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家、教育家李文炤】夏剑钦2021年3期总125
2021-08-04 16:29:13   来源：   评论：0 点击：

长沙雷田坪李氏是善化县望族，李文炤祖父洪甫公，德高望重，闻名乡里。父李恪人是秀才，以博学闻名于长沙郡邑。据李文炤族弟李芳华在《李恒斋先生行述》中记载，传说李文炤是“其母怀孕十六月而生”的，家人开始以为其母不是怀孕而是染病。但到文炤出生时，呱声如洪钟，乡人为之惊诧。
李文炤生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字元朗，号恒斋。他年幼颖悟，随父读书，过目成诵，时人称为神童。十岁时，父亲带他到长沙郡城拜谒文庙，告诉他先贤大儒死后得配享、从祀孔子等事，文炤叹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后文炤改上私塾，经常携带作业求解于父亲。父亲问：“你没听说过古人易子而教吗？”这是父亲用《孟子》中公孙丑的话“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来问他，不料文炤回答说：“那指的是不肖子而已。”意思是不肖之子才会因不受父教而发生伤害父子感情的事，所以才提倡相互交换教子，但我不是不肖之子呀！这使父亲刮目相看，认为儿子器识不凡。后果然成为岳麓书院山长，是湖湘之间继王船山之后，为清代湘学继往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理学家与教育家。

绝意仕进潜心著述
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文炤14岁时参加童试，以成绩优秀，补博士弟子员，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据说考官以“也可简”命题考试诸生，文炤在文章中大量运用汉、唐故事立论，使这篇八股文做得很出色，前辈学者都认为他是神童。
二十九年（1690）参加乡试，李文炤结识了同里熊超（字班若）、邵阳车无咎（字补旃），听他们讲濂、洛、关、闽之学，大受启发，认为找到了学问的正道，慨然叹曰：“道有正脉，何可泛骛焉！”从此绝意仕进，放弃科举做官的道路。他购买了宋代濂溪周敦颐、洛学程颢程颐、关学张载和闽学朱熹等大儒的著作，专心研读，杜门著述。他博览群书，子史梵书亦必批其根底，沉潜其中数十年，而以程朱为依归，以扶持世敎为已任，成为湖湘间一位著名理学家和经学家。
李文炤的学术，以性理之学为宗，继承的是宋代以来濂洛关闽的正宗传统。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南宋陆九渊和明儒王守仁的陆王之学及其他与正宗理学观点不同的学派，总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从而阐发他对周程张朱的宋代五子之学的创见。如他在《近思录集解序》中说：“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觉之指，建图属书，弁冕群言，以传之程氏，而张氏亦与有闻焉。推衍广大，辨析精微，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顾其业至广，其说愈详，学者乃或望洋兴叹，甚至未究其颠末而妄肆诋诃。有如陆九渊议《太极》之非，是太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铭》之失，是宏纲可得而绝也；程迥诋主敬之误，是圣功可得而废也；陈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杂也。朱子盖深悯之，不得已而作《近思录》，著性命之蕴，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进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学者有所准。”这正如他在《语类约编序》中所总结的：周敦颐立道学之元（理学开宗），二程是道学的亨通，朱熹是道学的利贞，也就是集大成；而道学正宗之外的其他学派，都可视为异端，应一一进行批判。
李文炤尊崇朱子，信仰理学，但他也深刻地认识到：宋明理学以四书为核心文本，虽是六经的精华，但四书不能离开六经，性理之学不能离开儒学一整套的名物制度的落实，“诵四书而不实之以六经则失于空疏”。基于这种认识，李文炤非常重视对经学的研究。其经学研究集中在《周易》《春秋》与礼学，而礼学尤其是他研习的重点。这是因为《周易》讲天道，是性理之学的基础，《春秋》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儒家的政治学，而礼是治国平天下的名物制度，可以使义理之学的理论落到实处，故尤为重要。
李文炤于经学用力最勤的是《周礼集传》，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春秋集传》是他的礼学经世思想的延伸，而《周易本义拾遗》则是他对朱熹《周易本义》的补充。他的经学研究之所以以礼学为中心，就因为礼学研究的是政治制度、社会行为与文化，是经国济世之学。这就使他的理学也不同于当时官方的理学，而是继承湖湘学术的经世传统，把理学与经世学结合在一起。

订立学规立身敦品
康熙五十二年（1713），李文炤应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进士不第，从此再不问科举，也不愿意任职为吏。他曾被任命为湖北谷城教谕，以疾推辞不就，继续潜心于学术研究。康熙五十六年，时任湖广偏沅巡抚的李发甲，闻李文炤道学盛名而闲赋在家，聘请他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同时命善化县训导陈际鼎兼摄馆政，以与李文炤共襄院务。
当时的岳麓书院颇富盛名，自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亲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及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日讲经史书16种以来，巡抚丁思孔创建御书楼，设官治理，书院的管理便引起历届巡抚的高度重视。岳麓书院被视为天下道学之宗，长期以来以传习朱子张栻之学为正宗，以朱张学行陶冶士人。其山长“继古人之后尘，为方来之先觉”，责权甚重，故执掌岳麓书院者皆一时之选。巡抚李发甲便是在这种情势下，慎重遴选而聘李文炤出任山长的。
李文炤不负众望，一上任便续订学规，编订讲义，因材施教，推行他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他上任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学规的制订。岳麓书院虽早已有《朱子教条》行于世，但时过境迁，有些内容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状况，而需要加以充实和修订。李文炤把修订学规当作被任委为山长的应尽之责，他在序言中说：“炤以菲材，谬承大中丞、大方伯及各宪知遇，付以丽泽讲习之任。自惟浅陋，无以应友朋之求。谨参先民之成法，述一己之陋见，共商榷而持行之。”于是亲自制订了学规八条。
揣摩李文炤所订学规八条的内容，悉以修己治人为训，且正合他平生“注重于立身、敦品，养性。治业则注重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之精神。如第一条：“古语有之，其为人而多暇日者，必庸人也。况既以读书为业，则当惟日不足，以竞分寸之阴，岂可作无益以害有益乎！或有名为读书，縻廪粟而耽棋牌者，即不敢留。至于剧钱群饮，精令挥拳，牵引朋淫，暗工刀笔，亦皆禁止。盖鄙性拘方，不能曲徇也。”便表明他教育学生当勤读惜时，鄙视那些浪费钱粮、不专心学习等不良习惯的态度。同时，从其他各条“君子爱人以德”“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遍”“每月各作三会”“《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圣门立教，务在身通六籍，所传六经是也”“学者欲通世务，必需看史”“《书》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等及其多所讲究的理学名著来看，其所订学规的特色，一是具有浓厚的理学特色，二是强调重经史，“通世务”，躬行实践，扶持人伦，三是注重辨难、推详、质证、切磋的教学方法，月试以书、诸经及小学，四是主张通经而习举业，凡作文、制艺、论诗皆有讲究。
李文炤这一学规实施六年后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他应聘任江西南昌豫章书院山长（后因变故而未赴任),曾拟《豫章书院续规七条》作为他的教学纲领，那就是：
循小学、大学之序以定科级。
择经、史、子、集之书以正学术。
辨圣贤才述之品以立趋向。
察刚柔缓急之偏以变气质。
专教养礼刑之业以酬知遇。
拒异端俗学之非以一归宿。
尽博学详说之功以造返约。
这更进一步对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习方法以及教育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从中也可看出李文炤教学育人的基本程序是:先小学，即以文学音韵之学打基础；次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然后再六经，且六经中以《诗》《书》《礼》最切于日用。而《周易》《春秋》属于高层次的研究，初学者不宜强调；读史则以朱子的《通鉴纲目》为主，居家则以朱子的《家礼》最重要。这里的教学内容反映的是清代教育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以朱熹理学为宗的儒学教育。
李文炤的教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强调学以致用的实学实用。他曾把人才分为三个等级：圣贤、豪杰、英雄。圣贤是儒家理想中的人才，德、才、学兼备。英雄是具有一方面专长与才能的人。豪杰则是“大任克当”“介立果行”的人。李文炤特别重视豪杰一类人才，认为他们“施之于家则家理，施之于乡则乡孚，施之于国则国顺。世变日滋，人心日漓，微斯人而谁与维之乎！”李文炤重视豪杰英雄的人才观，与理学以道德为依归，以圣贤为目标的人才观并不相同。他认为圣贤属于理想中的古代社会，而豪杰英雄才是现实社会中最需要的。他所说的豪杰英雄都是能通世情、能干实事的经世之才，他轻视那些只会做诗文而脱离社会实际的人。他这种学以致用、学以经世的倾向，后来成了晚清近代湖湘学术的基本特征。
此外，李文炤对学生和家人的教育，还特别提倡“勤”。他在《勤论》一文中说:“治生之道，莫尚夫勤。故邵子云:‘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言虽近而旨则远矣。无如世俗之人，以逸居为至快，甘食媮衣，玩日愒岁。以之为农，岂能深耕而易耨；以之为工，岂能奉度而尽职；以之为商，岂能乘时而趋利；以之为士，岂能立身而行道。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则是一蠧耳。夫天地之化，日新则不敝，故户枢不损，而流水不腐，诚不欲其常安也。人之心与力，何独不然？是故劳则思，逸则忘，凡物之大情也。大禹之圣，且惜寸阴；士行之贤，且惜分阴；又况贤圣不若彼者乎？”
他认为谋生的道理，没有什么比勤劳更为重要的了。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是天天更新就不会败坏。固此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蛀损，流动的水不会腐臭，实在是上天不想要万物常常安逸呀！人的心思和力量，何尝不是一样呢？劳苦了就会用心思考，安逸了就会昏迷易忘，这是人之常情。像大禹那样的圣人，尚且爱惜每一寸光阴，像陶侃那样的贤人，尚且爱惜每一分光阴，又何况贤能、圣明都不如他们的一般人呢？所以他提倡“勤”，“御家以四教，勤、俭、恭、恕”，“勤”摆在第一位。
正因为李文炤主讲岳麓书院期间，对诸生“悉训以圣经贤传之旨、修己治人之方”，故“一时从游者，悉亲炙而各有所得焉”，以致英才辈出，教泽永垂，他成了清代岳麓书院历任山长中，在学规制订、管理完善等方面卓有建树的杰出者之一。

作赋讽魏分闱遂成
李文炤虽生平以教学与著述为业，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凡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非常关心，且尽力去促成。正如李芳华撰《李恒斋先生行述》中所言：“郡邑中凡兴利除弊事，勿计艰巨，或具本末诣上官论之，或倡同志陈辞共白之。如吁王中丞疏减开垦荒田之则，请魏中丞均分湖南北省解额之数，其大者也。”即是说府州县中，凡是有关民众兴利除弊的事情，不管多么艰巨，李文炤都会去争取办，或陈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到上级官员处论说，或倡导同志一起向上级说明。他举了两个事例，一是吁请康熙五十七年任偏沅巡抚的王之枢，上疏核减湖南开垦荒田之数，以减轻人民纳税的负担；一是吁请雍正元年任巡抚的魏廷珍，上奏朝廷要求湖南、湖北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应当平均分配，以让湖南士子得到更多的“南北分闱”后的好处。
对于所举第二例，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国朝人物·李文炤传》说得更为详明：“雍正初，诏湖南北分闱乡试。时试院未建，巡抚魏廷珍难之，文炤作《南闱赋》以速其成，并为画创建之策。及议分解，南北互争，廷珍复用文炤言疏请均分，议逐定。”
“两湖分闱”是清代湖南历史上的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清承明制，湖南、湖北合在一起称湖广省。由于行政区划的同一设置，两湖地区的乡试一直实行合闱，获取乡试举人资格的湖南士子都得到武昌参加考试，长途跋涉奔波，客观上制约了湖南学子科举的成绩，更制约了湖南的人才蔚起。对此，偏远巡抚赵申乔、潘宗洛先后于康熙四十四年、四十八年奏请朝廷将湖广省的乡试“南北分闱”，但九部大臣讨论时，都因怕引起陕西、江南等地仿效以致引起清朝科举制的较大波动，而未被朝廷采纳。
后两次担任偏远巡抚的李发甲，两次上疏呈请分闱，其申述的理由至今读来，使人赞服：“湖广地分南北，延袤数千里，而湖南七府二州所属，距武昌省城一二千里或三千余里不等。每逢乡试之秋，远隔洞庭八百里之险，又值溽暑炎蒸，暴风陡发，波涛腾涌，舟楫倾危，应试诸生屡遭覆溺。今各属贡监生员杨启鼎等纷纷呈请，俱称湖广分设抚藩，虽与陕西、江南相等，原无分闱之例，但陕西尽属陆地，江南止隔一江，俱无洞庭之险。湖南府州卫学多于湖北，而湖南赴省入闱者不满三千名，湖北将近万人；只缘洞庭危险，风涛莫测，裹足不前，十有七八，以致诸士子情调激切，吁请具题分闱。”（乾隆《长沙府志·政迹志》）这份康熙五十五年的奏疏，引起康熙关注，交各部审议而引起九卿重视。
康熙五十九年（1720），督学湖广的光禄卿吕谦恒趁热打铁，再次呈请分闱。于是雍正登基元年最终下诏，次年南北分闱，即湖南从雍正二年（1724）起单独举行乡试。但雍正元年刚到湖南担任巡抚的魏廷珍，一方面深知这是一件大好事，是自己的幸遇，一方面感到明年就要开考，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考虑到一年内要新建贡院，要呈请朝廷议定好两省录取名额分配，还要呈请湖南分设学政，新学政要主持命题、阅卷等大量事务，便在明年能否举行乡试的问题上有些犹豫和缓延。
此时刚因南昌豫章书院聘任山长事而卸任的李文炤，听到这种情况后，心急如焚。他一方面赶作《南闱赋》以委婉地劝讽魏中丞，切莫在这一关系全省士子前途命运的大事上迟疑延缓，害怕困难，而应当动员全省所属七府二州共襄盛举。其赋曰：“值中丞之建节兮，树公门之李桃。体圣主之旁求兮，集舆颂与佥谣。方伯鸠工而拮据兮，廉访庀材以劬劳。聊参副之心力兮，喻九郡之属僚。莫不踊跃而赞襄兮，役大众而靡嚣。”他代布政使宋致拟出解决修建贡院经费的筹集办法，并一起筹划有关创建之策，结果雍正元年就在长沙建造了贡院。其后两省又因名额分配问题争执不下，李文炤向魏廷珍建议两省均分，魏据其意疏请朝廷，礼部裁决、两湖议定：“湖北酌中举人五十名，副榜十名；湖南酌中举人四十九名，副榜九名。”这样，两湖每年乡试中举均有定额，皆大欢喜，更激发了湖南士子的功名进取心与应试的积极性。
李文炤于雍正十三年（1735）去世后，湖南布政使司、长沙府、善化县联名上奏朝廷，呈请将李文炤入祀乡贤。礼部于乾隆三年批复：“该臣等议得善化县举人李文炤，孝思维则，教泽永垂。博涉缥湘，得溯委穷源之学；殚心述作，著扶经翼传之功。并宜崇祀乡贤，以光俎豆。”于是奉旨依议，享祀乡贤。（作者单位：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