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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长沙历史文化》序】周秋光2018年3期总113
2018-12-07 19:28:23   来源:   评论:0 点击:

2016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共长沙市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指出长沙要担当起国家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放眼全球,长沙在世界城市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是大势所趋;审视全
    2016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共长沙市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指出“长沙要担当起国家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放眼全球,长沙在世界城市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是大势所趋;审视全国,长沙强化中心城市辐射聚散功能是使命所在;立足全省,长沙提升首位城市引领示范作用是责任所系。”一年多时间过去后,已获批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在长沙的南面有广州、北面有武汉,这一南一北的中心城市辐射聚散功能已然全覆盖了长沙,故现时长沙要在广州和武汉之间再获批成为又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似乎势有不能。不过长沙立足全省,提升其在湖南区域的“首位城市引领示范作用”,却的确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系”。我想就长沙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历史形成作一梳理,并就其历史局限谈点看法。
    长沙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自古以来,长沙便有楚汉名城之称。不过,楚汉时期的名城长沙不过汉室封地、楚南重镇而已,并非就具有了区域中心这样的地位。所谓区域中心,是指其对区域周边范围的带动引领和自身辐射聚散功能的发挥,要皆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当然这各个方面并非同时出现和发生。往往是先有政治的建置,然后才有经济的发展,再有文化的兴盛等等。长沙区域中心地位的发生和对周边范围的作用和影响,正是循着这样的史轨迹。而拥有这样的条件和地位,并非是在汉代,而应是在中唐以后。
    中唐以后,长沙两次获得成为区域中心地位的历史机遇。第一次是在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中央在湖南设立一个名之为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的政治行政机构,简称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由此始。但该机构初设的地点是在衡州而不是长沙,这也正好说明了当时的长沙区域中心地位尚不具备,并非建置的首选或唯一之选。直到过了五年,大历五年(769),湖南观察使才由衡州迁往潭州(今长沙)。这个湖南观察使的政治建置意义何在?原来这个机构设立之前,湖南一直是分属于别的行政机构管辖。唐初,湖南分属于江南道,唐中期开元21年(公元733)江南道析分为江南西道与山南东道,增置了黔中道,湖南又被分割属于这三道。具体是湘、资流域大体属江南西道;澧水流域及沅水下流属山南东道;沅水上流属于黔中道。直到设立了湖南观察使这个行政机构,湖南的西部虽仍被分割,岳阳地区也划归湖北(鄂岳沔节度使)管辖,但湘、资二水流域大体上从江右(江西别称江右)分出来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管辖区,这个湖南观察使所管辖的范围包括有衡、潭、邵、永、道5个州,这才意味着湖南有了一个政治、经济中心—长沙。有了这个政治、经济中心之后,才会有文化的改观。例如到了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距设立观察使机构86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这是隋开科以来(公元605),历240年,湖南才出的第一个进士,谓之“破天荒”。唐代湖南共出9个进士,全在唐后期。
    第二次历史机遇是在五代时期,距设立湖南观察使这个机构又过了130年,长沙人马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称楚国,又叫马楚。这个政权从公元897-951年,存在了56年。这是湖南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王朝。王都在长沙。全盛时,辖区包括潭、衡、永、道、郴、邵、岳、朗、澧、辰、溆、连、昭、宜、全、桂、梧、贺、蒙、富、严、柳、象、容共24州,即今湖南全境、广西大部、贵州东部和广东北部都在其中。这个政权对于长沙区域中心地位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长沙有了上面这两次历史机遇,于是中唐以后,在长沙区域中心的引领带动下,湖南范围内落后的面貌渐次得到改观,这就是经济比以前有重要发展,各地兴修和扩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多数地区的水稻已实行一年二熟制。以前的青瓷烧制工艺已发展到釉下彩烧制工艺。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已能代表当时国内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釉下彩瓷器不仅行销于国内的通都大埠,而且远销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达于北非和南非。茶叶主要是销往北方各省,每年上交的茶税以百万计,很可能湖南茶已压倒了江淮茶和福建茶,垄断了北方市场。文化上是出现了一批地方文化人才,文风有所振起。也还出现了石鼓、岳麓两所书院,开创了湖南重教的局面。又出现几个有影响的书法家人物,如欧阳询、欧阳通父子,还有怀素的狂草。
    当然,对于中唐以后长沙区域中心地位的估价也不宜太高。因为相对于全国特别是中原,湖南还居于落后状态。在中原人的眼里,湖南当时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中有云:“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曦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 这样一个“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在当时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被贬龙标(今黔阳),刘禹锡被贬朗州(今常德),褚遂良被贬潭州(今长沙),赵冬曦、张说被贬岳州,令狐楚被贬衡州,元结、吕温被贬道州,戎昱被贬辰州等等。当然,也有视湖南为“清绝地”而前来漂泊游览者,如韩愈、李白和杜甫,他们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及诗篇。
长沙区域中心地位的提升并在全国产生影响是在宋代。两宋时期长沙的发展是靠江西带动的,江西带动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输出移民。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五代以后便主要来自东面的江西。江西向湖南输出移民从两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据统计江西向湖南输入的人口占全囯各地输入总数的64.45%。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数量(宋徽宗时湖南的人口总数已达600万,如果加上属荆湖北路的岳、鼎、澧、辰、沅、靖6州及未列入“版籍”的峒蛮地区的人口,可达700万以上),另一方面便是开垦了湖南的荒土,扩大了耕地面积(宋代荆湖南北两路的户口总数约占全国的6%上下,而田亩却占全国的11%以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两宋时期湖南的经济发展比以前历朝都要突出。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湖南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以前,湖南粮食作物主要是稻和粟。两宋时期,湖南除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又进行南北农作物交流,普遍种二麦(大麦与小麦),使得湖南的粮食产量年年丰盈。朝廷每年都要从湖南调运大约65万石的糟米供京师和北方食用。湖南的茶叶生产每年也有113万余斤,约占全国茶叶产量的10%左右。
经济的发展造或了文化的繁荣和兴盛。在文化上两宋在全国有特色有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其实理学也是由湖南人开创的。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北宋湖南营道(今道县)人周敦颐,所著《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故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创了宋以后儒学的新形态,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其学术文化思想,影响中国社会近千年之久。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的影响也不大。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二是学校教育与书院的广泛兴起。北宋时湖南州县学为数尚少,到南宋时湖南的大部分州县都建立了学宫,全境有书院51所,分布于近30个县内。闻名全国的有长沙的岳麓、城南、衡阳的石鼓、湘潭的碧泉诸书院。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竟有两所在湖南。由于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据清光绪朝《湖南通志》所列举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
    宋以后到明代,长沙区域中心的地位又有提升,湖南在全国影响更为扩大。明代湖南接受移民的输入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明代湖南的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无疑有重大发展。宋代曾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指的是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湖州一带粮食生产发达,自给有余。而到了明代中期,谚语则称“湖广熟、天下足”,表明其时湖广已取代了苏湖,在粮食生产方面已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当然,在湖广省内,湖北道的粮食生产水平又比湖南道要高)。明代湖南的文化发展,书院在全国突出。明代举行的会试82场,湖南进士题名者计达541人,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1人。与前代相比,明代湖南的人才格局已有新的突破,用晚清湖南经学家皮锡瑞的话说是“浸浸始盛”。不过明代时湖南在行政区划上尚属于湖广省,政治、经济、文化上,湖南仍落后于湖北。
    明以后到清代,长沙再次获得区域中心发展提升的历史机遇。这次机遇就是湖南单独建省。湖南在清初尚属湖广总督管辖。但到康熙三年(1664),中央便将原湖广行省一分为二,分设湖北布政使司和湖南布政使司。在设湖北巡抚的同时,将原设于沅州(今芷江)的偏沅巡抚移驻长沙。雍正二年(1724),正式将偏沅巡抚改名为湖南巡抚。新建的湖南省不同于唐代的湖南观察使、宋代的荆湖南路、元代的岭北湖南道以及明代的湖南道,而是除上述机构所领的湘中、湘东、湘南地区之外,还将明末直属于湖广行省的岳州、常德、辰州、靖州以及直属于湖广都司的永顺、保靖两军民宣慰司,即今湘北、湘西的广阔地区都一并划入,这样,今天湖南省区的范围,早在清康熙三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略有不同的只是建省时靖州领有天柱县 (即今镇远地区),在雍正四年(1726)划归了贵州。新设的湖南省区共有7府(长沙、衡州、永州、宝庆、岳州、常德、辰州)2州(郴州、靖州)和两个军民宣慰使司(永顺、保靖州),共辖6州57县,又18个土司。与过去相比,它不再依附于湖北了,这就使它有可能形成自己的重心和规模,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伴随着单独建省是人口的突发式增长。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南的人口曾比明朝减少,只有121万余。但至乾隆十一年(1746),即剧增至1354万人,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前,更增长为1989万人。与明代的人口数相比,300年间增长了10倍。人口的增长,自然要促进经济的建设与开发。大批移民的进入,实际上最大限度地开垦了湖南的荒地。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南还只有13万余顷耕地,乾隆三十一年(1766),便增至31.3万余顷。耕地面积的扩大,加上注重兴修水利,注重耕作方法的改进,推广双季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又种植各种经济作物,诸如花生、红薯、玉米、桐油、茶油、棉花、苎麻、烟叶等等,使得清代湖南的农业生产发展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朝代。明中期民间流行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便一改而为“湖南熟,天下足”。
    湖南单独建省后也带来文化教育的兴盛和人才的成长。其一项重要举措是科举两湖乡试的“南北分闱”。以前,湖南与湖北因同属一省,科举考试的乡试是实行两湖合闱。那时,湖南的士子要赶到武昌甚至更远的江宁去应试,其间不仅要经历旅途劳顿之苦与江湖风浪之险,而且在经济上还要花费巨大的开支,非一般贫寒家庭所能承受。加之湖南本属蛮荒,自身经济文化落后,士子见闻狭隘,根柢亦不深厚,南北合闱的结果,是湖南的名额多被湖北占去。然自康熙三年(1664)湖南成为独立的行省以后,湖南的历任巡抚多次奏请“南北分闱”,终于被清朝采纳,于是就在偏沅巡抚改称湖南巡抚的这一年,即雍正二年(1724)在长沙设立试院,是年第一次单独举行湖南乡试,按朝廷议定分配给湖南乡试的中式名额,正取49名,副榜9名,又武举25名。
    教育的兴盛与南北分闱,导致了湖南人才蔚起。大约从嘉庆朝开始,湖南参加乡、会试的中式人数较之前代有明显增加。据载清朝自顺治九年开科至道光二十年(1840)凡75榜(不包括咸丰至光绪朝),湖南成进士者达441人,中举者则达数千人。其中,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达16人;官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的达21人。这无论如何是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故清末郭嵩焘称道湖南国朝“人文远过明代”。其实还不仅仅是湖南在清代产生了一批重量级的科举政治人才,而且在思想学术上亦有非凡的人物及其建树。这里首要提到的是人所共知的衡阳人王夫之。王夫之的学问博大精深。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学都有研究并吸取。他学究天人,其思辨之周密,可谓凌轹前人,并时无两。在他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的乡先贤是周敦颐;在他之后,自从道光年间他的著作由新化邓显鹤为之刊布流传,于是他便取代了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他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去那种空疏的高谈性理不切实际的学风,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种将理学与经世相结合的新的学风。于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
    到了近现代,长沙始终都是湖南的省会城市,其区域中心地位以及对外影响又超过了前代,特别是其世所瞩目的人才群体现象。
    如上便是长沙区域中心地位历史形成的大致情形。
    但是我也觉得,长沙区域中心地位的历史形成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突出地体现在区域的辐射与影响极不平衡。按理说长沙作为区域中心,应当对其周边广大区域范围产生辐射和影响,引领其走向发展。但是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段里,长沙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仅仅局限在湘水流域的范围,即湘中与湘南版块。而对于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以及资水流域,即大湘西和部分湘中地区版块,其辐射和影响则十分有限。以致于到了今天,湖南还只是长沙一市独大,GDP达到上万亿,占全省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其他各地州市,最多的GDP都还不到四千亿。此外,长沙向周边区域辐射与影响的内容也不全面。按理说区域中心对周边区域辐射与影响的内容应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可实际上却不能等量齐观。概言之,长沙对周边区域辐射与影响最大的是政治,文化次之,经济则居其后。以致于到了近代湖南还曾经一度守旧落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近代化起步比沿海各省晚了30年,可是为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湖南救亡图存、叱咤风云、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批卓励奋发有为的政治、军事人才却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引领全国,这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留下的局限和造成的遗憾今天应当引以为鉴。与其说要把长沙建成辐射与引领湖南周边省份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还不如先将长沙建设成为辐射与引领本省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心城市来得更为实际。历史造成了湖南区域协调发展的不平衡,今天的现实就应当统筹和补上这协调发展不平衡的一课,要让大湘南特别是大湘西与作为区域中心的长沙的差距缩小,这才是我们最应当积极着力去做的急务。
(周秋光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注释:
 1《中国共产党长沙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https://www.icswb.com/h/100864/20160930/438419.html
2参见马积高:《漫论湖湘文化》,《湖湘论坛》1996年第6期。
3 《全唐文》卷三十五,转引自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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