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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儒商三绝:酱、茶、砚】胡卫平2019年1期总115
2019-04-05 16:07:52   来源:   评论:0 点击:

双峰县城永丰镇旧称“湘乡中里”。前清湖南有“上湘(湘乡)”、“中湘”(湘潭),“下湘”(湘阴)三湘之说。“上湘”清康乾年间又有上、中、下(首)三里之称。上里,全称“上十三里”,包括现娄底市娄星区及涟源市杨家滩等地区;中里,全称“中十六里”,即今双峰县全境;下里全称“下十八里”包括十五个里及湘乡城关镇三坊,也称首里,范围就是今湘乡全市。
湘乡中里在清乾隆三年(1738),随着永丰县丞署的建立,实际上具有湘乡分县的性质了。永丰镇的儒商产品有三绝,即永丰辣酱、永丰细茶、双峰绿(溪砚)在为中国争取外汇,而载入史册。
 
一、永丰辣酱
永丰人称做辣酱为晒辣酱。永丰辣酱是佐饭的佳品。永丰曾彩初先生曾撰联云:“五味俱备,每饭不忘;百年名产,有口皆碑。”“公共食堂”时期,菜蔬不足。永丰有顺口溜云:“三两米,喷喷香,冇得菜,夹辣酱。” 辣酱在永丰人们的饮食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永丰蔡林氏生产辣酱简史
蔡和森的祖父叫蔡寿崧,是蔡广益酱园兼南货店的继承人。道光年间蔡寿崧与荷叶曾氏交好,曾氏在蔡广益南货店买货,从来就是记账,定期结算。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妹夫王待聘(率五)由曾国潢介绍“进蔡广益杂货店学习生意,是以伙计相待”。当时,王率五在永丰一家当铺帮工。“当铺要留,蔡店则要清,已入蔡。”(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九日曾国潢《致伯兄》信)曾国藩在七月十五日《与诸弟》信中高兴地说:“率五在永丰有人争请,予闻之甚喜。”
蔡寿崧之父蔡宝臣是双峰书院“首士”(山长助理),年轻曾入京师国子监学习。不幸于咸丰四年去世。其同为“首士”的湘中联圣朱尧阶挽联曰:
双峰共事订神交,忆富甲通乡勤辛爱士,数到知心唯剩我;
两月同偕成仙去,幸乃翁难老令子俱佳,顾承遗命有阿兄。
蔡和森是永丰蔡林氏第9代传人。其第三世祖志勤公:
性诚笃,市于永,远近知其不欺。而家远渐昌,列成均。(朱尧阶《石板冲墓表》)
这是蔡和森的三世祖在永丰经商,发财了,并进入官办学校(列成均)。因而“蔡广祥”“蔡广益”“蔡广顺”三家杂货店挺立永丰市场,到蔡和森同志的六世祖“世传公”(曾祖父)
由贸易起家,性孝友、通大义。自从充当双峰书院首士,订交益笃。(朱尧阶《石板冲墓表》)
蔡和森的太公即“蔡广益”杂货店的传人。
蔡和森一家人,从三世祖志勤公开始,直至蔡和森同志少年即在“蔡广祥”辣酱店学徒三年,因此蔡和森家六代人“贸易”经商,是永丰典型的儒商代表家庭。
2. 新中国永丰辣酱生产简史
新中国成立后,永丰辣酱由作坊逐渐转向以工厂生产为主。1954年,县食杂日杂公司建立辣酱蜜饯厂,开始将原、配料手工粉碎改为机械粉碎,工效提高。1965年,永丰镇红旗村建辣酱厂,年产辣酱25吨。1981年,县蔬菜公司建酱厂,年产辣酱40吨。1986年,双峰县成立永丰辣酱总公司。原辣酱蜜饯厂改为永丰辣酱一厂;永丰镇红旗村辣酱厂改为二厂;县蔬菜公司酱厂改为三厂。1987年,全县生产商品辣酱1570吨,从业人员300余人,年产值400多万元,盈利70余万元。三个酱厂的质量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一厂的辣酱被评为省优产品,二厂的辣酱被评为省优产品和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三个酱厂的产品在湖南名优食品展销会上共获四个“芙蓉奖”。目前,又有永丰酱园生产的“湘宝”牌辣酱,被推为湖南名产,成为省级龙头企业,率领八个酱厂,年产酱二万吨,其中湘兰一家就有八千吨之多,故此,双峰县成为中国辣酱第一县。
关于永丰辣酱,中央、省市电视台曾多次报道。2017年11月21晚7点,中央台七套节目大篇幅报道“双峰特产——永丰辣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曾在“蔡广祥”做过三年学徒。永丰辣酱也遍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出口日本、美国、加拿大、坦桑尼亚等诸多国家。
永丰辣酱是湘中重镇永丰儒商的一块金字招牌。
 
二、永丰细茶(含红茶)
清代,茶叶为中十六里双峰经济作物之大宗,那时,一般的农户都习惯在自己的菜园里种植茶树,双峰人因之称为家园茶。此茶以永丰所产为最佳,特别是清明、谷雨时节所采摘、制作的白芽茶,又嫩又细。这种谷雨前茶,曾国藩称之为“永丰细茶”。
1.曾国藩一生与永丰细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①道光年间: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初七,曾国藩在《与父亲》信中说:“如有便附物来京,望附茶叶、大布而已。茶叶须托朱尧阶清明时在永丰买,则其价亦廉,茶叶亦好。”
是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与父亲》信中说:“同乡黄茀卿兄弟到京,收到茶叶一篓,重二十斤,尽可供二年之食。”
二年之后的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与父母》的信中又说:“邹至堂来,望付茶叶一篓,大小剪刀各二把。”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八,其九弟国荃信告国藩说:“家中买永丰细茶十馀斤。二伯祖母、八叔父共付白布六丈、细茶五斤……有便即行寄来。”
②咸丰年间: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二日,曾国藩在《与诸弟》的信中又说:“茶叶将近吃完,望即觅便再寄。”
为此,家中又准备了“细茶三大篓,曝笋一大篓”。
交黎月乔侍制带去京师。咸丰二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的妻弟欧阳牧云赴京,曾国荃又托其带“细茶一桶、干肉、干鱼、鸡肫共一桶”。
纵上所述: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到京,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出都,在京的十二年半时间内,他一直喝的是永丰细茶,数量之多也是惊人的。
③同治年间:
同治元年,曾氏在安庆督署。六月初一日,曾纪泽信告父亲说:“去腊冰冻,远逾往年,茶叶今殊不旺,前此四叔所寄,不审气味如何?”
是年,曾国藩没有吃上好茶。同治二年开春,曾国潢早早地为兄准备了好茶。三月二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信曰:“茶叶极好,余去年一年未吃得好茶,此次始交运也。”
喝上好茶称之为交运,可见曾氏对永丰细茶之痴。
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曾氏《致澄弟》信曰:“旋接弟四月初一夜之信并茶叶十篓,又二篓系寄金陵沅弟者,具悉一切。”
由此可知,曾国荃喝的也是永丰细茶。然曾国藩收到茶叶十篓,他自己不可能需要许多,或是用永丰细茶送人,或是其幕府之员也恋上了永丰细茶,与之同享。
同治五年四月,曾国藩北上剿捻,在山东济宁公馆,又收到家中寄去的茶叶,他回信说:“澄弟所寄茶叶收到,谢谢。”
曾国藩在军旅之中,一直也是喝永丰细茶。
同治九年,曾国藩在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三月三十日,曾国荃信告国藩说:“弟宅因叶亭北来之便,寄呈细茶一箱,曝笋一箱,乞查收。二味似可口之至,但不知到保定其味如常否?”
同治十年三月初十,曾国荃信告国藩说:“白(芽)茶仍极昂贵,昨乃觅得上上(谷)雨前芽茶不满二十斤,悉数寄呈,请尝试之,倘再得更佳于此者,又可遇便寄呈。兹因督销局解饷来金陵之便奉(上),此茶二篓,祈留上房用。”
由此看来,曾国藩用茶数量之大,确是因整个幕府以及待客都是喝永丰细茶。半月之后,曾国荃又寄信国藩,对寄金陵的二篓茶叶作了一番解释:“昨鲁秋航来此辞行,云将赴金陵,弟是以托寄茶二篓,其小篓六斤,系蓝田(蓝田即涟源市蓝田镇今市政府所在地——引者)家园厚味细茶。其大者十一斤,乃永丰之名品也,是否合常年色片口味,一试便知。罗研生来城托寄新刑《楚南文征》《湖南文征》一箱,计十套,亦乘鲁便带呈。研意在求序,似不能不有以应之。……册内之文未曾翻阅,而刊刻极精,似亦可爱,其味当如家乡细茶之永与否,尚未可知,俟大序到日,楚南人自无不信矣。”(《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下卷》第543页)
曾国荃称“永丰之名品”曾国藩“一试便知”,可见曾国藩精于茶道。“是否合常年色片口味”,进一步说明曾国藩一直是喝永丰细茶。《楚南文征》《湖南文征》“其味当如家乡细茶之永与否?”国藩于四月二十三日收到《湖南文征》,即每日披阅不倦,偶得讽咏乡贤名篇,则别有一种亲切感。
五月初十日,曾氏《与澄、沅书》曰:“鲁秋航带到好茶及前此寄来之早茶,俱已收到,至情佳味,感谢感谢。”
五月十三、十四日曾氏挥笔作成《湖南文征序》。阅乡贤书,喝故乡茶,《湖南文征序》论情韵,论义理,都切于文理,不愧曾氏诗文之名篇。也就回答了曾国荃关于书是否与茶同味之疑。这是在唐浩明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与“曾国藩家府酒”被人们称之为“书酒缘”之前的一曲“书茶缘”,惜被历史湮灭,当时无人知晓。
同治十年八月,永丰曾长四先生给金陵督署捎去了茶叶、酱油。曾国荃信告国藩说:“伯兄大人左右:前与仲氏(即曾国潢——引者)商办川笋二箱,蛏干一箱,交饷船带呈。顷闻该船初八九乃可东下,而麒麟馆本家长四先生,适寄有细茶六十斤、酱油五十斤,为督署之用。此种酱油系永丰晒的,彭贤五(贤五乃国藩曾祖母之归孙——引者)店曾经买过,陈金五相公府上请客曾经用过,即中堂所曾赏识者也。到署之后,不妨用茶碗、调羹连试数碗,领略家乡风味,又是一样光景。(《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下卷》第559页)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国藩《与澄、沅书》曰:“茶叶、蛏干、川笋、酱油均已收到,阿兄尚未有一味之甘分与老弟,而弟频致珍鲜,愧甚愧甚。川笋似不及少年乡味,并不及沅六年所送,不知何故?”(《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下卷》第386页)
国藩是否用茶碗、调羹“连试数碗”领略家乡风味,不得而知。但他只对川笋提出了异议,说明他对茶叶是满意的。不解的是,金陵督署上下之人,都食用永丰细茶、酱油,难道是数年来曾氏个人习惯影响了他们?那时交通不便,从偏僻的湘中永丰,带大量的茶叶、酱油之类食品去数千里外的金陵,实是不便。
  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金陵谢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又品尝了家乡的细茶。纵观其一生,既没有青睐西湖的“龙井”,也没有喝过庐山的云雾茶。可见他对永丰细茶的独钟之情。
2.湖南大茶商朱紫贵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海禁大开,中外商人互做生意,汉口辟为通商埠口。那时,我国出产的茶叶是出口的大宗货物,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为主要产地,产量丰富。
永丰的茶户时逢谷雨,就开园采摘,制成细茶,将拣皮粗叶制成花香(茶砖),成批装箱,运至汉口,销售给外国商人,就可获得高利。
……那时,朱紫贵涉足商场已有几年时间,操持商场也较谙练,考虑问题又切实际,他看到茶叶牟利较大,就转头经营茶务,刘麟郊出本钱,他当做手,审时度势,精明调度,先在湘潭开设“封君茶庄”,继在安化梅山等地设立七、八处分庄,茶庄搞计划,搞经营,分庄负责茶叶收购、加工、装箱和运输工作。并派专人长驻汉口,了解茶务形势,掌握茶市行情,一有特殊消息,就同湘潭茶庄和安化梅山等地分庄联系。朱紫贵则经常来往于安化梅山、湘潭、汉口之间,检查、指导各个地点的茶务工作。收购开始,他去安化督促分庄开秤收茶。他常向茶户宣传,谷雨一到,亟宜开园采制,不要老蓄,以免影响茶叶的色香气味。如遇天雨,宜用事先准备好了的木炭生火烘焙,避免潮霉沤叶,但禁止烟熏,免生火气;如果把拣皮粗叶制成花香也应避免潮霉沤叶现象产生。并向茶户说明,分庄收购茶叶,钱用银元小毫,上盖蜡印,交售取款时,务必分清毫子真伪;注意行商、贩户转手收买,防止低价、大秤的事情发生。他既注意茶叶质量,又常与茶户通声气。待到销售时候,他即奔赴汉口,与各省茶商权衡轻重,周旋其间,那个时候,湘、鄂、皖、赣四省出产之茶,每年在两百万箱以上,立夏前后,都由汉口集散。如果在几天时间内,全部运去,外商见了,认为货源充裕,就设法刁难,卡价收购,使茶叶滞销以乱经营茶务者的心事。朱紫贵深谋远虑,有见及此,早在开园采摘之前,与四省茶商从长计议,将装箱茶叶,按采制先后,分期分批载运汉口,一批运到,见货不多,外商就会放宽价格,竞相购买,致势趋紧俏,就能获得高利。他又建议汉口茶商共同设立公磅。如有外商故意以“短斤少两”等事相诘难,就可以凭公磅彰公道、孚信义。外商狡黠成性是他素知,每与洽淡,总是相机行事,先发制人。
 
朱紫贵故居筱山堂
 
汉口茶业总会挂牌销售时,外商前来洽谈生意,以朱紫贵说了准数,他深得外人信赖。同时,四省茶商看到他能与外人争巧斗机,出奇制胜,也个个拥护。于是汉口的茶叶生意日趋兴隆,四省的茶叶生产也更加发达。
大约同治三、四年之后,朱紫贵才私自经营茶业。他通权达变,预料成败,经营以来,年年获利,仅十多年光景,就发了大财,成了当时一个有名富户。平日,他认为搞商业无异于打仗,打仗要知己知彼,要灵机应变,经商也如此。他曾提倡将“商鞅变法、孙子谋略”其中可行的一些方法,用于商场。又倡“合纵、连横”之说,开展商务活动。如设茶庄于湘潭,置分庄于安化,驻办事机构于汉口,是谓之“纵”;联络各省茶商,设置茶务总会,分批启运汉口,按次洽淡销售业务,是谓之“横”。经他这么擘划,可坐收事半功倍之效,他提出的“改良商务法”,深切著明,言多中肯。在老年时候,他回顾了经商历程,常风趣地对人说,做生意,不能等待赵公元帅保佑发财,而要领会赵公元帅是财神的其中奥义,财神手执金鞭,身骑黑虎,这就暗示大家要把经商资金用活,要不怕担风险,能如是,自然左右逢源,真正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戊戌维新的支持者,对全省茶务也想革新一番,曾致缄朱紫贵,征询利弊。朱紫贵综其实践所得,写出《茶商条陈》,指出当时茶务存在三个弊端:一是茶质差,二是搬运糜费,三是货多积压滞销。如要革除积弊,宜应节省糜费,讲求精工质量,设法推广销路。并提出八则意见:一是四个产茶省份合颁引票,根据以前产量,按数领票,以便限定茶箱数额,免得积滞,以碍销路。二是汉口设立四省茶商总局,统一管理。三是茶箱要分批运去汉口,挂号轮销,不得争先恐后。四是禁止潮霉沤叶、火气烟味的茶叶出现,力求制作精工。五是行情疲钝时,由汉口总局通知各省茶庄停止采收,已经成箱的留存庄上,免得运去汉口,形成拥挤积压现象。六是四省各设商局,总其业务。七是专提大帮,严禁样货,设立公榜,以昭公允。八是通告茶园户采摘嫩叶,不要老蓄,加工要精益求精,综此以供裁决。从这可以看出朱紫贵熟悉茶商业务,明确经营实况。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就担任了汉口“开济轮船公司”的主管职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尔巽巡抚湖南,又以茶商事务向朱紫贵咨询,他综合当时茶业的实际情况加以论断,并提出四项建议,再上《茶商条陈》。因此赵尔巽就以“全省商务总会董事”一职委他担任,可见那时的当道者对他相当倚重。
从曾国藩把永丰细茶带到两江总督署都用永丰茶,从朱紫贵操纵全国茶叶市场经营,直至大量出口外销争取外汇。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兵战”到“商战”的转变。曾国藩已看清“落后是要挨打的”,其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无国力搞科学技术,从永丰细茶(含红茶)的经营方式中,可见“商战”的重要性。
 
三、双峰绿(双峰溪砚)
永丰儒商“三绝”之一“双峰绿”,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认定:其一,“砚”本来是读书士子毕备的工具之一;其二,“双峰绿”是最早由湘学复兴导师(大儒)邓显鹤以中里最高学府“双峰书院”命名的;其三,民国年间,生产溪砚的公司是国民党儒将宋希濂的父亲宋氏家族连续十代秀才,宋家是由儒家变儒商,出口挣外汇,每年光洋就有4千元;近世双峰一中原老校长曾彩初先生退休以后,志在开发溪砚,写出《溪砚赞》,把“双峰绿”上升为 “双峰之珍”,此为其四。因而儒商代表的产品溪砚,将永远注入史册。
 
双峰溪砚
 
1988年8月31日《双峰报》刊有《双峰溪砚》一文,全文如下:
在双峰县杏子铺镇溪口村的雪花滩,盛产一种远年化石及特种石,史称溪石。其质细腻湿润,五彩缤纷。雕琢成砚,纹理千姿百态,富有诗情画意。着水磨墨,砚墨相恋,经久不干,寒冬呵气,即可研墨。
溪砚始产于何时,地方志中不详。清同治《湘乡县志》中仅只有“涟水东至溪口”,“又东经雪花滩,有石可琢为砚”的记载。但笔者最近发现邓显鹤著《南村草堂诗抄》中,却有两首赠胡竹安的咏溪砚古诗,可以考证溪砚最晚也在清道光初年就为湘人邓显鹤赞为“佳者过端溪,五盖不足言也”。
邓显鹤(1776—1851),新化人,梁启超称他为“清代湘学复兴导师”;胡竹安,浙江镇海进士,清道光四年(1824)至十二年(1832)先后四任湘乡知县。道光十一年,胡在湘乡知县任上结识邓显鹤,以溪石为砚,“顷以二方见赠”。邓得砚,报之以诗。诗中注记云:“两砚皆有铭,一摹汉篆‘千秋’二字于砚阴。”他还拿着砚请书法大师何子贞(绍基)作鉴别,何亦言:“湘石佳者可以奴隶五盖,端溪上品无以过。”
何谓“五盖”、“端溪”?“五盖”指当代湘人“咸争致之”的郴州五盖山,此山以骑田岭石所琢之黝砚而闻名;“端溪”即采石于广东肇庆东郊端溪水的端砚。何子贞之言意即溪砚比郴州五盖山的黝砚不知要高多少个档次;就是广东的端砚,最佳者也未超过溪砚。可见,他们已把双峰溪砚摆在中国四大名砚之上矣。
邓显鹤见“子贞善书,能鉴别,当不妄言”,又去信给胡竹安再索砚。胡复以第三砚相赠。此砚“仿宋制,大可尺许,其阴铭百余言”。并云:“我无奢望,酬以诗篇。”邓即复用苏东坡仇池石诗韵为谢。诗中云:“贪夫心眼馋,得二犹未足”,索砚者、求诗者,都近乎“痴”!更可见溪砚实为骚人墨客争宠之物。
值得一提的是,邓显鹤复赠胡竹安咏溪砚诗中还有“连朝乞湘灵,赚此双峰绿”之句。何谓“双峰绿”?原来旧湘乡县素有上、中、下(首)里之分。中里即今双峰县全境。这里早于清乾隆年间即建有双峰书院,以书院面对双峰山而得名。1951年中里从湘乡析出置县,亦以双峰为县名。而邓显鹤在道光年间即对所属湘乡中里盛产的溪砚,就因溪石青中带黄而冠以“双峰绿”之名。这不仅顺理成章,还有几分骚雅之意。
据《湘乡史地常识》载:溪石经琢成砚石,“每于秋后采掘,年约出洋四千元”。至民国年间,溪砚制作可谓盛矣。新中国诞生后,流行硬笔,溪砚生产日衰。改革开放以来,双峰县文化部门几经开发,倍受海内外人士欢迎。现在,双峰县有识之士已组建溪砚开发公司,双峰溪砚定当重光于世,嘉惠士林。
(作者单位:曾国藩故居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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