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展烈士二、三事】黄柏强2023年4期总134
2023-11-01 09:05:16   来源：   评论：0 点击：

杨展，1920年10月生，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人，杨开慧胞兄杨开智的女儿。1926年进长沙周南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以后又在该校读中学。1937年12月，杨展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周南女中党支部书记。1938年8月底，杨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分配她到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学习。1941年秋牺牲于华北抗日前线，年仅21岁。
 
扩大周南读书会
     文路，又名罗曼仙，杨展在周南女中的同学，在教室里俩人座位前后相连，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这当中，杨展除了给她阅读一些革命书刊、党中央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等，并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文路与杨展一起赴延安，解放后文路曾任职中央高级党校。
在周南，杨展介绍文路入党后，文路与杨展一道，在周南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杨展是周南党支部书记，李淑纯是支部组织委员。平时直接向文路布置工作的是杨展，李淑纯、李静主要是在过党的组织生活时才在一起。
文路曾回忆说“我到周南学习时，正是‘七七’事变之后。日寇猖狂进攻，大片国上沦丧，国民党反动派节节退让，对内则残酷镇压人民，反共剿共。‘双十二’之后被迫抗战，但仍旧是片面抗战……校内的政治气氛还比较沉闷。”
周南读书会是党支部联系和培养进步青年的一种半公开形式的组织。据文路回忆，党支部通过这种形式在进步同学中传阅或推荐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著作，如《母亲》、《铁流》，以及鲁迅、巴金，邹韬奋、萧军等人的作品；科学通俗读物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十二讲》等以及当时生活书店发行的“卡尔”和“伊里奇”的书（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破坏，这些书刊中往往把马克思的名字称为“卡尔”，把列宁的名字称为“伊里奇”）。参加读书活动的同学有高中的，也有初中的，如廖学道（廖静文）,张家蕙、黄胜群等。除了组织阅读外，有时党支部还组织少数进步同学到校外参加时局座谈会。“有两次是杨展带我去的。事先，我不知道开会的地点，也不知道是哪些人去参加。” 文路回忆说。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间，通过同学们推选，杨展和文路都在学生自治会担任一些工作。为使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开展得尽量合乎抗战的要求，吸引一些进步同学在活动中提高觉悟和才干，他们请校外的学生来教周南同学唱抗日救亡歌曲，请校外的导演来给周南排练话剧《三江好》、《天津的黑暗》等节目。“没有经费，同学们省零用钱，三毛、两毛地凑钱；没有服装道具，大家分头奔走去借，杨展还同我一起去校外借过服装。同班同学李毓东曾和我同台演出。我们排演的话剧，不但在本校的礼堂里演，还到校外去演。看演剧的多数是青年学生。台下响起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演员和观众心情都很激动。” 文路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寒假前，杨展告诉文路，要利用假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杨展回到板仓、文路回到沅江县琼湖镇。
“八一三”上海驻军抗击日寇以及台儿庄战役之后，从前线运来一批伤员到长沙。有一些伤兵运到周南女校礼堂（剑凡堂），在礼堂里开地铺，满满睡了一地。杨展告诉文路，要动员同学们慰问伤兵。经过学校行政领导和广大同学的努力，有的同学给伤兵送洗脸水，有的给他们代写书信，许多同学凑钱买些日用品慰劳他们。同学们还给前线将士缝布袜子，写慰问信。
周南女中早就附设了贫民学校，吸收附近贫苦人家的孩子免费学文化。教员从高中同学中选择，时间是利用课余休息时间，杨展要文路去教初小语文。她自己也任课。除了教孩子们识字、读书，还教他（她）们唱抗日救亡歌曲，给他（她）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这些孩子衣裳破旧。有的打着赤脚，有的还流鼻涕。
一九三八年“七·七”抗战一周年时，在学校行政领导的支持和学生自治会的号召下，以党员和进步同学为骨干有组织地走向街头，进行口头宣传和募捐。有的同学在讲到沦陷区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残酷暴虐，我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时，声泪俱下。许多居民、行人，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激发、高昂，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交给募捐的同学。有的人力车夫把刚刚挣来的钱，也交给募捐的同学。有些同学手拉手地在大马路上一字儿摆开，专挡国民党大官的小汽车，如果他们不出钱就不让通过。
 
智斗国民党特务
李淑纯回忆说“当时虽说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控制得很严。学校训育主任王瑛是一个国民党特务，他不让同学出大门。那时除了一小部分通学生趁课余回家后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其余的同学都是处于隔绝状态。在这样一个局面下，要发展组织，要提高群众觉悟，发展群众投入斗争是相当困难的。支部决定，利用学生会改选的机会，深入到学生会中去，利用合法阵地来开展斗争。”
杨展是当时的支部书记，她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很好，又能力强，虽说十七、八岁，却比较老练。她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学生会改选，她担任了学习部长。以后杨展就公开利用这个合法阵地来开展活动了，组织读书会，慰问伤兵，搞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等。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到民众俱乐部去进行宣传工作。王瑛自然不能放过她。王瑛有次找杨展谈话，斥责她读书的活动搞多了，社会活动搞多了，杨展很巧妙地说：“你曾经在西安事变时，不是痛哭流涕，叫我们关心时势、热爱国家吗？今日国家处在存亡关头，你能不关心时势了？”把王瑛说得哑口无言。
“当时王瑛感到杨展同志是她抓不住的，也就想通过当时与杨展同志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罗曼仙，那是我们的建党对象，王瑛找罗谈话到深夜，又协迫罗参加蓝衣社，杨展同志就协助罗曼仙逃离学校回沅江，结果是王瑛的阴谋破产了。后来，罗和杨展一起去了延安。” 李淑纯这样回忆说。
“我的头发上长虱子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杨展同许多进步同学经党组织批准到延安陕北公学分校(在栒邑看花宫)去学习。在党的培养下，她成长得更加富有革命朝气，在困难和艰苦面前，始终是坚定乐观的。
杨展在陕北公学编在三十八队学习。住在窑洞里，比较潮湿，长期弄不到水洗澡，很多同志身上生了虱子。杨展第一次长虱子时，哈哈大笑地说：“同志们，我的头上发上长了虱子了！”表现出她革命的乐观主义及对一切困难的藐视。
一九三九年，她在陕北公学学习了约一年；学习条件极差，地就是她们的櫈子，双膝头就是课桌，包被子的油布当做黑板，没有宿舍，自己去挖窑洞当宿舍。没有文具纸张，她就来信向家里要。当她收到家里寄去的文具纸张邮票等东西时，她毫不自私的分给同志们用。她们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一切困难，在一九三九年暑假就在该校高级班结业。
 
精神抖擞上前线
一九三九年秋，日本侵略军曾经企图强渡黄河，从山西进攻延安。中央决定延安的所有干部学校向敌后挺进，坚持敌后的抗战。组织曾要杨展留在马列学院学习，她坚决要上前线。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她。
杨展随队伍爬山涉水，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区，行程三千里。有时一天找不到粮食，有时一夜要爬越一百多里的大山，杨展有些胖，走路不十分麻利，但她从不叫苦，总是有说有笑，精神抖擞。有次急行军，经过湍急的河流，需踩着乱石一步一步过，杨展一脚滑到水里，因背包打得不好，散了。后面的同志要帮她重新捆好，为了不让同志落队，她拒接了。她用一条布单索性把被子、鞋子、米袋一股脑包起来，背在背上，继续前进，这当然是很不便利的。以后，同志们开玩笑说：“杨展不会打背包，是一个‘勒得兵（按：北方方言，埋里埋汰不利索的样子）’。”
在敌后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分配的杂粮每人不到半斤，不夠就找些野草和树叶拌着杂粮吃。常把喂牲口的黑豆煮着吃，小米也只能喝稀的，但是杨展不畏艰苦，坚信革命一定胜利。
她又红又圆的脸、略胖的身躯，经常穿着一身粗布军服，系一条旧布带，戴一顶灰色军帽，帽聪总放下来，并深深结着带子，把她圆脸包得紧紧的。不管早晨跑步和晚上，放声歌唱 ……这就是同志们对她的印象。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数万大军对边区军民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杨展在队伍转移途中坠崖牺牲于河北平山县张家庄附近。                                        
（作者单位：长沙县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