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晚年的那些事】陈扬桂2014年4期总114
2019-01-26 21:22:52   来源：   评论：0 点击：

武汉大学中文系自上世纪初创建至反右扩大化，其师资力量一直称雄全国，特别在建国前后，以“五老八中”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教授，将武大中文系推向鼎盛。而位居“五老”之首的，是系主任刘永济，“八中”的代表人物，则是终身对刘永济执弟子礼的程千帆。
刘永济，1887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的贵族豪门，祖父是曾任直隶总督的晚清重臣刘长佑。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显赫的家族背景，不仅没有给他带来福音，相反使他的晚年生活变得坎坷悲凉。1932年7月，他受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42年任该校文学院长、文科研究所主任，并代理过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10月2日含冤去世。
 
求新生，自我批判
1949年，62岁的刘永济，虽然“已觉春光冉冉非”，但新中国的成立，令他欢欣鼓舞。进入人生暮年的他，积极靠拢组织，主动进行自我批判，只求自己的人生重获新生。
这年8月，武汉大学取消校长制，成立校务委员会，文学院院长一职由军代表、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徐懋庸取而代之。
这个徐懋庸，曾被鲁迅骂过“昏蛋”、“以文坛皇帝自居”，因鲁迅《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而声名大噪。对徐懋庸取代他的文学院长，刘永济一开始感到不舒服，表面上却做出一副自命清高、心不在焉的姿态。但他毕竟阅历深、识时务，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抱定“忍”、“舍”二字，以顺应当时“思想改造”和“交代关系”的大流。
1952年6月20日，他以积极的态度书面检讨了自己的出身、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社会关系。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害了几十年重病”的人，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比作医学大师，下决心要揭发自己的症候、找出自己的病根，在人生态度与学术思想上彻底改正旧我。
他检讨自己“这63年真白过了，真是虚度一生。但是昨日之我，昨日死了；今日之我，今日才生。那么，我还是三岁的婴儿，未来的日子正多呢！又正因为是三岁的婴儿，需要保姆的提携，所以我以满怀愉快的心情，来改造我自己，并希望群众永远帮忙我，使我随时在进步。”他还给自己扣上了“地主阶级立场”的大帽子，说：“读了毛选初集，才知道我的确脱离不了地主阶级的立场。地主是非常丑恶的名称，我心中非常感觉痛苦。我在入工会的时候，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徐懋庸先生，说我的‘封建斑点’不知何时才得洗净，就是痛苦的呼声。现在到了我洗斑点的时候了，我愿意洗他一个干净，洗他一个痛快！”
刘永济的检讨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中文系教授刘绶松说：“说以往63年白活了，解放后婴儿初学，很使我感悟。”语言学家周大璞说：“‘忍’‘舍’二字很当，63年的包袱放下，是真的舍得。”国学大师黄侃的侄子黄焯联系刘永济送次子刘茂蕤参军一事表扬他，“对党的认识和对祖国的爱护，表现在送子从军时那种欢送情绪”。经过评议，刘永济的检讨报告获得第一批通过。
同年9月，刘永济又写道：“经过各种学习和运动，尤其是三反五反、改造思想、以及交代关系运动，使我认识了我们恰是当整个旧社会与新社会划清界限的时候。……我们如果保留一丝一滴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便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思想，不能得着明日的欢欣，不能与祖国成为子孙万代血肉相连的关系。”
刘永济尽量地顺从、歌颂新时代，毫无保留地批判自我。在检查报告通过后，他感到轻松愉快，写了《临江仙·自我检讨后书感》一词，歌颂共产党领导下“河山皆锦绣，人物足风流”，并表示自己“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
 
评职称，好事多磨
刘永济主动开展自我批判的一腔热血，被接踵而来的职称评定泼了一瓢冷水。
1956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并相应开展评级工作。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行各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在大学，虽然民国时期就有了教授级别，但这次开展教授重新评级，依样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对其他行业，大学教授的职级，不仅是工资概念，更隐含着学术水平的分级。在工资等级上，当时一级教授的月工资345元，二级教授月工资280元，三级教授月工资240元，每个级别之间的差额就相当普通员工工资的两倍。而在学术水平上的差距就更是无法用数据来衡量了。
当年教授评级名额控制很紧，全国各类大学，所有专业最终只评出118名一级教授。在武汉大学，历史学家李剑农、数学家李国平和生物学家高尚荫等三人，毫无争议的被评上了国家一级教授，剩下的一个一级名额在中文系的“二刘”中取舍。具体操作湖北省教授评级的关键人物罗明，以前是武汉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现为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他对“二刘”均比较了解。论学问，刘永济在刘博平之上，又是中文系和国学院的掌门人，还代理过武汉大学校长。但“二刘”的家庭出身截然不同，刘博平出身贫寒，其先人是在河边劳动的渔民，刘永济的先祖经商发家，祖父刘长佑镇压过太平天国，曾任清朝两广、直隶、云贵总督，父亲刘思谦做过几任知县，也是一名封建官僚。在罗明眼里，刘博平对人十分客气，对学生、青年不摆架子，刘永济则多少有些大少爷的派头。所以，罗明在第一时间就把刘博平作为一级报了上去，给刘永济只报了二级。
作为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刘永济把这次评职看得与诰封一般，他获悉自己被作为二级上报后，心中为之闷闷不乐。而他的同事和学生，更是为他打抱不平。已经铁定是一级的李国平教授去找罗明，为他说话，可罗明不买他的帐。李教授又直接去找教育部。教育部的领导质问他，你一个数学教授，怎么对中文系的评级发表起意见来了？这样，李教授就只得跑到北京大学，找到同样铁定了一级教授的著名楚辞学专家游国恩。游教授对刘永济的学问很崇拜，专门给教育部写了报告，不仅历数了他的著述成就，著有《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文学论》、《小说法则》、《十四朝文学要略》、《宋代歌舞剧曲录要》等专著40余种，指出他在屈赋、《文心雕龙》及词曲的研究方面，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说，如果刘永济先生评二级，我们这些晚辈就只能是四级了！教育部对游国恩的意见很看重，把报告批转到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部，湖北省委来了个折衷，给他和刘博平都评为介于一级和二级之间的“１—２级”。因为这个不一不二的“１—２级”，刘永济好长时间都没开心过。
 
评右派，组织内定
评了职称评右派。刘永济还在为自己的“１—２级”纠结之中，一场意想之外的政治风暴悄然向他袭来。
1957年4月26日，武汉大学开展了“整风运动”。5月16日、17日连续两个下午，校长李达邀请八位老教授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年届古稀的刘永济在会上谈了两个观点，一是对阿谀逢迎者要严加管教，二是学校的民主作风不够。这种对学校工作的善意批评，却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行为。在后来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中，参加这次老教授座谈会的燕树堂、袁昌英、刘廼诚被划为极右分子。刘永济则被划为一般的右派分子，给他的定案结论有三项：（1）咒骂党、党员和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2）污蔑党的干部政策，为右派撑腰；（3）叫嚣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企图把运动引向错误方向。在对刘永济所作的《结论书》中，引用了他的话：“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假民主。选人民代表、团代表哪一件民主？党内选举也不民主。既不民主，为什么不可以争？”“把党和党员混为一谈，……说成向党争民主，这好大的罪名，谁受得起？我七十岁了，别人怕扣帽子，我不怕。”《结论书》最后说：“业务方面，他专门研究楚辞、文心雕龙、宋词，有相当造诣，有真才实学，在国内有点名望。年纪也老了，活不到多少年，又需要发挥他在业务上的长处”，因此他被划为“一般右派”，撤销他的政协委员职务，“保留现在的工作，继续教书，不公开批判”。
对刘永济的处理意见，看起来比那些极右分子要轻，但是，刘永济本人却感到很委屈，因为他自认为所提意见，完全是出于对学校发展的良苦用心，丝毫没有反党的动机和想法。相反，对整风运动，刘永济一开始是抱有积极态度的，当风云突变、反右运动展开时，他还参加了对右派分子的声讨与批判，甚至在参加中文系声讨“右派元帅”程千帆的大会上还发了言。尽管这只是为形势所迫，并非出自他的内心，但至少说明，刘永济并未对抗这场运动，他希望通过政治表态把自己撇清，使自己免受祸殃。
不幸的是，他终究未能躲过这场劫难，内定右派的帽子戴到了自己的头上。事后，刘永济写了五言古诗《我过倘能补》，委婉地吐露了当时参加座谈会，是落入“阳谋”的陷阱，以致于进退失据、痛苦万状的情状，表达了自己在人生余年改过自新的决心：“自怨自怍愧，自痛自循抚。党实遇我厚，我自设阱罟。阱深罟网密，一陷难冲举。不有大力挽，我必长朽腐。……誓当改故辙，努力追前武。余年未即尽，我过倘能补。”
然而，刘永济做梦也没有想到，被划为“内定右派”，还仅仅只是他走向人生劫难的第一步，更凄惨的人生悲剧在等着他去上演。
 
出词集，引火烧身
刘永济是享誉词坛的名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曾专门为他开过“刘永济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自小随姑父读过古今词集，奠定了厚实的词学基础。青年时期，他客居上海六年，师从祖籍湖南邵阳的词坛巨子况周颐学习填词。况先生对刘永济《浣溪沙·几日春风上柳枝》中“舞余歌罢一沉思”之语，大为赏识，称“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词正当如此作也。”吟咏词章以寄托性情、倾诉心声，是刘永济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中，他的同窗好友陈寅恪、吴宓、吴芳吉、刘豢龙、程千帆等人，以及胞弟刘永湘，都与他时有诗词唱酬。
刘永济对自己的词作很珍惜，陆续予以结集面世。早在1944年，他的《惊燕集》就受到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推崇，称之为兼具周邦彦的“谐婉”、苏东坡的“明快”、姜白石的“冷峭”。在刘永济七十寿诞之时，武汉大学五老之一的席鲁思提议刻印词集以为纪念，并自告奋勇为之作序，邵阳老乡李剑农也附和鼓动。刘永济经不起劝，于1963年秋，向中文系副主任周大璞提及此事，经何定华副校长同意由武大印刷厂刊印，费用由著者自理。
可是到了1964年6月，有人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报告刘永济出版词集一事，得到的答复是：“学校代印，学校就有责任”，要中文系仔细审查词集内容。系总支立即通知停印，并派专人审读词集。
1964年1２月２日，武大党委向省委宣传部呈送专题报告，将刘永济的词分为五类：一是“对解放、对新社会非常仇恨，……反动思想相当突出”；二是“散布悲观、消极、对现实完全绝望的那种没落情绪”，在词集中所占比重最大；三是“散播厌战情绪”，表现为把抗日战争写得非常残酷、凄惨，把解放战争写得很可怕，反动思想更为明显；四是“宣传虚无主义思想”；五是“抒写封建士大夫的那种生活情调，在写景或记事中抹上一些淡淡哀愁和无名惆怅……”最后的结论是，刘永济词“绝大部分作品都可以说是有害的，其中有不少作品是相当反动的”。
这份《报告》穿凿附会，将词人旧作《浣溪沙》中“舞罢歌余一沉思”一句，说是“在解放以后又旧话重提，津津乐道，……是给那种‘沉思’赋予新的内容，以反动派遗老自命，矛头对着新社会”。称那篇阐述词学理论、学词经过、写词心得，说明结集缘由的《自序》，是“反对新社会表现反动思想比较突出，具有纲领性的一篇文章”，“立场、观点都是极端反动的”。
从此，刘永济和“三家村”相呼应，抛出反动词向党进攻，成了武汉大学的要案。一夜之间，他全家成了阶级敌人，妻子黄惠君被扣上“黑帮地主”的帽子，大女儿因为支持印“反动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小女儿因为运过印词的纸，被打成“右派”。他本人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先是在小范围内进行批判，后来升级到公开批斗。1966年的酷暑时节，两个女儿被勒令将身患重病的老父亲从床上拖起来，放在板车上拉去批斗。斗完后，连躺在板车上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由大女儿刘茂舒半背半拖，在尾随的辱骂声中，把他拽回家。到家后，刘永济跌坐在椅子上，突然放声痛哭。这位经历过母、兄病故，爱子夭折，视如珍宝的书籍被焚，贫病交加的逃难……从未落泪的刚毅男人，第一次放声痛哭。10月2日，吐血屙血不止的刘永济死于家中。事隔三个多月，他的夫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师的黄惠君自缢于自家厨房。
（作者单位：邵阳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