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剑屠龙一书生——记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陈扬桂2017年2期总108
2017-08-01 16:56:44   来源：   评论：0 点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瓜分中国领土。值此国家民族危难存亡之秋，多少有志青年都在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正是当时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中的一员。
受家乡先贤及新思潮的影响，少年李剑农
敢于叛逆，立志“仗剑屠龙”，拯救天下
1880年6月10日，李剑农出生于湖南邵阳西路（今隆回县）滩头砖屋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时的砖屋村，实际上没有几座砖屋，人们穿的是土布衣，吃的是粗茶饭，住的是茅舍房，过着与世隔绝、自耕自织的生活。但是为时不久，帝国主义的祸水就浸进来了，李剑第一次穿上了进口的机织洋布，他既感到惊奇，也很有感触。他似乎触到了时代的脉搏，意识到社会的巨大变革已经降临到他的家乡。
李剑农出生前后，他的家庭经历了一番盛衰荣辱的变化。曾祖父是个大地主，但去世较早，伯祖父是一个不会管家的公子少爷，很快就把家当败了个精光。幸亏得到外婆一家相助，父亲李梅丰一边教书一边行医，有点收入，又置买了些田地，家庭才恢复生机。
小时候，李剑农在家乡念私塾，稍大一点便离家到邵阳城里的旧书院读书。邵阳，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之地，人杰地灵，是湖南西南部的重镇，也是中国近代改革思想的摇篮之一。正是在这样一方热土上，出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文一武两大名人，文的是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武的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讨袁护国将领蔡锷，此外如著名的维新派人物、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等都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代俊秀。那时，他虽然读的是经史子集，走的是科举取仕的老路，但是，受魏源、樊锥等家乡先贤的影响以及新思潮的熏陶，李剑农叛逆思想越来越强，他不再为封建的牢笼所束缚，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向封建礼教挑战。
在他就读的邵阳书院，有个名叫“儒卿”的学棍，不学无术而又贪婪凶狠，常常“靠学吃学”，向学生勒索额外供奉，引起学生们的一致憎狠。李剑农和一些同学给他凑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不是个人，装出雷公模样，缺少三分面目”，下联是“活像条卵，专打银子主意，全无一点良心”。上联切一“儒”字，下联切一“卿”字，全联切合这位学棍的大名，堪称一副绝对，尽管联语显得有点粗野，但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先生的不满和藐视。
还在邵阳旧书院的时候，李剑农就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邻村一位姑定了亲。来年正月初二，按照家乡的习俗，他去给未来的岳父拜年。他的这位“岳父”是一位读了几句老书的土财主，平时爱用一些旧礼教来为难年轻一代，对将成为乘龙快婿却喜欢接受新思想的李剑农也不放过，老想给他一点难堪。那天，“岳父”看见李剑农来拜年了，便吩咐家人把一条刚洗过的裤子高高地挂在正门上方。李剑农见状，既不愿走旁门左道，更不肯钻他人裤裆，掉转头来就往回走。因为心高气傲，不肯屈就他人，这门亲事就这样吹了灯。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危机的加深，激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愤慨，宁静的书院不断激起了维新救国的风潮。当李剑农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时，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运动已经在全国蓬勃兴起。湖南由于谭嗣同、梁启超等借时务学堂大力鼓吹，加上得到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一时成为维新救亡最活跃的省分。樊锥利用邵阳书院这块阵地，积极开展维新救亡活动。在樊锥的影响下，李剑农对维新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阳刚之气的别号“剑龙”，表达了仗剑屠龙、拯救天下的志向。
1904年，李剑农进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史地科学习，专攻历史。从此，他来到了湖南省会长沙，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在湘江岸边，他第一次看见外国轮船在祖国的江河上横冲直闯，更加激起了爱国图强的情怀。为了拯救中国于危难之际，1906年，他积极投身革命，并在同学的介绍下，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1908年，李剑农毕业留校任教。在教学中他既教书更教人，在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种子。
为了寻求救国兴邦的良策，
李剑农两出国门，远涉重洋
受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1910年，李剑农怀抱着求知与救国的远大理想，浮槎东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他除了完成必需的课程外，积极参加同盟会的各种活动，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同盟会领导人都有过广泛的接触。在他们的影响下，李剑农一边在异国他邦探求新的知识，一边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第二年秋，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李剑农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然放弃心爱的学业，毅然回到祖国，参加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起义结束后，出于对起义将士的崇敬，他又以满腔的热情，用生动通俗的文笔，及时记述起义经过，写成《武汉革命始末记》，发表在上海《民国报》第一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他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热情讴歌起义将士的英勇斗争精神，称赞民军纪律严明，揭露清朝反动统治者腐败无能，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对促进革命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对外卖国投降，对内专制独裁，激起全国人民公愤。1912年夏，李剑农经张秉文介绍，在汉口《民国日报》任新闻编辑。由于他积极参加报社同仁们组织的反袁护国运动，次年6月24日，受到袁世凯的帮凶、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的通缉。李剑农眼见自己无法在国内立足，同时感到要真正消灭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体，必须具有西方欧美国家那样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制度。为此，他7月份，第二次走出国门，远涉重洋，赴英国留学。
李剑农来到英国后，为了便于自己根据需要自由选择研究方向，他放弃了进入名牌学府当正式研究生的资格，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作旁听生。因为是旁听生，学校对他管得不严，他每天听完自己必修的课后，就可以一头扎进书堆里去作自己的自由研究。留英三年里，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走遍伦敦及其附近各城市所有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查找抄录有关资料，广泛涉猎了欧美各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政治史以及宪法史等方面的知识。在研究中，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国的议会政治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英国议会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讲求调和妥协，即通过逐步改良进化而渐趋完善，最终成为一种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他自信引进这种政治制度，可以改良中国的独裁统治，使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并通过民意的觉醒，来实现自己拯救国运的理想。由于受英国议会政治和联邦制的影响，改良主义便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为他政治上的信条，“联省自治”一度成为他所信奉的治国法宝。
推行联省自治失败，李剑农
遭遇“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这年夏天，李剑农满怀报国之志由英国归来。回国以后，有人想拉他去北京大学当教授，他不去；他的亲戚朋友劝他去作官，他一笑置之；湖南有几位政客请他去省政府当秘书，他也一口拒绝了。眼见袁世凯虽然倒台了，但军阀割据，国家依然没有统一，他决心仿效英国联邦制办法，在中国实行联省自治制，使中国在联治基础上统一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李剑农来到上海《中华新报》任编辑兼评论员，专写政论，揭露军阀暴行，鼓吹政治改良。
1917年3月，他和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人在上海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积极宣传联省自治。在《太平洋》杂志上，他发表了《调和之本义》、《宪法与政治》、《宪法上之言论自由》等一系列文章，宣传调和互让，鼓吹在联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他的这种联治制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容许各省制定省宪，依照省宪组织政府，实行自治；二是实行联治，即由各省选出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共同遵守，以完成国家的统一。
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李剑农于1922年7月发表了又一篇政论《民国统一问题》，进一步指出，中国领土如此广大，要想通过武力实现统一，不仅南北不能一统，就是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只有采取联邦分权的办法，确定某种事权归各省自己处理，某种事权归中央掌握，才能防止各省把持一切的弊病，使中国真正归于统一。当时，人民饱受军阀混战的痛苦，对李剑农的联治主张表示欢迎，地方军阀为迎合人民的要求，骗取信任，保住地盘，也对这一主张表示拥护。这样，联省自治的声浪一度播及全国，李剑农也因此声名大振，受到各方面的追捧。
1921年，湖南军阀赵恒惕特聘李剑农等13名省内外知名人士组成省宪起草委员会，由李剑农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省宪正式公布。同年12月，根据省宪成立新政府。省长以下设立内务、财政等七司，由各司司长组成省务院。当时，张伯良想做教育司长，而赵恒惕却强拉李剑农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李剑农本来不愿就职，但他既怕别人说他只坐言而不能起行，也想趁机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勉强答应就任。由于赵恒惕并无自治诚意，只是想打着自治的幌子实行地方割据，所以，李剑农的抱负根本无法实现。相反，因为赵恒惕名声不好，而因此累及李剑农，长沙一家小报刊登打油诗一首，诗中巧妙地嵌入李剑农和张伯良的名字，讽刺李、张竞职，诗曰：“仗剑登台策亦良，张三李四费平章。可怜一个寒酸缺，也把文章做一场。”后来，李剑农自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下，联省自治“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
李剑农见自己从英国学到的这套资产阶级议会制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仗联省自治之“剑”无法屠封建专制之“龙”，便于1924年，辞了省务院长和教育司长职务。从此，他再不谈论政事，专心致志从事中国社会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潜心于史学教研，李剑农不仅摆脱了
痛苦，而且被学生们誉为“四好先生”
1925年，李剑农和友人彭一湖在长沙创办晨光学校，以无党无派、不谈政治相标榜。学生入学前必须写出不加入任何政治派系的保证书。入学后，每人发一部《资治通鉴》，限定一年内读完并作出笔记。他的这种办学思想，受到应邀前来该校讲学的教育家章太炎先生的赞誉。
1927年仲夏，李剑农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主任。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从事书刊编译工作，一边专心致志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先后以“半粟”笔名出版《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1930年秋，李剑农应武汉大学之邀，担任该校中国近代政治史课程的教授，以后又担任文法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那时的武大，校誉如日中天，学校环境优雅，建筑宏伟，师资精良，人才荟萃，而李剑农更是被学生们誉为学问好、襟抱好、道德好、文章好的“四好先生”。
1938年，日军侵入湖北，武汉大学被迫迁往四川乐山。李剑农未随同入川，于1940年应聘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古代经济史教授。1946年，被借聘到湖南大学。1947年，他重回武汉大学，直到1963年12月14日，因患动脉粥样硬化去世。几十年里，他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中关于中国经济史方面的专著有《中国经济史稿》上、下册、《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明清史讲稿》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该书与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陈炳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文史》等书一起结集为《中国现代史》丛书出版，其中他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除先后多次在国内出版发行外，又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印度等到多个国家一版再版，被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费正清教授誉为“中国近代史”中的扛鼎之作。
李剑农在治学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刻苦自学，二是博采众长。在中国近现代学者中，李剑农是勤奋的楷模。他常以“自学为主，勤奋努力”等语鞭策自己、勉励学生。他在编写《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一书时，三十多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地查阅古代各种文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勤学苦思，力求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他善于对各种材料进行综合比较，找出彼此之间的共性和特性，博采各家之长，汇集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引导读者思考。在办晨光学校期间， 李剑农教学之余，系统地收集中国政治历史资料。他的书房就象一个中药铺，摆着一个装有许多小抽屉的大柜子。他把收集到的资料，一节一节地抄在小纸片上，定期进行比较筛选，分门别类地装进各个小抽屉里，以便研究时查考。
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虚怀若谷，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李剑农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但他对别人，哪怕是自己学生的著作和观点，也从不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在武汉大学时，他带的一位叫陶元珍的四川籍学生，对《三国志》很有研究，对历代经济史也多有涉猎。他在讲课时，讲到一个问题时常常笑着问：“陶元珍，你的意见怎么样？”陶元珍也不拘师生之礼，真的站起来发表意见。即使发现了他人著作中的问题，李剑农也总是用“商榷”的言词与对方进行探讨，因此别人也乐意和他交流。当时，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是他的邵阳同乡，两人私交也很深。为了加强学术交流，他主动提出与蒋先生互调一年。他说：“蒋先生学识比我好，他来武大，是武大学子的荣幸，我去清华，也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由此可见他的胸怀多么宽阔。
在教学上，李剑农特别强调打牢基本功，他要求学生先打好通史基础，弄懂全局，然后再进行局部性的专题研究。他的学生、历史学家施应霆先生回忆说，先生要求我们“首先阅读中国史学的必读书籍，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札记》，以及重要读书笔记，如《梦溪笔谈》、《日知录》等，掌握这些基本知识，然后钻研断代或专题史，方能运用自如，举重若轻。”
由标榜“无党无派”到宣称
“开始学做一个无产阶级的信徒”
李剑农的一生，经历了由力主联省自治并参与政事，到专心治学，再到“学做无产阶级信徒”的人生历程。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虽然自称“群而不党”，但政治立场十分坚定，思想倾向比较激进，尤其对国民党当局很是不满。他之所以要标榜“群而不党”、“无党无派”，不是真的要逃避现实，不问政治，而是为了摆脱国民党当局的纠缠，躲避国民党的近害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早在1923年12月，他在主持《太平洋》杂志时，就与思想激进的“创造社”成员郁达夫合作，全组《现代评论》。再比如，在抗战期间，他对国民党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热衷于反共打内战的做法极其反感。当时国立师范学院迁到湖南溆浦，国民党溆浦县党部为了笼络人心，虚情假意地邀请李剑农等国师几位教授去座谈。李剑农不仅自己坚辞不去，也嘱他的友好不要去给国民党党徒凑热闹。蒋介石集团多次招诱他参加各种反共活动，他的同乡好友蒋廷黻已受任于南京政府行政院，著名教授傅斯年等也下了海，但他始终以“不问政治”为由，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因此，他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一家由台湾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为他作传时用到“李剑农与唐生智一丘之貉”这样的语句。
凭着一个历史家的敏锐，李剑农无时不在关注时势的发展，洞察历史的风云。淮海战役一结束，他便看到了整个解放战争的方向，充满信心地对同事断言：“蒋党必垮台，中共必胜利。”湖南解放前夕，白崇禧从武汉率军入湘，妄图继续挣扎。李剑农毅然回到湖南邵阳，积极参加湖南自救会的一切爱国爱乡活动。在邵阳各界人士的集会上，李剑农慷慨陈词，反对军阀白崇禧驻湘，号召湖南人自己起来救湖南，推行和平解放运动。
湖南和平解放后，李剑农受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12月，他被推荐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1959年4月又连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无党派知名人士身份，在人民政协这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合作共事，履行一名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神圣职能。
李剑农具有职业政治家的素质，但是在军阀混战、独裁专行的时代，他的政治主张不为人所接受，政治才能无处施展，因而，只得以“超政治”自居，逃避他所不主张的政治。解放后，他的这种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主动学习马列主义，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他把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一字一句地抄在手抄本上，反复阅读，深刻领会。他对自己的改造比较自觉，决心也很大。他多次写信给毛主席汇报自己的思想动态，毛泽东也从百忙中抽时间回信给予他鼓励。他因此很受感动，在日记中写道：“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斗争过程。像赛跑一样，我不管自己是跑第一、第二、第三，……但我一定要紧紧跟在后面，一定要走到目的地。”他向世人宣布，从此“开始学做一个无产阶级的信徒”了。他曾经以“无党无派”相标榜，但是，当他闻讯自己的儿子、著名昆虫学家李琮池博士入党的消息后，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意味深长地勉励儿子：“你以后是人民的公仆了！”
晚年的李剑农对自己要求很严，时时处处用无产阶级思想约束自己，平时以节俭自持，不讲求个人享受，衣食住都很简朴。经常穿一身半新不旧的长衫，脚穿布鞋，冬天着一件布棉袍。在武汉大学，他不住条件优越的教授楼，却住着简陋的小石屋。1961年，领导上看他年过八十，为他买了床160元的鸭绒被，他坚决不受。
深怀浓厚的恋土爱乡之情，
尽己所能关心家乡公益事业
李剑农出身农民家庭，具有淳朴的农民意识，恋土思乡观念很强。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他一生奔忙在外，甚至两次远涉重洋，走出国门。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思恋家乡，出门在外，凡是同乡会开展活动，他即使再忙，也要挤出时间参加；只要遇到家乡人，他都要想方设法到一块叙叙乡谊。
1924年，邵阳在省的一些赋闲老乡聚会，做东的是一位名叫陈治的小科长，为了撑门面，特意邀请了当时因主张联治自治而红得发紫的李剑农。但是，请柬送出去后，他又顾虑李剑农面子大，会不会赏脸，因而后悔不该送这个请柬。可是，一见是老乡相请，忙得不可开交的李剑农欣然赴会，并与在座的各位邵阳老乡无所顾忌地指摘时弊。一个在台上执政的人，与一群赋闲之人议论时政，非出之于乡谊何敢有此举动。
当年武汉大学因躲避日寇战火而远迁四川时，他故土难离。一个人辗转回到湖南邵阳，先是在邵阳城里租房寄住，后来干脆在乡下老家建了一座小小的读书楼（尚存），用毛驴把书籍资料运回乡下搞他的研究。在家乡居留期间，他与家里的一位长工交情很好，彼此毫无主仆之隙，白天有时结伴下地干活，夜晚和长工一道谈古论今。他操着一口浓浓的乡音，声如洪钟，讲古时往往绘声绘色，有时还打着手势。乡亲们都很喜欢与他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大教授亲近。
为了兴办一些造福桑梓的公益事业，在自身财力不够的情况下，他借举办纪念早逝的讨袁护国蔡锷将军的活动，发动蔡锷的旧部以及一些想沽名钓誉的权贵捐款献物。      
一是创办松坡中学。1942年，蜗居家乡的李剑农，为了使因战争失学的家乡青年能继续读书，和门人一道创办了松坡中学（蔡锷字松坡），校舍建在离砖屋老家30余公里的桃花坪，李剑农自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松坡中学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办，现为“隆回一中”，是一所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湖南省重点中学”。
二是发起编印《蔡松坡先生集遗》。蔡锷是再造共和的功臣元勋，是邵阳人的骄傲。整理出版蔡锷遗集是邵阳人民共同的愿望。为此，李剑农于1941年9月与蔡锷将军昔日的老部下、时任邵阳地区专员的岳森及将军的同学石醉六等人，在邵阳发起组织蔡公遗集编印委员会。经过近两年的“艰苦经画”，争得想沽名钓誉的国民党师长陈光中的资助，《遗集》于1943年7月得以付梓。全书12册、50万字。书成后，李剑农亲自为书作序。
三是参与筹办邵阳松坡图书馆。1943年11月，邵阳蔡公纪念委员会发起筹办邵阳私立松坡图书馆。李剑农被推举为筹委会委员。除了积极参与筹建工作外，李剑农本人也捐赠了不少图书典籍。没想到图书馆刚刚建成，1944年10月2日邵阳沦陷，馆舍被日寇强占为兵营。日寇投降后，一切馆藏都被掳走，李剑农又与大家携手与共，历尽周折，终于1946年9月6日，使图书馆恢复揭幕，成为湖南省第三大图书馆，李剑农出任图书馆董事会成员，排名在15名馆董的第三位。（作者单位：邵阳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