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吴佩孚在湖南主和撤防】李茂春 蔡妍2019年2期总116
2019-08-26 09:24:46   来源：   评论：0 点击：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1939年12月因牙疾经日本医生治疗后逝世。对吴佩孚的评价，中国现代史会会长郭德宏2014年曾说：“以往，我们对吴佩孚，往往以‘北洋军阀’‘洋鬼子走狗’‘二七刽子手’等等概括。经过近十几年的研究，我们对吴佩孚的评价已经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加真实。”（唐锡彤 刘晓焕 吴云德主编《吴佩孚新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笔者则认为当今评价以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的辞条“吴佩孚”定义最具权威。其曰：吴佩孚“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辞海》2009年版）《辞海》定性吴佩孚为“爱国军人”已越来越形成学术界的共识。
 
一九一九年吴佩孚在湖南的历史背景
民国之初始于孙中山反袁世凯帝制形成的 “护法运动”，使中国形成广州（南京）与北京两种对立的政治、军事系统，造成国家的南北政治、军事分裂与冲突。实现国家南北和平与统一，便成为时人最关注的政治议题。1917年12月3日，北洋军阀在天津开会，决定“并力平南，反对议和”对西南开战。冯国璋代总统12月16日发布命令，命曹锟为第一路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分别率师入湖南、湖北、江西。1918年1月30日，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携部第三师进攻湖南。南方军政府立即迎击，南北战事爆发，南方滇黔军于1917年攻克重庆，1918年1月27日占领岳州。
1918年2月7日，第一路总司令曹锟自天津南下设司令部于汉口。吴佩孚第三师在湖南攻势凌厉，3月17日攻克岳州，3月26日攻陷长沙。长沙为吴佩孚所克，段祺瑞却于3月27日任命其亲信（皖系）张敬尧为湘督，惹曹锟、吴佩孚不满。4月5日曹锟电请免去两湖宣抚使之职，4月13日吴佩孚也以疲劳为由，欲求部队调回岳州。段祺瑞为鼓舞士气于4月中旬武汉犒师，吴佩孚于4月20日克衡山，23日占领衡阳，使湖南置于北京政府控制之下。4月24日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促曹锟、张怀芝及鄂督王占元继续作战。
自1918年3月吴佩孚率军入湘至1920年5月北归保定，有《申报》报道时事，吴佩孚“平南”，任援粤副总司令，“吴不过名义上之副司令，实际上仍扼守衡耒一带，肃清湘南余孽，”（《曹张吴命令发表之经过》，《申报》1918年6月24日）其时长在两年两个月之间。
此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吴佩孚却能以军界师长身份的觉醒，审时度势，以国民公意为大义，发表自己“息争御侮”的政治主张；并倡儒家道义，行偃武御侮，笃行儒者军人撤军的行动，霎时威名鹊起，形成极大的社会关注，在民国军阀林立之中树起“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的旗帜，确立起 “爱国军人”的形象。究其缘由，儒家世界观是其动机基点，“五四运动”是其民族觉醒的反弧射，国民和平愿望是其民意支撑，主和撤防行动是其风云担当。
 
吴佩孚的儒家世界观
吴佩孚小商人出身，6岁入私塾，9岁做文章，12岁念《四书》《五经》，14岁进登州府水师营半工半读为学兵，14、15岁授业于登州府宿儒国学大师李丕森，16岁读《三国演义》《精忠说岳传》，悉阅《易经》《春秋》，看过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研究术数《六壬大全》《柳庄相术》《李虚中命书》，他衷心敬慕关岳，私淑戚公，忠君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凭着刻苦学习的功力，22岁（1896年）应童子试，一鸣惊人，以登州府院试第三名高中秀才。自此，其人生信奉忠信礼义孝悌廉耻之八德，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吴佩孚形成的儒家世界观，对其人生理想起着支配导向作用，制约着他个人成长及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和行动决断。他曾说：“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故1920年6月25日，正值盛年的北洋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驻守衡阳前线，倡议息争御侮，主动撤兵，愿“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则就不奇怪了。其部队撤出湖南经过武汉，时受到青年学生及报界欢呼，其儒家军人意气顿时风发，挥笔写下《满江红·登蓬莱阁》：“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其儒家道德大义溢于言表。
 
“五四运动”促其民族觉醒
早年，吴佩孚曾目睹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其姓名“吴佩孚”三个字就富有抗击倭寇的涵义。吴佩孚父亲吴可成的1874“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了日本琉球海滩难民事件，日本人趁机挑衅，派兵攻台，明明吃了败仗，反而向我国索尝军费50万两，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颇为愤慨。可能吴可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潜意识的关系，吴佩孚诞生的那一天，他梦见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由于戚继光，字‘佩玉’。因此，当吴佩孚呱呱坠地，吴可成便以‘佩’字为名，‘玉’字为字，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章君榖著《吴佩孚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可以说，抗倭英雄戚继光影响了吴佩孚一生，是他一生反日抗日的精神支撑和效法楷模。
1918年国内“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辞去军政府大元帅。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法美日意等国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21条”，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力，遭到与会国家拒绝，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政府秘密卖国的行径暴露，举国愤怒。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21条”“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爆发。面对“五四运动”，率军“平南”驻扎衡阳前线的师长吴佩孚，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阀政客对运动的冷漠，做出了爱国军人的正确选择，发出了抗夷御侮鲜明的政治主张。
据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阎书钦教授统计论析，吴佩孚驻湘期间在表达偃武御侮、拒签和约、支持爱国民众运动公诸于《申报》《晨报》的通电文稿竟达27篇。如：
1919年6月吴佩孚致电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要求拒签和约：“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吴佩孚《致军界同志痛论签字问题并请赞同力拒》，《吴佩孚书牍全篇》上海竞智图书馆 1922年9月版）龚复电，劝说吴佩孚此电与邦交“似未稍合”，不要公开。（16）（《专电一》，《申报》1919年6月24日，第1张，第3版。）吴不满龚的复电，进而提出中国代表应在巴黎和会上向日方询明交还青岛的确切期限，并由各国共同立约。（《专电》，《申报》1919年6月23日）于6月28日在《申报》公开，将电文通告全国。
1919年8月19日的政府谈判，发生所谓政府补签和约问题，吴佩孚得悉，于8月21日急询龚心湛有无此事。9月5日又致电总统徐世昌：“坚不盖印，”“并请全国军民监督于下，对于补签德约，必须根本推翻，以待国际联盟公决。”（《吴佩孚讦龚心湛之又一电》，《申报》1919年9月23日）1919年12月，吴佩孚得知政府拟由驻日公使与日方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致电总理靳云鹏：交涉应“以重主权，而保国土。”（《吴佩孚最近之两要电》，《申报》1920年1月1日）
1920年2月5日吴佩孚致电总统徐世昌，要求退回日牒，拒绝直接交涉，强调中国并未签订对德和约，日方无权要求中国接受日方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今我政府，若与之直接交涉，是即默认服从，对于拒签德约，自相矛盾。”（《吴佩孚反对直接交涉电》，《申报》1920年2月13日）“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之弊害，言之极为沉痛，确足代表国民心理，发摅谠论。”（《刘显世复吴佩孚通电》，《晨报》1920年2月15日）2月13日，吴又致电总理靳云鹏：“若竟悍然不顾，逆拂人民之公意，以博邻国之欢心，则大乱之起，迫于眉睫。”（《吴佩孚反对直接交涉电》，《晨报》1920年2月16日）同时吴佩孚致函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我军民各界，早有决心，必达到保存国土之目的而后止。”（《吴佩孚覆各路商界联合会函——坚持退还日牒》，《申报》1920年2月16日）
还有1919年公开的吴佩孚电文反映，皖系军阀马良在“五四运动”期间，济南戒严，逮捕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8月又逮捕学生16人，杀害回教救国后援会领导，激起全国抗议。这年的8月13日，吴佩孚致电济南镇守使马良：“在各界既属热心爱国，又非结党作乱，即或稍逾常轨，其心可怜，而其情亦可原。先生亦何必发雷霆之威，下动员之令，与民意宣战耶？”（《吴佩孚忠告马良电》，《申报》1919年8月15日）对其暴行，公开加以痛斥。
此期间的这些文电，充分反映了吴佩孚在“五四运动”时期鲜明的政治态度及主张。一是大义凛然，忧心爱国；二是军人振臂，坚定国人；三是偃武御侮，呼应民心公义。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介军人武夫吴佩孚，其民族大义的激荡，爱国主义的熏陶，已成为民国嘱目、中外注视的人物，其个人声望远远超越在其之上职衔的军阀了。时民国总统徐世昌说：“吴子玉一言一行，可以动天下之视听，天南地北，到处呼应，他的种种意见，我们倒是必须注意留心。”（章君榖著《吴佩孚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顺乎民意 南北停战
1918年前，吴佩孚的队伍是支持段祺瑞政府的。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军人为国家利益服务，是吴佩孚一生的行为逻辑，在国家概念下北京政府以南方异己为征战统一对象，也是吴佩孚的责任。
时“顺铁路南下入境方便、又毗邻着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湖南的这种战略地位使它成为段（祺瑞）的首要目标。1917年8月，段任命他的一个追随者为湖南督军。湖南人抵制，战争便爆发了。他们把段任命的人赶出了湖南，战争则持续到了1918年春。到这时，吴佩孚最终击败了湖南军队，使该省置于北方的控制之下。而段任命他的亲信张敬尧做了该省督军，从而使希望得到这一任命的吴佩孚受挫。……吴做出反应，立即停止了反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而且从那一刻起，开始严厉批评北京政府。同时，曹锟也开始担心段会解除他直隶督军的职务。曹锟、吴佩孚这样具有独立野心的专制军人，对段祺瑞在财政、军事和政治势力方面稳步增长总有一种内心恐惧。”（［美］费正清主编 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然而，就在“平南”大获其胜，段祺瑞于1918年4月23日南行汉口犒师，吹捧吴佩孚常胜将军督促再战，期待“平南”指日可待之时，曹、吴在会上却诧异的冷淡。曹锟一句：打南方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军饷难筹。吴佩孚则回到衡阳前线按兵不动，再也没有北上作战的消息了。此则是吴佩孚作为爱国军人身份特立独行的地方。
时段祺瑞操纵“安福会”腐败昏庸，对外竟然与日本密约滥借日款，允许“巴黎和会”将由日本继承战败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国内“中央”与地方各种政治主张扞格不入，各省“自治”“独立”群雄纷争，人民苦难。
吴佩孚面对国家分崩离析，人民祈盼和平的现实，其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继续执行段政府的“平南”征战，无异于逆拂民意饮鸩止渴自我作孽。而儒者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衣食温饱，可不是由自己用战端的双手制造国家民族的悲剧。
于是，1918年6月25日，吴佩孚在衡阳跟谭延闿、赵恒惕达成南北军事“停战协议”，使穷兵黩武的段政府吃了一记闷棍。（章君榖著《吴佩孚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8月下旬吴佩孚连发四电揭露段祺瑞的亲日政策，呼吁息争御侮，主张顺乎民意罢战议和。8月21日，吴佩孚又在衡阳联合冯玉祥等15人通电全国，再次呼吁停战御侮，希望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夺地盘，言明自己今生今世不作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并要求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颁布通体一国罢战之明令”。（《前敌将领之两大主张》，《晨钟报》1918年8月25日）对此，8月24日段祺瑞亲拟一电，以教训口气斥责吴，称吴作为军人，应尽服从天职。责任内阁为国家政令中枢，吴提出异议是“干犯纲纪”，要吴“嗣后勿再妄谈政治”。（《补录段总理申斥吴佩孚电》，《晨钟报》1918年9月1日）段刚发出此电，吴于24日又发通电，要求迅速将吴部撤回直隶（《吴佩孚敬、俭两电之原文：其一申请即日撤师，其一声明非受人嗾使》，《晨钟报》1918年8月31日）。26日，吴佩孚接段电后，发表通电痛驳段，称本人直接服从曹锟，间接服从总统冯国璋。冯与曹均主和平，本人“即根据实行”。而根据民国约法，宣战媾和权在总统，而不在内阁，非段之权。（《吴佩孚态度之再接再厉——宥电之原文如此》，《晨钟报》1918年8月29日）此外，他还在驻湘北洋各军中宣传停战。9月下旬，他指示所部向在湘各北洋军印发数万张《湖南直军军士之感言》，批评段政府穷兵黩武，主张“由局部和平进而为国家和平”，在湖南军政界反响极大，“将士阅此，颇多感动，”“某要人曾致电中央，指为煽惑军心”。（《长沙通信》，《申报》1918年9月24日）吴佩孚这一连串的通电主和、偃武御侮、驻军不前、签订协议等逆悖上级而行出头椽子的做法，实有齐天大圣舞大旗——藐视天罡的感觉。
台湾国民党学者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中是这么记述的：“吴佩孚通电息争御侮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失败。1918年6、7月间，北京政府部署新的国会选举，新国会于8月12日在北京闭幕。冯国璋因代总统任期届满，通电表示无意恋栈，不再竞争选举。9月4日，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10月10日，徐世昌就职，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就此，北方政府，冯、段之间主和、主战之争告一段落。此时南方军政府，已于5月改组，主战的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之职，于6月抵上海。于是南北局势暂趋缓和。”
吴佩孚1918—1919罢战主和偃武御侮不仅有通电而且有行动，他在湖南前线敢于特立独行，敢于拒接执行中央的命令，敢于实行山头举旗罢战主和，之所以敢于这样干，敢于这样做，除国情国势危机，儒家道义责任，“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境之外，
“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顺乎民心民意的做法，肯怕是其最强大的现实支撑。
 1918年5月吴佩孚战下长沙，28日即率部500批亢捣虚朝发夕至来到衡阳城下，领部下行列整齐入城。街上百姓先是一瞥北洋军制服衣装和旗号，吓得魂飞天外，拔腿就跑，吴佩孚苦笑叹息。第二天，吴佩孚头一件事就是宴请衡阳名绅奢老。席间，他说明第三师开进衡阳的用意，保证军队绝不扰民，违犯军纪定将严惩。在坐一位奢老说：“吴总司令的大名，如雷贯耳，北洋第三师的军纪严明是远近皆知，总司令用不着这样大张筵席款待我们。但北洋第七师和张怀芝的山东队伍此次南来，就像煞星瘟神，岳州是十室九空，民无噍类，长沙则敲诈勒索，搜刮空前。听说曹（锟）都督隐瞒不住，报到大总统府，蒙冯大总统拨洋十万元，赈济灾黎，分给岳州四万、长沙六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另一绅士见此话出口，恐怕要出事，马上接口说：“昨天下午贵军突然入城，老百姓一见北洋军符号，当时吓得人人逃跑，家家户户关门上闩。往后听说来的是北洋第三师，顿时就欢天喜地，都说是这下子不要紧了。今天早晨，除了城内外交通暂时断绝，总司令不信你可以自己出去看看，衡阳市面早已全部恢复。”吴佩孚听完，感从心来，诚心诚意地说：“第三师头一回到衡阳，就受到父老诸姑如此的爱护，如此的推许，真是我们全体弟兄最大的光荣。”（章君榖著《吴佩孚传》）
吴佩孚在衡阳歇马以睱造成前线缓兵的局面，当然与曹锟、冯国璋和段祺瑞、徐树铮之流的明争暗斗不无关系，也与南军军事态势相互默契有关，其做法自然得到南方军政府及湖南政局的支持。由此，我们可以说，吴佩孚其时保有爱国军人的姿态，践行爱国军人的作为，能在民众民心面前树立起爱国军人的鲜明形象也绝不是偶然的。
多年以后，吴佩孚作《回防途次》回叙“撤防北归”的风云往事：“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笔者认为，吴佩孚此间偃武御侮爱国军人形象的确立，正是建立在民心向背之上，一是举国盼望和平统一，而段政府发动征南内战，不得人心；二是日本狼子野心在“巴黎和会”分赃打劫，独吞山东，激发国人“五四运动”，皖系政府却行亲日密交，大失人心。而反观吴佩孚偃武御侮撤军北归，是自民国创立孙先生让位以来军阀割据难得的道义正举。时民国报章认为，吴佩孚军人爱国行动是国运否极泰来复兴之契机，民国贞下之祈愿，赢得了民心喝彩，影响着国际视听。正如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所说：“五四时期”的吴佩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的卖国，无论动机如何，这些行动总像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单位：李茂春，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蔡妍，湖南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