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之兴汉门，即长沙城北面城墙的两座城门之一，正位于现今蔡锷北路与湘春路之交汇处。旧时之长沙，南门口一带为贫民区，富人多择居新开门（兴汉门）一带。晚清至民国时的兴汉门，中式建筑与西式建筑混杂。不少名人，如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谭延闿、王先谦、黄兴等都居住在兴汉门附近。
公馆周边
站在兴汉门向西（即湘江方向）望去，陈长簇公馆的青砖防火墙与晒台十分醒目。从兴汉门向西沿湘春路步行140米，即现今陋园宾馆位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有一条名曰陋园之小街（正在现在的中国石化位置），通往新运街和东兴园巷。
陋园尽头为省石油公司。陋园小街之西侧，紧挨着陈长簇公馆的青砖防火墙搭建有一排低矮的简陋民居。继续西行60米，湘春路南侧为陈长簇公馆的后门。再西行80米，湘春路北侧为彭家井巷，湘春路南侧为佘家塘巷。
转入佘家塘，南行60米，即佘家塘一条巷。佘家塘一条巷向东偏南延伸约60米即止，是为佘家塘一条巷1号，陈长簇公馆之前门。那时的佘家塘与佘家塘一条巷都是麻石街，七十年代以后才改修成柏油路。
佘家塘一条巷中段北侧4号有一大屋，原是民国财政厅长张开琏的居宅，四十年代起归一李姓化工厂厂主所有。佘家塘一条巷南侧的一片房子在七十年代以前是长沙毛巾二厂。
该厂原是我父母和几户独立劳动者集资合股所建，1950年按政府要求改名棉织品联营组，1956年公私合营收归国有后继续生产毛巾，“文革”前夕改名劲湘毛巾厂并搬迁至三公里、茅亭子一带，大致是在现在的芙蓉中路平安大厦位置。改革开放后改组为长沙毛巾集团。
出佘家塘一条巷南行六十米，再西转2～3米左右，前面一条南北向的小街称富雅巷。五六十年代时，富雅巷只有六户人家。富雅巷中段东侧有一分支的小街名富雅村，那里面有六栋小公馆，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吴剑学的。其中的富雅村4号，吴家在四十年代出售给了我同学丁友之的父亲丁琦先生。
富雅巷全长不到八十米，与之衔接的东西向的小街称富雅里，其西头接民主东街，就到了现在的湖南省总工会。民主东街在1949年以前称党部东街，总工会则是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机关所在地，距离陈长簇公馆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富雅里之东头到新运街口止，新运街口以东则改名叫东兴园。东兴园与过去的长沙县学宫之间一片地方则叫富雅坪。
1936年长沙地图中的陋园、富雅里、党部东街、新运街、东兴园、富雅坪及其周边
高墙大院
陈长簇公馆的四周防火墙都有近四层楼高，嵌在防火墙中的前门颇为雄伟。门的两侧原来各有一只石狮，进门先要上三级麻石台阶。前门为双扇对开门，宽3米，高4米，15厘米厚的实木，外包铁皮。前门外侧钉有许多装饰铜钉。公馆为三进四层六天井布局。公馆内绝大部分为木结构，仅后进及黎寄吾先生所住的那间房为红砖结构。
走进陈长簇公馆前门，一条走道向东通往守夜门房，另一条走道向北延伸。两条走道成直角夹着一大块方形天井，天井下沉，其四周为排水沟。两条走道中部都有一级麻石台阶以便步入天井。
天井里有假石山，玉兰树和木瓜树各两株。围绕假石山和四株树摆放有不少盆花。住房地基较走道抬高了不少。从南北向的走道前行要上两级麻石台阶，自天井上行则要上三级麻石台阶。
前客厅很大。前客厅南与走道之间有八页通天镂空雕花木门相隔。木门大概在六十年代前被长沙房产局完全拆除。前客厅之东西北三面摆放有整套的明代红木家具。东西两面各有三张太师椅与两张茶几，北面有两张太师椅与一张茶几。东西北三面之木板墙面都装饰有条屏瓷板画。
后客厅比前客厅大很多，为一长条形。两条东西向的走道被南北向的客厅分割，围出两个天井。两个天井的四周都有排水沟，面向前客厅之分割面是通天的大玻璃格窗。因此，后客厅的光照也非常好。两条走道在后客厅处共留有四张门。天井较走道地面下沉约30厘米。东边的天井里有假石山和金鱼池。
后客厅之东西两面摆放有整套的明代红木家具。东西两面各有三张太师椅与两张茶几，东西两面之木板墙面都装饰有条屏瓷板画。
后客厅有东、西厢房。东厢房有前后两间，前房是麻将房，从下午到晚上麻将声不断。东厢房后房是陈先生夫妇的临时卧房。洗澡堂下面的天井里，喝过的空茅台酒瓦罐堆积如山。
东厢房南边的走道尽头，有楼梯通往中进二楼及后进三楼与四楼。那时中进二楼为陈先生书房，后进三楼为藏书楼，后进四楼为晒台及晾衣房。
穿过后客厅，有一条东西向的走道。走道中部有三米宽的麻石阶梯通后进二楼。麻石阶梯之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天井。走道向东有麻石阶梯通二楼澡堂。西侧天井西为一水井。
该水井十分特殊。水井有一层楼高，需经木梯上去打水。水井有两个井口，其正上方有雨棚和辘轳，以便提水；井台之西有过滤池，经辘轳提水注入滤池，井水过滤后流入二楼大厨房的蓄水池。井水之水质极佳，冬暖夏凉，清澈纯净。然“文革”时，红卫兵将井台拆矮，打捞子虚乌有之枪支。虽一无所获，从此井水之水质却变坏了。水质浑浊，冬不暖夏不凉。
后进从走道中部的麻石阶梯上去即大厨房（租户公用）。东转有条东西向的走道和一条南北向的走道围出一大块长方形天井。南北向的走道通陈长簇公馆的后门，打开后门就是湘春路。
走道东侧由南往北依次是厨房（陈家自用）、两间杂物间和厕所。北边的杂物间从1969年起为我的书房兼卧室。
名贤集聚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陈家将前进的两层房子出租。公馆之中进与后进部分在六十年代以前为陈家自用。后客厅西厢房居住着陈先生的佣人唐祥凤一家。
公馆前客厅西厢房由钟城北一家佃住。钟城北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历史学家钟叔河（原名叔和）的姐姐。钟叔河当时住在临近的红墙巷。钟城北的父亲钟昌言在时务学堂时曾与蔡锷，范源濂，杨树达同学。
我家佃住东厢房。天井之东侧佃住的是吾恩师黎寄吾先生。寄吾先生，汉轪侯后裔，湘潭黎氏家族黎培敬之孫，其父黎锦彝，字君彝，亦字鲁庵，号仲黔，亦号贵坞；清光绪末年派赴日本考察海军学校管理，回国后督办南洋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又称江南水师学堂，是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民国海军总长林建章、海军总长与代总理杜钖圭、黄花岗起义领袖赵声、海军舰队司令陈季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都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鲁庵有《东游日记》稿本一册传世，今藏湖南省图书馆。依族谱所载，鲁庵善诗文，精篆刻，尺牍犹佳；惜早逝，才华未显。寄吾先生原任职上海银行襄理，英语极好，业务能力出众，颇得银行家周苍柏（中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及声乐教育家周小燕之父）赏识。1945年周苍柏任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杨显东（1949年农业部副部长）任副署长，寄吾先生为第三负责人，实际处理各项日常事务。寄吾先生之妻宋琤琳，原名宗龄，宋鹤汀之女。湘潭宋氏家族也是显赫大家，今台湾宋楚瑜即湘潭宋氏家族之后裔。
寄吾先生之叔父黎承礼诗名振于湖外，交游遍于海内。一生作诗2990余首，惜全稿毁于“文革”。幸先师于1956年历时两月余，于堂兄黎泽泰所存薇荪遗稿中选辑近体诗800余首，以工楷抄录，题名《补读书簃诗选》，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影印出版。秦火刦余，亦大幸焉。
寄吾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即曾教马宗霍两个儿子和我外语，“文革”中又先后对近二十名青少年进行学习辅导。这些孩子中绝大多数都是1966年小学在读或毕业，但恢复高考时，都考上了大学，成绩斐然。1982年8月14日，《湖南日报》发表“尽心竭力育英才”和“请将余热献人民”两篇文章表彰了寄吾先生的感人事迹。文中提到我们三兄弟在黎老教育下都考上了大学。我小弟胡元礽1977年进北大经济系，与李克强同班，英语免修，提前一年毕业出国留学。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寄吾先生拿出一张四十年代的美国报纸，对钟城北儿子陈大兴说：“这篇短文蛮有味，你把它背下来吧”。1982年陈大兴湖南师大英语系毕业，报考华东师大美国研究生班，考题就是将这篇“四十年代短文”的朗读录音播放一遍，然后提问。那次考试除大兴是满分外，其余都是零分。这与其说是先师隔世猜题，不如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我从寄吾先生处获益最多。七十年代执教长郡高中毕业班英语时，一次上公开课，为激励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我不时插入一些英语的小笑话。下课后，老师们纷纷问我，“胡老师，你这些笑话在哪些书上看到的？也介绍给我们看看！”这都是我幼时寄吾先生讲给我听的。
紧挨着寄吾先生家，有楼梯通往前进二楼。佃住二楼的由东往西依次是马宗霍家、唐才质家、向兴罗家。
马宗霍（承堃）先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马雍五十年代在北大读考古学，另外两个分别比我年长三五岁和七八岁。老二叫马坚，又名马志谦，今在河南。老三叫马钜，又名马志宏，今在美国。
承堃先生不苟言笑，但对我还是很和蔼。记得先生常引以为傲的有三件事：一、为章太炎入室弟子；二、二十岁即任教授；三、当世小学第一人。先生时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佘家塘去湖大无公交车，且需经渡船过湘江。湖大的院长希望先生搬到湖大去住，先生称备课找资料不方便。院长说图书馆的书任由其使用，先生称其常用的书图书馆都没有。院长说派几个讲师去佘家塘协助搬书，先生称他们不懂，会把书搞坏的。1956年马宗霍先生奉调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57年4月，我随祖母一起去武昌湖北艺术学院的姑母家。暂居武昌期间，祖母带我一起去武汉大学拜访过马宗霍先生两次。
唐才质，字法尘，在日本时与李炳寰、林圭、蔡钟浩、田邦浚、秦力山、蔡锷、范源濂等人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同学，校长为梁启超。1901年，唐才质创办《国民报》月刊，后奉中山先生命主编东华报有十年。武昌起义前夕，中山先生派唐才质赴长沙联络焦达峰、唐蟒、余华六、杨秋湖等人，在长沙太平街杨福和豆豉鞭炮庄开会，密商发动49标和50标满清官兵起义，一举成功。
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后，电召唐才质回湘，担任湖南交涉司司长。1947年任湖南文献委员会会员，省志大事记编纂。四十年代，唐才质携女唐复南，女婿李贻仲定居陈长簇公馆。李贻仲有一女一子，长女李梅丽，次子李北京。
唐才质之长兄唐才常与谭嗣同为生死之交，时人许之为浏阳双杰。戊戌变法失败，唐才常被迫出走日本，继续寻求救国道路。后从日本回国，与在沪进步人士容闳、严复、毕永年、林圭等聚数百人，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因事败就义。二兄唐才中，因参与自立军，被逮捕入狱，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
向兴罗系长沙书社老板，其连锁书社产业在1949年以后被接管改造成后来的湖南新华书店。1957年向兴罗与其妻左梦兰都被定为右派，钟城北和钟叔河姐弟俩也被定为右派。
我们家原住新运街1号，正刘世善先生家之对面，1953年迁居陈长簇公馆。去我们家需穿过前客厅到后客厅之南走道东转。我家之南门通楼梯间，去寄吾先生家非常方便。楼梯间很大，可以堆置不少东西。钟城北家之西墙与防火墙之间隔有一条通天隔离巷道，巷道宽约1.5米，一直通到后客厅之北走道。
陈长簇其人
陈长簇(1876～1960)，湖南平江人，字右钧，号秀松，晚自号讷翁。晚辈都尊称他为“陈右老”。清宣统三年(1911)赴日留学归国后，任长沙、湖北夏口审判厅厅长。民国十七年任湖南高等法院院长，修建模范监狱于长沙城北，教囚犯习艺，出狱后有一技之长以谋生。1935年退休，定居长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省参事室参事。
陈长簇无党无派，从官三十余年，自奉节俭，酷爱收藏地方志及近代湘人著作。藏书楼在海内外颇有名声。陈长簇家藏甚富，尤多古玩文物；其一方宋代端砚称之国宝绝不为过。抗日战争之前，湖南省国民政府欲以重金收购陈长簇的这一方端砚作为送给蒋介石的生日礼物，陈先生执意不肯。
湖南大学是抗战前第一所由省立改为国立的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前，全国只有十二所国立大学。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笔者忘年交饶敦甫之岳父）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中，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是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月，皮宗石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同年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任命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
抗战结束之后，陈先生发现家产丝毫无损，百思不得其解。后在审判日俘时才有了答案。原来，1944年6月长沙沦陷，陈长簇公馆成了日军驻长司令部。驻长日军司令在陈先生家翻出了一本同学录，得知房主陈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其父同学，即令将其家产保护起来。故此，陈先生的家产在八年抗战中丝毫无损（省图藏尔翁题陈公馆横幅即咏其事）。
1949年8月29日，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建立，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委员，陈长簇、程星龄为顾问。听老人们说，刚解放时，常有解放军士兵来陈长簇公馆骚扰。陈先生向政府反映后，军政委员会写了一张很小的告示。并解释说：“如果出一张大告示贴在外面，会影响不好。现在，你将这小告示贴在大门后面。再有士兵来骚扰，你们带他们来看这告示，以后就再不会有这情况了。”
陈先生亦善书，在湖北、湖南写过一些招牌。长沙天心阁有副对联，即陈右老所作：上联是“瞰城郭人民，禁不住兴亡感慨，定王安在，贾傅何之，说什么帝佐皇补，片土空留千古迹”；下联是“问天心月色，照过了多少繁华，湘水南来，麓山西峙，莫辜负良辰美景，一樽消尽百年愁。”又安化清风亭联亦陈右老所作：上联是“莽乾坤能得几人闲，看他车马长征，都为名缰利锁”； 下联是“好风月不用一载负，到此茶烟小憩，自然心旷神怡”。
五十年代，历任毛泽东的秘书、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的李锐曾专程来陈长簇公馆探望陈右老两次。李锐的父亲是陈右老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李锐在《黎澍十年祭》一书中曾提及：“我将收集的几十本有关近现代的历史书，包括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民报》全套原本（这是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陈长簇送我的，陈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民主人士），全部送给田家英（原毛泽东秘书）”。
送陈右老入葬时，衔哀追送者数以百计。祖母带我随送葬队伍自湘春路之公馆后门出发，步行经蔡锷路、解放路、黄兴路、南门口、西湖路、书院路，终至南郊火葬场。那时或许尚无公墓，现在金陵墓园之寝园位置有一平层屋，专供置放骨灰坛用。好几次清明时节，陈娭毑（段育林）带我一起去过那里祭拜陈右老之亡灵。陈右老夫妇只有四女，名陈慰慈（美国）、陈慰怀（武汉）、陈慰情、陈慰忱（厦门），有一侄儿陈炳章在长沙市第十三中学（现在的长沙市财经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物理，这些后人今都已故去。
陈娭毑（段育林1908～1974）与陈右老合葬长沙市金陵墓园之寝园7区42号（J-9号）。陈右老故去后，陈娭毑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靠变卖善本书和部分家具文物度日。记得在“文革”开始前，每年都有好几家全国的大图书馆（北图，上图等）派人来陈娭毑这里收购善本书。听黎寄吾先生讲，陈右老除珍贵的宋版书外，还藏有不少明清笔记小说，弥足珍贵。“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抄陈佑老家，查抄之各种物品运走了三卡车，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文物。
祥娭毑（唐祥凤）从小就在陈先生家当佣人，视陈家人如亲人。祥娭毑的父亲、丈夫及儿子都因参加共产党闹革命而去世，故1949年以后被封为三代烈属，红得很。“文革”中抄陈先生家，批斗陈先生之遗孀段育林时，我辈只可敢怒而不敢言，唯有祥娭毑敢跳起来骂那些红卫兵。红卫兵知她是三代烈属，倒也不敢惹她。
祥娭毑有一孙唐硕良及一孙媳李活如。唐硕良比我大六岁。唐硕良已不在世，其妻李活如与两个女儿在长沙。
公馆命运
1950年，当局将其前进的全部房子收归国有。六十年代起中进和后进的房子也逐步收归国有。1966年“文革”开始前夕，陈家仅留下其中进二楼的两间住房。1974年10月10日，陈先生遗孀段育林仙逝后全部收归国有。
六十年代后期起，陈公馆内的住户先后竟多达二十余户。其中必须提及的是寓居三楼藏书室的方寿纯和易甲瀛两家。
方寿纯参加过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缅公路建设、松山之战等。1941年，在云南参加刚组建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38师。方寿纯战功卓著，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授予她中尉军衔。其夫为援华抗日的美国医生康威。其女Lily Fong现在美国纽约。
易甲瀛在四五十年代均为长沙市房地局局长。其兄易见龙（原名甲球）为中国第一个生理学家，中国血库的创始人，发现血型中除ABO型外，还有一种Rh因子。
1986年，中进和后进的房子及前进的部分房子被拆除，建成长沙塑料四厂。大概在1992年，陈长簇公馆之残余部分全部被拆除，现在只可见昔时之街道轮廓。
（作者单位：湖南师大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