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道”到“道生法”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夏商两代，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是鬼神观念，它支配着整个社会与国家，也支配了老百姓的思想走向。国家只有两件大事：“在祀与戒”。鬼神统治一切，到了西周初期，武王伐纣，打的旗帜是“替天行道”。因为这个时候，在宗教思想上，认为“天”、“天帝”才是至上神，所以周王取得国家统治权是“受命”的结果，即“受命于天”的意思。后来这种“天”，“天命”的思想就一直被儒家所继承和发展。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新思想，那就是“道”。
“道”字最初出现在西周的金文中，如《貉子卣》和《禹鼎》上的铭文都有“道”字，不过它的最初含义只是道路的意思。到了《左传》中才有“天道”的记载，指的是天象。因为占星术，把天象和人事结合起来，判断某件事的吉凶，便有“天道”一词的出现。到了春秋末世，孔子借用“天道”来表达政治思想，如《论语》中提到的“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这类的语言，就是孔子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和他自己对政治理想的表达，但没有哲学上的意义。
具有哲学意义的“道”是道家老子书中提出的。在老子书中直接论“道”的有三十七章，“道”字出现74次，“道”既是最高存在的实体，又是产生万物的终级原因。但从老子书中读到的“道”是自然性的，故曰“道法自然”。由“道”引伸出的“无为”政治思想，同样也具有自然性质，因此，这种消极被动的“无为”治道，是不能治乱的，也不能理国。只有积极的“治道”才能治理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
这时应时而起的是道家左派的“黄帝家”。它们的代表作品就是《黄帝四经》，它把自然无为的“道”改造成为自然与人为相结合的“道”。所以在《经法·六分》中说“王天下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而有天下矣。”“道生法”就属于“人道”的范围。一方面“道”的至高性、神圣性没有改变；另一方面“道生万物”就不仅指的是物质世界，而且还包括社会国家的“治道”，即人类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和法令条文。这样就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道”改造成为积极有为的“道”，把老子那种空想而不切实际、无所作为的“无为”，变成切切实实，大有作为积极的“无为”。
黄帝家的这一杰出的思想，是符合于历史潮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总的历史趋向是要求统一，要求结束战乱的分争局面。这个时候，思想界出现“百家言黄帝”的局面，黄帝成为统一的象征。以黄帝为首的旗帜就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旗帜，而《四经》中提出的政治统治模式，就是以黄帝为首的走向统一，结束分争的新兴国家模式 。
二、“道生法”的理论基础
“道”为什么能生法？老子说：“道生万物。”黄帝书曰：“虚无刑，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经法·道法》又说：“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刑名，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道”既产生万物，万物就必有刑（形）名，根据形名就可判定是非黑白，这就是审合刑名，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理论依据，也就是“道生法”的理论基础。
在先秦时代，法家都把“刑名”和“法术”联系起来，把“名”引伸为法令、名分、言论等，而刑（形）是应名的。所以法家都主张“循名责实”，而后代人都把他们的学说称之为“刑名学”或“刑名法术之学”。
三“道生法”的治道内涵
法令和一切规章制度既然都是“道”产生的，那么它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黄帝四经》从大原则上给予了概括，指出“治道”应遵循的原则是：
1、政策法令的制定必须符合民心、民利的原则。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法令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易于贯彻执行。这在《君正》篇里写得极为明白：“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敬畏，七年而可以征。”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民俗、依民情，因势利导，使政策法令的制定都合乎民心，对民有利。
2、“主上执六分以生杀，以赏罚，以必伐。”六分就是六律：即生与杀，赏与罚，予与夺。这些都是帝王之具，都是统治者必须掌握的大权，而大权决不可旁落，否则就无法治理国家。
3、把握“四度”分寸，使统治秩序井然有序。所谓“四度”就是君臣各当其位；贤者与不肖者不能混同错位；生产与休息应该遵循农时季节；诛杀与禁止都应根据政策法令办事。“度”就是界限，有度就有正常的秩序，过度就会造成混乱。在《黄帝四经》中是坚决反对“过极失度”的，所以把握好“四度”就会维持好的统治秩序。
4、牢牢掌握“六柄”，审视“三名”。所谓“六柄”指的是治理国家的六种方法；所谓“三名”就是正名、奇名、无名。这就是要妙用“循名责实”的办法以实施法治。《论》篇认为要完成帝王之道，只有“执六柄以令天下，审三名以为万事”。然后才能明察秋毫，看到霸王危亡之理，知道虚实动静的原因，使名实相应，完成霸业，达到统一的目的。
以上讲的都是些大原则、大纲要，也都是帝王治国之道。这就是黄帝书中所包含的重要的“道论”内容，而这些“道论”都是出自“道”，所以“道生法”这句话是包括丰富的内涵的。
四、“道生法”的特点
法令既然是从“天道”中产生的，因此，依据“道”的特征，使立法、执法也具有“道”赋予的某些特性，有着非常崇高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1、“道”的至高无上性赋予法律的至高无上性。《道法》篇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这是说法律、法令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而不是人的感情，也不是某个人的意志可以替代的。它排除了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势压法的弊端，从而使法具有崇高的地位，具有无比的权威。
《道法》篇还说：“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这是对执政的领导者讲的。作为一国的执政者，具有无比的权势，位高而权重，但在法律面前你只有服从敬畏的态度，你不能犯法，更不能根据个人的爱恶权势而废法。相反，你只有成为遵法、守法的模范，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在重大国事面前，才能明察秋毫，明辨是非，不会迷惑。故《道法》篇强调：“夫能自引以为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迷惑矣。”成为一个正直无私、强有力的领导者。
2、“道”无亲疏贵贱，亦无好恶异同。故执法亦应铁面无私，公平公正。这点在《四经》中多所强调，反复申说，如《道法》篇说：“至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强调执法必须公正无私，要成为执法、守法的模范。在《君正》篇中还说：“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赏罚信，所以治也。”这里讲到法律、法令是最为公平公正的标准。在《名理》篇中又再次强调：“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以法治国的执政者就决不可乱法、违法，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故后世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这个意思。只有用“精公无私”的精神，公平公正执法，使赏和罚都能取信于民，就可得到民众的拥护，树立法律的权威，把国家治理好。
3、“道”涵阴阳，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治国亦然，必须文武并用，刑德兼行。文与武，刑与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战争时期，武（刑）在前，文（德）在后；在和平时期则文（德）在前武（刑）在后。所以《经法》篇虽然倡导法治，但决不是用法专制，擅法独裁，用镇压的办法维持国家的稳定与秩序，而是要“先德后刑以养生。”（《十六经·观》）使法与刑都为民生服务，以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故在《经法·四度》中强调“用二文一武者王”。只有把握好文和武，刑与法的分寸度量，使之相辅相成，运用得适当，这样才能成为英明的君主。
五、“道生法”的意义
“道生法”是在黄帝书中首次提出的，它是黄帝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不但扩大了“道”的内涵，强化了“道”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而且开创了新的道家学派——黄帝学派（亦即黄老学派），也为法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道生法”是黄帝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先秦时代，政治思想多讲“仁政”和“德治”，实际上“仁政”与“德治”解决不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发展的使命，完成不了由战乱走向和平，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任务。而“道生法”却大大改变了儒家长期鼓吹的仁政德治思想，使政治思想新增了法治的内容，一个崭新的“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政治思想及其创新的统治模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由此产生巨大的效果和影响，秦的统一与西汉政权的建立都与这一思想有密切关系，这是我们不能低估的。
2、“道生法”也使道家理论得到创新。以前老子的“道”完全是自然主义的，它的社会功能有限，而“黄帝家”提出的“道生法”完全改造了老子书旧有的“道论”，一个新的道家流派出现了，这就是“黄帝家”。所以，道生法，是区分道家“老学”与“黄学”的分界标志。
3、“道生法”的思想不但改造了儒家思想也孕育法家的诞生与成熟。《黄帝四经》的面世，它不但为思想学术界所重视而且非常深刻地影响到诸子百家，其中首先是儒家的思想，我们从战国时代的荀子到汉初的陆贾、贾谊一直到董仲舒都可看到“黄学”对他们思想影响的痕迹。
“黄学”对法家思想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从慎到、申不害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他们对“黄学”的吸收，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最有名的法家，他的理论渊源是多头的，但一个重要源头就是“黄帝四经”。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他采用《黄帝四经》的理论诠释了老子书，使老子的“道论”带有“黄学”的色彩。他的最有名的几篇代表作品，如《扬权》、《主道》、《亡徵》、《定法》等文章中都可看到“黄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是把“黄学”中“循名责实”的理论发挥到极至。李斯是韩非理论的实践者，可是他仍然受到《黄帝四经》的直接影响，如他在《谏逐客书》中就直接引用《黄帝四经》中的话，终于说服了秦王，留在秦国，并为秦王服务。在相秦的过程中，把法家理论都付诸实践，完成了秦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
《黄帝四经》是先秦时代“黄帝家”的代表作，也是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一朵奇葩。它对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走向和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维。
这部“黄帝书”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练，直到今天，他所包含的客观真理与文化精华仍然闪闪发光。它所提倡的开放与包容，发家与致富、富国与强兵、反腐与倡廉、重民与敬法等等思想，仍然是当前国家建设与发展最有价值的思想参考，也是为文明建设提供借鉴的思想文化宝库。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