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代钧：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世界
邹代钧画像
邹代钧（1854-1908），字甄白、沅帆，湖南新化（今属隆回）人。出身于一个精研地理学的文化世家，受家学渊源的影响，自幼喜爱地理学，对疆域沿革、地图测绘尤为注意。他认识到地理学、地图测绘与政治、军事、经济密切相关：“切于经世之用者，莫史家地理若，要以今地为主，而钩通历来疆域战争漕运及水道迁移等事。至于测天定度、测地定位、准率成图，亦与政治、兵事、实业有最切之关系”（《邹氏地学源流记》第50页，亚新学社1946年版）。因此出国之前就已对传统的舆地之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光绪十二年（1886），刘瑞芬奉命出使英、俄两国，曾纪泽推荐邹代钧为随员同行。使团二月十二日坐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下船，至三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邹代钧著有《西征纪程》一书，即记沿途国家的历史、沿革、方位、气候、物产、风俗、民情、山川、海洋、岛屿、时政等。书凡四卷，有光绪二十三年湖南新学书局刊本。
《西征纪程》的最大价值，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世界，从而使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说《西征纪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科学的地理著作，并不为过。
《西征纪程》介绍了西方新的地理学说。如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记，对珊瑚及珊瑚礁的形成是如此解释的：
西方地理学家考两群岛石质皆珊瑚结成。其说谓珊瑚乃水中小虫所造之窠，虫小不能辨视，其体柔软。石之久沉水底销化为灰者，虫借之作窠，中留小孔自容，从孔伸出吸取食物。生长繁盛，新窠从旧窠加长，新虫生旧虫死，生长不已。成珊瑚如树形，愈长愈大，久之为泥沙填渍，则为岛。出水即不加高，以虫离水则死也。或低于水面百七八十尺处，其虫亦死，于是水中礁石亦有珊瑚所成。其岛状或正圆，或椭圆，或周他岛之四外如圈然。澳大利亚之东北太平洋中有珊瑚群岛，连属三千馀里，为最广。
不仅通俗易懂，而且生动有趣，俨然是篇科普小品。
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记，不仅解释了飓风的成因、规律，而且指出可以因势利导，利用飓风加快船的行驶速度：
西人考其风信，自二月至七月为西南恒风，八月至正月为东北恒风，飓风即从而生焉。飓风者，旋风也，悍怒飚疾。行舟者若误入风之中心，即巨舰亦随之而没。惟其起有时，其行有路，旋转之势恒与太阳方向相反。西人熟知其性，辄因势用之，非但不害，且可借作顺风以增船行速率。如孟加拉海当西南恒风时，三月与六月无飓风，十月与七月各一次，五月四次，四月十次，为最多，共十六次；当东北恒风时，八月与正月无飓风，十一、十二两月各一次，十月八次，九月十一次，为最多，共二十一次。而阿剌伯海之飓风，则在三月、五月、十月、十一月。
光绪十二年三月五日记，介绍西方地理学家关于海洋最深处和山最高处的发现成就：“西方地学家尝遍测大海，其最深处在南大西洋，当赤道南三十六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一百五十三度三十二分，计深四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英尺，约合中度二十五六里。考地面之山，以希玛纳雅（指喜马拉雅山）之伊菲利斯为最高，高于海面二万九千又二英尺，山海比较，山之高尚不及海之深万馀尺也”。
《西征纪程》纠正了以往中国典籍中关于域外地理等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徐继畬《瀛寰志略》说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即《元史》中的“马八尔”，努比亚即《元史》中的“俱蓝”；魏源《海国图志》则说“马八尔”即今埃及，“俱蓝”即今埃塞俄比亚。邹代钧指出两人都错了。因为《元史》记载杨庭壁前往招抚“俱蓝”，从泉州出发，海上航行三月到达锡兰，阻风乏粮，舟人劝往“马八尔国”，或许可从陆路到达“俱蓝”。而锡兰距离非洲“洋面殆万里，岂阻风乏粮所能达？”以埃及、埃塞俄比亚为“马八尔者，不辨而知其难信”。而印度马德拉斯邦有地名“马拉巴尔”，“南至锡兰仅隔海港，又与马八尔声近，则当日阻风乏粮渡此假道似为近之。由此推之，则俱蓝亦当在南印度”。邹代钧的考证和推理令人信服。
邹代钧的地理研究，常常从军事角度出发，提出精辟见解。如关于长江防务，“近世言江防者，咸以江阴为重地。然明险则在江阴，隐险实在狼山渡与东沙耳。”他提出要在长江设置三条防线，“要之防寇之道，与其防之于堂奥之间，不如防之于门庭之外。若至江阴，则入门庭，而及堂奥矣”。他进一步提出，要加强舟山群岛的防御，倘若“舟山不守，无论甬江之藩篱尽撤，即长江之屏蔽亦空。海疆有事，舟山实为吴越重镇”。
关于海防，他指出“凡防海之道，固重守口，而口外岛屿，尤不可忽。若平时漫不经略，视为荒秽，一旦为敌人所据，进则尽攻击之长，退则收停泊之利。大阿之柄，未免授人，似防海者所宜知也”。
作者的地理学功底非常扎实，除旁征博引中国典籍外，书中常有“考西人古地图”“爰取法兰西人所作新图”“余尝见德意志人所作南洋群岛图”的记载，说明作者的外语水平和地图知识实属了得。
时人评论说：“彼时吾国人至欧美，能留意学问，殆惟邹君一人”（汪康年《汪穰卿先生笔记》第3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未免有所夸大，但如在“学问”之前加上“地理、地图”限定词，则名符其实。
邹代钧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1895年，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地理学最早组织—舆地学会，专门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地图，集资编绘中外地图。1903年他主编的《中外舆地全图》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教学地图集，该地图集已具有近代地图集的特点，也是当时我国较先进的一册世界地图集。
邹代钧存世的地理著作有40种，其中世界地理著作26种，中国地理著作14种，堪称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集大成者。除《西征纪程》外，他的《中俄界记》是根据随曾纪泽勘探中俄边界的亲身经历，加上广为搜集中外图集，融合新旧约章而写成，为1888年中俄边界谈判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王之春：晚清开展“葬礼外交”的第一人
《王之春使俄草》封面
与常驻国外的外交官不同，能文能武的王之春是因临时使命出国的“专使”。他的外交活动主要是1879年赴日进行情报侦察和1894年赴俄开展“葬礼外交”。
王之春（1841-1906）,字爵棠,又作芍棠,号椒生,湖南省清泉县(今衡南县)泉溪镇狮子坪人。王之春出身文童,“少为名诸生”(李元度《椒生诗草》序),青年时期尝投都中为书吏。咸丰年间入湘军,参赞霆字营戎幕,后隶彭玉麟部,擢为通判。王之春久历兵戎,“以文人亲武事，交游最广、阅历最深”(周寿昌《椒生随笔》序),其才干受到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大吏的赏识。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1875年，派兵侵占清朝的藩属国琉球王国。1879年4月，日本正式改琉球为冲绳县，琉球就此亡国。同年，中俄关系骤然紧张。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认为“防俄必先防日”，而要防日必须派人了解其“形势要害、风俗美恶、政治得失”，否则“无由攻暇击隙，以制其死命”。时为湘军彭玉麟部将、江防统领、驻军镇江的王之春主动请缨，于光绪五年（1879）十月十八日从镇江出发，乘船前往日本，游历了神户、大阪、横滨、东京、长崎等地，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返回镇江，往返三十馀日，将此行见闻写成《谈瀛录》四卷，有光绪六年秋上洋文艺斋刻本。
《谈瀛录》卷二《东游日记下》最值得注意的是末尾盲目的自信与自大：“夫以我中朝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物产之饶，矿藏之富，即欧洲大小诸邦，皆莫之与京，岂藐兹日本所能颉颃哉”；还说“蕞尔”日本挑战中国是不自量力：“今日本虽阴谋秘计，思以肆凌上国，构怨同洲，抑知以蜻洲三岛，蕞尔拳石，强自亢厉，适以助其骄而增其悍也。亦犹御者尽马之力，而颠覆可立而待耳”。不过他还提出对日本要加强防范，预言“窃意彼如构衅，不于台澎，必于朝鲜”，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颇有先见之明。
王先谦为其所作《序》说，《谈瀛录》“尽得其形势险要，风俗情状”，未免言过其实。且看其关于日本“险要”的记载：
全部无险可扼，所恃惟海。自轮船往来飙驰，天险遂失。
惟神户进口有明石炮台与舞子炮台对峙，两处水道狭窄，为神户、大阪之咽喉，颇为险要。而明石炮台因山掘成，中通一窍，聊以泄烟，药数发而后，烟焰迷目，咫尺莫辨；舞子炮台用石砌成，炮门十五，已就废坏，并无炮位。神户虽有炮台两座，炮位过小，地势显露，虽能击人，而亦易受人之击。
横滨至东京，陆路仅八十馀里，无险可扼，水路则轮舟可径达其品川。
将来如有事日本，一由上海径至长崎，一由天津径取横滨，一由高丽攻其北海，而屯台澎以重兵，使之居中策应，庶有济乎。
不仅显示了作者知识的浅薄，观察浮光掠影，并且轻敌思想显露无遗。这一思想对甲午战争前的清朝高官影响很大，彭玉麟为此书所作的《序》便说：“知神户之炮台不足恃，则舟师可径入；知民力民财之久匮，则东西两京可坐困；虾夷一岛，直以靴尖踢倒耳”！“欲求为中国附庸也，得乎”？对日轻蔑之情，跃然纸上。
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所著《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连系》认为《谈瀛录》是“攻日论”的代表作，对王之春的肤浅考察嗤之以鼻。
王之春赴日考察是毛遂自荐，赴俄出使则是朝廷之命，而且接待规格极为隆重。
光绪二十年（1894），王之春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作为唁、贺专使前往俄国，一面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一面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使俄草》即记此行经历。该书分八卷，起自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十六日奉旨派充专使赴俄，终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七日因枪伤奉旨赏假一月。有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孟秋上海石印本。
清朝廷之所以派王之春使俄，是因为光绪十七年（1891）他署理广东布政使期间，曾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接待过来华旅行的俄国世子尼古拉二世。
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王之春出都。五日到天津，晋谒李鸿章。六日闻金州、旅顺相继失守，作诗慨叹：“闻见纷纷付异词，探来消息信还疑。千钧一发忘轻重，枉设东南水陆师。”
十二月初十日，他从上海坐船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到达俄国边境，俄派官员迎候，“并遣御用火车来迎”。次日到达圣彼得堡。二十四日即获尼古拉二世接见。二月初八日，王之春一行与驻俄公使许景澄同赴俄皇陵寝敬献花圈，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王之春此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葬礼外交”——通过派出“专使”悼念俄皇进行外交活动。作者对于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在书前的《凡例》中三次提到“专使”，并说“专使唁、贺，系属创举”，前所未有。俄国对此也不可谓不重视，派出专人到边境迎接，安排乘坐御用火车，给王之春颁赠“头等宝星”，派画家给王之春一行画像——这都是驻俄使节从未享受的殊荣。
完成赴俄使命后，王之春在英、法耽延了二个多月，目的是积极展开秘密外交活动，试图挽救甲午战争的败局。为此他一方面与大胆建议出奇兵偷袭日本的驻英参赞宋育仁密切联络，另一方面想再次聘请以治军严明著称的英国军官、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理来中国。此方案得到老上司——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支持，但因遭到驻英公使龚照瑗与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反对而流产。
日记颇有价值的记载，是对甲午战败的分析。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节录了法国《覃排报》论中日战事一则，说日本“整军经武”，中国则“漠然不动”“墨守旧章”“不知远虑，武备阙如，遂于目前战事铸成大错”“故中国守旧之意一日不破，即一日不强，四十年来已受多少欺侮，而竟全未领会，殆以为人民繁盛，心中一动念而可压敌人，一举指而可掩敌人欤？夫论民数之多，中国洵足集兵无数，而军皆乌合，不任辛劳，不知悍御，盖缘其国上上下下皆不以武事关怀故也”。作者认为“以上所论，虽未必悉是，然中国止知守旧，不修武备，实为动中肯綮，故为删润存之”。
作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的日记，慨叹我国海军无人才：“越南之役（指中法战争），上下皆知非创立海军不足以出奇制胜，十年来，添置巨舰，建设船坞，只以运用无人，不能争雄于海上，徒使拘守门户，坐困穷岛。方伯谦既败律于前，刘步蟾复失算于后，事机之失，噬脐已晚。是非船炮之不坚利于倭人，实则管带、驾驶之无其人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甲午战败的原因。
在获悉《马关条约》中日已换约后，作者赋诗一首《接电报已换台湾割让之约，慨然书此》：“独自骑牛远过关，台澎已在有无间。事机一失成流水，生面重开待转圜。毕竟让谁当柱石，剧怜如此好江山。须臾稍缓能坚定，纵使臣庸主未孱。”又在给宋育仁的诗中写道：“明知缘木且求鱼，奇计陈平尚有馀。吐尽蚕丝难作茧，掉来螳臂使当车。地如掌大中兼外，人已心寒尔与余”，悲叹自己的奇计功败垂成。
日记卷八，起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止于闰五月十七日，记从法国巴黎回国途中见闻。最值得注意的是扑朔迷离的刺杀案。作者五月初三从法国马赛坐船，有三个日本人同行二十一天。二十五日至锡兰后，这三个日本人改乘德国轮船先行。闰五月初八日作者到西贡上岸游玩时，“昏黑之中，突闻枪响，伤穿左腕。武弁等随车赶到，跟踪寻缉，仿佛遥见二人，似曾同舟改乘德轮先行者”。作者向总理衙门发电汇报，“并留弁在埠，暗地会捕，不动声色而已”。十二日记，“得黄弁西贡来电，云查缉毫无影响”。是否因作者在俄、英、法展开秘密外交，遭到日本刺客的追杀，变成了一个无头案。
美国学者裴士锋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因此专门著有《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探讨湖南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走向的影响。该书写到了郭嵩焘，但对近代湖南外交官群体并没留意。晚清湖南外交官群体为何人才辈出？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影响有何特点，外交活动有何贡献？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