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
2014年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的傅宏星博士整理的《吴芳吉全集》（三册，以下称《全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根据《全集》的凡例，此版在1994年《吴芳吉集》的基础上，新添“十二题佚诗、二篇佚文、一部讲义、四十五则《蜀道日记》和三十六封书信”。“白屋诗人”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著名诗人。在1920年至1925年间，他曾在明德中学教授国文5年。这次的新版《全集》中的佚文，提供了一些当年他在长沙生活、教学方面的新材料，同时也让读者对20世纪20年代的明德中学乃至长沙的生活有更为直观的了解。在《全集》中，有一首“湘君社长婚礼”最先引起我兴趣。全诗如下：
《湘君社长婚礼》
湘君有将相，碧柳与柏荣。
共参新天子，瑶姬降玉京。
穆穆刘柏荣，桓桓吴碧柳。
文采并风流，酌君千斗酒。
此酒可合欢，吾君气若兰。
谁不心倾倒，临风拜桂冠。
郎朗玉山行，轩轩朝霞举。
海内羡仙姿，莫怪城南女。
大酺连三日，枝头月上初。
老臣乐无比，我后当何如！
按：诗中“湘君”乃《湘君季刊》的简称，为明德中学的国文教员吴芳吉组织该校的教职员所共同创办。1922年1月，吴芳吉好友吴宓在南京创办《学衡》，该杂志以“论究竟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口号，旗帜鲜明地对当时北京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为支援吴宓，吴芳吉在这年3月决定在长沙创办《湘君季刊》。他在给吴宓的信中写道：“自兄等之《学衡》出后，拨乱反正之力，实为不小。湖南少年之迷信新潮，为众省之冠。……兹欲补救其失。一方面由诸生自组一读书会，于其课暇，则群居为之。一方面现由吉发起一文学小报，便互相观摩。每隔三月，则聚各人之成绩，出版一次，特定名曰《湘君季刊》，主张以道德与文艺合一为宗旨，以踵《学衡》而起。《学衡》为大学师生所组织。此则为中学师生所组织，知识程度，虽相差甚远，而此心此志，实出一揆。内容稍有不同者，此报既属中学程度，故白话作品，只要明净无时流习气，亦兼收入”（P618，《全集》）。从这封信中可见，《学衡》更加偏重文艺批评，而《湘君》更加偏重“文以载道”的文艺创作（文艺加道德），至于吴宓反对的白话文，则吴芳吉在信中解释由于是中学师生组织，因此《湘君杂志》也兼收入白话文。
诗歌中的“湘君社长”，便是当时明德中学的国文教员、湘军将领刘长佑之后——刘永济（1887-1966）。吴芳吉在诗中有趣地将社长刘永济比作有威望的天子，而诗人吴芳吉（字碧柳）自己和另外一位《湘君》的重要成员、国文教师刘朴（1894-？，字柏荣）则是刘永济手下之“将相”。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期间，这种“将相君臣”的比喻似乎有些迂腐可笑，甚至突兀，但这个比喻恰恰反映了站在“学衡派”一方的诗人吴芳吉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社会组织的认同与理解。而这种认同与理解，目录及历史名家柳诒徵（1880-1956）曾在《学衡》杂志中撰有“明伦”一文，表达得最为清晰，他在文中写道：
“庄生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实君臣即首领与从属之谓。无论社会何种组织，皆有君臣。学校有校长，公司有经理，商店有管事，船舶有船主，寺庙有住持，皆君也。凡其相助为理，聘任为佐，共同而治者，皆臣也”（见1924年2月《学衡》第二十六期）。
柳诒徵以非常老辣的笔调，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传统“君臣”之义的现代化转型，使人阅读之下，并不感到“君臣”是落后的观念，而完全可以融入公司商店林立的现代社会。吴芳吉诗句，将社长刘永济比为天子，将社员比为“将相”，正是柳诒徵“明伦”文章观念的具体文学表现。巧合的是，吴芳吉此诗恰恰是柳诒徵《明伦》一文发表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创作的。
诗句“瑶姬降玉京”指1924年《湘君杂志》社长刘永济结婚一事。社长（天子）结婚，社员们（将相）当然为之欣喜，自然要“酌君千斗酒”，“老臣乐无比”了。在快乐的同时，吴芳吉自然要对社长的玉树临风有所描述：“谁不心倾倒，临风拜桂冠。……海内羡仙姿，莫怪城南女”。“城南女”一句，“白屋诗人”吴芳吉有一条自注：“弘度文质并美，望若神仙中人。一日至城南稻田女校，诸女围观不去，门窗皆塞”（P168）。用今人话说，则社长刘永济不但文采斐然，且颜值颇高，“望若神仙中人”。吴芳吉还有《弘度佳公子》组诗，现取第一首：“弘度佳公子，弘度佳公子。一见吾神怡，再见吾心喜。三见陶然万虑空，纵有闲愁无处起。弘度佳公子，弘度佳公子”（P169，《吴芳吉全集·上》）。当然，这首《弘度佳公子》之诗写得过于直白，并不算好诗，且让人联想起现代人嘲笑他人貌寝之打油诗：“我班帅哥一回头，吓死河边一头牛；我班帅哥二回头，全体女生去跳楼；我班帅哥三回头，乔丹从此不进球”。但是自注中的稻田女校值得注意。所谓“稻田女校”，即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建成，因为坐落于长沙古稻田，故习称为“稻田女师”。刘永济的新娘黄惠君当时正好是稻田女师的校长。黄惠君（1898-1966），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长沙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等职。
“明德建校110周年丛书”中的《明德人轶事》有一则“黄惠君女士下嫁刘永济先生”的趣闻，书中写道：
“在长沙任教期间，刘永济结识了黄惠君。黄是北京女子高等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任湖南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早在两人见面之前，她就曾在杂志上看过刘永济发表的词作，并留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刘永济仅是明德中学一名普通教员，而这位女校长却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当这对“词为媒”的新人于1924年中秋节在长沙楠木厅结婚时，长沙小报以“黄惠君女士下嫁刘永济先生”的大标题报道这桩婚事，轰动一时。”（P57，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现在根据新版《吴芳吉全集》里最新收集的吴芳吉信件，可知此轶事文字有些地方不够准确，现根据《全集》中的信件给予分析。首先，媒人问题。1924年八月初二，吴芳吉在给父母的信件中写道：“弘度尤在沪未归，李剑农为之做媒，以稻田校长黄惠君言之，闻弘度已有允意，年假内成婚云”（P656）。可见轶事中所谓的“词为媒”之浪漫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刘永济与黄惠君之间有具体的媒人李剑农。当然，黄惠君为当时的新知识女性，在李做媒之前，阅读过刘永济的词，并倾心于作者，是很有可能的。但因这方面没有看到黄慧君本人的文字记录，因此很难下断语，但轶事完全不提真正地媒人李剑农，则至少是欠准确的。第二，所谓“黄惠君下嫁”的男卑女尊问题。从吴芳吉的信中，此信件可以看到是李剑农介绍黄惠君，而“弘度已有允意”，则男方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并非轶事或所谓长沙小报渲染的“下嫁”。同时，在刘永济的亲密同事吴芳吉的诗歌中也完全体现不出报刊或轶事渲染的是“男卑女尊”的婚姻，反倒是不断咏叹新郎刘永济拥有社长的威望与让人倾倒的才华及容貌。第三，双方的结婚时间。轶事里说：“新人于1924年中秋节在长沙楠木厅结婚”。但根据《全集》里的两封信，可知此说法亦欠准确。第一封就是吴芳吉在1924年中秋节（9月13日）写给父母的，他在信中写道：“弘度于今日插香，闻十月间便拟过门。今午，柏荣请往其家过节；今晚在弘度家中过节。校中又连放电影三夜，故此客里中秋，并不苦寂，男亦常往九如斋买月饼吃”（P662）。“插香”为汉族结婚之风俗，也称“炷大香”、“插定”，流行于四川地区，是一种订婚礼仪，即男女双方经媒人牵线说合，两家父母认可，即举行仪式（参见P187，《中国风俗辞典》，叶大兵、乌丙安（编），中国辞书出版社，1990年）。可见，刘永济与黄惠君并非在中秋节举行婚礼结婚，而是在此日举行了订婚礼仪。吴芳吉在中秋节的信件中也没有提到自己参加婚礼，反倒向父母报告自己购买了长沙著名南货店“九如斋”的月饼吃。刘永济自己在中秋节填词一首，纪念此事，标题为《人月圆——甲子中秋余与惠君初结偕老之约，赋此定情》（见P290，《诵帚词集·云巢诗存·附年谱、传略》，中华书局，2010年）。“初结偕老之约”便是指吴芳吉所说的“插香之礼”而非正式婚礼。正式婚礼时间，则在吴芳吉另外一封信中有所记载。1924年10月13日，吴芳吉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弘度于本月（按：即九月）二十七日结婚，共费两千金以上，佃屋在草潮门大街，即与新妇黄家同住，其弟媳仍住明德，并不同往云”（P677）。根据吴芳吉的这两封信，可以清楚知道刘永济婚姻的一些细节，即刘永济夫妇于1924年9月13日（中秋节）订婚；而在9月27日，双方举行婚礼，费金两千以上。当时双方新婚未有新房，而是租了草潮门大街（今长沙潮宗街）的房子。吴芳吉信中的弟媳，未知具体所指，笔者推测可能是刘永济弟刘永湘的夫人王仲莲。另外，根据《吴芳吉全集》的编校者傅宏星先生的注释，可知在刘永济后人刘茂舒（刘永济长女）家尚有一张结婚照片，照片后便是刘永济在中秋节时候所写得那首词。不过，湖南省文史馆名誉馆长云，当年刘永济先生结婚是借用陈天倪先生楠木厅的房子，楠木厅亦位于草潮门附近，与吴说稍异。
关于刘永济的夫人黄惠君值得提一笔。1921年到1925年在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就读的彭文（又名彭援华）曾回忆那时：“这期间，也闹过两次学潮。全校为首的，就是我们班上（十一班）的李慧（岳阳人）、彭涟清和我3人。第一次反对反动校长黄惠君。黄惠君是反动军阀赵恒惕的姨妹子，她依仗赵的权势，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迫害学生”（见P310，《岳阳楼区文史》第1辑）。但是，黄惠君与赵恒惕其实并无亲戚关系。倒是稻田女师的毕业生杨得琳在《稻田师范的兴衰》一文中有如下回忆：“我于1922年秋开始就读于稻田师范，学校换过三个校长，记得第一个是省长赵恒惕的姨妹童锡桢，此人虽有留美学历，却缺乏办学能力，上任不久就被学生轰走了。第二个是黄惠君，任期也很短。第三位是徐特立，记得他是1925年2月到校的，1927年2月离开”（P103，《衡岳漫话》，湖南文史研究馆，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赵恒惕的夫人是其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同学童锡梁（字梅岑，1883-1963）的妹妹，名童锡翰。稻田师范的校长童锡桢则为童锡翰的妹妹，她才是赵恒惕的“姨妹子”。因此说黄惠君为赵恒惕的姨妹，实乃彭文误忆。另外，根据湖南湘潭人、老中央文史馆馆员宫廷璋的回忆，黄惠君因社会名人江亢虎推荐给当时的湖南教育司长李剑农而得任稻田师范校长（见P141，“罗素、杜威与江亢虎在湘演的反响”，《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江亢虎来长沙演讲时间为1923年8月4日，同月8日离长。那么可以大概推出黄惠君任稻田女师校长时间约在1923年8月，1924年9月27日与刘永济结婚后，将精力更多地给予自己的家庭，故到1925年2月徐特立接任前离职。（作者单位：湖南广电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