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先行者赵必振】唐振南2019年2期总116
2019-08-26 09:18:13   来源：   评论：0 点击：

 赵必振（1873——1956）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人。1873年4月18日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取名粤生。读了《易经》后自己改名“曰生”，取义于“天地之大德曰生”，表示要加强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救亡图存而斗争。  
赵必振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他于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二上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近世社会主义》三部社会主义专著，最早将社会主义学说介绍给中国人民，并由此奠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史上是最早的译介家地位。他一生秉持严谨的治学精神，工于辞章，勤于诗词，不仅是一位具有爱国忧民情怀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作品颇丰，造诣颇深的国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他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研究员。1956年12月18日辞世，享年83岁。
      一、赵必振是中国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第一人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指出：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沉灾难与英勇斗争，引起了马克思对中国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的出现，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中国人民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据史科记载，1899年2月和4月，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刊《万国公报》第121、123号发表了《大同书》一文，该文是李提摩太从英国社会学家颉德著的《社会演化》一书中节选的。《社会演化》是宣传社会进化论，不是社会主义著作。文中虽然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讲求养民学者”，但没有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记载，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吴贻谷翻译的、英国人柯卡普著《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但该书译者吴贻谷在1898年仅14岁，不可能翻译这著作，他翻译这本书的准确时间应是1910年。
赵必振是中国最早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者。他在1902年翻译出版的《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广长舌》；1903年翻译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这三部译著才是中国最早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01年4月，日本社会主义信仰者幸德秋水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又称〈二十世纪的幽灵〉），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从帝国主义标榜的“爱国心”起笔的。他写道：“名为爱国心，实为军国主义”。“爱国心”和“军国主义”是“纵横的两轴”，“爱国心为经，军国主义为纬”；对内是“虚假的爱国心”，对外是“军国主义”；为了少数人的欲望，掠夺多数人的福利，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指明“帝国主义是以战争瓜分世界”，各国人民也应以“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当家作主之社会。在一国之内应变少数人的统治为多数人的统治，实现劳动者公有之社会。”全书共六章，首次提出：“通过革命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 1902年8月，赵必振将此书译为中文版，由上海广智书局问世。《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是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本质的译著，比较列宁1916年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早14年。
      《社会主义广长舌》，是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也是幸德秋水的作品，赵必振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目标、内容、发生的原因、历史的必然性，进行了通俗的讲解。该书特别强调革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途径、动力。这本书的唯物主义观点，潜移默化地引导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促使人们科学地观察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的分工，人们的经济地位，人们的道德、精神、革命态度，然后采取正确的阶级斗争策略。
      《近世社会主义》是日本福井准造在1902年撰写的著作。1903年赵必振翻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论。该书分上下两册，共约16万字。该书分四编：第一编：批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井蛙之见”，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第二编：介绍“德意志社会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全为空理空想之一席话”。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深远之学理精密研究，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故于多数之劳动人民，容易实行其社会主义，得多数雷同之赞助，而其事易于成功。马克思“组织之国际劳动者同盟，” 已成为各国社会党运动的领导者。第三编：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混淆起来，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是一种“粗暴过激”之幻想，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真理。第四编：介绍法、德等国社会党的历史。该书的附录：介绍了15种参考书目，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著作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该书赞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其议论之精致，为天下所公认。”赞称：〈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究服膺之经典。”
 译者赵必振也是赞同这些观点的。他在自传中记述：我读了这几本书， “才对于社会主义稍有认识。知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近世社会主义》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都有批评，说明各派有不同的性质。戊戌维新失败，使他认识到清朝廷彻底腐败，不可救药。要救国，首先必须译介新理论新思想，唤醒人们的觉悟。他写道：马克思的学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并预言“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之必然趣势”，“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又恰在这时，他的好友谢无量托他翻译这些著作。这是他从事翻译的起因。
赵必振翻译的这三部译著各有侧重。〈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是对帝国主义的解剖与批判。〈社会主义广长舌〉是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通俗讲解。〈近世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系统的介绍。三部译著各有分工，相得益彰。所以，我们认为赵必振是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第一人。
这三部译著，使赵必振获得“中国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人”、“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引领者”的荣光。他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先躯性的地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也认为：《近世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并认为该书还详略不同地介绍了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从而“初步阐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形态更替的思想”。（参见常德市鼎城区党史办、赵必振研究会编：〈赵必振研究资料新编〉，2018年5月印行）
赵必振的三部译著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有巨大影响。1905年，宋教仁率先在《民报》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廖仲恺翻译《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朱执信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即马克思、恩格斯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形成了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热潮。特别是朱执信介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是中国最早的节译本，影响较大。
必须指出，赵必振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学说，是十月革命以前，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反映了日本人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点，与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有差别的，最明显的差别，没有在工人中传播，没有与工人运动结合，仅停滞在上层知识分子中。
还须说明，译介与传播也有差别。当然，译介中包含有传播，有传播的客观效果，但并非是译介者有理想、有信仰的自觉译介活动。赵必振最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动因有三个，一是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世界最新思想、理论；二是受朋友谢无量之托，译介这三部社会主义著作；三是生活所迫，获取稿费。基于此三点，我认为：界定赵必振是“中国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第一人、开拓者”，较为恰当。
二、赵必振获得的成果，是基于他具有三个特质。
赵必振为甚么取得这大的成就，获得这大的荣光？应是基于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有湖湘文化的传统。
赵必振的青少年时期，是帝国主义用鸦片烟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开始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义和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岁月，也是康有为、梁起超发动“戊戌维新”失败的日子里。他在康、梁维新思想影响下，加入了维新派团体“圣学会”。1900年又参加了“自立军”，与何来保为常德自立军首领，准备进行武装起义。8月，事泄失败，遭遇清朝政府通缉，经澳门，东渡日本。这年，他在赠友人的诗中说“惨雾四塞愁云横，茫茫大地生荆榛；悲歌慷慨出门去，仰天长啸天为倾。” （《赵必振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87页）爱国救亡，豪情震天。他在东渡日本的船上，再次吟诗言志：“曾经万劫身犹在，又向扶桑作壮游；留得头颅终待斫，尚存肝胆莫轻投。笛声呜咽能亡楚，箕股离奇竟灭周。闻道东方君子国，秦衣（注：《诗经·秦风·无衣》）谁与赋同仇。”（《赵必振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74页）“秦衣”是一首准备出征、慷慨激昂的战歌，赵必振以此表达自己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不畏艰难困苦寻求革命真理的决心。
赵必振在少年时饱读“四书”、“五经”，传统国学知识非常深厚。他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他的诗词，几乎全是历史典故、传统文化组成。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国学本是起源于民间，出于纯粹学术的目的，并且是立足于全体民众的利益。后来，是企图传家天下于万世的统治阶级垄断了学术，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解读了各种经典。他指出：“中国圣贤师儒相传之学术，决非为暴君污吏助虐。虽有一部分贱儒，假借圣贤师儒之学说，以媚当时之君主，以为富贵利禄之媒。”他坚定地认为：“圣贤师儒相传之学说，无论其为汉学宋学，真读书人必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深蕴文化自信的远见，与今日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不谋而合之意义。他赞成梁启超“群史”、“民史”的观点，反对写“君史”，提倡写“民史”。他在《清议报》第85期第2页，发表《读支那历史后》的诗词：“二十四家传代谱，四千余岁等微尘，高皇太祖都无赖，竖子英雄孰有成。几辈纵横争赤录，何人歌哭为苍生？废书不为兴亡事，我独伤心吊国民。”（《赵必振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71页）他在“国学绪言”中说：“凡一国能生存于世界，必有悠久之文化。”诚如龚自珍所言：“欲灭人之国者，先灭人之史。”文化关系国家之兴衰存亡，如此巨大，国人应该有所知晓。赵必振翻译《土耳其史》、《亚西里亚巴比伦史》、《犹太史》、《波斯史》、《埃及史》……就为启示中国人民，吸取他人的亡国教训。他公开立誓：“愿与有志之士共商救亡图存之策”。（〈赵必振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湖湘文化的特质，一是有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二是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三是有务实重行的行事品质。赵必振就有这些鲜明的湖湘文化特质. 他著有《国学概论》、《国学论述集》、《自立会史料集》、《杂论散文集》、《诗词集》。这些著作，洋溢着忧国忧民的爱国心和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他在《读史》诗中吟思：“国亡家破身安托，千古心伤宋与明。读史怕翻文（文天祥）史（史可法）传，废书三叹泪纵横。”（《赵必振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76页）戊戌政变，谭嗣同惨被诛锄。他闻讯赋诗：“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决心改弦更张，另找出路，寻找真理。1901年他在日本梁启超住处，闻其“自立军”战友蔡树珊牺牲。蔡在生前写了一首诗述志，托郑席儒先生转交给赵必振。此时距蔡树珊牺牲已有一年了。赵看后，“腹痛三日”，书诗悼念：“……树珊示我惊天文，令我读罢心如焚。游魂一夜不归去，化作狂飚逐海云。”表白要继承战友未竟的事业，推动社会的大变革。（《赵必振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86页）他夜以继日地翻译《近世社会主义》等著作，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播种到祖国来。他研究国学，是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给自己取笔名“民史氏”，立志撰写“民史”。他是一位正直廉洁的君子。1912年7月熊希龄任热河省都统，任命他为都统行政公署财政厅长，后又兼署国税厅长职，掌管财政实权。但他廉洁奉公，不贪不腐，不以权谋私，为时人赞许，被誉为“身为五长，不名一钱”。这些都是湖湘文化的特质体现。
综合赵必振的一生，有三次选择，做了三件大事：一为吸取戊戌维新失败，谭嗣同流血牺牲的教训，选择组织常德“自立军”，树立武装反对腐败清王朝的旗帜；二是追求新思潮，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三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国民性惰”，人民群众没有觉醒，要培育“新民”。年过半百之后的赵必振，潜心研究“国学”，从事国学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国学”。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了。他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时写的《自传》，是“重点批判自己”；“一经打击就是消极了，只是盼望别人成功，自己没有积极奋斗。”（《〈赵必振研究资料新编〉常德市鼎城区党史办编2018年5月印行。》他把希望寄托在“别人成功”——年青人的身上。他从自身坎坷的人生中，自认：研究、传承国学，是晚年最好的选择。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