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凭一掬忧民泪——公安派副将江盈科】解黎晴2020年2期总120
2020-07-17 08:47:23   来源：   评论：0 点击：

经沅江支流白洋河溯源而上，过漆河，到沙溪与兰溪合流的碧潭，沿途恰好有“九溪”。小苏溪，“九溪”之一脉，也是桃源县黄甲铺乡一处偏远的村落。明万历三十三年盛夏，一生以文学名世的桃源人江盈科归葬故土。时至今日，超越四百多轮的春风秋雨，已无法寻觅到他遗下的一丝烙印。
“临岐更订寻幽约，莫道重来路转艰。” 在风景胜地桃花源，珍藏着一代文学家江盈科在故乡仅存的一方痕迹，在众多镌刻的诗碑中，以自己独特的风姿静静守望。将厚重的岁月烟尘一次次的拂拭，这位久遭冷落和曲解的公安派副将，宛若久久含苞的碧桃，盛开灼灼的光华。
“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袁宏道在《赠江进之》中赋的两句诗，深切地刻画了江盈科的官品、人品和文品。龙膺在《哭进之督学》一诗中大发感慨——“江乡风雅久寥寥，吊屈怜君欲广骚。绝笔雪涛空阁在，词魂何处使人招？”当代学者陈蒲清先生对江盈科的一生也作了高度概括：“他治理长洲，恤刑黔滇，提学四川，皆能体察下情，是一位难得的好官；他与袁宏道一起创立公安派，影响及于全国和后世，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绿萝，明桃源县人。其祖父伯玉，父亲凤翔均“课与农”。江盈科自小十分聪慧，万历五年（1577年）入县学为生员，十三年乡试中举，“自为诸生，名已隆隆起。”但他才秀人微，历尽坎坷，先后于万历十四年、十七年两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皆不第而归。直到万历二十年三月40岁时，与袁宏道同榜进士及第，八月，授长洲（今江苏吴县）令，才走向全国的政坛和文坛。
江盈科为官，在张居正变法失败不久，明朝政治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东南面临日本海寇侵略的樯帆，西南燃起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于十八年叛乱的烽火，西北飘来宁夏致仕副总兵口孛 拜在二十年分裂的狼烟；同年五月，倭犯韩国，陷首都，朝鲜王求救。明廷应付平乱，抗倭，军费激增，不断增加赋税，强行搜刮江南钱粮，“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长洲素有“东南最严邑”之称，近五十万国税，“一县可敌江北大郡”，亦相当于“滇南一藩省。”
江盈科上任后日夜“黾勉从事”，对于“诡赋避役”的富家大户和官僚“姻亲”严加清查，而对赤贫穷困农户深表同情，主张豁免，常因催科不力而遭“长官詈骂，”为缓解人民“京解诸役”之苦，置役田两千余亩以资役费。江盈科追随先贤，志存高远，正如他在六年前所写的《出宰长洲令》一诗中所阐述的那样：“朝向金门剖寸符，暮驱赢马向东吴。朔方将士还流血，南国征徭久剥肤。叩阙贾生原有疏，宽民尹箨岂无谟？好凭一掬先忧泪，洒向胥台草木苏。”他相信自己能像贾谊、范仲淹、伍子胥等人忧国忧民一样，在匡扶社稷、保卫疆域、启迪民智、泽惠百姓等方面有所作为。江盈科用吏道的视角关注国事民情，用一生不变的真性情或直接批判现实政治，或借咏史吊古以讽今，以其直抒的爱憎、卓越的才华，成就了他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
江盈科在《治世莫若爱民论》中说：“善治世者，归本于爱民；善爱民者，必切于自爱；则知一日而不爱吾民即非，所以博爱于天下。”他主张“推爱”，从吃、穿、住、行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七个方面，把官与民之间的生存环境作了鲜明的对照。说明他对百姓的疾苦了如指掌，从而体现了“痛民心似病”的念民、尊民、爱民的思想。江盈科所说的“推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人民的公仆们也值得深思，你的所作所为是否曾“推爱”地想过？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封建官吏有频繁更换车马之弊，而过去有些干部不也不顾中央三令五申而乘坐超标准的小车吗？
江盈科还写了一篇《王者所天在民论》。一般地说，民众依赖王者为天。但深入分析，民众才是真正的天，因为“王者之权能荣辱天下，而民之权能荣辱王者。”两者有不同特点，“王者之予夺天下以迹，而民之予夺王者以心”。王权表露形迹，民众可以设法逃避；而民权表现的是心，无迹可寻，民心相背，关系社稷存亡。因此，“不敢忽民，不忍残民，不能一瞬息忘民！”
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体恤百姓为第一要策。《蜂丈人》是江盈科写的讽喻时政的佳品。明太祖微服私访，一养蜂老翁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此为一奇；还有一奇，村翁养十五桶蜂，与明太祖治理两京十三省的数字也一样。朱元璋从村翁养蜂的经验悟出治国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村翁的经验是春夏花多，蜂采蜜容易，结蜜不难，他就逐日割蜜出售，得资糊口。入秋以后花渐少，仅割蜜三成，留七成，让蜂自食卒岁。而其他人却不分春秋，不留余蜜，很多蜂冻馁而死。太祖感叹：“民犹蜂也，君人者不务休养，竭泽取亡，民安得不贫以死？民死，而国无其民，税安从出？是亦不留余蜜类也！蜂丈人言可以传矣，可为养民者法矣！”
议论性小品《催科》讽刺只顾完成上级任务，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吏。江盈科把这种人比喻成治驼背的医生：“昔有医人，自谋能治背驼，曰：‘如弓者，如虾者，如曲环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驼。乃索板二片，以一致地下，卧驼者其上；又以一压焉，而脚蹂焉。驼者随直，亦复随死。其子欲鸣诸官，医人曰：‘我业治驼，但管人直，哪管人死？’”江盈科不仅呼吁“世之为令者”不能做医人致死的驼医，而且要求朝廷“躬节损之政，下宽恤之诏”，这样才有理由要求下面的官吏不做驼医。
江盈科为政清廉，他写有一则讽刺贪官的小品，对其虚伪性揭露深刻：“有官人性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发誓曰：‘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贿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为解，曰：‘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辄纳之。”现实生活中，表面信誓旦旦表示清廉，背后强索、受贿者不乏其人。凡属贪官无一不在台上做过反腐倡廉的报告，“左右为解”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江盈科对腐朽的政治统治更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七言古风《蜀中兵起感赋》中说：“宫中黄金高如斗，道旁死人如死狗。民苦君乐不忍闻，分明藉资与敌手。”并借雷劈火烧朝堂前的老槐树一事，认为是上苍示惩，公然要求明神宗下罪已诏，认为皇帝仍就怡然自乐，须不知像鸟雀一样筑巢于苇苕之上非常危险。这些批评可谓胆大包天，非对人民的疾苦痛心疾首并有大智大勇者所不可为！
江盈科任长洲令六年虽被问责，但地方大治，百姓受益，贤令声名远播。当时毗邻的无锡县令邹迪光由衷赞叹：“时闻有贤府君者，朗如鉴，平如衡，清如玉壶，泽如春台，信如四序，剖解如郢斤，乳翼群萌如父如母，遂良孱安堵，鸱张匿迹，悬蒲成谣，鸣琴作诵。中丞以下，大府以上，荐札纷驰，交满公车，从数十年来所未有。”邹县令揄扬江盈科为官像镜子一样明朗，像衡器一样公平，像玉壶一样清纯，像春台一样光泽，像四季更替一样守信，剖析事理像身怀绝技一样才干不凡，像父母一样心系子民，安良惩恶，有口皆碑。
江盈科任长洲县令达六年之久，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才报吏部主事，旋因李应策劾奏江盈科“以征赋不及格”而改官大理寺正。是年冬离京，他体恤民情，公正断案，解救无辜，“奉命恤刑滇黔大狱，为平反者三百余人。”（光绪版《桃源县志·卷八》），又据《楚风补·卷二十四》称，“恤刑云南，时狱中半系逋课者，公恻然曰：‘予奉命钦恤，将死者生之，岂此生者忍视其死耶？’”两年后升户部员外郎，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擢四川提学副使，次年八月病逝。虽然江盈科生前名播九州，因为官清廉，归葬桃源苏溪时，家中竟无力请人为他作行状和墓志铭。
但江盈科在文学上，参与创立公安派，贡献巨大。明万历年间是一个社会动荡和孕育社会变革之时。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频频亮相，各类学派空前繁荣。正当江盈科连任长洲令时，袁宏道竟然也来到一泾之隔的吴地出任县令。同为楚人，蔚然成为文坛一道风景，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袁宏道首举公安派的创立大旗，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黄仁生教授在他辑校、由岳麓书社付梓的《江盈科集》（汇编了存世的江盈科的作品。这是一部目前所能见到的江盈科的作品搜集最多最完善的文集，是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是一卷研究晚明文学思潮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之一。）中认为，在该书的前言部分，黄教授用近五千字系统地论述了江盈科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及其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首次明确提出：“在公安派的创立与发展时期，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流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齐名，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就其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而言，大致与袁宏道倾向相近而又独具特色，的确可称为公安派的大家，从而可证当时文坛上以‘袁江二公’并称是名副其实的。”
无独有偶，湖南师范大学陈蒲清教授也充分肯定， “公安派的创立，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完善，公安派创作领域的拓展，都有江盈科的独特贡献。”黄仁生先生将以“袁江”为代表的公安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为酝酿准备、开宗立派、调整发展和矫弊救衰四个时期，公安派兴起于吴中，鼎盛于京华。复旦大学著名文史学者章培恒教授把江盈科的作用与袁宏道的兄弟作比较，认为宗道虽然在袁宏道之前就在北京与黄辉一起发表过不满王世贞、李攀龙的言论，但并无系统的理论，在文坛上没有影响，宗道入围是沾了弟弟宏道的光。至于中道，在袁宏道与江盈科于苏州张扬“独抒性灵”学说时，他在文坛上还是初露头角的新人。他之成为名家，是在公安派已进入后期之时，特别是在袁宏道去世以后。所以，在公安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袁宏道是公安派的盟主和主将，而江盈科则是重要的配角和副将，其地位是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
关于江盈科的文学思想，黄仁生先生概括为三个方面，即阐发“性灵说”之旨，另立“元神活泼说”；反对尊古卑今，主张代各有文；痛诋模拟剽窃，强调个性独创。这些思想主要是在辅助袁宏道创立公安派的过程中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晚年并有所充实和发展。其中，有些观点是在与袁宏道切磋商讨时产生，自然与袁宏道同调，但有些却是他的独到认识。
客观地说，江盈科真正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主要的是他的小说和小品类文字。袁宏道为江盈科《雪涛阁集》作序，最早对他的诗文进行总体评价：“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虽者长才逸格，有以使然，然亦因时救弊，法当如是。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进之诗其为大家无疑矣。”
袁中道也认为江盈科的诗“可爱可惊之语甚多”，“至其佳处，清新绝伦”。他的《乡信》诗写道：“到处闻催饷，沿江哭夺船。滩高虞石磕，水急苦绳牵。寡妇日投卯，丁男春误田。何须困兵革？已是骨头穿。”杜牧的诗句以平淡传世，卢仝的诗句以俗语传扬，东方朔的诗句则以滑稽传诵。在今天看来，能够开阔当代人的眼界的诗，特别是白话诗、新诗已成为主流，江盈科的诗歌“近平、近俚、近俳”的特点代表了诗歌的发展方面。
陈蒲清先生还声称， “……江氏还有《雪涛诗评》这样能自成体系的诗论著作，还有《闺秀诗评》这样为妇女文学张目的著作，这些都是袁宏道所没有的。《雪涛诗评·数奇》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明太祖朱元璋因人作诗吹捧，便给以高官厚禄；有人因吹捧的诗句触犯了他的猜忌狂，便无端被砍头。江盈科最后写道：‘太祖评诗，可谓无定价矣’！这是直斥明朝开国皇帝，在那种时代该具有何种的识力与胆气啊！”陈蒲清先生进一步认为：“……江氏有两点超过袁氏兄弟。第一，袁氏小品直抒性灵，个性突出，但涉及国计民生者较少；江氏诗文中则大多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发论精警具有大家风范。第二，袁氏虽推崇通俗文学，但无创作实践；江氏则力求理论与创作结合，在寓言和笑话创作上成绩突出。”江盈科的小品固然也具有“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的特征，但同时还表现出传奇性、讽喻性、幽默性的色彩，所谓“穷新极变”、“不拘格套”在这里表现得更加充分，成功地实践了他提出的“元神活泼说”。据说，江盈科天性诙谐风趣，平日喜听笑话，也善于说笑话。在大理寺正任上，著《谐史》一百四十七则；《雪涛小说》五十二篇。流传下来的还有《谈丛》《谈言》《闻纪》《明臣小传十六种》等多部，短的仅百余字，长的也不过千余字。“破闷编谐史，嘲时托醉歌。” 二百余则寓言、议论小品，篇篇传奇诙谐，横生妙趣。将一番忧国忧民之情形诸笔端，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江盈科的古论具有不同流俗的历史眼光，见解新颖，文笔恣肆，结构宏伟，论证周密，如天风海雨，惊神骇目。在四川提学副使任上，数次上书朝廷，计有《法祖疏》《中兴疏》《宦寺疏》等奏折，无论是评论时政与历史，皆富于批判精神，提出了一些阔人耳目、破人执障及有补于世的新见解。他写的史论更为大胆、洒脱，挑战腐儒的世俗陋见，对孔子、老子以及项羽等历史名人的功绩与地位亦有中肯的评价；在《秦始皇》一文中，认为赢政“毅然破常格，扫往迹，独断独行”，创阡陌、设郡县、筑长城、倡隶书四大法，“遗后世以无穷之用”，“与圣人同功者也。”
竞陵派代表人物钟惺在《与王穉恭兄弟》一文中则攻击“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从伯敬之流展开的围剿、诋毁、讨伐“袁、江二公”的气势来看，说明公安派诗文影响之大，文学革新的气氛之浓，是竟陵开宗立派必须扫除的障碍。
“在公安派形成之初，与袁宏道一起打开局面，使寂然无人的‘空谷’成为‘轮蹄之所’的，乃是江盈科。” 章培恒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把江盈科作为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予以论述。“自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是公安派登坛树帜、鼎故革新，最富于生机的时期，袁宏道作为公安派主将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而作为主要配角的江盈科，在辅助袁宏道开宗立派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安派成员中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不可比拟的。如果我们把公安派副将的称号授予江盈科，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这是江盈科第一次作为公安派的代表作家被写入中国文学通史，且其篇幅略多于袁小修而远多于袁伯修，标志着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被湮没了几百年后终于得以恢复和确认。
对此，文友徐志雄大发感慨，曾经以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暴政、酷吏、重赋、苛税，尤其是进入中后期，皇帝不是日夜沉溺于花天酒地，就是天天炼丹，或扮土豪、做木匠，不朝不庙不郊，一个比一个昏庸，眼睁睁地看着断送了一个好端端的朱明王朝。相比满清的康乾盛世，明朝好像差了一大截。不过，只要翻开华夏的文学史，就会发现，清政府对文字的苛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一幕幕的文字狱与洗脑般的奴化灌输，使那些曾高贵矜持的文人精神，被抛于尘土，零落成泥。于是，突然间便非常庆幸江盈科所处的时代。那个职位卑微的官吏，在天子脚下的京城，结诗社，访文友，针贬时政，借古嘲今，嬉笑怒骂，直抒胸意，是何等地酣畅，痛快！所以，既使身处乱世，只要拥有这些未被恶意践踏的文化思想，就会撑起一代文人的精神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