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头市，俗称龟头市，一个比较俚俗的地名，它既不是县级市，也不是地级市，它只是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碑头村的一个村级集镇，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宁乡市与湘潭市三邑交界的地方。碑头市紧倚靳江河畔，河床有一天然大石，其状似龟，俯伏河中，伸头探望，故俗称“龟头市”。（《湘潭市志》杂录部分之“地名探源”）宋元符元年（1098）析长沙县五个乡、湘潭县两个乡置善化县，取“善邑”和“教化”之意。湘潭将靳江以北的两个乡拨给善化县，但是龟头市的北岸保留一个村。足以证明龟头市是通往长沙的水上交通要津。据《中湘碑头市刘氏三修族谱》中的《碑头市易名记》：卜宅之始原名碑头石，以水中石得名也。今所谓市者，昔者皆山麓灌丛，康熙年间始辟土诛茅，渐成村舍，遂易石而称市矣。碑头市有一种花鹊石，非常有名。
又据徐珂《清稗类钞》载：“靳江河有市曰碑头，沿河岸左，乱石林立，近水处青质白纹，多成梅花喜鹊，梅有枝干花萼，花皆互瓣，瓣皆有须，须上有穗。鹊有头尾身足，或飞或立，或敛翅，皆丝丝如画。”光绪《湘潭县志》：碑头或曰龟头，状石为名，刘宾门言。石润体圆，有松鬣梅蕊虫鸟之形，尝得十二石，并作诗夸之，又筑冠石亭。跨靳有甲寅桥，刘氏所建。光绪志中提到的刘宾门即刘元熙，号宾门，别号靳江，乾隆十六年进士。其得到十二奇石，应为碑头名产花鹊石，并作诗夸之，其诗不可考。但是其堂兄，先后担任朗江书院、岳麓书院山长的刘元燮创作了《灵石十二咏》，同邑罗汝怀的《湖南文征》中收录了刘元燮的《碑市灵石十二景诗序》。
刘氏家族在碑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据《中湘碑头市刘氏三修族谱》记录：碑头刘氏始迁祖髦嗣公，字镇邦，明永乐中以武功由金陵迁官长沙，二代度仪公官武冈州，遂占籍中湘，定居碑头石。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道光元年（1821）、1913年纂修族谱。班次：（自三世始）汉大廷世承奇，应（宗）朝元亨利贞，森然垂铭永新，默执锡治本焜，城钧温榖焕在，钟淳五行迭运。碑头刘氏始迁祖髦嗣公、二代度仪公均为军功为官。刘氏家族在碑头繁衍300年，默默无闻，留下的文字资料极为有限。连族谱中的人物传记，都是从始迁祖，二代祖，直接跳到光绪《湘潭县志》：又有刘成德（族谱记载为刘承德，七世祖），富而好施。孙宗尧，字阶升，有义侠之行。
光绪《湘潭县志》：松，字友竹，以岁贡补临湘训导，乞养不赴，后补溆浦，复辞曰：“昔不欲以禄养，今何官乎？”居濒靳溪，独建大桥，行者颂之。刘松继承了父亲刘宗尧，高祖刘成德的优秀品质，捐银一千八百两倡建龟头市石桥，历时五年、雍正十二年（1734）甲寅年大功告成，亲自作《甲寅桥记》（族谱上有记录，附文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甲寅桥的结构为八墩七孔石梁桥，桥长约55米，是靳江上跨度最大的石梁桥。建桥材料主要是长沙丁字湾麻石，桥的南北两侧各立有两对石象，寓意吉祥如意。桥墩麻石雕刻有蜈蚣等精美图案。建桥的工匠们为何不雕刻别的动物，独选蜈蚣？原来这是工匠们将民间“物象互制”的原理，应用在了建筑上。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观察了解到蛇怕蜈蚣因为蛇捕食时，张开大口，蜈蚣趁机一弹，弹入蟒蛇的腹内，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腹内一样，将其制服。而民间又相传，大蛇即蟒，蟒可变成蛟龙，蛟龙会兴风作浪，故而刻蜈蚣于桥上以制服蛟龙。这样雕刻的蜈蚣在不远处的石灵桥上也有。
甲寅桥竣工前后的雍正、乾隆20多年里、碑头刘氏家族竟然连续高中 “四翰林五举人”，写就湖南科举史上的一段传奇。刘元炳，雍正二年（1724）进士；刘元燮，雍正八年（1730）进士；刘元熙，号宾门，别号靳江，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刘亨地，乾隆二十年（1755）进士。四人于乾隆年间均入翰林院。
刘元烈，雍正壬子科（1732）乡试中式第十四名举人，选知县不就，乾隆三十二年癸酉（1767）奉恩旨钦赐国子监学正职衔。
刘元耀，乾隆辛酉科（1741）乡试中式第四十名举人，选知县不就。
刘元炜，乾隆癸酉（1753）乡试中式第三十一名举人，前任桂阳州嘉禾县儒学教谕，乾隆辛卯实授通道县教谕。
刘亨培，乾隆丙辰科（1736）乡试中式第六十名举人，截取知县。
刘亨基，乾隆庚午科（1750）中举，乾隆四十八年（1783）任台湾府知府。
这九人中刘松的儿子三人：分别是刘元燮、刘元烈、刘元耀； 刘松的孙子三人即刘元燮的儿子刘亨培、亨地、亨基。刘松的侄子三人：刘元炳、元熙、元炜。
碑头刘氏的科举传奇光耀青史，在湖南科举史上堪称奇迹。其实，作为湘潭的名门望族，碑头刘氏的兴盛达200年，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呢？
刘氏家族兴盛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一古训最好注释。笔者不揣浅陋，分为三点来解密。
一、节俭，碑头刘氏兴盛的基因。七世祖刘承德继承家产仅16亩，他勤俭积累，与长工同吃同劳，后来增置田地2000多亩。加之持家有方，为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修建甲寅桥等义举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刘氏历代女性女红不辍，讲究节俭，因此家境日趋殷实。如果儿孙不节俭，铺张浪费，那么家道败落也是迟早的事。
二、良好的家风，是碑头刘氏家族强大的灵魂。碑头刘氏家风的核心是两个字：义和忠。这是古人提倡的“立德立行”，也是儒道释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首先，义是一以贯之。修路架桥，扶危救困这些慈善义举在刘氏家族是举不胜举的。县志中记录七世祖刘承德“富而好施”。族谱中称他“性任侠，有胆略，扶颠济困，不避万难”，记录他在郡城拾金不昧找到失主和出五百金救乡邻的故事。八世寿山公 “及长，才识过人，好施与”。九世祖刘宗尧“有义侠之行”。 刘松倡修甲寅桥绝对是一个标志性义举。刘元熙乡居饶富，勤于施济，倡修义仓，主动捐粮，县志称赞“至今其乡社仓法为最善”，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其社仓刊刻管理办法的石碑。其次，是忠，当时忠君和爱国是两位一体的。刘元烈修建万寿亭并偕弟侄遥为乾隆六旬祝寿，引来碑头父老围观。这是忠君爱国的表现。《沅湘耆旧集》称刘元燮“性刚，不容于众。官御史时，都人相戒避刘御史”。纪晓岚称“余年十一二时，闻人称刘侍御凛凛若相避者”“先生刚直之气凛不可触”。这也是忠君的表现。刘元燮的儿子刘亨基担任台湾府知府，这是最早担任台湾地方执政官的湘潭人，其七女刘满姑（根据族谱记录为七女）随居台湾彰化官署，遇林爽文起事，刘亨基被杀，满姑自沉官署池塘，不得死，被俘虏，大呼“我名家女，岂惧死乎？汝曹生太平，乃为逆乱，官军至，汝曹当万段。”不屈而死。（清史稿列传297）这是舍生忘死的爱国体现。清政府表彰其忠烈，在甲寅桥南边不远处建忠烈牌坊表彰。
三、良好的教育氛围。八世祖刘寿山“手不释卷，游处皆贤达”。九世祖刘宗尧自幼嗜学，与长沙郭黄瞻，湘潭郭金台、石天际交好，笔札往来无虚日。十世祖刘校“清谈赋诗至夜分不倦，课子必慎择师”，高薪诚聘长沙韩乐、林磐安等名师宿儒教育子女。刘家藏书丰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侍讲刘亨地家藏本”十一种，五十卷。可见刘氏藏书丰富。族谱记录刘宗尧著作三本文集，刘校、刘元燮、刘亨培、刘利锴都有诗文集行于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元炜的三女刘光绮嫁与黄湘南，生黄本骐黄本骥，兄弟均为文史大家，湘南早逝，刘光绮独立支持，兄弟集古今母训为《贤母录》来感恩母亲。刘元炜的四女刘光璪著有《惜香集》。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自然促进刘氏子弟的成长。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刘氏家族在子孙姻亲方面也慎重选择，多与本地名望人品好的家族联姻，这样保证嫁入刘家女眷的文化素质和良好的德行，直接影响刘家后代的成长与家庭的和谐。
古人说过：“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碑头刘氏其实也忠实地践行这一古训。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其斩。兴盛了200年的刘氏家族似乎没有打破这宿命的魔咒。甲寅桥见证刘氏家族的兴盛，也见证了刘氏家族的衰落。对刘氏衰败的原因，光绪《湘潭县志》这样记载：“园亭敞丽，然仆从骄肆，行者辄令下马步过（指甲寅桥，引者注）。虽有义仓之惠，亦颇为论者所蚩也。或云地师诡说，令于祖茔前穿池，刘氏遂败。”斗转星移，盛衰转变，也是常理。就像碑头因水运而兴，因陆运而败落一样，甲寅桥畔煊赫的刘氏家族经历了光辉岁月，也经历了沉寂落寞。
2013年11月甲寅桥作为危桥而被拆除，2014年在原址新建混凝土公路桥并通车。
附：甲寅桥记
刘松
桥以甲寅名，纪年也。桥何以纪年？重创始也。事莫不难于创始而乐于观成。乃兹桥之建，始之难，成之尤难。市故为三邑通津，山涨易发，利涉维难。予倡议鸠工而岸阔沙浮，取材迂远，及经始就规将伯不力，爰竭精卫之投，破产之襄巨费，独捐千八百金，历五年而竣工，可谓以难始，以难成矣！客有谂予者曰：昔诗人许浑居丁卯桥，因以名其集，垂声艺林。而裴晋公居午桥，有庄极为幽胜，功成身退乃宴乐其间，招宾客，列管弦，征歌诗，纪盛业。君之以干支名桥也，其有慕于是乎？予曰：果果否否，二桥皆幸际其盛。予桥之创始雍正甲寅亦幸际其盛耳，是岁元旦立春年月日皆寅，又昭瑞雪之应，朝野记载而未有以名也，予乐之。予以名斯桥，使历亿万干支而溯创始之岁月有如此者。客闻之，轩渠而歌曰：江水左潆，谷山峙右，雁齿龟梁，与山永久。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