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直荀，李淑一的丈夫。遗憾的是，这个“为巩固和发展（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党的高级干部，1932年9月在湖北监利“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杀，时年34岁。
而老“柳”——柳午亭，可算是毛泽东的“体育老师”。1877年生，长沙县高桥人，1905年留学日本，按毛泽东的评价，他“是个怪人”。
“怪”在何处？2013年3月下旬，我们采访了柳午亭的外孙女骆霞，她给我们讲了许多老“柳”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光和影，也显露出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理坚守。
柳直荀的结婚照。前排左一为李淑一的母亲，左二为李父李肖聃，左三为李淑一，左四为柳直荀，左五为柳午亭，左六为柳午亭岳父肖老先生。后排为四位傧相。
一、牵线孙黄，却不加入同盟会
骆霞至今保存着外公手书的“自传”，其中一段是这样写道：“1905年春，孙中山先生至东京，寄居杨皙子（杨度）寓所。时杨任清国留学生总会会长。孙要求召集留学生大会，鼓吹排满革命。杨坚持不可。时黄克强先生谋回长沙起义，徼行至岳州事泄，预备在内响应之帮会领袖马伏骥（按：马福益）等人均惨遭捕杀。黄乃潜归东京，颇不怿。孙又要求开会不已，杨颇苦之，一日谋诸于我。我主张介绍孙黄相见。言于黄，黄诺之。我因偕孙访黄。孙黄两人一见如旧相识。遂由黄召集留学生大会于神田之锦辉馆，由孙发表排满革命之主张。其时黄所领导之革命团体兴中会（按：应为华兴会），孙所领导者名兴华会（按应为：兴中会）。此次会合议决定将两个团体合并为一，更名为同盟会，此国民党之前身同盟会之名称之由来也……（孙离开日本后）党务由黄主持。黄喜滥收党员，所收者颇多放纵懒惰之流，我极不谓然，与之议。黄总是说：‘我要他们摇旗呐喊，不要他们做事。’我知其必将愈弄愈糟，故并未正式加入该党。不过，以私人关系，时常参予其事而已。黄逝后，与该党关系自然断绝。”
孙黄见面，同盟会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孙黄相见的牵线人是谁，主要有宫崎寅藏说，也有杨度之说，可柳午亭在这里明确地说是自己。如果过细考究，柳午亭之说有其合理性。杨度当时的身份尴尬，对孙要求开会“颇苦之”也符合情理，如此情况下还会介绍孙黄见面么？
如此，柳午亭最起码是“孙黄见面”重要事件的参与人、这段重要史实的见证人。《长沙县志·柳午亭传》载这段史实为“（柳午亭）为黄兴与孙中山的会见从中斡旋”。
二、武林高手，更是体育痴迷
上个世纪30年代，湖南武林有“王拳、范棍、向文章”一说。其中“王拳”就是王润生所习的“八拳”。
王润生是长沙县白沙乡东茅坡人。曾拜杨昌济为师学文，后从学于著名武师何延广，学得“八拳”绝技。后来，王润生东渡日本留学，继续读书习武。在那里，他曾用此拳法击倒过日本柔道家，在上海，曾击败俄国大力士等。中国在日留学生向王学拳的有柳午亭、李肖聃、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等数十人。此事在《湖南省志·体育志》有记载。
柳午亭向王润生学得“八拳”绝技，在日本曾击败过柔道家吉田道次。骆霞在上个世纪到高桥收集外公材料时，邻居们向她讲过柳午亭“空手毙豹”的故事：说是上世纪30年代，50出头的柳午亭从长沙城里回乡下。一只豹子从林中窜出，扑了上来。说时迟、那时快，赤手空拳的柳午亭，用“八拳”应对，几招便制服豹子，将其毙命。不日，长沙的民国报纸以《昔日武松打虎，今日午公打豹》为题登载了这一新闻。
万天石在《武林传奇》中载“……又一次，柳午亭在湖南大学授课出来，走过操坪时，没有发觉前面有运动员在投掷标枪，及至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避了，一支标枪正好对准他的头上飞来。柳午亭不慌不忙，顺手一招，将标枪接在手中，又轻轻地直掷了回去。站在场上的人群，都被这一场面惊呆了。”
作于1946年的《柳午亭自传》中记录的拳谱
柳午亭锻炼身体的方法很怪，冬天定会洗冷水浴，三伏天会在烈日下打坐进修，早晨会放出自家的一条狗在窄窄的山道上奔跑，而自己在后面紧追不舍，直到抓住狗尾。
1916年的暑假期间，毛泽东步行一百多里来到长沙县板仓杨家。得知杨昌济留日同学柳午亭先生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经杨昌济推荐，毛泽东步行40多里路前去长沙县高桥方塘冲“黄棠山庄”拜访柳午亭。
毛泽东除了请教体育、武术等方面的问题外，还与柳午亭探讨了国家大事及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学问。
据骆霞说，她听家人说过，就在“黄棠山庄”楼上，柳午亭还教了毛泽东几招“王拳”。至于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写成《体育之研究》一文，第二年初经杨昌济推荐发表在《新青年》上，是否与“访柳”有直接关系，还有待新的发现。
三 司法人才，却以教育为业
柳午亭21岁开始教书，在省城做了5年家塾先生。其间，发生了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等历史大事，刺激着这个热血青年，决定投笔从戎救国。
适逢南京陆师学堂招生，时已26岁的柳午亭辞教入学。修学刚满一年，他就对学堂诸事深感失望，恰逢母丧，便滞留长沙，不再归校。此时，恰逢湖南选派20余人赴日本学习警察，柳午亭也在其列。修业一年半后，同去的大多数归国捧了警务饭碗，而柳午亭觉得日本的教育比中国先进，这么短时间学得并不多，立志“研究高等专门学术”，“先习普通科学”。他进入弘文学院中学部修业三年，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他又考入研究院学习法律。本来修业期为三年，但此时民国已经建立，他应湘督谭延闿电促于1913年归国。
可是，在他的眼中，除了谭延闿能洁身自好外，政府和其他官员都腐败无能，因而赴京另谋出路。研究生出身，自然是当时司法的顶尖人才，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向他颁发《大律师证书》。柳午亭归国近两年，目睹国内纷纭的乱象，不由得感慨“中国无法律”，拒绝当律师。从京城一走便回到乡间“黄棠山庄”，以译书为业。
后来，他做过长沙师范的校长，也做过大学日文教师，兼任过湖南国术训练所教授，创办了圣和初级中学（即现在的长沙县一中前身），可做得时间最长的还是几所学校（包括中学）的体育教师。
四、住所“黄棠山庄”，乡亲的避难所
1944年6月19日，长沙沦陷。一天，一小队日军突然来到“黄棠山庄”，领队军官是柳午亭当年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那军官对柳说：“此行目的一来拜望老同学。二来请柳先生出来工作……”柳午亭回答道：“我是中国人，我宁愿你用最残酷的刑法把我处死，也绝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不当汉奸！不当亡国奴！”
那军官竖起了大拇指道：“我佩服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也看不起奴颜婢膝的走狗。”此前，日军曾多次上门威胁利诱，这次以后，也就不再逼柳午亭“工作”。
在日军的几次“清剿”中，“黄棠山庄”成了乡亲们的避难所。因为，柳午亭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娶了一个日本妻子。骆霞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就是日本外婆柳芳兹（中国名）生的。
柳芳兹原名小野芳子，生于1890年元月17日，原籍日本秋田县柳汀十一番地，高中毕业后在东京一家纸箱厂工作，与在日留学的柳午亭为邻。两人在交往中，不由得产生了爱情，1911年结婚，并于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孩。1913年，柳午亭回国，一呆就是9个年头，直到1921年春才再次东渡，旨在接妻子、女儿回中国，因为此时柳的原配肖氏夫人患肺结核去世。
夫妻俩辗转数十日，终于从繁华的东京都来到了长沙东乡方塘冲。32岁的芳子，克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的困难，以她的温柔善良、宽厚有礼、勤劳聪慧冰释了前妻孩子们的敌意，也赢得了邻里乡亲的赞赏。她很快学会了长沙方言，学会了乡里的生活方式，做剁辣椒、腊八豆、坛子菜，熏腊鱼腊肉、酿米酒甜酒……
日军横行乡里，没想到在“黄棠山庄”遇到障碍，因为柳芳兹一口纯正的日语让他们明白——这里有一个日侨，只得收敛起嚣张气焰。以后，每当日军下乡，那些来不及转移的乡亲都把“黄棠山庄”作为避难所；柳芳兹此时也会站在庄子大门外，用日语劝阻日本兵进入。骆霞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医院的同事王工程师得知她母亲是柳家女儿时，还讲起了他几岁时和奶奶一起在“黄棠山庄”躲日本兵的情形。
一九五七年春的柳午亭和柳芳兹
五、忠烈之家，却成份未定
柳午亭，一个教书匠，“马日事变”后，为支持其子柳直荀参加革命，筹借两千银元，这一债务直至解放，经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作为革命活动经费才得勾销。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后，柳午亭与曹典球、李肖聃等积极组织营救。
抗战期间，柳午亭在家乡创办圣和中学，自任校长，他拒接出任伪职，拒不与日本人见面。
柳午亭向来抑强扶贫，怜恤贫苦，地方纠纷，有他到场，秉公直断，迎刃而解。
1944年，国民党军十三兵站在高桥桃花坡堆积大量军粮。日寇犯境时，先头部队打开仓门，后续部队尚未到达，附近和浏阳北乡一带的群众，因无粮度日，乃趁机在一个晚上，将粮食搬运一光。日军过后，十三兵站站长邓梦熊纠合当地政府向地方群众索赔。在荷塘寺开会时，柳先生首先义正言辞地反驳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国军有守土保民之责。你们这班无能食禄之徒，未见敌人，就夹着尾巴逃之夭夭。有精良武器在手，尚不能保住军粮，试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又怎么保得住军粮呢？你们不忏悔自己失职，却找群众索赔，这真是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嫁祸于民，亏你们说得出口！”说得索赔者哑口无言，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作为开明绅士的柳午亭，又积极参加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迎解支前工作。
不过，土改时柳午亭也遇到点“小波折”——划成分。按土地、房产，柳家自然归入“地主”之列，那就意味着柳家财产被分，柳午亭在政治上入“另册”；可柳家是烈属，柳本人还是毛泽东的老师。
官司打到了省政府，也打到了毛泽东那里。省政府主席王首道一句话，大意是柳午亭的家庭成分由中央定。于是，柳家的成分一直未定。骆霞记得，她妈妈每次填履历表时，家庭成分一栏总是两个字——“未定”。
其实，在“未定”之前，因柳午亭家的声势较大，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柳午亭曾误作地主受到了批斗。当地流传一种说法，说在斗争会后，柳午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受批斗的情况，毛泽东回信说“先生还先生，学生还学生，斗争还斗争”，后来毛泽东接柳午亭住到了北京。
六、“一世不做官，是个怪人”
其实，柳午亭做官的机会很多，无论在谭延闿的湖南都督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或者南京国民政府。柳午亭不仅自己远离官场，还倡导子女学医，他的九个子女有六人从事医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做官。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接他到北京，可他连参事、馆员之类的“官”也没做，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黄棠山庄”。
毛泽东对这位老师的评价是，“一世不做官，是个怪人。”
毛泽东一直关心柳午亭。1950年4月18日，他在写给李淑一的信中，请李淑一“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1957年5月11日，他在写给李淑一的信中，叮嘱李：“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万天石在《武林传奇》中载柳午亭喜欢吟诵清朝张实居的《夜雪》：“斗室香添小篆烟，一灯静坐似枯禅。忽惊夜半寒侵骨，流水无声山皓然。”称柳午亭一生“确象一株傲雪寒梅”。
可就在这一年的12月，柳午亭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在长沙溘然而逝，享年81岁。
（作者单位：黄柏强，长沙县委统战部；文热心，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