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前言】周秋光2014年1期总95
2015-01-03 09:57:19   来源：   评论：0 点击：

本书是我主持承担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项目批准号：07AZS001）的最终成果。

2006年，我和曾桂林在《中国慈善简史》出版之后，原计划下一步是要撰写一部《中国近代慈善史》。故2007年2月25日，我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了题为《近代中国慈善史》的一般项目。但是让我颇感意外和惊喜的是，我所收到的2007年6月15日的立项书上，一般项目竟然变成了重点项目，并附有2007年5月30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给我的一封信：“学科评审组对您的立项资助课题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建议题目改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请认真参考吸呐。”据说由学科评审组将一般项目提升为重点项目的情形并不多见。由此我十分感谢学科评审组对我的厚爱、信仼、支持与鼓励。但是将一般项目变成重点项目，将近代中国慈善史变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在学科评审组这种厚爱、信仼、支持与鼓励的背后，我也似乎看到了一种期待的目光，以及由于这种期待的目光让我所能感受到的学术份量与沉重负荷。

项目由一般变成重点后，原有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也就要作相应的改变。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集合项目组全体成员，对重点项目进行了全新的设计与思考，在研究体例和内容上大胆地追求创新，即将课题设计分为六大块：慈善思想、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区域慈善，拟以专题研究的范式，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力求将整个中国近代慈善史的一些基本要素做到位，以期为今后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做好准备（也尽量做到在体例上不相重复）。这样，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既宽且广，难度也随之加大，较之宏观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更为精深。于是，在这种立意的背景下，我和项目组全体成员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齐心协力，共同攻关，终于克服了时间紧迫、资料零散等重重困难，于2010年12月，基本上顺利完成预期目标任务，如期向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提交项目成果申请结项。

但是，在提交项目结项材料及成果稿后不久，我便发现项目成果稿距离正式出版物还存在一些差距，若干不足之处仍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例如作为专题研究，我们感觉到项目成果稿注重于“专”而“深”，体例结构上尚存在“通”的缺陷，应当有一个翔实、全面的绪论，作为纵向的“通论”，从而以“通”统“专”，方能臻至完美。为此，2011年春节刚过，我们项目组全体成员便专门就如何提高、完善项目质量举行会议，随即着手修改书稿。修改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到2011年8月初，我们收到了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来函并附有鉴定专家所提修改意见，于是又立即召开项目组全体成员会议，针对专家提出的鉴定意见进行认真的讨论。项目组成员一致认为：鉴定专家所提的一些意见切中肯綮，富有见地；一些意见与我们提交结项材料后自查发现的问题不谋而合，一些意见虽然与我们或许存在分歧，不一定能被我们接受采纳，但是对我们思考问题、开拓思路、完善缺失、提高项目成果的质量水平，仍然不无裨益。为此我们对匿名鉴定专家的敬业精神和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严格审核的负责仼的态度，心存感激！我们针对匿名鉴定专家的意见又集中修改了一个多月，到2011年9月20日将项目修改定稿件提交，2011年9月30日由国家社科规划办颁发结项证书（证书号：20111025），鉴定等级为良好。

本项目完成鉴定和结项后，曾经有多家出版社与我联系，愿意接受出版，但最终由于杨莲霞女士的原因（她对慈善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与热忱执着令人感动），我们选择了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并于2012年6月申报201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申报结果于2013年1月30日分别在新闻出版总署门户网站（www.gapp.gov.cn）和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网站（www.npf.org.cn）公示，2013年2月18日由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办公室下达立项通知书，获准立项（国家出版基金办［2013］3号）。之后，在出版前，我又组织项目组成员对本书进行了最后一次（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将原结项修改定稿件中的40章删除两章，变成只有38章。

本书的立意、思路、线索和架构是：鉴于晚清与民国年间是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期，慈善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不仅慈善组织种类与数量繁多，而且慈善人物辈出，各地相继出现了多个慈善家群体。同时，晚清与民国政府也开始制定相关的慈善法律制度，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由此，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直接作用于近代，而且辐射影响至现当代。本书以近代所发生发展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与演变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本书围绕着这一主线，分绪论、慈善思想、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区域慈善七个编次展开专题研究。

“绪论篇”（第1至5章），分别介绍学术研究状况，进一步阐述慈善的概念与定位、慈善与公益、慈善的官办与民办、慈善的民族性，以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内容与特征、作用与影响等宏观问题。认为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国内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当时主要被纳入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框架，对近代基督教会慈善事业进行研究，且多宏观性的，进展缓慢。直到90年代以后，学界才对这一课题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仍较缺乏，建议在进一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深化慈善人物、区域慈善等方面的研究，并要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展开对话。

“慈善思想篇”（第6至7章），对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作了宏观的扫描和概述，分两个层次讨论了近代慈善思想形成的历史起因：从远因上看，传统慈善思想是近代慈善公益观发生嬗变的土壤与养分，故而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作了鸟瞰式概述，从宏观上把握儒家、墨家、道家（教）、法家慈善思想以及西汉传入中土的佛教慈善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近因上看，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俗东传及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导致了清末民初慈善观念的极大变化。可以说，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演进历程，一方面是传统慈善思想在近代社会的继续流布，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慈善思想多轨传入，使得传统慈善思想渐渐开始向近代转型与变迁。在此期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若干新型慈善公益观念，它所包含的内容体现了当时国人对慈善的性质、慈善的动机、慈善的社会定位和功能、慈善的主体等问题的思考。这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社会舆论环境，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

“慈善人物篇”（第8至17章），着重探讨近代时期著名慈善家（群体）及其慈善活动。与传统慈善相比，近代慈善事业不再是个别善人的善举义行，而是众多的慈善人物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群体，共同开展慈善活动，这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近代慈善家（人物）群体的形成，又与晚清义赈的兴起密切相关。由此，该成果首先从宏观上分析了晚清义赈慈善家群体的形成及其价值取向，接着重点论述了谢家福、郑观应、施善昌、盛宣怀、沈敦和、吕海寰、张謇、熊希龄、张钫等饮誉晚清及民国年间的慈善家，剖析其慈善动机，勾勒其慈善人生之轨迹，缕述其慈善业绩及运作，评判其影响与地位。研究指出，晚清义赈的兴起，造就了中国近代一个著名的慈善家群体，它并不单指慈善家数量之多，更为重要的是指这些慈善家已形成和融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他们同处于江南社会，活动空间有很大的一致性，其出身、履历也颇为相似。在长达十余年救济全国各地的义赈活动中，这些慈善人物既联合又协作，进一步巩固和密切了群体的联系。义赈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独特的募捐机制，还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基于此，先分别叙述了晚清义赈的领袖人物谢家福、施善昌、盛宣怀等人的慈善活动，并着重探讨了谢、施在晚清义赈中多方面的贡献及其地位；盛除办理义赈之外，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与发展中也有功绩。吕海寰、沈敦和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对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创建与恢弘会务皆有开创之功。清末民初，张謇提出实业、教育、慈善三位一体又相互补的慈善公益思想，主张借鉴西方经验，变革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更新与扩展其社会功能，并付诸实践，在南通构筑了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内涵更为丰富的慈善组织网络，从而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进程。熊希龄在民国初年弃政行善，以办理慈善事业为职志，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并主持世界红卍字会，致力于全国各地的赈灾恤贫、扶弱助困等慈善活动，为世人所瞩目。张钫也以辛亥元老之身，致力于赈济灾黎、兴教办学、抢救文物、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慈善公益事业，多次救济和安置陕西、河南两地灾民，成为一方社会妇孺皆知的的慈善家。

“慈善组织篇”（第18至22章），集中探究近代时期一些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慈善组织，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香山慈幼院以及慈善总公所和救济院，涉及其组织演变发展、经费筹集、慈善项目运作管理及社会效果多个层面。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是中西慈善文化交互融合的产物，其先后经历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等组织演变。民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告别草创进入到推广分会、发展会员并由一区域性组织向全国拓展的新时期。二三十年代，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整顿与改革、彻查与规制，反映出民国时期民间慈善组织与政府微妙复杂的关系。抗战前后，中国红十字会通过组设领导机构、征求会员、开展活动周、成立救护总队等多项工作，并积极参与抗战救护与赈济，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直接受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影响而成立的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团体，其慈善公益活动主要集中在推动并指导中国的农村合作事业、赈救天灾、在“防灾胜于救灾”的指导下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这些工作对民国年间的慈善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香山慈幼院是1920年熊希龄为收养顺直水灾京畿地区孤童建立的慈善机构，推行了学校、家庭与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到1926年已具有相当规模，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并在民国社会救助和培养了一大批自食其力、自立于社会的有用之才。世界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具有全国规模的宗教性社会救助团体，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民间宗教——道院。道院是红卍字会的根本，红卍字会则是道院的行慈机构。红卍字会获得很快发展，抗战前夕全国分会达413处，并曾在日本、朝鲜、新加坡等地设立分会，有一套完整的管理运作机制，开展临时慈业和永久慈业。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会员会费和捐助、社会募捐、团体互助、政府拨助、实业自济五大类。慈善总公所和救济院分别是民国前期、后期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典型意义的两种慈善救济组织，且具有时间的承续性，它在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年间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演变的轨迹。本成果以湖南省为例，探讨了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与省区救济院的组织演、慈善救济活动、经营管理及其特色和影响。

“慈善法制篇”（第23至26章），分析近代慈善立法的成果及其特点，着重论述民国时期慈善法律体系及内容，其包括慈善团体的法律地位、慈善团体的监督管理、慈善团体的税收优惠、慈善募捐与捐赠等方面。

“宗教慈善篇”（第27至30章），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四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含新教、天主教）所办的慈善事业，分析其兴办慈善的社会动因、慈善事业的内容，并客观地评价其在近代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其中，关于近代中国道教、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研究，是以往学术界未曾关注过的论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近代以来，以杨文会首倡佛教复兴运动和太虚提出人生（间）佛教为契机，中国佛教从衰微中振起，开始积极面向世俗社会，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将弘法与利生紧密结合在一起，广行布施，在慈善教育、灾害救济、恤孤济贫、疾病医治等方面多有贡献。尤以大德高僧治开、圆瑛法师，名流居士王一亭、黄涵之、朱庆澜、高鹤年等人最为突出。考察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内容与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佛教各宗派由于各宗义理不一，修持各异，相对而言，净土宗、禅宗弘法利生之举最多，并表现较为出色。而在家居士更成为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使得它比古代佛教慈善的内容更丰富，涵盖面更广，“慈悲无量利人天”即是其功德影响的最好概括。道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也趋于衰微，为走出困境，它以刊刻善书与功过格为应对之策，扩大了道教的民间基础，并传承与进一步发展了道教传统慈善思想。善书与功过格成为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的基石，也是其主要内容。此外，一些道士、道观也开展了慈善救济活动，为善功之修炼。不过，相对其他宗教而言，近代道教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随着《古兰经》和《圣训》在近代中国的汉译，伊斯兰教中有关赏善罚恶观、疏捐散财观和扶贫济弱观的慈善思想在穆斯林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受教义的影响，近代中国各族穆斯林“信道而行善”，开展了兴学襄教、济困助贫、赈灾施医等慈善公益活动，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强了穆斯林的民族凝聚力，维护了穆斯林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基督教教会慈善事业则是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入侵而兴起的，依教会在华发展态势以及中国政府对待教会的态度与政策的演变，大体分为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其内容主要为医疗慈善、育婴慈幼、灾害救济和慈善教育等方面。教会慈善事业在华兴办过程中呈现出本土化、世俗化的趋向，有鲜明的阶段特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性。

“区域慈善篇”（第31至38章），按地理方位并参照近代行政区划，将中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西南、西北七大区域，分别对各区域的慈善事业进行深入探究，分析该区域慈善事业兴起的自然与社会人文背景，演变发展的历程及其各自的特色与影响。此外，由于港澳台地区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又专辟一章阐述，以展示其慈善事业发展与其他区域独特的面貌。通过研究发现，天灾人祸是各区域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共同背景，然不同区域自然灾害灾情表现不一，如华北、西北地区旱灾频发，华东、华南地区水灾较重，华中地区水旱灾害时常有之，而战乱、匪患在各区域也常接踵而至，东北备受兵燹之苦，而西北匪患尤甚。此外，一些区域的人文因素、社会传统对慈善事业的兴盛也有影响。在前述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各大区域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慈善组织的种类与救助功能也各有侧重，数量有多有寡，其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呈现出非均衡性。具体言之，华东、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近代特征表现明显，华北、华中地区次之，西南、西北地区居于末次，而东北慈善事业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近代时期，各大区域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既有相同之处，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如在华北地区，由于靠近政治中心，在慈善救济中呈现出政府与社会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民国时期大型慈善组织较多。而西北地区的慈善事业比较落后，整体表现为慈善机构少、救助面窄、救济规模小等特征，慈善救济力量也相对薄弱，在灾荒赈济中作用有限。其社会影响，总体上是有助于各区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推动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改善与进步，有助于移风易俗、形成良善社会风习。港澳台地区在近代因其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慈善事业别具特色，近代化特征明显，同时与大陆内地也有紧密联系，休戚与共，体现出血浓于水的民族之情。

总之，本书从多层面、多学科结合上，以七篇38章的内容，集中探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的历程、内容特征、社会影响及相关问题，在学术上具有填补薄弱环节的作用，且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史（特别是慈善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系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结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面貌的认识与了解，发掘总结其蕴涵丰富的慈善文化，既可为今日慈善实务界提供翔实、丰厚的文化之源，也可为政府部门慈善政策的制定、慈善法律法规的出台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本书运用多学科知识，对近代慈善人物行善动机、对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对区域慈善事业发展以及政府创制慈善法制等方面的分析论述，对于当今社会推动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在研究方法与内容上均有创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主要是采取专题研究的范式，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分为绪论、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区域慈善等七大专题（专题下又分若干章），使得本书较同类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各专题又相互连贯，融为一体，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篇章之间也遵循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演进的历史顺序或地理区划进行编排，又较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本书对慈善事业进行区域研究，突破了常用的小区域，而采取更宏观的大区域，即以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密切且自然地理环境相同或相近的数省为一个单元，从而改变以往研究仅以一省一地为研究对象的现状，更有利于揭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此外，本书还尝试运用灾害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进行创新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单一运用历史学科的史料分析法。

本书涉及专题多，篇幅大，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涵盖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基本内容和主要问题。在研究内容上，也多有创新，有不少篇章内容是学术界第一次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与探究。诸如：在近代慈善人物方面，学术界对郑观应、盛宣怀、熊希龄、张謇已有关注，本项目则从慈善动机、慈善实践与思想的发展轨迹、慈善事业的管理运作以及其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方面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此外，还首次系统研究在近代慈善发展进程中有重大影响但曾被人所忽视的慈善家，像晚清义赈领袖谢家福、施善昌，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吕海寰，豫陕地区的将军慈善家张钫，且对晚清义赈的慈善人物群体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慈善组织方面，着重探析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大、影响深远的全国性或地区性慈善团体机构，如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华洋义赈会、北京香山慈幼院，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史料（本书主编在学术界最早研究红十字会和北京香山慈幼院），进行了全景式与剖面式相结合的研究，并对学界较少涉及的省城慈善总公所和救济院做了典型个案研究。本书关于近代慈善法制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法学界相关成果甚少，属于开拓性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在慈善与宗教的关系上，第一次全面、综合性地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四大宗教，除对基督教（含天主教）慈善事业有更系统全面的论述外，对近代佛教、道家、伊斯兰教慈善事业研究均属开创性，改变了有关佛、道慈善活动研究偏重于古代，而伊斯兰教慈善研究阙如的现状，弥补一些薄弱环节。在区域慈善研究方面，从宏观的大区域来分析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不同进程与地域特色，并试图进行区域比较，从而揭示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不平衡性、慈善事业近代化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均在内容上有所创新。

本书基于上述专题研究，所提炼出一些主要观点有五：其一，近代慈善事业是中西慈善文化融合的结果，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慈善事业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部分。其二，近代慈善事业空前繁盛与突出，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是相同步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社会的维系离不开慈善，亟须慈善救助。其三，近代慈善事业充分发挥了其社会救助的功能，一是慈善救济，二是慈善教育，前者是救人之“身”，后者则是救人之“心”， 而与传统慈善相比较，近代慈善更注重教养兼施，慈善教育功能作用更大，影响更广。其四，近代慈善事业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移风易俗，维系了社会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和谐、良性发展。其五，近代慈善事业充分显示了近代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国内贫弱人群的同时，开始跨出国门、走向国外，去救助发生灾难的国家，由此反映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民族性。

本书自感存在的不足与欠缺尚有：其一，本书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分为八个区域进行讨论，但各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尚不够，各大区域慈善事业发展的自身特色与影响揭示得不明显；其二，本书涉及了诸多慈善家，但欠缺从慈善家群体的角度去深入探讨其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相关的一些问题；且这些慈善家都为国人，而对近代外籍慈善人物尚未作个案的深入剖析；当然，也还有些国人慈善家，因为种种原因，或是资料欠缺，或是已有现有成果而不能创新突破者，未能收录，如经元善；其三，对于慈善组织（慈善事业）与清政府、与民国政府的关系还探讨得不够，有待深化；其四，本项目成果征引多为地方志、报刊、征信录（报告书），中外文档案的征引亦尚有不够，特别是研究基督教在华的慈善事业，原始的外文文献有所欠缺。上述所有不足与欠缺，都是今后继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的。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结晶。由我拟定研究框架与写作大纲，经集体讨论后再进行分工撰写。项目组成员在分工的基础上尽可能发掘整理了各种可供参阅的史料文献及档案资料，尤其得力于在中国慈善史领域辛勤耕耘的各位学界同仁的既有研究成果所赐（凡征引参考处均有注明）。

本书具体撰稿的情形如下：

第一章   曾桂林 周秋光；第二章至第五章  周秋光；第六、七章  向常水；第八、九、十二章   靳环宇；第十章     李慧伟  向常水；第十一章   赵红喜；第十三、十六章   周秋光  曾桂林；第十四章   樊  琪  向常水；第十五章   曾桂林；第十七章   何旭娟 ；第十八章   向常水  周秋光；第十九、二十章    向常水；第二十一章  贺永田；第二十二章  张少利；第二十三章至第二十九章  曾桂林；第三十章    石  莹  贺永田；第三十一章  屈小伟 初稿，向常水 修改稿；第三十二章  周琳艳 初稿，向常水 修改稿；第三十三章  鲁  霓 初稿，向常水 修改稿；第三十四章  龙建军 初稿，向常水 修改稿；第三十五章  杨  凤 初稿，向常水 修改稿；第三十六章  王  琴 初稿，向常水 修改稿；第三十七章  许德雅；第三十八章  周秋光  曾桂林；结 语   孙中民  周秋光。

本书初稿完成后，由我对全书进行通改定稿，曾桂林、向常水予以协助，并重新改写初稿中一些不成熟的篇章，或校核引文。其中以曾桂林出力为最多。除上述撰稿人外，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高秀峰、程杨、李念庆三人曾提供了部分章节初稿，贺永田、孙敏、王猛、陈兰霞、唐燕、王蓉丽、马少珍等在研究生期间也协助项目组做了些基础性或事务性工作。曾桂林还提供了区域慈善篇各省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各省的府县志辑）中的慈善史料。

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重点学科资料室、湖南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为本书在资料查阅上提供了诸多方便。本书还有若干文献取自网络数据库资料。此外，在本项目研究期间，已故著名史学家李文海先生曾给予关注鼓励。结项过程中，匿名评审专家也对课题成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意见。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杨莲霞女士、王宇英女士在书稿的编辑出版上亦多所费心。谨对上述单位或人员所提供的各种支持和帮助，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终于要出版发行了，我们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也仍然惶恐不安，如履如临，深感书中存在的缺漏瑕疵定然不少，为此恳请读者诸君见谅，并祈识者方家匡正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