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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名将席宝田述论(下)】刘泱泱2020年1期总119
2020-04-17 21:03:10   来源:   评论:0 点击:


席宝田
 
三、统兵入黔,平定贵州苗民起义
清后期贵州苗民起义始发于1855年(咸丰五年),也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爆发的,主要首领有张秀眉、高禾、杨大六、九大白、金大五、包大肚、潘老冒、姜老拉、岩大五等十余人,张秀眉被推为元帅。各部总人数达数十万。势力发展很快,两年内,陆续占领了台拱、丹江(今雷山)、凯里、清江(今剑河)、黄平、施秉、镇远、思州(今岑巩)、玉屏、都匀、八寨(今丹寨)、独山、古州(今榕江)、黎平、天柱等数十州县,并不时“出掠镇筸(今凤凰)、沅(沅州府治芷江)、晃、靖州、会同、黔阳间,湖南西界大震”。由于其时贵州贫困、兵饷两缺,清政府主要采取由湘、川两省(尤其是湖南)协饷出兵的办法来讨伐起义军。计自1857年起至1866年(同治五年)的十年间,先后派出的“援黔”“平苗”将领有韩超、田兴恕、江忠义、兆琛、周洪印、李元度等(黔西南和黔北另有川军刘岳昭、唐烱等)。但是,无论清政府怎么调兵遣将、增兵换将,“平苗”战事总难有起色,并不时遭遇挫败。镇压太平军战事结束后,清政府“议大举剿平”贵州。湖南两任巡抚李瀚章、刘崐均奏请起用席宝田接任黔事;原湖南巡抚、时任贵州巡抚张亮基亦上奏请调席宝田等军援黔。特别是刘崐举荐尤力,他在1867年10月(同治六年九月)上清廷的奏折中,严厉批评前任援黔将领说:“兆琛身任黔藩,镇远失守,不审机宜;周洪印驻军沅州,贼至移屯托口,贼退托口复回沅州,取巧避兵,曾不知耻。请免兆琛官,议洪印罪,遗散所部,酌留三营屯防。”又以“布政使衔李元度久攻荆竹园旷日无功,奏先夺一阶。而更荐席宝田募万人援攻贵东”。获得清政府同意。
1867年冬,席宝田奉命招集旧部入黔,总理湖南援黔军务。在屯集沅州时,他议定了“先剪教匪,后戡苗疆”的作战方针。这里所谓“教匪”,系指白莲教支派灯花教在黔东的反清武装,通称教军,因有黄号、红号、白号等名目,故又称号军,主要分布在石阡、思州、铜仁各属,而以石阡之荆竹园为中心 ;所谓“苗疆”,则为清雍正、乾隆年间鄂尔泰、张广泗平苗时所辟地,初建六城:古州(今榕江)、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都江、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继又增建凯里、鸡讲、朗洞、柳罗各城,统谓之苗疆,又称新疆,地跨镇远、黎平、都匀三府之间,地势奥衍蟠曲,苗民聚居其中,屯寨星罗,为贵州苗民起义的中心地区。教军与苗军互为援应,因苗军势强,教军常倚苗军为奥援;而苗军出动,亦多藉教军作先导。席宝田在用兵次第上确定“先教后苗”的方针,不仅于地势上相宜,亦有先易后难、先剪枝叶后图根本之意,是完全正解的。
1867年底1868年初,席宝田统率援黔湘军自湖南沅州进抵贵州铜仁,然后留一小分队驻防湘黔边界,自率主力7000余人驰赴石阡荆竹园。1868年1月17日,进至距荆竹园8里的三道水,与李元度所部6000人会师。1月22日,已是旧历除夕前二日,二人率诸将策马周视荆竹园地形,见东西南三面均悬崖陡立,唯北冈稍平夷,一径可通出入,稍利仰攻,于是决定从北冈入手。1月25日,适值旧历正月初一,席宝田下令进攻,自率军攻北卡,而令李元度军攻南卡。1月27日夜,各军冲进荆竹园,奋力撕杀。至次日晨,园内18寨皆平,教军首领萧继盛、何瑞堂阵亡,部众伤亡殆尽,“遂克荆竹园。复乘胜冒雪行崇山邃谷中,环攻大小轿顶山诸匪老巢,破其三十六寨。教匪平,苗遂失其外蔽”。这是席宝田统军入黔以来的首次大胜,之前,“官军围困十余年,无能至其垒下者”;至是,“捷闻,言黔事者皆惊喜,以为奇功”。
荆竹园大捷后,因苗军东扰湘西,席宝田留李元度于石阡平余敌,自率荣维善等要击苗军于麻阳、沅州等地,皆大破之,自此苗军“终不复东犯矣”,湘黔边境稍安。至5月初,席宝田复率军溯沅水西行入黔,一路军行顺利,5月16日克颇洞,17日克德明,18日克台笠,19日克苗疆重要门户寨头,驻军为大屯,准备攻取苗军老巢台拱。群苗大恐,12酋长急分部作屯相保。适李元度于5月26日会四川援军攻占偏刀水白号军巢穴,于是“元度告归,汰其军,留三千人,悉隶宝田”。至此,席宝田所统军已达一万数千人。
面对往后的大战,席宝田作出通盘筹划。他说:“台拱苗最强,破台拱则群苗披落矣。右镇远而左清江,台拱之两翼也,不取两城不能规台拱;不通寨头,左右不断贼援不能克两城;不悉平寨头,前路不通道。然专注寨头,苗乃从他道内侵,文法吏反得持长短,众论喧哗,军饷不继,则事败矣!”于是上书湖南巡抚刘崐,请增派万人援黔。刘崐从其议,“乃出省城防兵,附以沅北戍军不隶宝田者为万人,以黄润昌为大将,邓子垣副之,出晃州北路,而令宝田专南路”。此次增兵,固然是出于援黔大局的需要,有利于战事的取后胜利;但刘崐派出与席宝田身份等夷的黄润昌为大将,而且明示黄主北路,席专南路,这就分割了军事指挥权,埋伏了稍后黄飘战役的折兵损将。
1868年冬,援黔湘军打响了疏通寨头南北交通和夺取镇远、清江两城的战斗。鉴于贵州多崇山峻岭,路径幽曲陡削的情况,席宝田于战前对所部总理营务提督荣维善说:“言苗事者必曰雕剿,此勇夫名将之事也。夫雕剿者,悬军深入,饥因寇粮,夜宿敌垒,行不持营帐,居不依城寨,军不时出,军不时出,出不时返,乃可以入穴得虎,而申其威力。然其败莫救,徒有策莫能行。此岳钟琪、张广泗之所以擅能,惟君可以继之。”可见其所言悬军深入的雕剿军,犹如林海雪原中作战的小分队,也仿佛现代战争中的特遣队。荣维善听后,立即奋勇请缨。先经略南路。时值旧历十一月,大雪纷飞。荣维善率所部转战山谷间,自寨头至清江间100余里,悬军5日,神出鬼没,苗侦者率莫测其所向。官军将士亦不知其所在,待至还营复命,方知此五日中,凡破7寨,抚4寨,寨头南路平。继经略北路。先后破抱金、桐柏洞、稿绕,至旧历十二月,自寨头北至镇远80里间,苗寨悉空。
这时,黄润昌、邓子垣统率的援黔新军已至思州。闻席军取得重大胜利,即迅速进军镇远。黄润昌原隶湘军主力曾国荃部,曾参与攻占安庆、天京的战斗,新到贵州,士气正盛。1869年3 月9日进攻镇远,总兵江忠珀奋勇争先,攀梯登城时,被击堕城死;而后继者不可止,纷纷攀梯而上,立将镇远府、卫二城攻克。
于是,席宝田遣荣维善及道员叶兆兰等率军渡沅水谋清江。清江有两大寨,名公鹅、董敖,自古负固。雍正时鄂尔泰大军平苗,仅破公鹅,而董敖卒不能下。4月9日,荣维善等率军至清江,先越山攻董敖,一鼓而下;还军攻公鹅,又破之。诸苗78寨,俱望风而下,遂克清江厅城。复乘胜北上,于4月30日攻取施秉,稍后又进克余庆。
适有诏命援黔湘军急进,疏通驿路。已屯沅水北岸的黄润昌、邓子垣促荣维善会师。荣维善即回寨头大营,召集所部6000人,合李元度旧部2500人,与黄润昌、邓子垣所统万人会师西进。由施秉进30里,名白洗,又30里,名瓮谷垅,皆苗大寨,旁近尚有数十小寨,所至均力战破之。此时,荣维善以连续数月苦战,军士早已疲惫不堪,建议休士裹粮,以利再战。黄润昌军则意在急战立功,反讥荣军怯战。荣维善不得已,率师先发。其后依次前进者为张宜道、苏元春、邓子垣、黄润昌,由瓮谷垅沿山路向西北鱼贯而行。5月3日,行到黄平东南之黄飘山,地绝险峻,山径陡隘,行者顶趾相接。苗军元帅张秀眉早令部将包大度率万余人设伏于山中,而以小股诱敌。待湘军入围,苗军突起,前堵后截,山上木石如雨。荣维善军行迅疾,幸已出险。而主将黄润昌及邓子垣等陷围中,军众争道相挤,自相践踏。苗军乘势冲下,杀声震山谷。湘军大溃,黄润昌中炮殒命,邓子垣死于乱刀下。荣维善久候后军不至,先后派两军入援,均无果;“及闻润昌等已死,袒衣搥胸,斫阵入求其尸,与所遣两军合”。而苗军围困愈众,军士多冲散。荣维善率亲兵250余人退保一山。“苗为长围,遥呼噪,夜则列炬相守,凡三昼夜……苗益前逼,维善夺刀犹杀数人乃死,从陷围者殆尽。余一人逸出,至军中见宝田言状,语毕而死,军中以为维善之神云。”
“镇远败闻,湖南大震。”一时“言者藉藉,争欲罢宝田,减援师,虽藩司亦怨巡抚。”而湖南巡抚刘崐仍坚持对席宝田信赖不动摇,立排众议,“独谓宝田可任,更增兵万人,以张自牧转饷”,并将此情奏报清廷,获得同意。
处于风口浪尖的席宝田,此时愧感交集,一意戴罪立功。黄飘军败后,他曾论溃军罪,欲斩苏元春以徇,众诉说元春奋战状,方释,仍令从战立功以赎死。5月24日,席宝田以稿米为群苗所窟,破稿米可杀敌势,亲率军夜行50里袭之。有战不力者,立斩以徇。将士奋死陷阵。苗军大败,弃稿米而逃。席宝田领军乘胜进击,7月16日克廖洞,19日克冰洞;10月,进取胜秉;11月,令部将龚继昌克抱岩9寨,又遣苏元春拒敌于天柱,破之。
1870年(同治九年)4月,席宝田集所部大举攻施洞。苗军于洞口发炮,不意燃炮自炸。将士奋力猛攻,俘斩逾万,遂拔施洞。施洞既破,南北军哨旗相望,乃进施秉,连克斑鸠、白洗、瓮板诸寨。8月,龚继昌部扫平施洞北岸诸苗寨。于是席宝田定策“先攻台拱,专注力南进”。又以“台拱旦夕不可下,而前拔出降苗万户以上,垦土给耕,宜及时抚定。又以台拱苗寨数百,革夷最大,议暂留屯,备要害,休士卒,以为攻取之资”。至11月初,始渡江南下,进攻台拱。11月6日,夜袭革夷旁3寨,皆克;11月7日,破革夷并左右诸寨;11月17日,至台拱厅城,苗军弃城走九股河,遂克台拱,进军九股河。捷闻,诏赏头品顶戴。
台拱克后,苗军悉聚九股河流域,而以丹江、凯里为主要巢穴。席宝田采取分别剿抚的政策,用兵3月,先后平苗210寨。1871年(同治十年)2月,鸡讲苗请归化;4月29日 ,丹江苗亦求抚,部将谢兰阶、苏元春入城受抚,丹江平。于是5月初进军凯里。凯里苗与台拱苗素为援应。台拱破后,凯里苗收其余众,使居全洞,凯里,皆险固崭绝。席宝田以用兵久,湖南疲于供饷,必欲破之而罢兵,召集诸将勖勉鼓励。5月21日,冒雨出军,直攻凯里。席宝田亲自擂鼓督战,诸将士奋勇争先。官军火枪仰攻,苗抛石下击,死伤枕藉,久攻不下。部将唐本有奋起攀寨垣以登,诸军呼噪跟上。苗军惊溃,逾寨逃走,颠仆践踏死者无数。遂克凯里,全洞从而溃,亦克之。复乘兵威收取旁近苗200余寨,然后还军施洞,就近进麻哈,定黄平。至此,沅水南北岸乾隆中所设六厅城皆收复,平苗大局略定。
不幸就在此时,席宝田以连年征战高原山谷间,感染湿瘴,患下较严重的风痹之症,已是行动艰难,不能再继续亲临前敌拼搏了;此后扫平苗军余部的任务,他只能遥居幕后,发纵指示,而由所部将士们继续去完成了。
凯里、全洞大战失败后,苗军元帅张秀眉遁保雷公山。6月12日,湘军提督苏元春、道员谢兰阶率军向雷公山挺进,14日攻取其前寨,15日又破其山下寨,16日攻占雷公山苗军老巢,张秀眉逃亡丹江、凯里间。湘军继续西进搜索,陆续攻破苗寨数十处。
同年10月,席宝田病情增剧,湖南巡抚刘崐奏请给假调养,获得允准,并命“以部将龚继昌、苏元春、唐本有、谢兰阶分统其军,而用兵方略、进止机宜一秉宝田”。另一记载:“宝田卒感瘴病风痹,刘崐借其名以统诸将,未之易也。”都是保留了席的援黔湘军统将地位。
11月,提督龚继昌军攻占苗军巢穴黄茅,尽得其屯粮以供军,苗军势益不振。其时刘崐解巡抚职,王文韶继任湖南巡抚,益促援黔湘军速完成平苗战事。于是龚继昌、戈鉴等部循丹江而北,连破囊猛、报德、囊德、乌溜等大寨并旁近各寨;唐本有、谢兰阶、苏元春等部则循清水而南,节节扫荡,陆续克香炉山、两坌河、平荼等大寨。
1872年(同治十一年)初春,亡命凯里、丹江间的苗军元帅张秀眉以势穷,派心腹致书八寨苗将,约并力再起。八寨苗将懼受牵连,拒见其来使。3月,湘军提督龚继昌率军攻岩洞,招降苗将忘义,令他侦察张秀眉踪迹,而派大军紧随其后,顺势攻取八寨。张秀眉纠集杨大六、潘老冒、九大白、姜老拉、岩大五、包大肚、金大五等,仓皇逃匿凯里属的乌鸦坡。乌鸦坡连绵20里,地势险峻。于是湘、黔军大集,数路围攻乌鸦坡:湘军唐本有、谢兰阶部由凯里南下,攻乌鸦坡西北;龚继昌、苏元春部由开怀南下,攻乌鸦坡东南,直指张秀眉巢穴;戈鉴部由乌溜进,与龚、苏部相犄角;黔军钟开兰、邓有德等部则由漫洞进丹溪,扼乌鸦坡西南。苗军扼守牙塘、乌遂、猴子坳、小坳等地,与官军相持。4月30日,双方决战开始,因众寡悬殊,苗军大败,死伤2万余人,投诚者10余万人,九大王张朝珍、安平王党大五、超中王羊等均降,擒斩平南王包大五、定国王杨理明、明德王杨玉、开国王杨文开及包大肚等。而元帅张秀眉及九大白、杨大六、姜老拉、金大五等仍乘雨逃出乌鸦坡,退保雷公山。官军跟踪追击,先于挂灯阵斩九大白,悬首示众以慑敌,然后进雷公坪,途斩岩大五。5月 12日,擒获姜老拉。讯知张秀眉、杨大六等潜伏于乌东山,龚继昌、苏元春等即率军疾速掩捕。一所恶战后,终于将苗军元帅张秀眉、平阳王杨大六、得胜王潘老冒等擒获。后又于白水洞捕获英明王金大五,一并槛送湖南省会长沙处决。其他苗、教各头目,或俘或斩,无一脱者。咸同年间连续18载的贵州苗民起义,至此被讨平。捷上,席宝田获赏骑都尉世职。
席宝田自1867年冬统兵入黔,至1872年夏平定苗民起义,先后历时约5年,相当于他与太平军作战时间的一半。身份也不同于与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初为僚佐、后任分统,而到贵州,他已成为湖南援黔军的统将或统领了。由此,他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加突出和显著了。《清史稿•席宝田传》在评论“平黔”的过程时说:“韩超有办事之才,久屈下僚,事权不属;田兴恕入黔,兵威始振,超亦骤起,未久相继去……后专倚席宝田戡定苗疆……弭乱之道,在得其人;用人之道,必尽其才,固古今不爽者耳。”《清史列传•席宝田》写道:“黔苗之乱,诸将率兵征讨,百年无效。宝田一战破之荆竹园,后遂创雕剿之法……昔岳钟琪、张广泗尝以此法制苗,宝田尤穷殚其能……用兵五年而苗平。”启蒙思想家郭嵩焘所撰《太子少保席公神道碑铭》引述“言者”的话说:贵州苗民起义以来,“国家席全盛之势,经营数十年,易置将帅,虔刘挞伐,仅乃免之。公(指席宝田,下同)以万人,荡平苗寨数百,斩刈者数万,抚绥安集又十余万,黔西南大患以息,湖南数百里边疆帖然不知有兵,公之功为大”。史学家朱孔彰所著《中兴将帅别传•席少保别传》进一步肯定了席宝田平苗时的用兵策略、抚苗之法及其成效:“公之初入黔也,以苗之强者,台拱清江生苗、九股河黑苗为之冠,镇远、施秉、黄平、清平所属之苗次之。坚巢巨寨,率罗列清水南北岸之间,而教匪尤出没为之援应。故先拔荆竹园,除教匪;继踞寨头,屯大寨,夺苗之势;然后次第毕收攻战之利。又计苗寨如布棋,苗悉狡悍,长于守险,欲试行雕剿法……用兵五年,拓地千余里,破寨千数,歼苗及百万,自有三苗以来,兵威所极,未有至此者也。而经理降苗,防未然之患,尤有法……于所抚苗,无不剃发,及悉输炮械者,遂著于令甲。”这些,固然都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对席宝田所作出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但是,席宝的军事才能,他对起义苗民分别剿抚的方针政策,他对降苗防患未然的妥善安置,却也是不能一并抹煞的。
 
四、罢兵退归乡里之后
席宝田是何时退归故乡湖南东安的?特别是回乡之后至逝世前的近20年间又干了些什么?历史记载不多,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几种史料作些分析判断,这几种史料都是与席宝田差不多同时代的,虽嫌简略点,但仍不失其真实性。
前面述及,席宝田于1871年10月,病情增剧,经湖南巡抚刘崐奏请给假调养,获得允准。但在何处调养,并未言明。其时席尚在施洞大营,家乡湖南东安距贵州施洞有千里之遥,刘崐奏请给假调养也往返需时,而且当时战事正紧,还靠他就近指挥,凡此种种,他于1871年内回至东安养病势不可能,而只能在1872年夏战事结束前后回到家乡了。据现有资料,明确记载这一时间和地点的是《清史稿•席宝田传》:“苗疆平。诏晋宝田骑都尉世职,家居养疴。”
退归乡里后席宝田的情况,郭嵩焘和朱孔彰的记载可能是仅见的、最早的,因而也是弥足珍贵的,兹分别摘录于下:
郭嵩焘撰《赠太子少保席公神道碑铭》记载:
自公病归,又二十年。创建诂经书院,蠲施族田,及诸有益地方,苟有知焉,必致于行;苟行焉,必要于久。恢奇自喜,身负天下之重。处乡里,益务发摅,不以自弛其志。
朱孔彰著《中兴将帅别传•席少保别传》写道:
公既引病归,休暇无所发舒,于是究青乌形家之法,辄以二卒舁篮舆徜徉山水间,宾客术师随从无虚日,所至旅舍为满,公与之口讲指画相乐也。寻遭父丧,四方会者数千人,咸称其仁孝。公自奉俭约,于赈饥恤穷诸善事累千万,不少靳。又尝捐施族田千余亩,宗党赖之。
综上所引记述,席宝田退归乡里后的近20年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创建诂经书院,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二是捐施族田达千余亩,维系宗族活动。三是不时救灾济贫,累计至千万金而不稍吝惜。这些都是有益地方的善举,郭嵩焘高度赞扬他“苟有知焉,必致于行;苟行焉,必要于久。”实是难能可贵。四是奉养老父,料理父丧,在乡里有“仁孝”之称。五是醉心风水堪舆之术,近乎迷信。这点,朱著称他是因为“休暇无所发舒,于是究青乌形家之法”。其实这与席的家传陋习有关。如上所述,其祖父席上锦便“颇好相墓术”。《东安县志•席上锦传》在言到这点之后,接着并有如下记载:“其茔地皆自择,曰:‘当有以战功起家者。’其后悉验。”正是由于到席宝田果以“战功起家”,席宝田对风水堪舆之术便更加醉心以至于迷信了。
与这后一件事相联系,还应该补充一件事,就是席宝田在退归乡里后,以所获无量钱财,大肆买田置地、建房修墓。这件事为上引史料所未载,却是实实在在而且影响深广的。席宝田前后购买田地有多少?至今无从统计。他与诸子所建或购置,留存于今的房宅、别墅,有东安伍家桥大院、江西桥大院、大盛乡大院,邵阳塘田(原属武冈)别墅,以及本文开头提到的长沙名胜小瀛洲。他所购置营造的墓地,则有座落在东安山口铺贯岭的他父亲席居正墓,座落于邵阳黄亭市镇东冲村沙冲岭的席宝田本人墓。这些宅院、别墅和墓地,均规模宏伟、造作精致,富有历史文化价值。其中邵阳塘田别墅,抗战时期曾成为著名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所在地。而正是为着购置营造这些宅院、别墅和墓地,促使迷信风水的席宝田,“辄以二卒舁篮舆徜徉山水间,宾客术师随从无虚日”,跑遍数县之地,占去了他退归乡里后的不少时光。
席宝田以湘军名将、贵州按察使的显赫身份致仕返乡,成为东安首屈一指的大绅士和首富。在湘军兴起后绅权势力大张、湖南绅权独重的时代环境里,我们迄未发现有席宝田干政地方和欺凌乡民的记载,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席宝田秀才出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家乡僻处内陆省份,出省后又戎马倥偬半生,很少接触当时已开始兴起的新学和西学。他的生平事迹和上述种种表现,可以说都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包括时代的要求,也包括时代的局限性。
席宝田晚年乡居18年。至1889年7月8日(清同治十五年六月十一日),逝世于邵阳塘田别墅。终年61岁。
这里,附带说说席宝田的葬地。席死后,郭嵩焘为撰《赠太子少保席公神道碑铭》,明确记载:“葬所居武冈玉屏山之原。”这是确凿无疑的,但却使不少后来人感到迷惘。因为今人尽知,席墓座落于邵阳黄亭市镇东冲村沙冲岭。这是什么缘故呢?为弄清这个问题,笔者查到了1982年邵阳县人民政府编印的《湖南省邵阳县地名录》,才知原来全国第一大县邵阳县,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历一分为三的变迁,牵连到武冈县的疆域也有所调整。该《地名录》记载:“1952年3月,割县境东、北部分置邵东、新邵县;以南、西部地和武冈东部地置邵阳县。”又:“黄亭市全区,1949年属武冈惟一、双清两乡。1950年划入邵阳县十七区。1952年为九区……”这就清楚了:玉屏山所属的原武冈东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已于1950年划归了邵阳县。席宝田的葬地并没有变,只是行政归属名称改变罢了。(作者为本馆馆员)
 注释:
1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席少保别传》。
2 《清史稿》,卷四二0《席宝田传》
3 王闿运:《湘军志》,卷十二《援贵州篇》。
4 《清史列传》,卷六十二《席宝田传》。
5同上。
6 同上。
7 王闿运:《湘军志》,卷十二《援贵州篇》。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黄润昌曾参与攻占天京的战斗,获保以按察使用,加布政使衔,官职与席宝田同。
12 光绪二年刊《东安县志》,卷七《荣维善列传》
13 王闿运:《湘军志》,卷十二《援贵州篇》。黄飘山时属镇远府。
14 王闿运:《湘军志》,卷十二《援贵州篇》。
15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席少保别传》。
16 《清史列传》,卷六十二《席宝田传》。
17王闿运:《湘军志》,卷十二《援贵州篇》。
18 光绪二年刊《东安县志》,卷七《列传十•席上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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