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庙老照片
按：文庙从祀制度是我国古代以孔子弟子和历代大儒配享孔庙，从而彰显国家尊崇孔子、儒学的一种制度，分配享、配祀和从祀三个等级，对应着四配、十二哲和先贤、先儒。能从祀文庙（即获登孔庭）是古代学者获得朝廷意识形态认同的象征，是一种极高的地位和荣誉。在清代末叶的知识界，王夫之虽被认为是“宋以后儒者之冠”，但其从祀文庙却经历了较为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清光绪二年（1876）由郭嵩焘首次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获朝廷谕允，王夫之大儒地位得到朝廷确认的时间长达32年。此处所辑各件，分别为郭嵩焘、孔祥霖、谭继洵、李鸿章、礼部（曹元忠代撰）、赵启霖、廖名缙等所上奏折（疏）及说帖或私议，并附录有朝廷谕旨。其中，有的经今人整理，已见诸上述各作者文集中；有的则未经整理，尚难得一见其全貌；更有无人知晓，新发现之件。兹按时间先后顺序，一并汇录于此，一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王夫之从祀文庙之曲折，一以便于学者之研究。
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
〔辑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原件03-7208-026号，标题系编者所拟。该疏系时任礼部侍郎郭嵩焘于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1876年10月7日）所上，已编入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四册。〕
奏为先儒阐明性理，诠释经旨，有功来学，应请饬部会同核议，从祀文庙，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咸丰十年闰三月大学士军机大臣遵旨定议：从祀文庙，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国初儒臣如陆陇其、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均经先后从祀。理学名儒，极一时之盛。近见河南学臣费延厘奏请汉儒刘德及原任礼部尚书臣张伯行从祀，陕西学臣吴大瀓奏请王建常从祀，皆为表章儒先，矜式学校起见。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康熙时，学臣潘宗洛进呈其书，曰《周易稗疏》，曰《书经稗疏》，曰《书经引义》，曰《诗经稗疏》，曰《春秋稗疏》，曰《春秋家说》，皆采入四库全书。《国史·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它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张献忠据衡州，闻夫之积学高行，索之甚急，踪迹得其父为质。夫之引刀毁割肢体几遍，舁往易父。献忠见其创甚，释之，父子皆得脱。更莅吴三桂之乱，避地深山，流离转徙，读书讲道，未尝暂辍，卒能洁身自全。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验，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
臣在籍时，主讲城南书院，于宋儒张栻祠旁，为夫之建立私祠，率诸生习礼其中，群怀感激奋兴之意。原任大学士两江督臣曾国藩汇刻其遗书四百馀卷，而所未刻犹多。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而湖南自周子敦颐后，从无办过从祀成案，至今未敢陈请。臣以为各直省请祀乡贤，例由本籍督抚臣具题请祀，名宦例由服官省份督抚臣具题。至于从祀文庙盛典，其责专在礼臣。如夫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应恳天恩饬下湖南抚臣、湖南学臣，查开王夫之学行本末事实具奏，并将曾国藩所刻夫之经说及《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讲明性理之书移送礼部，仍饬部臣会同九卿集议，于表章理学儒臣以光圣化，所裨实多。
臣仰荷天恩，权摄礼官，有议礼之责，谨据所知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郭嵩焘：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请饬部存案疏
〔辑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原件03-5529-017号，标题系编者所拟。该疏系时任出使驻英大臣郭嵩焘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78年1月11日）所上，已编入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四册。〕
奏为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应恳天恩饬部存案，以俟论定，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光绪二年八月二十日在署礼部左侍郎任内，奏请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并恳饬湖南抚臣查开事实，咨送其遗书。礼部诚以湖南人士尊事王夫之，营建私祠，实苦人文僻陋，于从祀大典未敢率允邀请。臣忝摄礼官，首发其议，以俟湖南抚臣奏复，荷蒙圣恩，饬部议奏。近闻署礼部左侍郎徐桐以臣出使西洋，为清议所不容，所请应从驳斥，昌言于众，远据曾国藩序文内“醇驳互见”之言议驳。
臣查两庑从祀之义，一曰传道，一曰传经。郑康成注《礼》，释奠先圣先师云：先圣若周公、孔子，先师若程有高。查圣乐有郑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为师者。三代典礼已兼斯义，自唐以前从祀诸贤，惟取传经，历宋程子、朱子昌明圣学，遂以传道为重。恭读咸丰十年上谕：“从祀文庙，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其理确不可易。元、明以来，推崇朱子，则以传道、传经两极，其盛为汉唐诸儒所不逮也。其后从祀诸儒，经术湛深，在宋则黄榦，在元则吴澄，其馀诸经，虽如有讲说，而卓然成一家言，实不多见。宋儒王柏经说乃尤浅陋，徒以研穷性理，立身行己，具有本末，于从祀固亦无歉。而窃见王夫之发明程朱遗旨，博大精深，元、明诸儒，罕能及者。尤究心张子之书，以礼为宗，以复性为本，以刚毅正大为学，穷极讨论，本末完备，体用兼赅。原任刑部侍郎臣吴廷栋称：于性理所得最深，推王夫之为朱子以后一人。
臣尝与曾国藩辩论王夫之遗书“醇驳”之旨，曾国藩亦以吴廷栋之言为允当。而谓“醇驳互见”，在考证之疏密，无关学术之精微，即朱子经说，国朝诸儒纠正其失，有证之经传，确然见朱子之疏略，而固无损其大端。宋儒蔡沈《书传》、元儒陈浩《礼记集说》，所释只一经，一皆循用孔安国、郑康成旧说，稍加疏畅，列在学官，并得从祀。王夫之经说繁多，疏证推衍，或间有缺误，而如《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羽翼经传，示人以规矩准绳之极则。方之诸儒，尤为纯实。
窃论明世三百年，遗书语录，传者数十家，其闳深精实，方孝儒开其先，胡居仁极其诣，王夫之要其成。臣愚以为方孝儒至同治二年始议从祀，王夫之遗书与其忠孝大节，实足与相抗，不得以考证疵口之小失，掩其发明性道之大功，其书晚出，流传未广，知者无几。而臣赋性愚直，少读儒先性理之书，即不敢有伪饰，规避取巧，尤所不为，以致遭时大诟，累及二百年先儒，因臣一言至于议驳，心窃痛之。因考明嘉靖时礼部议复薛瑄从祀，奉旨：“公论久而后定，宜俟将来。”万历时会议胡居仁、王守仁、陈献章、蔡清、罗伦、吕楠从祀礼部，亦请俟公论之定，徐议于后。是以薛瑄等久亦次第从祀，蔡清、吕楠至国朝而始从祀，郑康成、范宁、吴澄从祀于明，至国朝而复从祀，以此等关系学校大典，原不能以一时一人之见，据为定论。惟查国朝各部成案，凡奉旨议驳之件，部臣辄援引原案，以为格于成例，不复查议。
王夫之遗书经曾国荃在湖北巡抚任内采辑刊刻三百馀卷，曾国藩为校订其言考据者十馀卷，仅及十年之久，尚未甚显于世，其名至今不出湖南，冀幸此后有读其书而考知其人之学行，以感发兴起者，未宜以臣不肖之故，没其传经翼道之功，使以后永不能复请，有失朝廷阐扬潜德、兴世励教之盛心。应恳天恩饬下部臣，附臣此疏于议驳案内，以俟异日公论之定，无任感激悚惶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奉旨：“从祀典礼，关系綦重，部臣议准议驳，自有公论。郭嵩焘因廷臣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辄以私意揣测，疑为故意驳斥，并请饬部存案，语多失当，殊属非是。原折着掷还。”钦此。
谭继洵、孔祥霖：遗儒王夫之拟请从祀文庙折
〔辑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原件03-7174-006号，标题系编者所拟。该折系时任湖北学政孔祥霖（1852-1917）与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所上合奏稿。〕
奏为遗儒王夫之拟请从祀文庙，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科考事竣，课试两湖书院，据院中肄业湖北优贡生王葆心等、湖南廪生蒋鑫等合词呈称：我朝重道崇儒，凡有功圣教，未曾袝饗文庙者，历经奏准从祀，而学行纯备、博大渊微如衡阳王夫之，不登两庑，实为缺典。窃惟圣道，首重庸德。明末张献忠陷衡州，执夫之父为质以招。夫之不往则失父，往则失身，乃刺伤肢体舁往，示不可用。慝其兄介之以死告，乃并得免。大清定鼎，郑端属郡守馈粟帛致意，夫之以病辞。吴三桂僭号，有以劝进表属夫之者，夫之逃去。忠孝友悌，遯世不悔，其德行纯全也如此。儒生之习，或务考据而略义理，或谈性命而鲜敷施。夫之辨易图之凿，排纬书之妄，考名实、训诂、音韵，以正诗集传之疏，修时享、仪节，以补三礼之阙，皆为后儒导阙先路。其尤邃者，如《大学衍》、《中庸衍》，则宗朱子而黜异说；《周易》内、外传，则斥附会而演真诠；《读四书大全说》，有申集注者，有补集注者，则极源研几，以求合乎孔孟之道。至其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又经世之书也。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同以经学开风气之先，所著尤多且粹，其学问该备也如此。有宋道学，濂洛、关闽，易世同称，从周、程、朱游者，类多升主配食，彬彬一堂，独张子弟子既鲜赫著，私淑尤旷代无人。夫之乃能远绍绝业，注《正蒙》数万言，发明张子论之旨，以明人伦，以察庶物，而合于《西铭》所谓同胞同与者八百馀年，继横渠者夫之一人而已。用是学有本原，行无缺憾，可不谓博大渊微者乎？夫之著述凡四百馀卷，康熙末，潘宗洛仅得数种，上之史馆。乾隆中，四库馆开，其《易书诗春秋稗疏》已获著录，《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并列存目。惜地处僻远，简编散佚，无人博采以呈。其精者，馆臣固未尽见也。然《提要》已称其言《易》，不信陈搏之学，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及纬书杂说，排之甚力，亦不空谈元妙，附会老庄，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说书说诗辨叶韵诸书，亦咸推精确。嘉庆初，国史创立儒林传，夫之获列专传，而从祀阙如。光绪初元，曾经郭嵩焘奏请，部臣据前人序船山书有“著述太繁，纯驳互见”之语为驳。谨安案：《四库全书》唯《春秋稗疏》一种，馆臣称其得失互见，然语皆有本，则亦未足为夫之累也。且国朝先儒如孙奇逢、陆陇其、陆世仪等著录四库之书，亦多纠正之处，礼臣知其无碍大醇，故均不废其从祀。况夫之之所著，尚多精于已著录及存目者乎。生等居接乡闾，身霑教泽，知国家祀典不能不慎重于初，而贤哲遗风不敢不表扬于后，乞采舆论，上陈天听。等因。
臣查王夫之籍隶衡阳，为前明举人，隐居石船山，著书终老，其学行积久而成，定论诚有如该生等所呈者。其人其书，既经列圣褒嘉矣，而乾、庆[嘉]以来，硕儒名臣，类有论赞。段谔廷称其集汉宋之大成；唐鉴作《国朝学案》，列入翼道；邓显鹤序刊遗书，称其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议论精卓，践履笃实，粹然一轨于正；曾国荃增刊遗书，其兄国藩序称深閟固藏，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至于吴廷栋以正学受文宗显皇帝之知，与夫之尤有默契，评其遗书，有曰先生追踪横渠而深契程、朱心源，每因一事一言，隐探道要，人读其《通鉴论》，或疑其偏粗矣，即谓其借古以抒忠愤，亦犹浅也。非得程朱惊涛心源，不能折衷其用意之离合也。是夫之之见推于时贤，又极其至也。
臣恭查累次奏定章程，凡请从祀者，必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学术精纯，经伦卓越为断。考夫之学本张载 ，张氏以《易》为宗，《正蒙》一书，皆补阐《太极图说》天人相继之理，假使信从者众，其教大昌，童蒙之志，皆正于初，彼阳儒阴释之说，必不能乘间而张其帜。惜张子隐居独处，莫为羽翼，其书又词奥义微，末学未易窥其涯涘，故道不甚显。后有贤知之过者，遂别立宗旨，而弃实逐虚之弊兴，至明季极矣。迨我朝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谓《西铭》一书乃有宋理学之宗祖，与周子书并列篇首，而理一分殊之旨，乃如日中天。若夫之者，当学术庞杂之馀，独守正学，以待来者，其功不在唐韩愈、元赵复下。观其注释《正蒙》与《思问录内外篇》，凡张子引而未发之义，皆疏通证明，使学者有所折衷，关学之传，兹其嫡派乎？其他群经子史，皆有纂述，而于曲学邪说，丝毫不假，虽其激扬务尽，或有词锋峻厉，不免招异议者之忌，然而卫道之意严，求世之心苦矣。此其阐明圣学，传授道统，确有可习征者也。夫之身丁末运，忧愤从王，凡有规画，动关兴亡大计。督师何腾蛟、堵允锡不能，夫之上书章旷，请和两军，以防溃变，弗听，卒致覆败，有料事之明。三劾王化澄，引救忠直，濒死不顾，有敢言之勇。及事不可为，退游郴、永、涟、邵间，人士慕从者日众，夫之辄辞去，有动人之诚。至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严尊攘，斥党援，深切著明，使读者悚然引为法戒，更以之治千百世而有馀。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遗书者居多。盖夫之知明社之屋，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辨之綦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典戎机，遂能削平大难。以是朱逌然倡立船山书院，讲明夫之之学。彭玉麟踵事改建，自称亲读其书，私淑其人，而后学闻风兴起，正未有艾。是夫之固前明之遗老，亦我朝之功臣。此其学术精纯，经纶卓越，又有明验者也。
今者海疆有事，异教潜兴，补救之方，惟在培养人才，出膺难[艰]巨，则奖真儒而昭崇报，使天下咸晓然于圣学之体用，固有如是之兼赅者，以正人心，以扶士气。当今急务，无过于此。既据该生等合词呈，具奏前来，伏念夫之学行实足上接真传，有资实用，潜德幽光，不容终閟。谨钞录原呈，拟请饬部核议。可否以遗儒王夫之从祀文庙，伏候圣裁。
除将船山遗书之尤精邃者二十七种计一百九十八卷咨送礼部备查外，谨会同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硃批：“礼部议奏。”钦此。
李鸿章等：会议湖北学政孔详霖奏请将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折
〔辑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原件03-7174-010号，系时任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等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1895年8月30日）所奏。标题系编者拟。〕
奏为遵照奏定章程，会议具奏事。
内阁抄出湖北学政孔祥霖奏请将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一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
据原奏内称：王夫之籍隶衡阳，前明举人，张献忠陷衡州，执夫之父以招之，夫之刺体舁往，以死告免。入大清后，郡守馈粟帛致意，夫之以病辞。吴三桂僭号，有以《劝进表》属夫之者，遂逃去。夫之著书，辨易图之凿，排纬书之妄。考名物训诂音韵，以正《诗集传》之误；修时享仪节，以补《三礼》之阙。《大学中庸衍》则宗朱子而黜异说，《周易内外传》则斥附会而演真诠，《读四书大全说》有申《集注》、补《集注》者。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原，显以纲维万世。有宋道学，濂洛、关闽同称，独张子弟子既鲜，私淑尤旷代无人。夫之注《正蒙》数万言，发明张氏论仁之旨。四库馆开，夫之所著《易诗书春秋稗疏》已得著录，《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并列存目。嘉庆初，国史创立《儒林传》，夫之得列专传。光绪初，经郭嵩焘奏祀，部臣据前人序船山言“著述太繁，纯驳互相见”之语为驳。案《四库全书》惟《春秋稗疏》一种，馆臣称其得失互见，然语皆有本，未足为夫之累，直如孙奇逢、陆陇其、陆世仪等著录四库书，亦多纠正，惟无碍大醇，故不废从祀等语。并胪陈夫之学行，反复求详，以为潜德幽光，不容终闼，仍请以该故儒王夫之从祀文庙。复据送船山遗书二十七种到部。
臣等伏读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谕：“从祀宫墙，非人品学问醇粹无疵久经论定者，孰敢轻议。”等因。钦此。又，咸丰十年，礼部会同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遵旨议定：嗣后从祀文庙，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其忠义激烈者入祀昭忠祠，言行端方者入祀乡贤祠，以道事君泽及民庶者入祀名宦祠，概不得滥请从祀文庙。特恐各省官绅未能深悉历次所奉谕旨，纷纷陈请，殊非慎重之道，应请饬下各直省督抚学政，恪遵定章，不准援案率行陈请。由礼部通行直省各在案。是以光绪二年兵部侍郎郭嵩焘奏请将明儒王夫之从祀文庙，臣部曾查取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著录王夫之各书，如《春秋家说》一种，则谓其攻驳胡传而弊与胡传等，所论鲁文姜、哀姜及会首止定王世子之事，皆以私情害大义；其《尚书引义》一种，则谓其多臆断之词，所论微子去纣，恐文王有易置之谋；周公营洛，安商民反侧之心。盖濒于权术作用，不可为训。至周易、书经、诗经、春秋稗疏四种，亦有穿凿附会之处。其四库未经采入，如《周易内外传》、《礼记章句》、《四书稗疏》、《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各种，皆不免纯驳互见，似未足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目。至该故儒植节艰贞，品端学富，应请谨遵道光九年上谕，入祀乡贤祠，用示褒旌。当经大学士九卿国子监会议奏上，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
该学政原奏内亦既声明为曾经议驳之案，复为再行奏请，仅指《春秋稗疏》一种，以为得失互见，不足为累，而援孙奇逢等为比。然臣等谨案《四库提要》著录所指摘者，实不止此。其未能著录各书，前礼臣所谓纯驳互见者，不及覙举，即如《读四书大全说》及《四书稗疏》两书，颇多攻驳朱子之处。《读四书大全[说]》内，于章句或问或曰朱子之说疏，或曰有病，或曰有疵；《四书稗疏》内，于章句集注所解字句、名物、制度、地理，驳斥尤多，絮朱子或问惟《大学》用力最久，其《中庸》、《论》、《孟》、《朱子集》中亦自言有不惬心之语。若《章句集注》，朱子自言屡经改定，老而不已，古今久有定论，国朝颁之学宫，用以取士，讵可轻议其非。遗书内又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三藏法师八箴规知》，将毋近于张子《正蒙》所谓儒佛老庄混然一途。至于《潇湘怨愚鼓辞龙舟会杂剧》等书，多缘感愤，间涉游戏，更不得谓为无疵。
臣等公同核议，窃以该故儒王夫之以前明举人隐屋不出，志行贞白，著述宏博，诚惟湘楚名儒。惟是学问之事，公是公非，自有定论。夫之所著书，既经《四库提要》多所纠绳，其乡人前大学士曾国藩序其遗书，亦称著述太繁，纯驳互见，是其学问未能尽臻醇粹。诚如光绪四年礼部及廷臣会奏，未足当阐明圣学、传播道统之目次，国史既列专传，本籍又祀乡贤，竹帛馨香，已膺崇极，并非幽潜终閟。臣等再四商酌，该学政所请以故儒王夫之从祀文庙之处，拟毋庸议。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是否有当，复候训示遵行。
再，此折系礼部主稿，合并声明。谨奏请旨。
（辑校者单位：长沙市开福区教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