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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吴佩孚在湖南主和撤防】李茂春 蔡妍2019年2期总116
2019-08-26 09:24:46   来源:   评论:0 点击:

吴佩孚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1939年12月因牙疾经日本医生治疗后逝世。对吴佩孚的评价,中国现代史会会长郭德宏2014年曾说:以往,我们对吴佩孚,往往以‘北洋军阀’‘洋鬼子走狗&

吴佩孚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1939年12月因牙疾经日本医生治疗后逝世。对吴佩孚的评价,中国现代史会会长郭德宏2014年曾说:“以往,我们对吴佩孚,往往以‘北洋军阀’‘洋鬼子走狗’‘二七刽子手’等等概括。经过近十几年的研究,我们对吴佩孚的评价已经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真实。”(唐锡彤 刘晓焕 吴云德主编《吴佩孚新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笔者则认为当今评价以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的辞条“吴佩孚”定义最具权威。其曰:吴佩孚“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辞海》2009年版)《辞海》定性吴佩孚为“爱国军人”已越来越形成学术界的共识。
 
一九一九年吴佩孚在湖南的历史背景
民国之初始于孙中山反袁世凯帝制形成的 “护法运动”,使中国形成广州(南京)与北京两种对立的政治、军事系统,造成国家的南北政治、军事分裂与冲突。实现国家南北和平与统一,便成为时人最关注的政治议题。1917年12月3日,北洋军阀在天津开会,决定“并力平南,反对议和”对西南开战。冯国璋代总统12月16日发布命令,命曹锟为第一路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分别率师入湖南、湖北、江西。1918年1月30日,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携部第三师进攻湖南。南方军政府立即迎击,南北战事爆发,南方滇黔军于1917年攻克重庆,1918年1月27日占领岳州。
1918年2月7日,第一路总司令曹锟自天津南下设司令部于汉口。吴佩孚第三师在湖南攻势凌厉,3月17日攻克岳州,3月26日攻陷长沙。长沙为吴佩孚所克,段祺瑞却于3月27日任命其亲信(皖系)张敬尧为湘督,惹曹锟、吴佩孚不满。4月5日曹锟电请免去两湖宣抚使之职,4月13日吴佩孚也以疲劳为由,欲求部队调回岳州。段祺瑞为鼓舞士气于4月中旬武汉犒师,吴佩孚于4月20日克衡山,23日占领衡阳,使湖南置于北京政府控制之下。4月24日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促曹锟、张怀芝及鄂督王占元继续作战。
自1918年3月吴佩孚率军入湘至1920年5月北归保定,有《申报》报道时事,吴佩孚“平南”,任援粤副总司令,“吴不过名义上之副司令,实际上仍扼守衡耒一带,肃清湘南余孽,”(《曹张吴命令发表之经过》,《申报》1918624日)其时长在两年两个月之间。
此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吴佩孚却能以军界师长身份的觉醒,审时度势,以国民公意为大义,发表自己“息争御侮”的政治主张;并倡儒家道义,行偃武御侮,笃行儒者军人撤军的行动,霎时威名鹊起,形成极大的社会关注,在民国军阀林立之中树起“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的旗帜,确立起 “爱国军人”的形象。究其缘由,儒家世界观是其动机基点,“五四运动”是其民族觉醒的反弧射,国民和平愿望是其民意支撑,主和撤防行动是其风云担当。
 
吴佩孚的儒家世界观
吴佩孚小商人出身,6岁入私塾,9岁做文章,12岁念《四书》《五经》,14岁进登州府水师营半工半读为学兵,14、15岁授业于登州府宿儒国学大师李丕森,16岁读《三国演义》《精忠说岳传》,悉阅《易经》《春秋》,看过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研究术数《六壬大全》《柳庄相术》《李虚中命书》,他衷心敬慕关岳,私淑戚公,忠君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凭着刻苦学习的功力,22岁(1896年)应童子试,一鸣惊人,以登州府院试第三名高中秀才。自此,其人生信奉忠信礼义孝悌廉耻之八德,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吴佩孚形成的儒家世界观,对其人生理想起着支配导向作用,制约着他个人成长及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和行动决断。他曾说:“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故1920年6月25日,正值盛年的北洋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驻守衡阳前线,倡议息争御侮,主动撤兵,愿“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则就不奇怪了。其部队撤出湖南经过武汉,时受到青年学生及报界欢呼,其儒家军人意气顿时风发,挥笔写下《满江红·登蓬莱阁》:“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其儒家道德大义溢于言表。
 
“五四运动”促其民族觉醒
早年,吴佩孚曾目睹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其姓名“吴佩孚”三个字就富有抗击倭寇的涵义。吴佩孚父亲吴可成的1874“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了日本琉球海滩难民事件,日本人趁机挑衅,派兵攻台,明明吃了败仗,反而向我国索尝军费50万两,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颇为愤慨。可能吴可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潜意识的关系,吴佩孚诞生的那一天,他梦见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由于戚继光,字‘佩玉’。因此,当吴佩孚呱呱坠地,吴可成便以‘佩’字为名,‘玉’字为字,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章君榖著《吴佩孚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可以说,抗倭英雄戚继光影响了吴佩孚一生,是他一生反日抗日的精神支撑和效法楷模。
1918年国内“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辞去军政府大元帅。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法美日意等国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21条”,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力,遭到与会国家拒绝,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政府秘密卖国的行径暴露,举国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爆发。面对“五四运动”,率军“平南”驻扎衡阳前线的师长吴佩孚,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阀政客对运动的冷漠,做出了爱国军人的正确选择,发出了抗夷御侮鲜明的政治主张。
据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阎书钦教授统计论析,吴佩孚驻湘期间在表达偃武御侮、拒签和约、支持爱国民众运动公诸于《申报》《晨报》的通电文稿竟达27篇。如:
1919年6月吴佩孚致电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要求拒签和约:“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吴佩孚《致军界同志痛论签字问题并请赞同力拒》,《吴佩孚书牍全篇》上海竞智图书馆 19229月版)龚复电,劝说吴佩孚此电与邦交“似未稍合”,不要公开。(16)(《专电一》,《申报》1919624日,第1张,第3版。)吴不满龚的复电,进而提出中国代表应在巴黎和会上向日方询明交还青岛的确切期限,并由各国共同立约。(《专电》,《申报》1919623日)于6月28日在《申报》公开,将电文通告全国。
1919年8月19日的政府谈判,发生所谓政府补签和约问题,吴佩孚得悉,于8月21日急询龚心湛有无此事。9月5日又致电总统徐世昌:“坚不盖印,”“并请全国军民监督于下,对于补签德约,必须根本推翻,以待国际联盟公决。”(《吴佩孚讦龚心湛之又一电》,《申报》1919923日)1919年12月,吴佩孚得知政府拟由驻日公使与日方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致电总理靳云鹏:交涉应“以重主权,而保国土。”(《吴佩孚最近之两要电》,《申报》192011日)
1920年2月5日吴佩孚致电总统徐世昌,要求退回日牒,拒绝直接交涉,强调中国并未签订对德和约,日方无权要求中国接受日方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今我政府,若与之直接交涉,是即默认服从,对于拒签德约,自相矛盾。”(《吴佩孚反对直接交涉电》,《申报》1920213日)“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之弊害,言之极为沉痛,确足代表国民心理,发摅谠论。”(《刘显世复吴佩孚通电》,《晨报》1920215日)2月13日,吴又致电总理靳云鹏:“若竟悍然不顾,逆拂人民之公意,以博邻国之欢心,则大乱之起,迫于眉睫。”(《吴佩孚反对直接交涉电》,《晨报》1920216日)同时吴佩孚致函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我军民各界,早有决心,必达到保存国土之目的而后止。”(《吴佩孚覆各路商界联合会函——坚持退还日牒》,《申报》1920216日)
还有1919年公开的吴佩孚电文反映,皖系军阀马良在“五四运动”期间,济南戒严,逮捕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8月又逮捕学生16人,杀害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激起全国抗议。这年的8月13日,吴佩孚致电济南镇守使马良:“在各界既属热心爱国,又非结党作乱,即或稍逾常轨,其心可怜,而其情亦可原。先生亦何必发雷霆之威,下动员之令,与民意宣战耶?”(《吴佩孚忠告马良电》,《申报》1919815日)对其暴行,公开加以痛斥。
此期间的这些文电,充分反映了吴佩孚在“五四运动”时期鲜明的政治态度及主张。一是大义凛然,忧心爱国;二是军人振臂,坚定国人;三是偃武御侮,呼应民心公义。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介军人武夫吴佩孚,其民族大义的激荡,爱国主义的熏陶,已成为民国嘱目、中外注视的人物,其个人声望远远超越在其之上职衔的军阀了。时民国总统徐世昌说:“吴子玉一言一行,可以动天下之视听,天南地北,到处呼应,他的种种意见,我们倒是必须注意留心。”(章君榖著《吴佩孚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顺乎民意 南北停战
1918年前,吴佩孚的队伍是支持段祺瑞政府的。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军人为国家利益服务,是吴佩孚一生的行为逻辑,在国家概念下北京政府以南方异己为征战统一对象,也是吴佩孚的责任。
时“顺铁路南下入境方便、又毗邻着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湖南的这种战略地位使它成为段(祺瑞)的首要目标。1917年8月,段任命他的一个追随者为湖南督军。湖南人抵制,战争便爆发了。他们把段任命的人赶出了湖南,战争则持续到了1918年春。到这时,吴佩孚最终击败了湖南军队,使该省置于北方的控制之下。而段任命他的亲信张敬尧做了该省督军,从而使希望得到这一任命的吴佩孚受挫。……吴做出反应,立即停止了反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而且从那一刻起,开始严厉批评北京政府。同时,曹锟也开始担心段会解除他直隶督军的职务。曹锟、吴佩孚这样具有独立野心的专制军人,对段祺瑞在财政、军事和政治势力方面稳步增长总有一种内心恐惧。”([美]费正清主编 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然而,就在“平南”大获其胜,段祺瑞于1918年4月23日南行汉口犒师,吹捧吴佩孚常胜将军督促再战,期待“平南”指日可待之时,曹、吴在会上却诧异的冷淡。曹锟一句:打南方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军饷难筹。吴佩孚则回到衡阳前线按兵不动,再也没有北上作战的消息了。此则是吴佩孚作为爱国军人身份特立独行的地方。
时段祺瑞操纵“安福会”腐败昏庸,对外竟然与日本密约滥借日款,允许“巴黎和会”将由日本继承战败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国内“中央”与地方各种政治主张扞格不入,各省“自治”“独立”群雄纷争,人民苦难。
吴佩孚面对国家分崩离析,人民祈盼和平的现实,其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继续执行段政府的“平南”征战,无异于逆拂民意饮鸩止渴自我作孽。而儒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衣食温饱,可不是由自己用战端的双手制造国家民族的悲剧。
于是,1918年6月25日,吴佩孚在衡阳跟谭延闿、赵恒惕达成南北军事“停战协议”,使穷兵黩武的段政府吃了一记闷棍。(章君榖著《吴佩孚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8月下旬吴佩孚连发四电揭露段祺瑞的亲日政策,呼吁息争御侮,主张顺乎民意罢战议和。8月21日,吴佩孚又在衡阳联合冯玉祥等15人通电全国,再次呼吁停战御侮,希望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夺地盘,言明自己今生今世不作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并要求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颁布通体一国罢战之明令”。(《前敌将领之两大主张》,《晨钟报》1918825日)对此,8月24日段祺瑞亲拟一电,以教训口气斥责吴,称吴作为军人,应尽服从天职。责任内阁为国家政令中枢,吴提出异议是“干犯纲纪”,要吴“嗣后勿再妄谈政治”。(《补录段总理申斥吴佩孚电》,《晨钟报》191891日)段刚发出此电,吴于24日又发通电,要求迅速将吴部撤回直隶(《吴佩孚敬、俭两电之原文:其一申请即日撤师,其一声明非受人嗾使》,《晨钟报》1918831日)。26日,吴佩孚接段电后,发表通电痛驳段,称本人直接服从曹锟,间接服从总统冯国璋。冯与曹均主和平,本人“即根据实行”。而根据民国约法,宣战媾和权在总统,而不在内阁,非段之权。(《吴佩孚态度之再接再厉——宥电之原文如此》,《晨钟报》1918829日)此外,他还在驻湘北洋各军中宣传停战。9月下旬,他指示所部向在湘各北洋军印发数万张《湖南直军军士之感言》,批评段政府穷兵黩武,主张“由局部和平进而为国家和平”,在湖南军政界反响极大,“将士阅此,颇多感动,”“某要人曾致电中央,指为煽惑军心”。(《长沙通信》,《申报》1918924日)吴佩孚这一连串的通电主和、偃武御侮、驻军不前、签订协议等逆悖上级而行出头椽子的做法,实有齐天大圣舞大旗——藐视天罡的感觉。
台湾国民党学者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中是这么记述的:“吴佩孚通电息争御侮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失败。1918年6、7月间,北京政府部署新的国会选举,新国会于8月12日在北京闭幕。冯国璋因代总统任期届满,通电表示无意恋栈,不再竞争选举。9月4日,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10月10日,徐世昌就职,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就此,北方政府,冯、段之间主和、主战之争告一段落。此时南方军政府,已于5月改组,主战的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之职,于6月抵上海。于是南北局势暂趋缓和。”
吴佩孚1918—1919罢战主和偃武御侮不仅有通电而且有行动,他在湖南前线敢于特立独行,敢于拒接执行中央的命令,敢于实行山头举旗罢战主和,之所以敢于这样干,敢于这样做,除国情国势危机,儒家道义责任,“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境之外,
“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顺乎民心民意的做法,肯怕是其最强大的现实支撑。
 1918年5月吴佩孚战下长沙,28日即率部500批亢捣虚朝发夕至来到衡阳城下,领部下行列整齐入城。街上百姓先是一瞥北洋军制服衣装和旗号,吓得魂飞天外,拔腿就跑,吴佩孚苦笑叹息。第二天,吴佩孚头一件事就是宴请衡阳名绅奢老。席间,他说明第三师开进衡阳的用意,保证军队绝不扰民,违犯军纪定将严惩。在坐一位奢老说:“吴总司令的大名,如雷贯耳,北洋第三师的军纪严明是远近皆知,总司令用不着这样大张筵席款待我们。但北洋第七师和张怀芝的山东队伍此次南来,就像煞星瘟神,岳州是十室九空,民无噍类,长沙则敲诈勒索,搜刮空前。听说曹(锟)都督隐瞒不住,报到大总统府,蒙冯大总统拨洋十万元,赈济灾黎,分给岳州四万、长沙六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另一绅士见此话出口,恐怕要出事,马上接口说:“昨天下午贵军突然入城,老百姓一见北洋军符号,当时吓得人人逃跑,家家户户关门上闩。往后听说来的是北洋第三师,顿时就欢天喜地,都说是这下子不要紧了。今天早晨,除了城内外交通暂时断绝,总司令不信你可以自己出去看看,衡阳市面早已全部恢复。”吴佩孚听完,感从心来,诚心诚意地说:“第三师头一回到衡阳,就受到父老诸姑如此的爱护,如此的推许,真是我们全体弟兄最大的光荣。”(章君榖著《吴佩孚传》
吴佩孚在衡阳歇马以睱造成前线缓兵的局面,当然与曹锟、冯国璋和段祺瑞、徐树铮之流的明争暗斗不无关系,也与南军军事态势相互默契有关,其做法自然得到南方军政府及湖南政局的支持。由此,我们可以说,吴佩孚其时保有爱国军人的姿态,践行爱国军人的作为,能在民众民心面前树立起爱国军人的鲜明形象也绝不是偶然的。
多年以后,吴佩孚作《回防途次》回叙“撤防北归”的风云往事:“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笔者认为,吴佩孚此间偃武御侮爱国军人形象的确立,正是建立在民心向背之上,一是举国盼望和平统一,而段政府发动征南内战,不得人心;二是日本狼子野心在“巴黎和会”分赃打劫,独吞山东,激发国人“五四运动”,皖系政府却行亲日密交,大失人心。而反观吴佩孚偃武御侮撤军北归,是自民国创立孙先生让位以来军阀割据难得的道义正举。时民国报章认为,吴佩孚军人爱国行动是国运否极泰来复兴之契机,民国贞下之祈愿,赢得了民心喝彩,影响着国际视听。正如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所说:“五四时期”的吴佩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的卖国,无论动机如何,这些行动总像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单位:李茂春,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蔡妍,湖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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