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二十六日，与湖南长沙贺长龄同龄。乾隆五十八年（1793），安化罗绕典出生，乾隆五十九年（1794）也就是他十岁的时候，湖南邵阳魏源出生。次年，长沙黄冕出生。之后，嘉庆二年（1797），湖南湘阴李星沅出生；嘉庆六年（1801），益阳汤鹏出生。至于益阳胡达源和安化陶澍，则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和四十三年（1778）出生，分别比他大九岁和七岁，是前辈；胡达源的公子林翼及湘阴左宗棠，则均出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算晚辈了。嘉庆九年（1804），林则徐中举。到嘉庆十六年（1811），二十七岁的林则徐在第三次参加会试时，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成进士，改庶吉士，旋即请假还乡。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湘乡曾国藩出生。这些湖南人日后都很知名，且都先后同林则徐产生了一定的交集。
嘉庆十七年冬，林则徐离家赴南京，十二月初在途经杭州时曾稍作停留，林夫人在乘船游览西湖时，为舟妪女治病得痊愈，母女感激之余，以唐褚绪良书法《圣教序》及《慈恩塔》精拓本一册相赠。褚绪良曾被武则天贬至湖南潭州，湘乡县甚至建有褚公祠纪念他。
一、深受陶澍赏识
陶澍是近代湖湘人才群体中的的开创性人物，他于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嘉庆九年，在京城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的陶澍发起组建了“消寒诗社”，消寒诗社的主要活动是作诗，也兼谈经学。初始成员来自他嘉庆七年会试的同年友。因活动地方在宣武门外的宣南地区，后又名“宣南诗社”。嘉庆十年，消寒诗社因为陶澍回乡探亲而停止活动，直到嘉庆十九年冬，又由翰林院编修董国华出面再次组建，陶澍仍旧是主要成员。到嘉庆二十四年春夏间，陶澍将离京，出任川东兵备道。林则徐写《题陶云汀给谏（澍）祷冰图》为他送行，意味着他和陶澍已经结识，由此也正式拉开了与湖湘名士结缘的序幕。
道光五年（1825）二月，因上年冬天水灾严重，四十一岁的林则徐还没结束守制，就被朝廷启用，督修江苏洪泽湖的南河大堤。五月十八日，陶澍调任江苏巡抚，不久就向道光皇帝举荐林则徐，希望调他来参与整顿两淮盐政和海运，但林则徐以三年的丁母忧期限还没结束而婉拒。道光七年（1827）二月，林则徐期满复出，于五月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旋即又擢江宁布政使（时属江南省）。不巧的是，林父于九月底在去南京会合的途中逝于浙江衢州，林则徐不得不再次回乡守制。至道光十年（1830）复出，于六月底获任湖北布政使，次年二月初，调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一年六月，江苏沿江一带再患严重水灾，民食不敷，灾民流亡，陶澍咨商林则徐代购河南米麦，得到林则徐的积极响应。在爱才心切的两江总督陶澍建议下，七月初八日，林则徐调任江宁布政使，积极协助陶澍救灾，由此两人正式共事。十月初，又获擢河东河道总督，专门治理黄河。道光十二年六月，林则徐在苏州接任江苏巡抚，再次回到了陶澍麾下，继续密切合作。
道光十三年四月，林则徐会同陶澍对给事中孙兰枝所奏江浙两省银昂贵钱贱、商民交困的各项意见写了复奏，由林则徐起草的这篇复奏不是一般的例行公文，它反映了林则徐的经济思想，率先提出了设立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是一篇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文献。道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出题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次日，魏源等人应邀来阅卷，这或是两人交集的初始。
道光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广总督，这也就意味着，湖南已经成为了他的管辖区域之一。七至九月，他赴各地校阅营武于八月初二日乘舟抵达长沙，于初五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踏足湖南。该年陶澍六十岁，林则徐撰《寿陶云汀宫保六十》律诗三十首以贺，虽不泛颂扬之词，但也记述到一些往事，是陶林紧密合作、交谊诚挚的见证。
之后，林则徐赴京，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查办海口事件，并节制广东水师，意即南下禁烟，并先后受道光皇帝八次召见。在广州就任后，林则徐积极为禁烟做准备，并积极收集国外动态，专门组织班子翻译《澳门新闻纸》《澳门纪事报》及《澳门月报》（月刊），并还特别留意到了这些境外报刊中涉及的英俄争夺阿富汗、土耳其等国的情况，并根据这些报导译文来观察地图，由此发现沙俄的向南扩张将会对我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带来威胁，要加以防备。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林则徐忙于禁烟之际，两江总督陶澍病危，但他仍以“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的评语推荐林则徐来接替江督之位，不过，林则徐事实上无法到任。
六月初二日，陶澍辞世。林则徐写了挽联缅怀多年的友情和知遇之恩，联语是：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如今，南京中国近代历史遗址博物馆内（即原两江总督府）还保留了“陶林二公祠”，是他们七年无间合作的历史见证。
二、与曾国藩的一面之交
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命入觐，在启程前的十月初八日，他在湖广总督府接晤了由京假归的曾国藩及其同年友陈源兖等人，这是目前所知的两人交集。由于曾国藩的日记是从道光十九年正月开始的，正好缺少了这个时间的记载，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他们俩没有机会相遇。
但这次晤面没有太多的内容，一方面，林则徐已经五十出头，曾国藩还是一个该年刚中进士的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他的资历和背景都还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林则徐即将启行，前来送行的人太多，无法与之进行长谈。巧合的是，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
林则徐对曾国藩有着一定的影响是无疑的，如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就举例说：“今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虽再无见面的机会，但是曾国藩与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保持着紧密联系，一路高升，并为巩固湘军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寄厚望于魏源
魏源是一位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学者，同样得到了陶澍的赏识，早在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时任山东学政的贺长龄就曾邀请魏源入幕府。1825年（道光五年），贺长麟调任江苏布政使，再次邀请魏源入幕，期间协助贺长龄编撰了《皇朝经世文编》。两年后，因为贺长龄再次调动，魏源遂转入江苏巡抚陶澍的幕府，直至1839年（道光十九年）陶澍去世。他也因此与后来担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建立了交往，了解逐步加深。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同乡兼旧友的江苏候补知府黄冕邀请魏源到宁波，参与对被俘英军安突德的审讯，魏源之后将审讯材料进行增补后写成《英吉利小记》，成为中国较早系统介绍英国情况的文章。
之后，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活动虽遭遇挫折，但他在非常艰难的状况下于道光二十年主持辑译了《四洲志》，它译自1836年英人慕瑞所作《世界地理大全》，是一本讲世界五大洲知识的新书。《四洲志》对后来探求新知的活动有着重要影响，魏源就是以《四洲志》为基础“考订列史外国传及佛国、西游、西使诸记为《海国图志》”，梁启超则评价它“实为新地志嚆矢”。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林则徐以四品卿衔降调浙江，十三日，裕谦接任两江总督，他在朝廷的授意下，安排林则徐负责浙江沿海防务，林则徐信以为真，随即到达镇海，积极备战，但五月初十日，林则徐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和“废弛营务”罪名，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遂于五月二十五日从镇海踏上戍途，分别在杭州、苏州停留，适逢黄河东段发生水灾，朝廷于七月三日下令其先转往河南开封应急。
七月中旬，林则徐在途中于京口（镇江）会见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他把有关《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魏源，希望魏源编撰《海国图志》。魏源在此之前已经有志于这方面的著述，遂接受了他的委托。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相会，魏源写下《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记此次会面，其中有云：“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两戒”即两界，指中国的西北和东南两处边界，这反映了两个具有爱国思想的士大夫不仅关心当前东南被英国侵略的现实，而且还预见到西北存在受沙俄威胁的隐患。此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也都受到了林则徐的直接影响。
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撰成了《圣武记》十四卷，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使中国“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书中有《道光洋艘征抚记》，对林则徐、姚莹的抗英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后来由姚薇元对它详加考订，写成《鸦片战争史实考》。
同年十二月，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嘱咐，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林则徐去世后，魏源曾有论林则徐：
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洋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
或曰：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
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敌攻敌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奏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矣。
四、与黄冕同患难
道光二十三年，林则徐在新疆戍所见到了旧属黄冕，大谈“御夷之事，制船炮，断接济，以夷制夷诸策及塞上屯田水利、中外地形、南北水土之胜，往往至夜分始散。”
黄冕在鸦片战争时期曾在浙东与林则徐一同抗英，因两江总督裕谦兵败自杀而死，他也被遣戍新疆，晚于林则徐到达新疆。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林则徐奉命往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等地勘办开垦事宜。行至呼图壁，黄冕由红庙来会，此时黄冕已经获赦召归，因督垦伊拉里克尚暂留新疆。次日，林则徐启程，黄冕随行。初六日抵达迪化，初九日，与黄冕、黄濬及高步月等在戍旧友共进晚饭。十六日，离迪化，黄冕随行。十九日，同抵吐鲁番。二十五日，抵托克逊，这是黄冕督垦伊拉里克之地之处，这也是内地钱与新疆钱的兑换地。为祝贺黄冕结束流放而写赠行楷七言楹帖。帖文是：西塞论心亲旧雨，东山转眼起停云。
九月初六日，林则徐到托克逊，查勘伊拉里克续修工程，黄冕对此有所回忆：
彼时塞外垦务，如伊犁数处及乌鲁木齐之伊拉里克，较有实在济。冕所承办（即伊拉里克水渠工程），亦自信未敢草率。公偕全公验工时，公独测量土方，逐加驳诘，加工补挑至再，意犹未慊。冕不测公意，请曰：‘在事诸人，实已智能索尽矣，未审公意且云何？’公笑曰：‘诚为是乎！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亦且休矣。’乃命停止。
九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因在新疆有开垦之功，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十二月初十日，林则徐在凉州接署陕甘总督。黄冕随后也到达凉州，次年三月，林则徐奏留曾在新疆帮同办理垦务的原江苏知府黄冕暂留西宁差遣。黄冕遂在林则徐的支持下，对英国的先进大炮和炮弹进行了仿制和改良，日后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在这时，林则徐应黄冕之请，为其长沙汀龙黄氏三修族谱作序，该序也是目前所见林则徐唯一为湖南家族作序，甚至被《林则徐全集》轶收。他着意提到与黄冕是“同官、同患难，同蒙恩放归，又同理军务，心性之交非寻常僚友比”，见附文。
五、新疆安危托付左宗棠
1874（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军机大臣文祥赞同左见，全力支持之。与此同时，左宗棠弹劾景廉、成禄等原受命收复新疆而逡巡不进者，成禄被革职，景廉被调任。于是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之后，1876年（光绪二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正式出兵。这离林则徐将新疆安危与前途托付给他，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因老病奉旨卸任云贵总督之职还乡，途中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在长沙舟中与左宗棠相晤。林则徐在这次会面中告诉左宗棠：
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
颇以未竟其事为憾。
后来，左宗棠为《林文公政书》作序时说：
忆道光乙酉，公由滇解组归闽，扁舟迂道访宗棠于星沙旅次，略分倾接，期许良厚。……军事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
这说明，他始终没有忘记林则徐在湘江之上的重托，湖南人的家国使命担当，是林则徐的希望所在。
湘江之会时，左宗棠还是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是黄冕家中的塾师。官至从一品大员的林则徐之前并没有见过举人左宗棠，他如此信任这个湖南乡村的无名之辈，看似意外，其实不然。首先，这与长沙贺长龄兄弟有关，1830年（道光十年），贺长龄见到左宗棠，就“推为国士”，次年，他随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在城南书院读书，他也很看好左宗棠，后来还结为了亲家。同样，左宗棠很受陶澍赏识，1836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主讲渌江书院期间，偶然结识途经该地的两江总督陶澍，“一见目为奇才，纵古论今，为留一宿”，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落第归乡，途中于南京拜见陶澍，后者主动提议让他的独子陶桄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期间他广读陶家藏书，经营柳庄，钻研农学、舆地，编成《朴存阁农书》，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应对方针。这些见解均与林则徐一致。
左宗棠还是陶澍女婿胡林翼的挚友，胡林翼是年仅八岁时被陶澍相为女婿的。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首次进京应会试，与胡林翼在北京订交。期间写成组诗《燕台杂感》，涉及新疆形势。林则徐与贺氏兄弟及陶澍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也对左宗棠有所耳闻。
道光二十五年（1845），刚结束流放而代理陕甘总督的林则徐曾致信胡林翼，勉其出而问世，“不宜自甘暇逸”。他对人才的识拔，与陶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次年六月，胡林翼由陕西捐输案内报捐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此事系由刚结束流放的林则徐专折奏办，由此开启了胡林翼的新仕途。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林则徐函复署贵州安顺府知府胡林翼，对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入幕一事表示欢迎说：
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之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其馆谷舟资，应如何致送，亦希代为酌定。以执事之聆音识曲，当能相与有成，即使弟来年获遂初衷，亦可于此间妥为位置，弟未知其是否急于计偕耳。666页
左宗棠因还在陶澍家当塾师而辞谢了此次推荐。次年曾在复胡林翼信中表达了对林则徐的仰慕心情：
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数十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
由此可见，林则徐以新疆的安危托付给他，显然并不盲目。左宗棠兴办船政，又率湘军平定陕甘、收复新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算得上是林则徐事业的继承人。
六、与李星沅、汤鹏、李元度等人的交谊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新任江苏巡抚李星沅途经河南灵宝时致信林则徐，贺其能在遣戍途中改发东河效力，尊称他为“年伯大人”。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东河河工告竣。随即，朝廷仍将林则徐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七月，他在西安重新登程时写了《赴戍登程占示家人》二首，“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就出自于此。
在流放伊犁期间，林则徐与李星沅的书信联系比较频密。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林则徐在家书中说为李星沅（已经调任陕西巡抚）拟定有关钞法条款事。李星沅于当年四月上奏反对铸大钱并实行分区定价行使办法，就是林则徐所议的大致内容。春夏间，林则徐写诗祝贺李星沅之子李杭选入词馆，此时李星沅也有怀林诗见寄，林则徐以《寄酬石梧相怀之作四叠前韵》，感谢李对自己的关怀和对滞留在西安眷属的照顾。
李星沅是林则徐江苏巡抚的后任，又是林则徐陕西巡抚的前任，且与左宗棠一样都是湘阴人，这也是难得的缘分。由于李星沅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官僚，因此他的财经、水利方面的诸多思路和措施，显然都得到了林则徐以书信的形式幕后参谋。
因为广西金田起义爆发，林则徐也很关心广西地方的反抗形势，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致函李元度（平江人，是年30岁）征询意见：
粤匪猖狂已极，非练精卒无以撄其锋，而筹画饷糈尤为切要，奈奉行者不得其法，非病民即滋事，阁下文章经济素所钦佩，如有良法定能不分畛域，详细示悉。
李元度后来曾撰《林文忠公事略》：
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
至于林则徐与汤鹏的交谊，目前还不是太详细，但是汤鹏的诗集中分别有《林少穆中丞入都喜而有作兼述近怀》四首及《赠林少穆方伯，即送其之湖北》，表明他们交情匪浅。
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朝廷为挽救危局，重新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他于十月初二日由福州抱病启程。十月十九日，林则徐在赴广西途中，卒于潮州普宁县，后归葬福州马鞍山。
湖湘后辈闻讯后，胡林翼写下挽联：
千古英雄皆堕泪，四方妇孺尽知名。
左宗棠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夜闻讯写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依之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同时又写唁函致慰林汝舟。
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湖湘后辈建功立业，且曾国藩与左宗棠还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领头人，把林则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落到了实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未必不是陶澍当年所种下的因果：他因陶澍的识拔而施展才干，湖南人因为他的爱国情怀和“师夷制夷”思想而奋发图强。
林则徐：长沙汀龙黄氏三修族谱序
族之有谱，所以辨昭穆敦伦纪也。一人之身，其衍而为千百人之身者，势也。而欲使千百人之身仍丽于一人之身而不相离，复不相紊，则必有联属之，辨析之，而后支派之绵绵延延如此身气血之流贯，脉络之分明，此周官小吏所以有奠系世之文，而欧、苏二家之谱所由作业，而知此义者鲜矣。
长沙黄南坡太守昔宦吴中，循声聿著。时予方抚苏，伟其为人，询其家世，则西江文节公后也。其初有讳宗谅者，以南宋嘉泰间徙长沙，数百年来子姓日繁，名流继起，予心仪久之。厥后，予与君皆以吏议被谪绝塞冰天，复为旧雨重联之地，朝夕晤对，若忘其在毯庐雪窖之中也。及予入关权秦督，君亦以开垦功赐环。道出酒泉，予以西番滋扰留襄戎政，以母老告归。临行手一编告曰：此先心泉从伯编辑家谱也，今三十余年矣。某归，将与族人踵其事，愿得一言弁简端。予既与君同官、同患难，同蒙恩放归，又同理军务，心性之交非寻常僚友比。虽不文，其安辞？
窃惟末俗之偷也，士大夫风尘奔走，有交游遍海内而水源木本之间绝不动念者矣；有矜言华胄，牵合附会，冒他人之祖以为荣耀者矣；又有侈声气之应求，蹈连宗之陋习，蝇趋蚁附，恬不为怪。而为五服之亲友反秦越相视者矣。之数者均无当于敬宗收族之义，识者讥焉。而君乃于艰苦百折之后维持一本之亲，不使相离而相紊，其志足嘉，其谱良可法也。君行矣，異日光复旧秩，推广斯义，体我国孝治天下之心，成亲睦时雍之化，则非鄙人所能量也。因书此以赠君行，并以讯君族人之襄斯役者。
赐进士出身、兵部尚书、总督陕甘等处地方 侯官 林则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