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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经济通史》前言】朱有志2013年3期总93
2015-01-03 09:11:13   来源:   评论:0 点击:

湖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湖南创造了高度的区域性经济文明,这种经济文明一方面构成了湖南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为湖南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21世纪的今天,在以
湖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湖南创造了高度的区域性经济文明,这种经济文明一方面构成了湖南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为湖南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21世纪的今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我们对湖南数千年来的经济历史进行系统梳理,深入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对于拓展和深化湖南地方史的研究,充实和丰富中国经济史学,为我省当前的经济社会建设提供经验,为未来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启迪,均不无重要意义。



湖南历史悠久但开发较晚,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秦汉时期,湖南被视为荆榛遍地的蛮荒之地。三国至两晋南北朝,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大批流民南迁,促进了湖南经济的发展。隋唐五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湖南经济发展的速度开始加快。两宋时,湖南地区已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及至明清,湖南农业尤其是稻谷种植闻名天下,以至到清代乾隆年间有“湖南熟,天下足”之说。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对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湖南经济影响日益加大,但直至维新运动,湖南才出现矿业、机电、轻工等一批近代工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岳州、长沙的开埠,外国商品在湖南倾销日益增多,湖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加速。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初期,湖南民族工商业获得较大发展。抗战后期,湖南大部分地区沦陷,战争的破坏与日军的大肆掠夺,使湖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不久,随着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等政策的施行,湖南工农业和商贸业急剧衰败。

湖南在数千年来的经济发展变迁中,虽然自然经济始终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近代民族工商业亦始终发育不良,但湖湘儿女在历史长河的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众多成果,仍让世人惊叹不已。    道县玉蟾岩出土的迄今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谷,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湖南先民就已开始了农耕生活,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数千年;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及人面方鼎,其铸造工艺震惊世界;东汉耒阳人蔡伦发明的植物纤维纸,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唐代长沙铜官窑的陶瓷制釉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民国初期,湖南锑矿产量占世界总量60%以上,华昌公司的炼锑技术领先世界,产品畅销国际市场;……

这一桩桩、一件件无可辩驳的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史实,无不昭示着湖湘儿女的聪明才智,无不显示着湖南人民在经济活动中的杰出才能。在现实意义上,这些无可辩驳的史实既对“湖南人只会搞政治、不会搞经济,只会搞农业、不会搞工业”的种种偏见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也为湖南人充满搞好经济的自信,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佐证。



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湖南的现实、预见和开拓湖南的未来,就要学习和了解湖南的历史,以鉴古知今、继往开来。遗憾的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很长一段时期,除了有少数文章涉及湖南地方史以外,我们对湖南历史的认识、对历史上湖南先民的存在及其活动状况的了解,从整体上说,是不甚清晰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余名研究人员,穷全所之力,历数年之功,编撰了180余万字的《湖南通史》三卷本,于199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论述了湖南历史发展的大致过程,阐明了湖南在中华民族和社会发展长河中的辉煌历史和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体例的原因,《湖南通史》对历史上湖南经济发展过程的阐述是有限的。在当代湖南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开展对湖南经济发展历史的专门研究,从而为湖南经济建设提供借鉴,是湖南地方史研究工作者继编撰《湖南通史》之后又一项紧迫的任务。

为此,2003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的科研人员联合高校的部分同行,组织了“湖南经济通史”课题研究小组。历时10年多,在作者们的艰辛努力下,现在的研究成果《湖南经济通史》三卷本正式推出,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湖南通史》三卷本为我们全面了解、学习湖南历史提供了一套必备的参考书,那么约20年后的今天推出的《湖南经济通史》三卷本,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地梳理、阐述了从古代至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的经济发展历史,为我们深入了解湖南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为当代阔步前行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道路上的湖南人民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撰写湖南经济通史是一项十分复杂、严肃的工作,它给撰写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使读者对本书能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此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做几点说明。

(一)《湖南经济通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卷,上起旧石器时代湖南地区人类最初遗迹,下迄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全书采用通史体例,史论结合,从农业、手工业、矿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诸多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史。它是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主的科研人员从事湖南地方史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集中表现了湖南经济史研究的新水平。

(二)人们的经济活动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思想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但为了能更明确地体现湖南经济发展与变迁这一主题,以突出经济史的特色,同时也为节省篇幅,该书对有关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因素只在适当地方做扼要说明,对有关经济思想也只在个别地方有所论及。全书着重于对千百年来湖南地区经济进步成就的梳理,试图通过这一系统的梳理,勾勒出湖南经济发展进步的概貌与脉络。

(三)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些中外学者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使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但由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复杂,众说纷纭。因此,本书作为地方性的经济史著作,有意淡化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阐述。这并不是作者们对湖南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没有自己的研究与看法,而是在没有充分依据而又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处理复杂学术问题的稳妥之举,或许,这也是力求经济史学科学性的学术要求使然。

(四)千百年来,湖南各族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本应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为了史书的严谨性,本书对人们有关经济活动的成败得失一般不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只在文中适当论及。这样,虽然表面看来本书只是相关经济史资料的搜集,而没有经验教训的归纳与总结。但我相信,透过种种经济表象,读者能够感悟问题的本质,从中得到启迪。

(五)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是通过人们的经济活动来实现的。数千年来,湖南地区诞生过无数能工巧匠,他们的成果泽被后代,惠及千秋,但他们的名字大多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湖南亦产生了一批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经济人物。朱昌琳、廖树蘅、聂云台、粱焕奎、范旭东、李烛尘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同时,以军政活动为主的人物,如陈宝箴、谭延闿、熊希龄、何键等,他们在创办企业、发展实业等方面在当时均有重要影响,值得后世政治家借鉴。由于受体例的限制,对于这两类人物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凡在湖南境内的,本书在有关章节尽可能体现;凡在省境外的,本书则未予述及。

(六)湖南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的经济活动丰富多彩,但由于历史典籍一贯只重视对帝王将相政治活动的书写而轻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记载,因而有关历史文献中保存的经济史文字记载甚少,相关研究成果亦十分单薄。撰写组的同志在广泛查阅、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未刊稿、档案材料等第一手资料,充分运用了文献史料与考古发掘的成果,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订正了有关史实的偏差,在此基础上,对从远古至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的湖南经济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早在2003年,也是我担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第三个年头,基于对我院基础学科如何成为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的思考,也缘于我在1997年出版拙著《先秦诸子经济哲学思想研究》前得到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山教授指点而读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所惠得的思想的激荡与现实的启示,还因为对当时院内从事基础学科的同志“应当重视”的呼声的回应,我产生了本院应撰写《湖南经济通史》的想法。

然而,实现这一想法是一个复杂、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过程。

记得当年我就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所的同志必须组织力量编撰《湖南经济通史》,并要求作为所里的第一要务来完成。我的主张得到了时任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王晓天同志的积极响应,他迅即组织时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云波和时任副所长王国宇等一班人进行精心的课题设计和论证,并作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进行申报,很快被批准立项。同时,我院作为重点课题予以了有限的经费支持。在此后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鼓励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克服困难,力争做成精品,不仅要为湖南地方史的研究做出贡献,而且要为当代湖南人民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现在该书正式出版,对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从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除撰写组的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外,该书能够问世,同时还得到诸多领导与同仁的关心、支持。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副厅级纪检员、时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肖君华同志对本书课题的立项给予了大力支持。2006年该课题被纳入《湖湘文库》项目后,省委老领导文选德以及《湖南文库》编委员张光华、熊治祁、夏剑钦等领导同志,为该书的编撰工作先后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帮助解决有关难题,给予多方鼓励与支持。特别要提到王晓天同志,他在升任湖南省地方志党组书记之后,在公务杂事缠身的情况下,亲自主持了本书古代卷的编撰工作,对该卷的全部书稿进行逐篇修改,并撰写了10余万字,这是极为不易的。

在此,我要向所有关心、支持《湖南经济通史》的各位领导与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当年我提出编撰《湖南经济通史》到今天该书的出版面世,整整历时十年。现在,我已年过六旬,很快就要卸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一职。此时此刻,我不竟想起几年前我在历史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的题词——

历史就是历史!(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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