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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务学堂故址的人和事】崔述伟2016年3期总105
2016-10-24 15:53:24   来源:   评论:0 点击:


时务学堂故址

陈云章、刘德芬夫妇
 
2016年7月2日,应邀参加“时务学堂研究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这是我平生第3次“正儿八经”踏进岳麓书院,这座湖湘文化的“地标”;第一次穿过文庙;更是第一次客坐“明伦堂”。惶恐、聆听之余,而稍有见、识、收益。会前,我原本“一头雾水”,但在领取的资料袋中,一眼看到《精彩与痛苦——陈云章先生百年纪念》时,当即云开雾散。而散会时见到一群身着直书“时务学堂故址”蓝马甲的年轻人时,竟如在现实中见到孙文“天下为公”题词般,从21世纪穿梭百年时空,返回“民初”般魔幻感。并忆及——
 
一、陈云章暮年往事
我不敢自夸、自诩与云章先生有过多久、多深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在千年之交的“千禧”前后,与这位世纪老人有过几次浅浅的交往。何况其间有几回,还是在他老人家郁闷,且难以释怀的前提下,勉力徐行的。
上世纪末,当我还在职,在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和“海内外湖湘人物联络”的岗位上时,曾公事公办地致函陈老。陈老派人将《尊闻室剩稿》送给敝馆。馆领导闻之则喜,让我登门面谢,且一并了解旧金山侨领钟武雄先生的行踪。因之,我第一次按响了“天倪庐”大门上的“电木”图型电铃,闻声即开,走出来的却正是当时客居陈公馆的钟武雄……应云章先生邀请,敝馆馆长等一行数人不久登门拜访,云章先生设家宴款待;敝馆亦在春节前回请陈老及钟武雄。那段时日,双方有过几次友好往来。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遗留问题”(即陈老收藏的一些文物尚在敝馆未返还之事)一直悬而未决,双方渐复尴尬处境。馆领导“善意回避”且降低接触“级别”。此后几年间,只让我这“牵线”者去传信、应答。我陷入“两难囧境”。从个人情感而言,情何以堪?我同情陈老,但我端的是“公家饭碗”,且人微言轻,岂敢潜越造次?有次,陈老在给我看过相关报告、信函及批复后,我不忍地问他:“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他叹了口气,摇头说:“冇得用的。钟先生让他的律师帮我,也是没用。”钟先生出国多年,已不了解中国今天的人、事了。但陈老愿与我闲聊,津津乐道地讲起他在改革开放早期,即赴台湾看望老朋友的情况。而当“台媒”闻讯去采访他时,他却口很紧,以外交辞令婉拒道:“我只是访友、叙旧,告之家乡近况……只叙友情,不谈政治。”但私下,陈老却爱和我聊天,坦陈言及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臧丕,则言之有据,是非分明。他还嘱咐我“你莫跟别个讲啊!”可见他不乏天真,政治上幼稚,真是位不适合于“搞政治”的单纯学者。但他也是位“识时务”的俊杰,有福之人。可能是我这个“小”他33岁的乡晚后进,对他真诚且尊重,乃至于2004年元霄节,我在厦门鼓浪屿观赏“两岸”共度佳节的焰火表演时,忽然接到陈老“给你拜个迟年”的电话,令我动情、动容,连称“折杀晚生”。
然因毕业自华侨大学的犬次子“回湘发展”,及当年忙于敝馆“百年馆庆”等诸多家事、公事……我是事后才从钟武雄先生口中惊悉陈老仙逝消息的。我既为自己未能在他生前更多地倾听他的口述野史,而感到遗憾、无补,更觉得我欠了陈老的“人情”。
故而,2010年“平安夜”,我在旧金山钟家邂逅陈老女公子“芷之”,次日,就将乃父和钟老十多年前造访“湖南名人资料中心”,与我辈合影的照片,送给了陈芷之。她见所未见,从而了解到陈老与敝馆也曾有过“快乐时光”,而感欣慰。
 
二、补上“时务学堂研究”课
陈书良、陈家书及陈先枢“三陈”,在会上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简介了时务学堂及陈云章先生研究方面的情况,或预示着陈陈相因,推陈出新地做出新时期新成果。回家后,我再看《湖南时务学堂研究》,方知“湘学研究丛书·总序”作者是袁行霈。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听过袁行霈、诸斌杰二位先生两年的讲课(录音),且为其见解、口才所折服。可惜的是,未能亲临现场,一睹其风采。何况这两位名师桃李满华夏,其学子万众岂可皆称××弟子。但袁先生的传道、授业,让我对历史“起兴”,历史观的渐成,是有潜移默化之影响的。我想自己在“时务学堂研究”方面,虽“后进”,但可借鉴上述方法,写点关于时务学堂旧址的人和事。出于这种浅见浅识,我不端冒昧,随陈家书一道,时隔13年重访陈公馆故居。
时务学堂乃“千年书院”转型现代高校的转折点,存世时虽不长但其历史地位,已得众多先贤及后人盛赞、点赞。上午在明伦堂听陈家书、陈先枢“二陈”先后谈到“泰豫旅馆言老板”,马上使我联想到其后人。2011年春节甫过,我曾在拉斯维加斯自由行,下榻该市“湖南同乡会会长”家。言立先生(1946年生于长沙)边请我喝CAROLAHS“牛奶可可酒”,主动谈及祖父言清华与“时务学堂故址”的一些城北旧事,竟如中国古代寓言中“瞎子摸象般”,让我脑海中凸现出二维,乃至三维的影像,而感到兼听则明。
而当年以几十石大米的身价,将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题墨的所有权转卖给陈云章的言老板的儿子言泽坤,与陈云章是湖南大学预科的“同窗”!“商后代”言立及其女儿言英,成了拉斯维加斯“华盛地产”的老板世家。父女俩皆是董事长。而陈氏后裔仍然坚守在故国、家园(见7月4日《潇湘晨报》上“时务学堂故址首次向公众开放”的报道)。我不禁想到陈、言两家家风、家学的差异与传承。“新闻因人物而生动”,家史亦因人物而“卡通”,进而成为影视。而湘省的地方志、人物志,也因“时务学堂故址”这一主题而生动、鲜活。湖湘“文脉”之一的证物,亦留存在其源头,而非“流失番邦”。

三、再访“陈云章公馆”故址
我一眼看到,大门上的电铃“换代”,且有些年头了。这很正常。从云章先生在世时,我最后一次拜访他的2003年迄今,长沙城建的跨越式发展,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让我这一辈子生长于斯的“老长沙”也“找不着北”。故而,踏进周遭“石屎林”林间,这静寂的“芳草萋萋鹦鹉洲”,我顿感时光如百马过隙、白云苍狗、人事皆非之“空灵”,并额首称庆。亏得民间、官方皆不乏有识之士,方能让“时务学堂故址”得以保存、保护,薪火相传,成为名城长沙也不多见,不可复得的原生态老公馆。而与重建、仿古的新建筑,显出质的“气质”的差异。幸亏云章先生与之偕老,跨纪逾千年的坚持、执着,百折不挠、无悔的选择!故址方能“如初”。
从“刘权之府第”演变到“陈云章公馆”的五步(环)来看,惟“时务学堂”最关键。也证明了中国人之“富不过三代”。惟读书礼义的传承能保住文脉。试想“三贵街”的几代住户中,有几人知道刘相爷?当年“万户侯”皆已灰飞烟灭,而几千年来,名士自风流,虽经“雨打风吹去”,却在民间、坊间众口皆碑。
说起来,我的母系先辈,原也是耕读人家。祖辈抗战胜利后,回到光复的长沙,重建家园的时段,亦与陈云章建“天倪庐”相近,就在北门“城门外”潘家坪。却因新建长沙第一粮食仓库而拆迁“进城”。此后,我在学宫街一直住到“三十而立”,当然也略知“城北旧事”,原北(现开福)区很多老街巷、建筑,都“同辈皆凋零”了,而保有文脉“时务学堂故址”,却让权、势、财皆不如他人的“陈云章公馆”奇迹般幸存。
陈家书先生,在泊车进院后问道:“这里你看过没有?”并让陈丽打开房门。小房间内满屋的名人墨宝,顿时让我眼前一亮。其中,我犹对李锐、黄永玉的作品有兴趣,且引发我的回忆及想像,因为我见、识过这两位“人生百年,九十为半”的先辈。
百秩“先进”的李锐,迄今仍宝刀不老,我在《炎黄春秋》2016年2期上拜读了他的《重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忆起千禧年春天,我在造访朱正先生时,他告知“李锐来了,住在九所六号楼。”我连忙谢过,赶回自家,取了一册《庐山会议实录》迳直“闯”入九所,拜访李锐先生。端庄贤淑,令我望而生敬的李夫人和蔼、委婉地对我说“李锐同志在去肖克故居时感冒了,心情不大好,请你原谅。”我对她的教养和自己的冒昧、唐突而进退维谷。而李锐在内间卧室中听明情况及来意,且得知我在省图书馆工作后,接过他夫人送进去的书,仍走了出来。在问清我的姓名后,提笔写下“述炜同志存正  李锐 2000.3.11”。我意外惊喜且感动。他又问我,你是什么时候,从哪里买的?现在很难买到了。我实言相告,我是在学宫街(外公家)故居隔壁的“汉记书店”买的旧书。当时,我手中仅7元零钱,但店老板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在他店里租书看),我与之讨价还价,以此而“买断”了该店的两册。买卖双方皆喜。
李锐解放初期执掌《新湖南报》时,与陈云章这位长他几岁的湖南和平解放功臣、民主人士多有往来。当年朱正是李锐的部属,我从李锐的“题签”上,看到了他平等待人,广接地气,而对他更添敬重。并在此为他夫妇俩祈福。
话说我在“非典肆虐”年间,“二进”岳麓书院采访学者江堤时(约一个月后,他不幸英年早逝)。江堤送给我一册他编选的《黄永玉给艺术两小时》。他在“前言”中写道:“我觉得艺术对平庸的生活,有颠覆性的影响……冥冥中常常听到艺术在身后大叫……生活不是那样的!”
而黄永玉在书中有篇《一辈子头一回用讲稿》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就是这种人,一不读书,二不看报……那些毫无生趣的东西……还不如道听途说,知识跟不上老人聊天……然有感于家乡传媒如此诚恳地待遇我”,他却为在岳麓书院讲学“准备了我那长达几十米的稿子”。
我有幸当时也在他的讲坛下,且坐在头排。小距离耳闻目睹了那时、那刻的黄永玉先生风采。次日,我去蓉园1号楼拜访黄老,他问我“昨天感觉(讲学)如何?”我如实作答。大概也算是他在篇中所调侃的“就被揪住”。而乐于当他的忠实听众(那年头不叫“粉丝”),是我首次登这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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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月2日上午,听陈先枢介绍从“时务学堂”到湖南大学的演变过程时,我想起赵恒惕之子赵佛重(已故),于千年之交时,从美国寄给我《湖南省宪法》影印件,其中就有湖南大学的规划设计图。
2、孙立人将军的秘书黄美之,在洛杉矶得知岳麓书院重开讲坛的情况后,写信给我,请我代为联络征询,问书院方是否可请威斯康星大学著名学者周策纵回湘讲学?(周向她表明了此意)。可惜的是,当我在敝馆言及此事时,一位长我一岁的女同仁脱口而出道:“周某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令我噤若寒蝉,心有余悸。
3、其实,对黄永玉在岳麓书院讲学也曾有异议。但这位“没有文凭”的湘人反问道:“余光中讲得,我为什么讲不得?”其湘人之“不信邪”,跃然于纸,何其痛快淋漓?!
4、当我在“陈云章公馆”看到这位“湘西刁民”的“既见黄昏,又见黎明……”墨宝时,脑海中立马浮现出“画面”。我原不知黄永玉此前拜访过陈云章先生没有?但听了陈先枢先生的专题发言才知道:2001年黄永玉造访已90高龄的陈老时,建议重建时务学堂,并当即打电话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杨正午,杨书记当即指示长沙市规划此事。2005年,即陈老逝世后一年,重建时务学堂提上了长沙市政府的议程,后因政府换届,重建时务学堂不了了之。
2004年盛夏,我去凤凰“玉氏山房”拜访黄永玉,听当地人说起有电视台请黄老为苗族“四月八”专题纪录片题写片名时,他伸出食指比划着说“一个字,××块。”“玉氏山房”是比通州“万荷堂”小一半的私宅(也有40亩),收藏颇丰,我由陈、黄两家私宅而感悟到,民间或许比官方更适合薪火相传。(作者单位:湖南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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