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7日，农历五月初七，著名书法家、前清翰林郑家溉先生被日本侵略者枪杀于湘乡县景庆乡双泉村瓦屋里的檀树塘中。
郑家溉，又名从耘，晚年自号筠园，长沙县白沙乡人，同治十二年（1873）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因美髯长须，晚年人称“郑大胡子”。
清代长沙白沙乡郑氏家族，是湖南著名的官宦世家。这个家族于明代隆庆六年（1572）有名郑楚泽者，从平江迁长沙东乡。三百余年间，人才辈出，有6人入翰林。其代表人物有十世祖郑敦允，字芝泉，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由刑部郎中出任湖北襄阳知府，时汉水泛滥为灾，集民工筑堤数百丈，人称“郑公堤”，后卒于任。其十世祖郑敦谨，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同治九年（1870）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会审马新贻被刺案。其十二代郑沅，光绪二十（1894）年的探花，是著名书法篆刻家，其作品为慈禧太后所赏识，其墨宝多藏于大内和颐和园，先后担任过会试同考官、甘肃乡试副考官、山西乡试正考官，是四川省最后一任学政。入民国后，郑沅曾为总统府秘书，及袁世凯称帝，乃称疾力辞，袁克定百计挽留不起。时论赞扬郑沅早登华第而深斥帝制，出身旧家而乐闻新说。
长沙郑氏还是名医世家，从第六世祖郑仁轩起，悬壶济世已历八代。郑敦谨在担任尚书时，曾为咸丰皇帝治过病，时称“医相兼良”。第十二代郑业居，于1924年在长沙创办明道中医学校，自任校长。第十三代郑守谦曾执教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建国后担任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妇科主任。
郑家溉是这个家族的第十三代，也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进士，同样精通医术。
郑家溉由进士而选为翰林，后又授予了编修之职，满心以为能够像他们的祖辈、父辈们那样在翰詹任上学习几年，在科道任上历练几年，然后钦派几次试差或学差，再外放个知府或道员，然后成为封疆大吏。郑家溉的理想，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彻底破灭，他还没有完成翰詹锻炼的过程，清王朝就垮台了。郑家溉带着十分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作江南之游。在杭州岳庙前，他题写了一联：“王气已销，重睹湖山新宇宙；人心未泯，犹思忠孝拜英豪。”尽管人生际遇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但内心深处对民族英雄的仰慕之情更加强烈。
辛亥革命后，郑家溉悄然退出政坛，寓居在北京长沙县会馆。北京长沙县会馆，时称长沙邑馆，位于宣武区椿树上三条路北九号，清同治十一年（1872）由长沙籍侍读学士周寿昌创建。郑家溉喜欢长沙会馆的清静，天天在会馆里写字，以卖字为生。
郑家溉早年专习颜真卿，经过多年临写，深得颜体精髓。同时又广泛临摹晋、唐以来历代书法家的手迹、碑刻，融会贯通，自成风格。郑家溉擅长楷、行、草书，其书法作品更多面向大众市场，表现为立轴、对联、成扇、扇面、牌匾居多。他的这些作品至今在北京艺术品市场多有流传，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等公司有其作品拍卖，一款行书扇面，动辄拍上万元。
郑家溉书法
1915年，袁世凯打算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二十一条”，郑家溉在各种场合公开大骂袁世凯是“翻覆小人”、“卖国贼”。后来的十几年，军阀连年混战，郑家溉却不改其清流之志，在会馆中闭门精研书法，艰难度日。
1931年“9·18”事变，日本强占东北三省。次年，伪满州国成立，傅仪成为傀儡皇帝，郑孝胥担任伪内阁总理。郑孝胥网罗清廷故吏，突然想到了在长沙会馆闲居的郑家溉，于是亲笔写信，邀请他出任内阁大臣。郑孝胥是光绪八年（1882）的举人，宣统三年任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也以卖字为生。郑孝胥以为郑家溉也以前清遗老自居，当下又不得伸其志向，对此邀请一定会感激，至少也会给足面子。一天夜里，一位不速之客来到长沙会馆郑家溉的寓所，递过郑孝胥的亲笔信，然后躹躬道喜。郑家溉读罢来信，脸一沉，把信纸往桌上一扔，厉声斥道：“苏堪（郑孝胥字）昏聩，清室岂可复兴？日本人又岂可为友？这等卖国勾当，何为污我？！”郑家溉义正词严，吓得那位不速之客一声不吭地逃离了长沙会馆。
见郑家溉不允，郑孝胥又请郭宗熙出面相邀。郭宗熙是湖南善化县人，与郑家溉是同科进士，既是同年友，又属小老乡。而此时的郭宗熙在东北担任中东铁路督办，是个有权力、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郭宗熙在信中敦促郑家溉接受伪职，并尽快成行。郑家溉当即回信，狠狠地驳了郭宗熙的面子，并将傀儡皇帝傅仪也羞辱了一番：“逊帝吾尝一见之矣，与人语，目动手颤，不能自持，刘盆子之俦也，安能成事！且举动仰人鼻息，曾张邦昌、刘豫之不若，公固可休矣。”郑家溉严词拒绝，且规劝郭宗熙不要在伪满政府中瞎混。
不久，郑孝胥又派另一位说客上门，这位说客就是大汉奸王揖唐。王揖唐是光绪三十年进士，留学日本，当过袁世凯的秘书，授予北洋上将，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部长，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王揖唐亲自来到长沙会馆，劝郑家溉接受伪职。王揖唐说：“日本人极仰慕和推崇郑先生……”未等王揖唐把话说完，郑家溉便厉言正色地说：“我堂堂正正一个中国人，岂能当汉奸，作千古罪人？！”说罢，将王揖唐赶出了长沙会馆。
“9·18”事变后，敌氛日炽。郑家溉既拒绝了伪职，深知北京不可久留，于1934年春举家回乡，在长沙市白果园买下了一个宅院，自题名“筠园”，作为养老之所。途经岳阳楼时，一种忧国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在楼内挥笔书联：“湖景依然，谁为长醉吕仙，理乱不闻惟把酒；昔人往矣，安得忧时范相，疮痍满目一登楼。”此联至今悬挂在岳阳楼上。
回到长沙后，郑家溉继续以鬻字为生，但心情日益忧愤。他常登上长沙城的最高处天心阁，眺望北方，希望会有驱除日寇，收复河山之日。他曾为天心阁撰联：“此阁巍然，为全省观瞻所系；世乱久矣，是一隅来复之机。”感时赋事，充满爱国之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郑家溉切齿日军侵略，又恨当局不抵抗。他在长沙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的消极退却，甚至大声疾呼：“我能往，寇亦能往，象这样退法，究竟要在哪里立足！”还说“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与其奄奄待毙，不如烈烈而亡。”有人问郑家溉：“郑大胡子，万一国家沦于敌手，你何以自处？”他慨然曰：“这有吾宗先例在，我做不到郑成功，也要做郑所南。”郑所南是宋末诗人，宋亡后更名郑思肖，元军南侵时曾献抵御之策，末被采纳，后客居吴下，寄食报国寺。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发生“文夕大火”惨案，郑家溉的筠园被烧毁，其书稿、字画作品亦付之一炬。1944年6月，长沙沦陷，七十二岁的郑家溉避难于湘乡县，寄居景庆乡（今东山办事处先进村）七宝峰下胡玉麟家。数天后，湘乡亦陷于敌手。6月27日，日军侦知郑家溉所在，派兵突至胡家，逼他出任维持会会长，遭到严词拒绝。日军将郑家溉劫持而去，经过双泉村瓦屋里檀树塘时，郑家溉见满塘清水，死活不肯前行，抱定了以死明志的决心。乘日军不备，郑家溉纵身投入塘中，池塘水浅，日军用乱枪将郑家溉射杀，一塘清水被鲜血染红。
郑家溉舍身取义的英勇壮举，更加激起了国人对日军的痛恨，当时国共两党对其忠烈事迹均表达了崇敬。1944年9月19日，中共《新华日报》撰文颂扬其爱国精神；1945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在《解放日报》上赞扬他“以一死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1945年2月24日，国民政府颁发对郑家溉的褒奖令，5月18日，西南行营主任湘籍将领程潜在重庆主持公祭。
抗战胜利后，郑家溉的遗体运回长沙县，与其夫人合葬于高桥镇维汉村栗坡里的青山之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在给郑家溉后人的信中说：“……天安门前为之树碑纪念的无数永垂不朽的先烈，有郑家溉先生在内。”时至今日，长沙烈士公园烈士塔大厅内，有郑家溉烈士的遗像和事迹，永久陈列，供广大游人凭吊。
长沙县郑家溉墓
郑家溉先生之死，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控诉。面对一位手无寸铁年逾古稀的老人，日本侵略者居然滥施杀戮，是何等灭绝人性，令人发指。郑家溉先生之死，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他生于乱世，当国家积弱积贫，人生艰难竭蹶时，其爱国之心丝毫没有动摇，因此才有这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胆气。郑家溉先生之死，也再次警醒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罪行、参拜靖国神社并积极扩充军事势力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