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失败而学佛
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南巡抚俞廉三将官办的益阳板溪锑矿招商承办。梁焕奎预见锑矿业前途广阔，多方筹措资金，甚至变卖了妻子的贵重手饰，接办了锑矿，并将其改组成为久通公司，派二弟端甫坐驻益阳，整顿矿场，设立炼锑厂，开始走实业救国道路。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氏建议湘省当局于乡试落第的备荐卷中，破格选拔可用人才送日本留学。当局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他主持阅卷选拔事宜，从当时乡试的万余落选卷中，选取一百余名青年以公费送日本留学，当局并命梁为留日本学生监督。1903年初，他率杨昌济、陈天华、刘揆一、石陶君、朱德裳等35名湘人学子东渡日本，以求“惟将一掬池边水，尽洗中原满目瘢。”
同年，应湘省当局推荐，梁氏从日本回国赴京应试经济特科，列二等。不久被命为江苏知县授同知衔。往南京候补，任为金陵火药局提调。当时赵尔巽调任湖南巡抚，锐意推行新政，听说梁焕奎精通矿山业务，便将他留在湖南，升任矿务局提调。梁氏向赵尔巽建议创办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赵尔巽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梁为首任学堂监督。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从省矿务局拨借基金银1.6万两，创办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着力培养采矿、化验、机械等人才。他还聘请张继、章士钊等为教员。他又先后送三弟鼎甫、四弟和甫、五弟硕甫分别留学日、美，学习矿冶。
光绪三十年（1904）农历正月，为输入文明，启迪民智，梁氏纠集湘中名流龙绂瑞、陈保彝、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倓等在《湖南官报》上发表“募捐启”，呼吁社会各界募捐在长沙定王台建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改游宴凭吊之区以研究有用之学，储书籍以备观摩，购图器以资实验。”是年二月（农历）间，“由梁、龙诸君创捐巨款，购办中外图书及人体动植模范光化等仪器列置其中，设馆三所：曰图书，曰教育、曰博物。”正式向社会开放。
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焕奎眼疾更加严重，寻丈之内不能辨人眉目。他于这年赴日本求医，但不治而归，双目失明。
1908年4月杨度商得赵尔巽、端方、袁树勋、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赞助，共筹得白银十六万两，久通公司终得以购回赫氏专利及一应设备。次年，改组久通公司为华昌炼锑公司，梁焕奎自任董事长，焕均任总经理，焕章任驻山经理，焕彝以董事名义，奔走欧美各国，后焕廷任驻纽约经理处经理。华昌公司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择地建厂以赫伦士米法炼锑。呈准农商部注册，享新法炼锑专利权，全省土法炼锑产品，均由华昌公司精炼成纯锑，以“双环”商标出口。
民国三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间需锑量猛增。民国五年，华昌年产锑量达8600余吨，获巨额利润，最盛时期职工达万余人。当时长沙城南一带，“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房屋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景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朱德裳在谈到华昌公司昌盛之情景时曰：“湖南梁辟垣，以华昌公司起家。当其盛时，一公司税入过湖南省款税额三分之一。例应得勋三位，辟垣不屑屑也。然碧湘街上，甲第连云；一夕樗蒲，盈千累万。梁氏宾客，几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于是华昌公司资本千万，而辟垣亦有财神之目。”
1916年，湖南绅商各界见华昌兴旺，纷纷要求利益均沾，公司迫于压力，于是扩股，股本由96万扩至300万。人事改组，随之机构膨胀，冗员充塞，开支骤增。
1918年，第一次世界战争结束，国际上军需纯锑量锐减，锑价暴跌。这年上半年长沙市价纯锑每吨价值900元，到1919年春竟降至每吨90元上下，且无人问津。到1920年，锑价仍无起色，华昌公司已债台高筑，寸步难移，1924年宣告破产。梁焕奎生前曾将华昌公司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难：一曰，洋人恃其国富、兵强、财广，对抗难；二曰，山主地头蛇恃其人多势众、横蛮，讲理难；三曰，军阀豪绅恃其权势，敲诈勒索，支应难。这“三难”，正是中国民族工业伤心史的一段写照。名城长沙网_湘城文史:T l2I#I){`*i
梁氏晚年，因战争频仍，国事衰微，事业颓败，人去楼空，冷却了他满腔实业救国之心。为寻求心理上的平衡，转而皈依佛教之密宗，终日诵经礼佛。1918年，携眷北上，避居梁漱溟家中，梁漱溟乃其同宗弟兄。民国九年（1920），自北京南归，住长沙浏阳门外青郊别墅，每日持斋念佛。1927年出游沪上，1929年隐居江西庐山，翌年12月在庐山天池别墅遽然长逝，遗嘱殓以僧人服装。民国十九年（1930），归葬湘潭二都九甲黄陂冲古竹塘(今塔岭乡古新村)。著作有《青郊六十自定稿》4卷、《青郊诗存》6卷等。
将别墅改作道场
梁焕奎学佛除了自身原因外，还受他的母亲之影响。1914年其母亲逝世，梁氏在其衰启中说：“先母平时之教不孝兄弟也，随时随地不易其方，万绪千端难以悉数。大要不外平实二字，而尤以不妄语为本。尝曰：‘自己受不得的总不要教他人受。’又曰：‘凡事做不到的就不要说。’对三四龄小儿皆曰：‘不要说慌。’其施教之法，于最幼者主奖励不主束缚，于稍长者主感化不主责督。”又曰：“先母性好佛学，而不以流俗迷信为然。日持《金刚经》、《准提咒》。尝曰：‘佛学求真如，真如者无吾心之虚灵而已。每日焚香静坐，收摄心神，敬畏生而妄想灭，即是佛学。膜拜求佛无益也。’与不孝等言，常有禅理。见不孝等阅小说书，曰：‘世界非真，何为更假。’有病，见不孝等以为虑，则曰：‘病者非我。’其解悟多类此。”
1906年，梁焕奎因母亲年迈喜清静，在长沙东门外五里牌建造了一所花园住宅，题名为“青郊别墅” ，奉母养疴。别墅占地约60亩，田园平衍，一条小溪从门前流过。园内有楼，名“平远楼”，可远眺长沙城南。楼旁亭台水榭、柳暗花明；新修的荷花池畔，各种花卉争芳斗艳。特别是楼前那两株大桂花树，香溢满园。楼后为小山丘，上有橘树两百余株。1922年梁氏将为求自身解脱出世隐居，以学农、学佛为乐， 将青郊别墅改名为“二学园”，作为顾伯叙弘扬佛法的道场。梁氏本人曾作《二学园》诗一首：
少长处城市，未暇理农桑。
常笑田家拙，焉知岁功忙。
远归就郊坰，稍事检秋粮。
寒蔬既盈畦，熟稼时登场。
穮蓘虽未施，桔橰常得将。
雨中爱新绿，风下来生香。
时复一樽酒，持与野老嘗。
岂伊明劳酬，聊使吾意偿。
躬耕自云乐，谁为尼父详。
顾伯叙(1889～1973)，名畴，字伯叙，法名净缘，法号正明，江苏淮安县人，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之后裔。早年学儒而道而佛，遍访高师参学，修法自悟。1922年在湖南长沙创办二学园道场，组建畏因同学会，以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为宗旨，吸收信众、戒众、行愿众、法众等四众弟子修学，弘法利生。1927年主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并于北伐军中布教。1929年在日本醍醐流三宝院受两部传法灌顶，证大阿闍黎位(金刚上师)。1930年在上海创瑜伽学会，并主办《威音》佛刊。1937年与贡噶活佛参学藏密。1938年在湖南东安主办兴隆寺、耀祥书院及耀祥中学。1950年以后自修讲学，蒋维乔居士晚年从其学密法。著作等身，惜大都毁于文革，遗著有《密乘一品一论讲略》、《色法研究》、《黄庭烬余录》、《周易发微》、《影响轩丛话》等。对于二学园的情况，吴立民先生曾有说明：“1922年，顾伯叙在湖南弘扬佛法，宣传佛教教义，同许多学佛的人组织了一个学佛的团体，清末翰林梁壁垣（梁漱溟之堂兄）提供其别墅二学园作为修学道场（梁命名“二学园”乃取学农学圃之意），顾伯叙因其名，而取佛教优婆塞经中戒经所说“二学”的意义，仍名“二学园”，共同订立了一个学约，指明二学园是聚合信众、戒众、行愿众、法众等四众弟子修学的道场，二学园的宗旨是圆融、不诤：圆融是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不诤是不诤于世学，不诤于他教。顾伯叙想以这个宗旨去谋佛教的当机改革。学员都是同学，不立师长，在佛学上大家是同学，依经依律地去修学，在世法上各人有自己的责任，因此又有‘入山门不言俗，出山门不言道’的规定，以此为公律，保持学园的纯洁与严肃。顾伯叙证得法多，精通显密教法，遂公推顾为二学园掌法，故又称其为顾掌法。由于顾伯叙对佛教有他独特的研究和学识，当时同他学佛的人很多，唐生智便是其中的一个。”吴立民的这段说明，除了说梁焕奎是翰林不准确之外（他只是一个举人），其余都是比较准确的。顾氏所创办的二学园道场，在当时颇有名气。1927年的《佛化新闻周刊》第2期说：“长沙小吴门外五里牌二学园为中国第一密坛。”
独家修建五轮塔
五轮塔为佛教密宗之塔，建于长沙岳麓山。所谓五轮，即地轮，水轮，火轮、风轮、空轮五轮。轮者周遍圆满之意。其形即地方、水圆、火三角、风半月，空团点。其五字梵文，音读阿、嚩、啰、贺、欠，其色是黄、白、赤、黑、青。五字梵文称为五方五佛之种子，而配于五方之五佛。其义谓世界由地水火风空五大构成，塔即微型世界，地水火风空配东西南北中，配木火土金水，说明世界是物质构成的。又示人身亦由地水火风空五大生成，塔即表象人身。五轮象征人体之腰下、脐轮、心上、眉间、额顶，说明人的物质性。如加识大(人的精神性)即为六大。六大乃构成世界和人身之基本要素。此种大思想，并非印度佛教才有，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也视六大为世界之根本。不过佛教突出人与宇宙相通，人身和世界一体。印度古说梵我不二，犹之中国古说天人合一之意。故五轮塔既标志世界，又象征人体，是天人一体之塔。此种型式佛塔，据了解，全球少有，中国只有岳麓山一座。
关于岳麓山五轮塔的修建人和修建时间，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在现今五轮塔门楼下方立的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的碑文说，为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又称五轮塔，建于1927年，系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为纪念北伐阵亡将士而主持修建。但是，《名人与长沙风景》和《老照片中的长沙影像》两书引用1932年成嘉森所编《岳麓小志》记载，五轮塔是“民国十三年(1924)，为赵恒惕主(主持)省政府时所建”。1924年9月出版的吴晦华的《长沙一览》中提及该塔，称“民国十三年，为省政府所建造”。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这个说法也在1934、1936不同版本的《长沙市指南》中得到印证。
梁焕奎之孙梁建雄在2015年5月29日撰文称：“看到报载，探讨岳麓山五轮塔及何人所建，愿将我所了解的史实与大家共享。我认为，长沙岳麓山的五轮塔是由顾净缘居士主持，由我祖父梁焕奎等人捐资修建的。……我父亲曾对我们说过，岳麓山五轮塔是我们家修建的。并且，祖父位于湘潭塔岭乡古新村之墓地，也曾修建有式样相同，高约丈余的五轮石塔，后来该塔虽然被毁，但现在该乡仍沿用‘塔岭’为地名。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梁焕奎与五轮塔的特殊渊源。”
梁建雄又说：“按上述史实分析，以顾净缘在佛教界的地位，以梁焕奎的财力和信佛的虔诚，应该是技术上由顾主持，资金上则是由梁家主持（当然也不排除当时还别的信众捐资）修建的岳麓山五轮塔。至于景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所刻的‘建于1927年，系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为纪念北伐阵亡将士而主持修建’ 一说，我认为此信息有误。唐生智很可能是为了纪念北伐阵亡将士，请他的军师和佛教密友顾净缘，利用已建好的五轮塔将原镌有‘五轮塔’三字，改为‘先烈光明’四字，并建了‘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门楼，轰轰烈烈地为北伐阵亡将士做了一次道场，加大了五轮塔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而因此误作是唐生智所建之依据，实不可靠也。当然，对修建五轮塔的‘功名’，祖父从不夸耀于人，我辈更无意因此争利丝毫，只是觉得应该尊重史实而已。”·
笔者认为，梁建雄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而且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927年2月12日《大公报》消息《总指挥祭奠纪念塔》：“唐总指挥以此次革命阵亡将士，系为群众求解放谋幸福而牺牲，丰功伟烈，昭然日月。而第八军各将士，多已皈佛，慈悲救世，自当早得解脱。因将二学园所属之五轮塔，作为革命阵亡将士纪念塔，以安英烈，而永纪念。昨八军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筹备处，奉总座条谕，特通知各团体各机关各学校各军队，订于本日齐集前往致祭。即此追悼会与祭各团体，均须按时前往参加，共襄盛举。”这里讲的“总指挥”指唐生智，北伐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五轮塔不是唐生智新修的，而是利用已有的建筑。二是五轮塔为“二学园所属”，即二学园所有，如果不是梁焕奎出资修建，怎么能“属”他所有呢？既然“属”他所有，也就不可能有“别的信众捐资”。1924年时，赵恒惕任湖南省长，《岳麓小志》说，五轮塔是“民国十三年(1924)，为赵恒惕主省政府时所建”，是比较准确的。因为赵氏当时也热心于信仰密教，说是他“主省政府时所建”，并不等于说是他或省政府出资所建。唐生智所以能够将“二学园所属”的五轮塔改为纪念塔，正是因为他在二学园跟随顾伯叙学佛，并且与梁焕奎有着亲密的法侣（道友）关系。
1927年12月13日《大公报》报导：《昨日致祭阵亡将士纪念塔之盛况》在谈到五轮塔的“布置之情形”时说：“塔系石造，共为五层，原名五轮塔，在密宗为大日如来法身。下层四方，形‘地’；一层圆，形‘水’；三层三角，形‘火’；四层半圆，形‘风’；五层圆，形‘空’。均书有金色梵文字。塔之正面，原镌有‘五轮塔’三字，新书‘先烈光明’四红字。……石牌坊前横一匾曰：‘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塔之后方有经堂。再后五六丈，为入塔正门，门额‘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等字。”这段话中所说的“塔之正面，原镌有‘五轮塔’三字，新书‘先烈光明’四红字”则明确说明,五轮塔是原有的，是唐生智将其改为烈士塔。（作者为我馆馆员）
注释：
梁焕奎：《浴箱根温泉》，《青郊六十自定稿》。
《东方杂志》1904年第四期。
《梁公鼎甫传略》。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页。
《杨昌济集•达化斋日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568—569页。
梁建雄：《 长沙岳麓山五轮塔是梁焕奎捐建》，百度文库，
《青郊六十自定稿• 五言上》。
杨柳纯：《吴立民传奇人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梁建雄：《 长沙岳麓山五轮塔是梁焕奎捐建》，百度文库，有关梁焕奎的3张照片亦出自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