密约等等，皆足以制中国之死命，均应停止和解除。
纬公的信之“三”，有“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 湘人群起抗拒”的叙述，在《毛泽东传》中可读到在长沙驱张运动较详细的记载。先伯父与周勃、刘勉执、王毅、易顺豫等湘籍名士组织旅京驱张委员会于湖南会馆以为响应，迭次质问北洋政府，请其撤职查办及撤职后结束工作，编印《驱逐张敬尧》小册子暴露罪行。此内容在《毛泽东传》中未见述及，而旅京驱张委员会的斗争是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纬公的信之“四”，叙及在北洋政府之下，因迭次鼓动群众表示反抗，遭徐世昌令军警缉捕，幸有熟警密告远避。伯父是国会议员，社会贤达，时为总统的徐世昌竟欲秘密加害，激起纬公反抗，愤极之余，私函其秘书长吴笈逊质询，事情败露，吴不得不派代表来纬公寓所道歉，谓告知者过也，据称已将纬公之函呈极峰解释误会，奉谕将前令取消。这些情形可说明我的伯父平生之坚强和大无畏精神。
纬公在信之“五”，叙及其经历中，还有冯玉祥为西北军边防督办驻军张家口时，被聘为顾问等经历；纬公信中有叙说在谭延闿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时，招其为代表，奔走南北；民国十五年秋季北伐，谭延闿是孙中山任命的北伐湘军总司令，纬公又与方维夏、蒋式嘉共同参加；抗战时入蜀，仍事讲学，兼前国府“国史馆”顾问及编审委员。纬公是谭延闿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和明德学堂总监时的学生，受教四、五年，为谭所信赖和提携，早在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任命先伯父为都督府顾问。
纬公信中之“六”，叙述应冯玉祥等人之邀，撰写了《辛亥滦州革命纪实》和《辛亥滦州革命忠烈事略》，两书业经冯玉祥及亲历滦州革命的有关当事者审定认可，应视作最具权威的“正史”，书稿也保存在南京官方的前国民政府“国史馆”，即现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滦州革命”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前国民政府在二十五年四月发布了专门的命令，此命令全文刊登在《滦州革命纪实》一书的首页，《滦州革命纪实》和《辛亥滦州革命忠烈事略》两书即依据此命令编纂。命令的开篇称：“辛亥革命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末代皇帝溥仪被强制迁出故宫，就是由冯玉祥将军率卫队监督施行的。国民政府的此项命令，追授阵亡将领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三人为陆军上将，追授孙谏声等十一人为陆军少将，并责令有关地方政府在泰安、泰山、北平西山建陵园、祠宇、纪念塔和铜像等。先伯父纬公与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密切，政见相同，他追随冯将军，充当其顾问等（见纬公信之“五”），我的父亲罗正溥公也由伯父之荐，曾在冯玉祥部所办《革命军日报》任编辑，冯玉祥则兼任《革命军日报》社长。
纬公信中之“七”叙述他是当年大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同情者，支持者，族侄罗喆（即罗倚衡、罗哲1902—1928）自小学以至进入北京俄文专门学校皆由我一手教之成立，罗哲在民国十五年 “三、一八”惨案中受伤，即送入医院，稍愈促之入粤秋季北伐，随军至武昌，任农会书记旋即回潭从事农运，又担任湘潭县委组织部长，因而被捕，百计营救不得，1928年9月11日就义长沙，被何键杀害。（注：“三、一八”惨案是指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在大沽口蓄意制造了践踏中国主权的严重事件，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工人、学生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会后，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埋伏的军警排枪射击和大刀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纬公信之“七”中又叙述有赞助族侄罗学瓒赴法勤工俭学和罗学瓒回国牺牲后再资助其子罗立洲成长等内容。罗学瓒是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和挚友，在《毛泽东传》和很多党史图书中均有罗学瓒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蔡畅、邓颖超、向警予活动的记载。罗学瓒为纬公在族中的侄辈，其子罗立洲，派名传宇，是我们族中在世的年长者，少年时便读私塾，1939年他到位于马家河乡王家坪的石浦小学这新式学堂插班读高小五、六年级，恰我母亲陈石昂在此任教，我的姐姐粲玉和我也在此读初小。立洲老便成为我的学长，他的夫人王玉英也是当时的在校同学。1997年我和堂弟学琛为编《亲人录》，要追溯先祖的来龙去脉，找觅到的鼓磉洲罗氏大宪支1947年编纂的九修族谱竟是由立洲老参与编纂并作《跋》，齿录中罗学瓒烈士的大名赫然其上，齿录曰：“学瓒字志贤 号荣熙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二月二十五日辰时生，留学法国，游历英苏诸国，归与友人创办大学自修学校……朴外茂中，好学深思，博览善记操行严谨意志尤坚定，绝不依人俯仰，锐意改革，与恶势力奋斗百折不回，宁汉分裂后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三期，遂遁迹上海不知所终，或云已就义浙江仪征县云……。”罗学瓒于1930年8月27日被反动派杀害，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先伯父纬公是清末举人，青年时代进入社会以来，从教从政，一贯站在进步的一方，正义的一方，为无党派人士，伯父在外谋事，参与了这个时期许多民主进步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一位真诚的朋友。伯父是一位学者，著述颇多。《大学广义》《读经问题》等涵源六书和《东西南北集》等楹联著作，都是请于右任先生题写书名并作为书的封面在民国时期出版（湖南图书馆有部分收藏）。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经历了短短的一年多的和平时期，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引起纬公的不满，纬公决定辞职回到故里，息影家山。
纬伯回到故乡，用毕生的积蓄在家乡的马家河镇芫西塘村自建了一栋新屋隐居乡间。我父亲原在江西萍乡煤矿局工作，1948年初已随矿局王野白局长调去前南京政府经济部矿业司工作，我父亲与纬伯商议后，决计也由我母亲带着我们三姊妹从萍乡迁回家乡，在芫西塘村租了一黄姓业主家的半幢瓦房同纬伯家相邻而居。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最后逃到台湾。我父亲也于1948年秋“告老还乡”辞去在南京的职务回到芫西塘居住。那时，纬伯的长子学璠是在广东江门海关工作，老二学珪和珪嫂何竹成、老三学琬和老四学琛都回到新屋居住。我父亲和纬伯虽都离乡各自在外谋事，但从来就最为亲近，政见相同，此回又同住乡间，在没有外人来访时，常聚会在纬伯家的堂屋议论时政，议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即将到来，我们堂兄弟姊妺也常能听到讲述伯父和父亲一生的作为和成就，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湘中湘西北都没有发生战事，解放大西南的战争正在激烈的进行，伯父和我的父母亲便鼓励和支持我们六个子侄参军参干。
纬公信之“九”叙述, “一九五一年元旦 江门海关同志邀游白水带 我作七律一首 并柬章行老 刘劭老 王季范 黎锦熙 张唯一诸同学”。纬公的七律云：
清泉漱石响潺潺，竹树婆娑绿未删。
佳节倍思今旧雨，高峰环眺远低湾。
东南驰骋难回忆，岁月蹉跎老更闲。
好是诸贤同努力，我惭扶杖看江山。
纬公将这首七律也分别写信寄给章士钊、刘鸿烈、王季范、黎锦熙、张唯一诸同学，纬公说：“此我最近思友之深切而意可见也”。这首七律寓意深刻，诗人对曾经为新中国诞生而共同奋斗的友人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再读纬公诗作，联想翩翩。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壮丽多娇的江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纬公的诗作是对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颂歌；是对民主革命的先驱和许多社会贤达仁人志士的颂歌。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时，我还是个只有十六岁的少年，正在读初中三年级，那时，解放大西南的战事正在进行，是我的父母和纬伯父支持和鼓励我参军参干参加革命的。我在军干校毕业后分配到野战部队，不久便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我从部队转业到省文化厅机关工作逾三十年，我是在驻守朝鲜“三八线”前沿于195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至今已六十又四个年头，特撰写此文以作纪念。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化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