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南早期党组织的回忆】易礼容2021年2期总124
2021-08-03 15:56:3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关于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情况
中共成立前，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也不叫俄罗斯研究会，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是毛泽东、何叔衡他们组织的，夏曦定参加了，陈章甫、余千山(余益)可能参加了。我好像没有正式参加，但是毛主席很可能把我作为成员。不过，参加小组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毛主席从上海开会回来后，有一天，在潮宗街56号文化书社，把我叫出来，在对面墙脚下跟我谈组党的事，我记得当时对毛主席说了赞成的话。谈话后，大概是8月，在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主席召集何叔衡和我，开了一个会，又谈了组党的事。从此有了核心，有了党组织。又过了一二个月，可能是10月，才正式成立支部，毛主席任书记。在这个时候，李立三、陈子博、余千山、罗君群都入了党。我也是党员了但没有办什么手续，也没有什么仪式，毛主席要我参加就参加了，好像入新民学会一样。
中共湘区委员会很可能是1922年5月1日前后成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会。书记是毛主席。文化书社、织布厂的工作都是我搞。毛主席经常写信给中央，在大西门日本邮局发出，以免检查。党成立，中央经常寄钱来，开始每月60-70块，后来100块，以至160-170块。(办自修大学，每月可到教育司拿400元现洋。)党内不交党费，入党有两个介绍人，要填表，但很简单，入党宣誓好像没有。
 
回忆湖南临时省委的成立
马日事变后，中央决定成立湖南临时省委，书记是毛泽东(军委书记易礼容。毛是6月十几日回的长沙)。
在武汉，大约是5月23、4日，陈独秀找我去说，湖南一些负责人都不在了，中央决定派你回湖南负责工作。我没有说什么话，答应回去。不记得他有什么具体指示，大致没有什么重要指示。行期延了两三天，陈独秀在一个场合又碰到了我说：“你还没有走?”我于28日就从武昌鲇鱼套火车站乘货车走了。同车的有田波扬夫妇和五个省团委干部，其中有一岳阳人姓胡。5月29日傍晚，我在长沙北火车站下车。
我回来第一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恢复组织关系，联系同志，与李庠、唐升超、李子骥、冯福生、刘克庄、盛得亲、许文杰诸同志都联系上了。不久和谢觉哉同志也联系上了，谢在沈家大屋住了一些时候。吴华梓同志也住在沈家大屋。二、尽可能赶快建立秘密机关，先后共建立了7处。
5月31日下午，浏阳一路单独扑城时，柳直荀同志不在长沙城内，我是在长沙城内，但并未听见枪响，冷枪两三声是听到的。扑城事先无人与我们联系，我们不知道有扑城计划。
我1927年5月29日回湖南，直到1928年春节离开湖南去安源，这段时间几乎都在长沙。10万农军攻长沙的事，五人委员会下令调30万农民攻长沙的事，我都不晓得，下令撤退的事我也不晓得。当时旧的交通关系已破坏无余。但迟了若干日和浏阳县委潘心源联系攻下浏阳县城，是临时省委领导干的。唐生智特为此事登了报。
6月初(大约是10日左右)，我在长沙城里听说柳直荀带农军在长沙、湘潭间，离长沙四五十里路的地方与许克祥队伍打仗，不太激烈。我于是与唐升超一起下乡，从岳麓山到宁乡、湘乡、湘潭去找柳直荀。在湘乡、湘潭大路上，离湘潭县城40里处大路边上有个池塘，塘边有一栋较完好的房子，门前有两株很大的樟树，我们碰见几位农民(是颇有政治素养的人)。他们对我们说，柳直荀到过这个地方，他带的只有零散几个人(他是省农协秘书长)。他下令把一箱5000银洋抛在路边塘里，但不久全被人取走了。他们还说，柳后来向浏阳方面去了。来去时间不详。
 
湖南省委和秋收起义
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湖南出席“五大的代表有我和李维汉、田波扬等。五大结束后，我未回湘，田波扬也未回。因为我要参加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田波扬要参加共青团中央成立会议。
5月23日或24日，陈独秀找我谈话。他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
28日，我和田波扬以及团省委四名干部在武昌鲇鱼套上火车,29日，大家到达长沙，不幸田波扬于6月6日牺牲。
我回到长沙，即开展恢复省委的工作，担任省委负责人。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成立临时省委，我任军委书记。实际上毛泽东未具体管，省委仍由我负责。马日事变后到1928年春节共9个月，我一直在长沙。我在省委期间，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
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我未参加，是毛泽东去的，大约是8月12号，我送他走的。当时白色恐怖，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斜挂着皮带，化装行动。
毛泽东同志刚走，共产国际代表两人从武汉到湖南，在长沙俄领事馆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夏明翰、饶漱石(英语翻译)等。时间大约是8月4日或5日，开了一个通晚。会议内容，由俄国人提的，要我们签字打倒陈独秀。我们提出：一、不赞同打倒陈独秀。二、不赞同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因树敌太多，只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三、湖南的合法运动行不通，要搞武装斗争；“七一五”汪、唐叛变，我们愿上山打游击，请中央发2万支枪，拨20万光洋给我们。我们问俄代表：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这一晚的会议，未作结论，当时有会议记录可查。俄国人在此会上未达到目的，就回武汉去了。后来毛泽东回长沙时告诉我，俄代表在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毛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你们在此说风凉话，他们是在前线对敌斗争。因俄代表之故，八七会议之后就撤销我的省委书记、军委书记的职务。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是哪天回长沙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那天，阳历是8月12日，长沙人们正在祭祖烧包。他到长沙就找到我。这个日子没错，我可以负责。
毛泽东在长沙活动后是哪一天离开的?不是8月30日，就是31日，或9月1日。我记得，他离开长沙是到浏阳乡下去。头一晚，我和他谈了一个通宵，他告诉我是去浏阳，他临走时穿农民衣服。那时，我们都很善于化装。毛泽东刚刚下乡，同部队没有很好联系，同我们的联系也少，所以我知道的情况不多。
我是被中央撤职的干部，没有工作，在长沙等安排。1927年12月，瞿秋白“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时，我找过几次省委书记王一飞。我向他要求去安源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一道打游由。他答复两条：第一，我同意你上并冈山；第二，你自己走，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结果发给我30块大洋作路费。于是我在1928年春节那天离开长沙，前去安源。为什么要选这一天？因程潜西征军在这天打到长沙，特务混乱，军队惊慌。我趁此良机，离开长沙，坐株萍火车至醴陵。在醴陵的滕代远迎接我时说：“现在是省委代替中央，县委代替省委。”当时也的确如此。我在安源住一矿工家，首先找到了安源市委宣传部长李润钧，看他的态度不好，就避开他。在安源，我派人去井冈山茅坪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毛看到我的信后即回了信。大意说：我到农村六个月，斗争六个月，中央、省委没有一个与我联系。今接来信，我很高兴，你是头一个同我联系的人，真是空谷足音。空谷足音，这是原话。他还说，我们昨天晚上开会，决定由你担任行委书记，我任前委书记，希望你快些来。信由交通员带回，那个送信的交通员对我说，从井冈山回来，看见沿途的屋墙糊了黄泥，农民说这是赤化。
当我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时，恰好中央连续来了两个命令：一是调我任长江局秘书长（当时长江局书记是罗亦农）；另一个命令调我去江苏省委任农民部长。我历来主张打游击，但由于上级的命令，只好告诉那个交通员，说我不能去井冈山了。
（本文录自《易礼容纪念集》 ，团结出版社 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