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纂修地方慈善志书】周秋光2014年3期总97
2015-01-03 11:02:27   来源：   评论：0 点击：

中共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杜建海先生约我给《鄞州慈善志》写篇序言，科研室主任李锋先生多次联络，并寄来了该书的纸质和电子文本，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让我有了一个学习了解鄞州地方人文历史与慈善文化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浏览，我对《鄞州慈善志》有了两点认识和感受：

其一，该书纂修的内容尚称丰富且颇具功力。所谓丰富，是该书的时间跨度涵盖了自先秦而历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迄当今上下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分列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段；范围类别包括大事记、地理、史略、机构、人物、义商、项目、风俗、规章、文献10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记述翔实（仅宋以前因史料缺乏较弱），又增添有各种附录。所谓功力，是该书取材涉猎之广和发奋用力之勤跃然纸上：其所征引的文献资料达10余类共223种（见《鄞州慈善志》主要征引文献）；据此而考订辩误，爬梳剔抉，钩沉索隐；再加以综合概括、分门别类、分析论证，撰写出洋洋70万言的篇幅；又搜集录入古今图片300多幅。

其二，该书以其比较全面的记述，展示了鄞地自古至今慈善文化的传承及其作用，要之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鄞州（古称鄞县）的慈善思想与活动源远流长，绵延相承，越到后来越呈兴盛发展的势头。这里最早的慈善思想与活动信息可以追溯到先秦越王勾践之时，至汉唐逐渐兴起并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到了北宋已呈发展之势。北宋之后经南宋、元、明、清各代而到民国，中虽间有起落兴替、盛衰荣枯，但均得以持续发展而到当代，未曾中辍。其中在两宋、明清、民国，都曾出现过空前高涨、蓬勃兴盛的局面。当代尚正处在承前启后、创新发展的状态。

二是鄞地的慈善事业呈现出官民共举，相辅并进的历史发展格局。官办慈善首由先秦时越王勾践开其端，尝称道：“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见《鄞州慈善志》大事记）”后来历朝各代的鄞地守土官长皆承其绪，各式官办慈善机构先后涌现，至宋代发展到极致。民间慈善最初是宗族慈善，其发韧当比官办慈善为更早，到宋代也发展到顶峰。宗教慈善在唐代始盛行，宋代因受到抑制有所回落，但明清后又持续发展。社会慈善在明清时才兴起，到民国时期便超越了官办和所有其他各种慈善，成为社会救助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三是鄞地自宋以来慈善人物大批涌现，善者辈出，代不乏人。他们中有官有绅有商有民，有在本地行善者，也有旅外（经商）行善之士，当然也包括外籍涉鄞的或为官或经商之人。综计该书中所收录的各式慈善人物，古代（从北宋到前清）149人（其中两宋26人、元代17人、明代60人、前清46人）；近现代（1840-1949）29人、当代（1949-2012）42人；又附从唐代以来至今的外籍涉鄞慈善人物35人；近现代鄞县义商11人、旅外鄞籍义商62人；当代鄞州区义商23人、旅外鄞籍义商29人（见《鄞州慈善志》第四五章）。这些慈善人物，既为鄞地慈善事业的发展竭心尽力，树立了榜样和标杆，同时又引领和助推了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四是鄞地慈善事业的类型不仅有“养”有“教”，而且注重与社会公益的发展相结合。在古代社会，对于弱势群的救助主要以“养”为主，包括救灾、恤贫、助丧、解困、养老、育婴、恤婺、义冢、施衣、施医、施药、施棺、施粥、栖流等等，总之是“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而且同时兼顾了若干社会公益，诸如修桥、铺路、筑堤、浚河、造亭、义渡、义学等等。到了近现代，慈善救助便由重“养”轻“教”发展到“教养并重”和以“教”为主导，同时对于社会公益的理念也有了提升，即注重了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环境、革除社会陋习、维护公共事物，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五是鄞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注重了慈善制度文化的建设。古代鄞地的官办慈善到南宋时即有建儒学以招难童、建药局以惠民众、创田庐以养穷困、建官庄以济士民等举措（见张如安、孙善根：《鄞县慈善史》）。民办慈善包括宗族慈善、社会慈善、宗教慈善，从古代到近现代以及当代，都有着各自的规制与创造。如南宋的乡曲义庄，成为鄞地后世家族、社会互助组织的典范。近代鄞奉公益医院和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创办，采行的都是董事会制运营模式。著名的鄞人沈敦和旅居沪上，担任驻上海总办事处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执掌中国红十字会会务，改董事会制为议会制，竟然创立了三权分立的慈善组织运行机制，其管理体制与运营模式，令近代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面目全新，充满了活力与生机（见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囯》）。

六是鄞地慈善文化传统的传承历久常新，促使当地慈风善俗习尚的养成，产生了表率全国的示范作用和影响。鄞邑向有“义乡”、“义郡”之誉，这里“义风”高扬，慈行善举无时不行，无处不在，相沿成习，蔚成风尚。各种慈风善俗，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节令、生产、公益、救助、信仰等活动中每有体现（见《鄞州慈善志》第七章）。并且行善者多不留名，非常低调。

我早在2006年出版《中国慈善简史》的时候，便深感全国各地纂修地方慈善史志的重要；如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囯慈善通史》，这种感觉尤为深切。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地方慈善史志的纂修，没有既有的地方慈善史志成果以为基础，我想《中囯慈善通史》的撰写难度无疑会增大，顺利完成任务也就会打折扣。反之，如果有了像《鄞州慈善志》这样的全国各地区县一级的慈善志书成果，情形便会大不同了。

其实我们现有的一些慈善研究成果，也是得益于前人纂修的地方志书慈善内容所赐予。例如今天我们对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认知，港台学者梁其姿所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日本学者夫马进所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都是充分利用了地方慈善志书资料研究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典范。这表明，旧方志中有关慈善的载录，所提供的学术信息或史料价值是非常大的。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今人在慈善志书方面所做的努力与贡献，比较前人来说还有逊色和滞后。所谓盛世修史修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方兴未艾，成果众多，然而像《鄞州慈善志》这样的专门慈善志书成果，尚属凤毛麟角。

在我的印象中，全国地方区县一级出版了慈善史志成果的，就是鄞州区，即2013年10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鄞县慈善史》和这本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的《鄞州慈善志》，而且记事时间都是从古至今，内容涵盖广泛，属于通史和通志一类。因此鄞州的慈善史志纂修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年来，在全国区县一级中无疑具有“三率先”的意义：一、率先纂修了慈善史和慈善志；二、率先纂修了慈善通史和慈善通志；三、率先将这一史一志都交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由此，鄞州在全囯地方区县一级单位慈善史志纂修工作中的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并且，《鄞州慈善志》在编纂体例上的诸多立意追求也属可圈可点。

一是努力凸显鄞地慈善的个性化特质。即通过设立“地理”专章，注重了鄞地慈善事业产生、发展和特色形成的人文地理因素；通过设立“义商”专章，彰显了鄞地商帮近代以来的慈善主体特色（有过三次慈善事业高峰）；通过设立“风俗”专章，描摹出鄞地民间慈善公益的乡风民俗和长盛不衰、影响深远的“义田”制度和“善堂善会”传统；通过没立“机构”、“项目”、“规章”等专章，展现出鄞州当代慈善创新型和开放性的特点。

二是将慈善与公益广泛兼容。即在记载当代鄞州（县）慈善组织机构、慈善人物及其事迹、介绍慈善项目和风俗时，力图充分体现当今社会“慈心善助”的公益化趋势，即不仅记叙慈善家捐赠（献）和救助的传统善举，还包括了广义的慈善指向，如对濒危珍稀动植物、饱受污染的环境和需要大力支持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事业，直接或间接地，长期义务开展帮助、保护和志愿服务的组织、人物及其事迹。

三是理解把握慈善专志“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强调不以“资治”为要，而应以“教化”为首。故该志不吝笔墨，尽可能对一些慈善人物和慈善项目作较多的叙述和铺陈，或附文记录，以期达到教化之目的。

上述这些编纂体例上的立意追求，均富有创新性，值得赞誉和肯定。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曾应一家出版社社长之约，为其计划出版一套地方《慈善志》从书，组织动员各地史志工作者和高校科研院所人士参与纂修慈善志书，写有三个方面的说词。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说词，对于当今有兴趣研究和撰写地方慈善志书的人，或许可供参考，爰胪陈如次，为刍尧献：

一、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悠久的渊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人们对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了解与认识，在唐宋之前，主要依靠历朝编纂的正史，在宋元以后，则主要源于官修志书与个人私纂志书。自宋代到民国纂修的地方志中，有不少志书记载了当时慈善救济机构的有关情况。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三《庐院》，就详细载录了南宋建康（今南京）慈幼庄的创建情形及收养孤儿弃婴的运作管理规程。《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公廨》，也有元代镇江府及各属县仓储、惠民药局的记载。至明清两代，随着养济院、育婴堂等官办慈善机构的推广，以及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地方志中有关慈善机构（时称“善堂”、“善会”）的载录更多，常见于志书中的“建置”、“公署”、“恤政”、“蠲恤”、“善举”、“厂局”等名目。此外，在志书中的“人物”、“艺文”、“金石”、“碑碣”、“赋税”、“食货”等目，也可见慈人善士（慈善人物）、慈善组织的碑记、田地亩数、捐赠款额的记述。当然，这些志书中有关慈善的记载，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不同地方的方志的记载，所列名称也迥异。及至清末民国，随着“慈善”一词的广泛传播及其运用（晚清光绪之前，“慈善”一词的含义与今不尽相同，多指慈祥和善），新修的地方志也开始以“慈善”为标题专列一卷、门或目，专门记叙近代以来本地区的慈善事业、慈善机构、慈善人物等。如：黑龙江：《民国呼兰县志》卷六《慈善志》、《民国宾县志》卷三《慈善略》、《民国宝清县志》卷十八《慈善志》；辽宁：《民国新民县志》卷十《慈善志》、《民国铁岭县志》卷十七《慈善》、《民国开原县志》卷九《慈善》、《民国盖平县志》卷十五《慈善》；《民国上海县志》卷十《慈善》；贵州《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卷十七《慈善公益事业志》、陕西《民国重修紫阳县志》卷二《建置志•慈善》、天津《民国静海县志》在《政事部•行政志》列有“慈善事业”一目。由于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兴盛，慈善事业入志十分普遍，在此不再一一枚举。以上所述充分表明，慈善入志，其实在我国是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并不完全是新创，只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慈善事业一度中辍，因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一轮新修的方志中完全没有“慈善”的地位，相关论述多附于《民政志》中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或《卫生志》、《教育志》、《宗教志》里的一些条目，表述也极为简略，且多为否定、批判之辞，有的志书则完全缺载。进入新世纪，随着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展开，各地修志方兴未艾，亟须继承旧志修志中的优良传统、好的做法，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与作用。

二、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瑰宝，也是极为丰富的资料宝库。志书编纂成后，无论在当世还是后世，都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功用，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新时期编纂的地方志，无论是纂修方法还是取舍内容，都与民国及其前的旧志有着很大区别，但是，志书的价值古今大体一致。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来，故文献足徵焉，劝戒不惑焉。”（嘉靖《九江府志》序）“夫志者，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嘉庆《怀远县志》序）如今，经过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轮修志工作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对方志功用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深入，达成诸多共识，如：地方志所记一域之事，宜详悉，尤重当代，有裨实用，以备地方官员资政、了解民风民俗。近三十年来，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从无到有，缓慢恢复到快速发展，虽然有诸多新闻媒体刊载报道，也编辑出版《慈善》、《公益时报》、《中国红十字会报》等专业杂志、报纸，也出版发行《中国慈善年鉴》（由中华慈善总会编辑）、《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但由于报刊、书籍出版发行的周期性，对慈善机构、慈善人物、慈善事件等记载，都不够完整、全面，需要具有权威性的志书加以载录，叙述其始末因由、发展演变等情形。而新纂修慈善志书，若是一地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十分发达（如北京市、上海市），自宜单独成册，纂修专志；即便不足成册，也可单列成志，与其他类志书合册。近年来，苏州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合作出版的《苏州红十字会志》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和成功的尝试。盛世修志是我国千百年相承的文化传统，就当下而言，也是中囯持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由此，我认为，纂修慈善志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迫切需要各级地方志编纂部门支持与配合，这将有利于发挥慈善事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有利于发挥志书服务地方领导决策的作用，也为来者研究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资料。

三、把握好《慈善志》的编纂体例及内容。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97年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编纂地方志应当延续不断。各级地方志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当代慈善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已有30年的历史，已足以入志。而在全国第一轮修志过程中，许多市、区（县）的地方志的下限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慈善事业在当代中国大陆的“重生”，特别是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后，各地纷纷成立的慈善总会、慈善协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据悉，全国各省、市、区（县）级慈善组织已逾2000家，还有不少慈善基金会、草根慈善组织。这表明，编纂《慈善志》已是条件具备，时机成熟。那么，《慈善志》的编纂，其体例应如何注意？其内容应如何取舍？或是说，慈善志内容应涉及哪些方面（篇目）？

（一）体例与编纂方法。方志是地方史料的集合体，各种史料如何排列组合，体例设计非常关键。慈善志的编纂，应该充分借鉴旧方志关于慈善载录的一些有益做法，如《人物志》、《列传》等门类中“义行”、“行谊”对慈善人物（善人善士）的记载，《建置》、《公署》、《善举》或《慈善》等门类对慈善组织的记叙。在类目设置和编纂方法上，应当继承这些传统，同时又要根据变化了的地情、时代，有所创新，增添一些新门类，记载一些新事物，以反映当代慈善事业发展进程。在反映时代特色的同时，慈善志也应力求凸显地方特色，对当代特有或独特的慈善组织、慈善活动可不厌其烦。对篇目的结构，体例要予以说明，一般从现代慈善事业产生、发展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横排纵写（横排门类，纵贯时间），结构分编、类、目三层，可设卷首、卷末和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捐赠、慈善活动、慈善制度（或法规政策）、大事记等。总之，类目要全面、分类要合理；类目要体现统属关系，归属得当，排列要有规律；类目的层次和篇幅适当平衡。此外，标题拟定也必须规范，要使用具有时代性的语言，通俗易懂，不能沿用旧志标题。标题对内容的概括应该准确，言简意赅，名副其实。

（二）慈善志的内容。卷首，可简要叙述本区域内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沿革。慈善组织，主要分述本区域内各慈善组织（含基金会）的创建、发展与消亡等情形。可分组织架构与领导机构、分会或基层组织、章程或规章制度、会议、慈善项目等。慈善人物，主要撰写本区域内有影响的慈善人物（慈善家）的生平及其主要善行义举，以及社会影响。慈善捐赠，主要载录本区域内民众各年度的捐赠数额，慈善组织的劝募数额等。慈善活动，主要叙述本区域内发生的重大灾害赈济、日常慈善救济或比较有影响的慈善事件、公益活动等等。慈善制度，主要记述本区域内为促进或规范当地慈善事业发展而出台、颁行的慈善法令、法规及其他政策、制度等。慈善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形式陈述本区域内发生的有重要影响的一些慈善事业大事。

（该文系为《鄞州慈善志》所写序言，该书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