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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集》前言】周秋光2013年2期总92
2015-01-02 12:55:31   来源:   评论:0 点击: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组庵(祖庵),号无畏、畏三、非庵、慈卫、訒斋等,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在晚清同光年间历任陕西、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工部尚书、闽浙、两广总督等职。 谭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组庵(祖庵),号无畏、畏三、非庵、慈卫、訒斋等,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在晚清同光年间历任陕西、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工部尚书、闽浙、两广总督等职。    

 谭延闿幼承庭训,聪颖好学。年13补诸生。22岁中式举人。1903年,受胡元倓之邀董理明德学堂。1904年参加甲辰科会试,以第一名中式贡士,填补了湖南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无会元的空白;应殿试,列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为一等第一名,选庶吉士入词馆。散馆授官翰林院编修。一度被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请留湘办理新学。时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     

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谭延闿积极响应,于次年组织成立“湖南宪政公会”,率领湘省绅士,上书朝廷请开议院和国会,筹设湖南諮议局。1909年湖南諮议局成立,被举为议长。此后他以諮议局为平台,领导湖南保路运动、国会请愿运动和地方自治运动。1911年10月湖南光复后,任省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未几湖南省都督焦达峰被杀,他继仼都督。    

 从1911年10月至1920年11月,谭延闿先后三次督湘。第一次督湘,湖南光复不久,他一方面坚持革命派与立宪派联合执政,以维护地方稳定;另一方面出师增援武昌,策动别省独立,助推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民国成立后,他推行“开明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外交方面都颇有建树。1913年10月,因在二次革命中曾宣布湖南独立,被袁世凯免去都督之职。1916年8月,他第二次督湘,次年张勋复辟,他通电反对,准备出师讨逆。段其瑞在张勋失败后重掌大权,推行武力统一全国政策。谭延闿提出“湘人治湘”,以抵制北军进入。1917年8月,他被段其瑞免去湖南督军之职,结束了第二次督湘。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坐镇永州,统一湘南,被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与北军湖南都督张敬尧形成对峙局面。张敬尧因在湖南作恶多端,引发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他在驱张后,于1920年6月第三次督湘,但此次督湘仅数月,于同年11月解职赴上海。他在第三次督湘期间,大力推行湖南的“地方自治”,奠定了民初湖南地方自治之基。    

 1923年春,谭延闿受孙中山之邀赴广州大元帅府任职,从此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历任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大本营秘书长、湖南讨贼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建国湘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北伐联军总司令等职,对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发展和壮大贡献颇大。     孙中山逝世后,大元帅军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谭延闿成为国民党中央握有军政实权的人物之一。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军政部长、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1930年9月22日,他在行政院长任上逝世。    

 综观谭延闿一生,1903年前他醉心于科举。1903年后,他始则办理新学,继而热衷于立宪,成为湖南立宪派党魁。民国成立,他跻身政界,三次督湘,成为清末民初湖南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退出湖南政坛后,他转而投身国民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逝世后,他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又成为国民党中最具实力的军政要人之一,官至国民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长。    

 可见,谭延闿是一位颇具政治、军事和社会影响的人,孙中山曾称他为“一时人望”;毛泽东赞他为“乡邦英俊”,“一个聪明的官僚”;蒋介石认为他“文武兼资”、“党国英奇”。 显然,谭延闿的言论、著述,当视为从清末新政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长达30年之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参考文献。整理编纂谭延闿的遗着,将明显有裨于对近代中国政治演变、社会风尚的了解和研究,也有助于对谭延闿本人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谭延闿一生留下的文字著述很多,计有日记、奏折、咨呈、条陈、批牍、政论、专著、演说、谈话、函电、诗词、启事、题词、祝辞、祭文以及由他签署的各类公文、命令、布告、委任状等。这些文字著述,或发表在当时的各种报纸杂志之中,或刊布在政府的各类文书中、公报和文件之内,或未刊,珍藏于清末与民国政府的档案中,一部分则因通信、交际或其他各种方式,流转于亲友和同僚之手,或散佚于民间书肆乃至国外。

谭延闿在世时其文字著述编辑整理出版的大约有:谭延闿等撰:《谭仲麟行状》,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朱印本1册;谭延闿等撰:《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函牍文献》,民初抄本1册;谭延闿撰、徐崇立题识《谭延闿谢授衔章公牍》,1916年(民国五年)稿本1册:谭延闿撰并书:《零陵护国祠碑》,1919年(民国八年)刻石,1919年(民国八年)拓本1册。陈荆、唐元、谭延闿等撰:《〈蒋翊武先生就义之历史〉及其跋》,1922年(民国十一年)撰书1册;孙文、谭延闿:《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1926(民国十五年)刻石,1926(民国十五年)拓本1册;谭延闿撰并书:《张孝女诗为福修道人作》,1929年(民国十八年)金陵杨谓堂刻石,1929年(民国十八年)拓本1幅;谭延闿等撰:《小学搜逸叙录》,1929年(民国十八年)铅印本1册。

谭延闿逝世后其文字著述编辑整理出版的大约有:谭延闿撰:《粤行集》、《慈卫室诗草》、《讱庵诗稿》、《非翁诗稿》,1931年(民国二十年)影印本4册(1966年,文海出版社将该4册与其子谭伯羽所撰《茶陵谭公年谱》合编成《慈卫室诗草·粤行集·讱庵诗稿·茶陵谭公年谱》,后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由文海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谭延闿:《谭祖安先生书麻姑仙坛记》,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2册;谭延闿书:《谭祖安庐山纪游墨迹》,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1册谭延闿撰:《谭延闿杂临古碑贴》,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1册;谭延闿书:《谭祖庵墨迹》,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影印本2册;谭延闿书:《谭延闿行书王湘绮诗》,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影印本1册;谭延闿撰:《谭延闿诗札》,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2册;谭延闿书:《谭组庵论诗书手札》,1941年(民国三十年),上海美商永宁有限公司影印本1册;谭延闿书:《谭延闿书燕京旧闻册》,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中华书局影印本1册;谭延闿等撰:《陈炳焕墓碑》,民国影印本1册。

由上可见,谭延闿逝世前后所出版的各种谭延闿的书中,都还是一些专题性的某个方面的著述或书法作品,在谭延闿逝世后的八十余年来,尚没有一部综括其全部言论著述的文集行世。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先师林增平教授即有编谭延闿集的愿望,委我承担。其时我先忙于编熊希龄集,计划编了熊希龄集再编谭延闿集。然俟熊希龄集编成(于1996年由湖南出版社出三卷本;于200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再出八卷本),不意先师已于1992年不幸逝世。从此为了实现先师的遗愿,二十年来我奋力而为,不敢懈怠。今日谭延闿集有幸编成出版,使先师的遗愿得以实现,是可告慰于先师在天之灵,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恩师林增平教授!   

现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我们所编的这部谭延闿集,主观上力求收录完整:一方面是将已经印行的各种谭氏书中属于谭氏言论著述内容的(不包括不是其言论著述内容的书法作品)加以收录;另一方面则广泛查阅收录各种公开发表在报刊、旧籍中的谭延闿言论文字,以及各种尚未公开发表的档案与抄本中的谭延闿言论文字。然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所收录的内容仍然留下两大缺憾。一是我们有幸获得了谭氏全部22年的日记(即1895年、1904年、1908年、1911年、1913年-1930年)电子版,但是由于该日记篇幅太大(约在100万字上下),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将其全部整理成文,而若改为影印则又不便将其与已整理的诗文合编在一起,因而本集未能收录其日记;二是已知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谭氏的信函原件一百余封,但经多次联络协商未果,所以这部分文字也只好暂付阙如。

尽管如此,新编《谭延闿集》当具有如下两方面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作用:

首先,为研究谭延闿的一生提供目前所能汇集的最为完整、翔实的资料。从资料搜集的范围来看,本书收录有各档案馆的珍贵档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有各图书馆所藏的谭氏遗著遗墨,如湖南省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有发表于当时各大报刊上的言论文字,如《申报》、《时报》、长沙《大公报》、《民立报》、《长沙日报》、《大本营公报》、《民国日报》、《国民政府公报》、《时事新报》、《中央周报》、《临时政府公报》、《晨钟报》、《晨报》等。从内容来看,本书所收录的文献,最早的有1904年谭延闿参加会试的考卷和作文,最晚的有他1930年9月22日逝世前数日签署的政府公文。在此前后,几乎逐年都有他的言论文字入集。故通过《谭延闿集》,基本上可以理清谭延闿、教育以及对国内国外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的基本主张,有助于准确、全面评价谭延闿一生的主要活动,比较完整地掌握其思想变化的脉络。

其次,为研究晚清和民国史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谭延闿在清末湖南新政中的条陈、书牍、函件是研究湖南新政的重要参考资料;谭延闿关于保路运动、国会请愿运动、反对“皇族内阁”等的奏折、函电,谭延闿在辛亥革命时期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在民初三任湘督,以及后来历任广州革命政府、国民政府各要职所经手和草拟、签署的大批公文、书信、电稿、手札、批牍等,对于研究清末民初政局,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初期政治、军事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图书室和中国近现代史重点学科资料室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等单位给编者查阅资料提供方便。在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吴桂龙兄曾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居伟忠、雷鸣强、张智军、张勇、刘薇、谢其融、郭岱君、林孝庭、吳仰湘、鄢琨、曾桂林、张少利等提供各种支持;石莹、陈兰霞、王蓉丽、唐燕、刘蓉芳等参与了资料整理工作;王杰成整理了词诗和部分信札的手稿。谨对上述各个方面的关爱与惠赐,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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