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史述往 > 正文

【林圭年谱】林利2020年4期总122
2021-01-10 20:19:0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林圭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二日(1875年11月9日) 诞生生于湖南湘阴县樟树港镇。始名绍放,字述唐,号悟庵,后更名锡珪,最后乃名圭。父亲林松桂,原系福建莆田人氏,幼年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无以为生,乃投奔湖南湘

林圭

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二日(1875119) 诞生
生于湖南湘阴县樟树港镇。始名绍放,字述唐,号悟庵,后更名锡珪,最后乃名圭。父亲林松桂,原系福建莆田人氏,幼年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无以为生,乃投奔湖南湘阴表亲刘家。靠表亲家借得少数资金,在樟树港镇摆一小杂货摊为生。因经营得当,成为樟市一殷实人家。娶妻孙氏,生子女四人:长子林绍敏,次子林绍先,林圭排行第三,老四为满妹。                   
光绪九十三年(18831887) 8—12
与长兄绍敏在樟树港镇一私塾开蒙,后入湘阴高坊局东桥黄铭功所办私塾读书。其间结识同县人范源濂,范与其弟范明正(范旭东乳名)常往来于樟树港林家。
光绪十五年(1889) 14岁
转入长沙求学。其时黄铭功老师受聘至长沙东茅巷96号欧阳植斋家任教,因携林圭与其长兄绍敏同往,与欧阳植斋共同受业。读书、食宿俱在欧家,发奋攻读,学业长进。其间认欧阳植斋的母亲欧阳宝珍为义母。欧阳植斋的祖父为长沙岳麓书院原山长欧阳厚均。
光绪十八年(1892) 17岁
转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号次煌,系光緖朝贵州巡抚林肇元(字贞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之侄女婿。
光緖二十一年(189520
与湘阴徐氏女结婚。徐氏女生于1876年,林圭牺牲后改名林徐守圭,民国成立后,为湖南女国民会总发起人之一。病殁于1918年7月16日。
光緖二十二年(189621
    在家乡带学生任教。
光緖二十三年(189722
在家乡带学生任教。
二月,作《湘事日记》二则:
其一记德人吴礼福进湖南省城长沙事:“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二月初六日,德人吴礼福,又名大甫,来湘。初以外人到省河,湘人蜂聚,饱以砖石而去。该德国人坐大民船,旗上书‘德国翰林奉旨游历’字样。是时陈中丞阅边外出,何方伯急发公文两件,一至张香帅处,一至陈中丞处。湘人举国若狂,拥挤河下,不准德人进城。该德人口称:‘年四十有五,予若不能进城,即死于此。’各大员惊甚,派人加意保护德人十余日,昼夜不瞑。十五日,两公文到,均责成方伯妥善办理。惟德人既系翰林,自应以司道迎接。香帅公文内并有“倘湘人滋事,惟该司是问”等语。于是十六日与德人约定,十七日四点钟进城,六点出城,七点开船。德人允约。进城后,扬帆而去。此为湘省西人进城之始。”
其二记湖南阜南官钱局成立事(二月二十九日记):“阜南官钱局,陈大中丞创设于丙申年(1896)也,令富商朱雨田董其事。秋间,始议通行钞票,用东洋纸,面钤藩司印,背书官示。……昨有人持假票一竿至局换钱,局门人觉之,乃清查票簿,内假者七百余竿。董事等均失色。询换票者,系客栈店主,云一人寓栈已两月余,不知为何处人,昨忽欲适他去,出此一竿,以清伙食债,实不知为假票。董事欲系以罪,店主答之曰:‘我无知人也,以为官票,谁敢造假?况又不批来手,今欲罪我,我将罪谁?自此之后,无敢用官钱票者。’余代叹曰:此必然之事也。钞票之弊,不可胜言。泰西各国,赖此钞币以富国强兵,何术以制之邪?如湘省通行钞币,无不富强之理。金银钱,须有实数,钞票则无论数万兆,均可以一纸了之。商贾以之清厘税,运百货;居民以之完钱粮,购用物,无不便者。奈伪造之人何?......”
  三月二十一日(4月22日),《湘学新报》由江标、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江标兼该刊督办,唐才常为主笔,蔡钟浚任总理。自第21册起改名《湘学报》旬刊,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终刊,共出45册。
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梁启超与李维格到达长沙,分任湖南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与梁、李二人同时入湘担任中、西文分教习的尚有韩文举、叶觉迈、王史等人。
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开学,校址设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刘权之旧邸。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总理(亦称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另委绅董9人,即熊希龄、王先谦、蒋德钧、李维翰、谭嗣同、黄自元、张祖同、陈海鹏、邹代钧等,组成时务学堂董事会。
光緖二十四年(189823      
年初,在家乡湘阴创办广益会(阅讲报学,一如南学会例)和不缠足会分会。
二月初一日(2月21日),南学会成立开讲。以巡抚部院孝廉堂为会所,首由皮锡瑞主讲。到会听讲者有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熊希龄、王先谦等官、绅、民三百余人。
二月十五日(3月7日),《湘报》正式发刊,地点长沙。报馆由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邹代钧等8人组成董事会。
二月底赴长沙,准备参加湖南时务学堂第二次招生考试。
三月初一日(3月22日)参加了在南学会举行的时务学堂入学考试。据皮锡瑞日记得知“……是日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
三月十四日(4月4日),《湘报》第二十五号刊出预告:“湖南开办不缠足会”,并告曰:“不缠足总会设于省城小东街湘报馆内,不日开办,有愿入会者请至本会注册,以便登报。其详细章程容后续出。”
三月十五日(4月5日),考取时务学堂第二班。是日《湘报》第二十六号刊登《抚宪第二次招考时务学堂学生挑覆榜》,共计55人,林圭名列其中,成为时务学堂第二班学生。   
三月十八日(4月8日),《湘报》第二十九号刊登:“本月十六日,抚宪委黄廉访在南学会挑覆时务学堂学生题:年稍长者《古人惜寸阴今人当惜分阴说》;年幼者《学贵有恒论》”。
林圭所撰题为《古人惜寸阴今人当惜分阴说》。谭嗣同阅后批云:“侃侃而谈,深中时弊。”黄遵宪批云:“独往独来,别有怀抱。后幅抉出命题之意,尤为具眼。”
三月,在长沙加入不缠足会。三月二十一日《湘报》第三十二号刊登加入不缠足会共30人,林圭名列其中。
与总董徐仁铸、黄遵宪及董事沈明煦、黎承福、徐祉善、蔡锺濬、易鼐、葛裕杰、刘泽熙、刘豈、张铭彝 、蔡毓蘅、徐中鹄等在《湘学报》发布《湖南办理不缠足会启》。
三月二十八日(4月18日),时务学堂原有学生入学后“一月甄别”之规定,至是日,公布了二班生甄别结果,于《湘报》第三十七号刊登《时务学堂第二期取准学生榜》,其中内课生30名,外课生18名,附课生7名。林圭被录取为内课生第二名。范源濂、田邦璇、郑晟礼等亦为内课生,蔡钟浩等为外课生。
同日,致信黄铭功(黄奕叟)先生,论及国家情势严峻,“风闻各国瓜分中国……黄种厄运,诚足悲叹!” 并云:“圭在乡,亦开有广益会,阅讲报学,改书院,设茶务公所……无如大局甚危,补牢已晚。俄夺金州,占大旅;德割胶州;法索广州;英以长江一带为应得之权利;弱如土耳其亦派数兵艘来华,冀得一脔以为荣。同一病夫耳,彼能起而啖生肉,吾华之病,将不可救药,是可哀矣!” 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笔端。
闰三月初二日(4月22日),《湘报》第四十一号刊登告示《学堂添聘教习》:“武备学堂添聘天津黄君殿臣为教习,时务学堂添聘广东欧君榘甲、湘潭周君大烈、浏阳唐君才常为教习,日内闻可定期启学矣。” 
四月,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离湘赴沪。
四月十二日(5月31日),《湘报》74号刊登《二班学生闰月分中学分数榜》,载“溢分者十人”,其中“林锡珪九分半,溢二分半……”
四月二十日(6月8日),《湘报》81号刊登《时务学堂闰月课榜》,奖励闰三月份成绩优异者共68名,其中超等18名、特等50名。林圭获特等奖。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四月二九日(6月17日),《湘报》89号刊登《时务学堂遵旨改定课程》云:“抚宪昨接总理衙门行知并录浙抚廖谷帅折稿,将来特科、岁举皆由学堂选取。现在时务学堂学生于经学已通大义,拟将课程改为特科六门,由教习择各学生性之相近者分门教授,以备经济科之选。兹由总理黄廉访与各分教习商定详节,一面由抚宪电促总教习梁卓如来湘振兴实学,酌改旧章云。”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湘报》第九十一号刊登《时务学堂第二班学生并头班补行甄别榜》云:“照得本学堂定章,凡学生入学堂试习一月后,应由教习会同绅董严加甄别,以定去留。今届二班学生甄别之期……因就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榜列中文内、外科及西学、留课各生名次于左。”计开中文内课生21名、外课生7名,西文内课生23名。林圭居中文内课生第2名。
在校醉心西方卢梭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曾对同学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 
常对同志曰:“吾宁为奴适文明之国以就学,所痛者欲为奴以求学而亦不可得也。” 
被谭嗣同诩为“造世之雄”。
五月十四日(7月2日),陈宝箴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委派其护送学生出洋留学,札委黄遵宪总理时务学堂。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又后,谭嗣同、熊希龄、黄遵宪等被保荐,纷纷离湘入京。
五月十八日(7月6日),时务学堂的三个班学生分别自是日至20日放假,假期50天。
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致信黄铭功(黄奕叟)先生,谈及“昨京都来信:梁先生卓如将开翻译学堂于沪上。有劝圭在此读书者,欧云樵、韩树园、叶仲远亦留受业......若往日本,学专门之学,则以五年为期,其学虽久,其用甚大。二者不可得兼,何去何从,圭难决定。特质夫子,乞择所从而教之,是为至祷” 。
信中涉及读书近况,言:先生“谆谆告戒以作文求熟,读书耐烦。圭近大病,敢不服膺而书带。自离左右后,俗务萦扰,束书不读者逾月”。自述:“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当头棒喝,从知受之已深,番然改之,不敢忘夫子之言而已。” 
七月初五日(8月21日),谭嗣同到京,住浏阳会馆。
七月中旬(8月底9月初),与范源濂联名写信给谭嗣同先生。 
光緖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考选学生,赴日留学,时务学堂学生多半投考,而录取的约70 人。
八月八日(9月23 日)凌晨,谭嗣同在浏阳会馆怀旧雨轩被捕, “晨起从容,肃衣冠而往”。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
闻悉谭嗣同等壮烈牺牲,林圭“不胜痛愤,而种族革命之志益坚”  。从此以革命自任,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公始,我承其后,当以死报矣。”
戊戌政变发生后,“湖南巡擦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都革职永不叙用。省内创办的新政,绝大部分废除。考选留学生一项,亦无形取消,时务学堂的名义虽暂保存,但熊希龄已去,由汪贻书继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李维格等都已离校他往。留校的学生不过四十人左右。这一年十二月举行甄别,留校的学生更少。次年,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迁于落星田的求贤馆,另招新生开学”。
九月初一日(10月15日),《湘报》停刊,至此共出117号。
光绪二十五年189924 
父林松桂逝世。家业由次兄林绍先继续经营。
三月二十八日(5月7日),改正范源濂日记并加批,批语曰:“所言治国八事,甚是。建学堂,开智识也;设报馆,广耳目也;开议院,平国政也;广制造,兴工业也;专医学,卫生也;修铁道、造轮船,通筋络也;兴商政,富国也。去岁国家变法,各事渐办有条理,惜为西后所阻,满清之宜乎亡也!” 
春夏间,参与联署梁启超起草的《上南海先生书》。其时孙中山以梁启超等渐倾向革命,遂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梁等悦服,于是有联名上书康有为之举。该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等语。联署者除梁、林外,还有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等,合共13 人,时人戏称为“十三太保”。
七月(8月),应梁启超函邀前往日本从学。其时梁启超在日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招收华人子弟入学。前时务学堂学生唐才质、范源濂、蔡艮寅(蔡锷)、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周宏业、陈为镒、朱茂芸、李渭贤等11人,“都分别冒危险经上海而到日本”。林圭“离家时,阻其行者数十人,君不为所夺,遂以八月到东”。
秋冬间,日本飯田町九段体育会开幕。林圭与与大同学校同学蔡艮寅、冯自由、郑贯公等报名加入。每2日习兵式体操及实习射击两小时。该会为湖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团体,主要是团结志士,提高军事本领(其后黄兴亦入此会,获得射击锦标)。
在日本期间,林圭由于受有几大刺激:“一、在校中不克自备资斧,常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二、林之目的原在于实行,读书非其所乐:三、当时日本之新闻纸,其唾骂支那人,几牛马之不若。乃决计归国,说于梁曰:“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土,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夫学,犹之耕也,不耕固无所得食,试问救火急乎,抑耕急乎? 梁知其意,出资遣之。” 
九月十五日(10月19日),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函称:“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橘次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十一月,与唐才常、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在红叶馆举行饯别会,特请孙中山、陈少白陪宴,有宫畸滔天和平山周等日本友人参加。林圭行前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将兴中会员容星桥的行止告之,以加强联络。林圭给容星桥书言道:“又闻委兄专办湘、汉之事,甚善甚善。”容星桥为容闳之侄,时任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 
林圭行至神户,有书告同学某:“吾以舟停故登岸,信步至某处,山腰有浴堂;浴堂之东,通以小桥;桥之两旁,有石壁立,中有瀑布,坠空而下;远望海水,澄波如碧,风景绝佳。因思吾国山水之胜,当不下于三岛。顾皆草昧未辟,不复加以人为。夫权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已不能享之,则人必代之而有,于人无尤也。圭行矣,此身不知能再呼吸此等文明之空气与否?言至此,不禁泪涔涔下。”忧思之深至此。
“君游学万里,归居汉上,十月无一字寄其家,公尔忘私,此之谓欤!其平日论学,梁任甫先生称其有哲学思想。其言曰:‘还淳反朴,此老氏锢蔽我中国四千年文明思想之证据也。我中国十七代中,所谓甲一家之力已疲,乙之稍善者取而代之。以此数万万之人,哓哓于草昧之中,无所谓兴亡,无所谓隆替,安望其能知自由革命之理欤? ’君常谓:‘天下事,但有人力,无天然。’”
是月,参与起事的人员分批乘船西渡,抵达上海。唐才常、傅慈祥等首先回国,稍后林圭与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云、李渭贤等返国。据田野橘次的记载:“予与同志林述唐偕发于神户,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越日本海于一睡之中。到埠时,唐君(才常)与张通典相俟已久,由是始得见唐。”
约一周后,林圭、沈荩和田野橘次等告别唐才常,西溯汉口,再进湖南。
同月,孙中山派毕永年到湘、鄂联络会党,平山周同行。某日夜分,毕永年、平山周邀林圭、范源廉、许玉屏等会议于长沙清福巷某寓。平山周于林圭“见而器之”,并“赠以宝刀”。
旋林与毕永年、平山周访湖南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营次,范源濂与毕永年、平山周访熊希龄于衡州澄湘营中,“均以时机未熟,不得要领而去”。
林圭与毕永年、平山周在内地活动一个多月,他们跑遍了长沙、浏阳、湘潭、衡山等地的哥老会山头,“宣扬兴中会宗旨与孙中山的主张”。 继在毕永年、容星桥帮助下,以开设旅馆名义,在汉口设立联络机关,与参加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建立关系。
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参与成立正气会。正气会正式成立于上海。唐才常任干事长,沈荩为事务员,林圭为干事,会址设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因此正气会对外亦托名为东文译社,“唐才常与沈荩、林圭、毕永年等所创也”。 东文译社以日人田野橘次挂名。为了配合正气会工作,田野桥次又在上海出版《同文沪报》,“该报即汉口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机关报也”。
十二月,与田野及张尧卿、辜人杰一众哥老会首领26人聚会于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                                                                                                                                                            
十二月二十六日(1900年1月26日),致书孙中山代表容星桥,谓:“......至此间之人心,近更团结,来归如市。其中有能办事、独当一面者,又有数人,俟来时当详言之。张兄(指张尧卿)归汉,道及中峰(指孙中山)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又闻委兄专办湘、汉之事,甚善甚善。但兄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此我辈实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又曰,“......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指毕永年)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反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 
光绪二十六年190025
正月二十一日(2月20日),子受祜生,字武魁。
二月初六日(3月6日), 与秦力山、姚生范、田邦璇等联络哥老会首领数人会于汉口,众人“皆临歃,以倾覆清府为誓辞” 。
约三月间,正气会改为自立会,并建立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林圭与李金彪、胡子严均到上海计议,始刻富有票,散发邀人。
其后,唐才常留驻沪上,林圭赴武汉进行起义筹备工作。在武汉设立自立会秘密机关,并分设旅馆,汉口名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 “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而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众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联络也。” 
常与人表示:“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 
四月,在自立会建立的富有山堂中,被推为总堂大爷。同月,与人函曰:“湘事尧丞(汪尧丞)为之,其才非常,可独挡一面也,吾已托之。” 至此,自立会印发“富有票”,以广泛联络会党,印数达30万张。
是月,母孙氏逝世。
其后数月之内,林圭又出入险阻,北到河南,南至湖南、广西,西至四川,东至九江,招集各会党头目,“激之以义,动之以财,感之以信诚,饵之以爵位”, 并购置枪炮、刀械等。部署基本妥当,等唐才常等来汉汇合。
据吴良愧回忆:“五、六月间,有一次,林圭命我与田均卜(邦玙)跟随后军统领田均一(邦璇)到鹦鹉洲暗中校阅自立军军容。是日张之洞驻汉各军除亲军营外,都在鹦鹉洲会操。及至操场,其军身穿一色勇字号衣,拿着长枪等武器正在操演,有三五千人,远远望去,整齐可观。我们到操场边,围绕着操坪走了一圈。走至近前,在操演之官兵,都向我们打手式暗中示意,可见他们都已归附自立会了。
 又有一次,武昌方面的清军,派人来见林圭,报告说他们营里的炮口已经调换方向,直对着总督衙门了。当时林圭兴致极好,并予嘉奖。那人匆匆而去。但究系哪一部分军队,当时未便问他。” 吴良愧还说,“我在汉口时,曾见各处会党分子来汉者,即有多起,其中如一位安徽会党首领来汉向林圭有所请示,先打手式,以代请安之仪,并说:‘请大帅示下。’……及至义和团事起,各省会党纷纷前来请示……” 
七月初一日(7月26日),中国议会(国会)在上海愚园南新厅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者80余人。林圭参加此次会议,被选为国会干事。
七月初四日(7月29日),中国议会于上海愚园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拟订章程及讨论宗旨,到会60人。
愚园会议后,林圭返汉,与傅慈祥等在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建立机关部,并与黎科、戢元丞、李炳寰、蔡丞煜、郑葆丞等详订《自立军现在之布置及其将来兵事》,制定军队编制与起义有关文件。
七月,康有为致新加坡侨商丘菽园信称:“井上甚称林圭才 林已归,井同办一路。”
     时康有为欲挟张之洞实行两湖独立勤王,“先是,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谓吾党欲效日本义士之胁萨摩、长门侯,藉其力勤王,宜大义于天下,非欲除之,严戒勿行。”林圭的行动被康有为发电加以制止。
七月初八日(8月2日),自立军将各路会党、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及新军组建成中、前、后、左、右、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共七军,唐才常任各军总统领,林圭任自立军中军统领。
张篂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一文记载:“唐才常、林圭计划,分自立军为七军:以大通为前军,秦鼎彝统之;安庆为后军,田邦璇统之;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新堤为右军,沈荩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统之;另置总会龙军(注:按自立军会章,当为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自为诸军督办,分途招募兵勇数十营。上游至于宜昌,下游至于武穴,南至湖北之荆州,北至鄂北之襄阳、随州、当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通山、监利,皆其势力所及。” 
自立军各军分驻长江中、下游,并和十几万会党成员联成一气,成星罗棋布之势,上至川鄂之交的宜昌,下至皖赣的大通、九江,南界湖南之浏阳、衡州,北达豫鄂之交的襄阳、随州、应山、麻城。而鄂中和鄂南之沔阳、沙洋、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为自立军势力所及之地。参加自立军的,包括新军和会党两部分人。
七月十四日(8月8日),林圭与自立会文书汪楚珍(轸)刻制关防戳记及札稿凭单。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逃往西安。林圭电促唐才常至汉口,欲趁有利时机进行军事发动。原定起义日期为七月十五日(8月9日),在两湖和安徽同时大举,而海外之款不至,不得已一再展期。
七月十六日(8月10日),唐才常乘轮溯长江由仪徽、江阴到镇江。于七月十七日到南京。同行者有日人田野橘次和甲斐靖,及禹之漠,于七月十九日(8月13日)抵达汉口。
唐才常、林圭起事的总体计划是以汉口为中心,五路并举,首先经略长江中游,并准备引兵至西安,然后北击幽燕。他们在武汉的具体行动计划是,二十二日先夺汉阳兵工厂,解决起义军的装备、军需,一举攻占汉阳、汉口;第二天(二十三日)进攻武昌。“并谋将统将张彪、吴元恺及督抚拘禁。惟严饬各人不得劫杀平民,惊动市面。”当武汉三镇开始行动时,湘、鄂各州县亦同时举义,并约定各处自立军,克期发难。部署既定,而长江沿岸戒严,信使不得达,秦力山在大通,未得军报,遂于十五日举事,历七昼夜奋战的大通起义,以无应援而败,秦力山仅以身免。
当唐才常、林圭在汉口起事时,孙中山还准备在南方同时发难,相互应援。“郑士良奉孙先生命,与武汉自立会相约,在广东惠州同时起义以相策应。” 
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鄂督张之洞探得自立军将布告各国领事,举事并谋求武昌独立,故先发制人。是夜,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将林圭与唐才常、李炳寰、田邦璇、瞿河清、向联升、王天曙、傅慈样、黎科、黄自福、郑葆晟、蔡丞煜、李虎生等二十余人逮捕。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夜二更,唐才常、林圭等被押至大朝街滋阳湖畔,英勇就义。后藁葬于洪山寺后。
 

分享到:

0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从改革到革命的英勇过渡——纪念自立军起义120周年】梁小进2020年4期总122
下一篇:最后一页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