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蕾嘉 艾芜
一、左联诗人、才女王蕾嘉
王蕾嘉原名王显葵，湖南宁远禾亭镇小桃源村人，是上世纪30年代左联有名的女诗人，九疑山的才女。小桃源是九疑山下的一个小山村，村庄依山而建，一式的青条石房基、青砖灰瓦建筑，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嵌鑲在山坡上。
王蕾嘉的父亲王荫青，清末在长沙读书，受谭嗣同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主张发展教育，倡导妇女放脚、入学读书，主张婚姻自由。后来他一手创办了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他把三个女儿也都安排在衡阳女三师读书，又把独生子王昌德送去日本留学。
1927年春天，王蕾嘉从衡阳女三师毕业，受家乡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进入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学习。在这里，她受到了李达、郭亮、谢觉哉、夏曦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教育和思想熏陶。1929年，王蕾嘉前往上海，考取了劳动大学，就读该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在劳动大学，她与共产党员彭冰山、周立波成为同学，彭、周两人后来都加入了左联。劳动大学被取缔后，王蕾嘉转学到上海商学院（现为上海財经大学），毕业后获商学学士学位。1932年，喜欢写诗的王蕾嘉经彭冰山介绍，加入了左联领导的进步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从事左联的诗歌大众化普及工作。她经常在诗歌会机关刊物《新诗歌》上发表诗作。成为当时左联的知名诗人。
二、与作家艾芜相识相爱
作家艾芜，是四川新繁县清流场乡(今城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人，原本姓汤，祖父设馆教书，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家庭贫苦，祖父给他起名汤道耕。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不想重复祖父和父亲一辈子当乡村教师的命运，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舍弃学业，步行南下到南洋勤工俭学。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他在昆明红十字会做过杂工，在中缅边界野人山茅草地当过马店伙计。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劳动之余他努力写作，并开始以“爱吾”为笔名发表文章成为《仰光日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初步展露了他的文学才华。在缅甸，艾芜结识了不少文化友人，还参加了缅甸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参与编辑缅共机关报《新芽》，并被派往新加坡参加马共代表会议。后因编发了一篇揭露华人和缅甸人发生械斗内幕的社论，艾芜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关押，后被驱逐出境。正是这段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为艾芜后来创作反映滇缅底层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南国之夜》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艾芜笔名有刘明、吴岩、汤爱吾等,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1931年4月，艾芜搭船经香港、厦门辗转抵达上海。初到上海，艾芜人生地不熟，生活十分艰难。但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消磨他写作的热情，他一直坚持写稿、投稿。1931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上，艾芜意外遇见了早年在成都第一师范一起读书的同学沙汀。正是这次偶遇，改变了艾芜的生活。 这次见面后，艾芜便搬进了沙汀的住所。他俩互相激励，一起从事文学创作。有一段时间，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遇到了困惑，便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的题材问题。鲁迅就“写什么”和“怎么写”两大问题，详细回答了他们的提问。鲁迅后来收入《二心集》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便是给艾芜与沙汀的复信。 不久，艾芜给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投寄了一篇短篇小说《伙伴》。《伙伴》虽未发表，却成就了艾芜与左联的缘分。这篇作品让《北斗》编辑部看到了艾芜的文学潜力。1931年底的一天,艾芜应邀参加了《北斗》编缉部举行的读者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艾芜认识了郑伯奇、丁玲、冯雪峰及叶以群等一批左联知名作家。第二年春天，艾芜即成为左联的一名新盟员，不久经丁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左联这根红线已悄悄将王蕾嘉与艾芜两人拴在了一起。1934年暮春的一天，艾芜拜访时任《新诗歌》编辑的友人杜淡。不想在编辑部与一位刚欲离开的姑娘迎面相遇。她娇小可人，皮肤白皙，气质高雅。艾芜下意识地与她点点头，就这样擦肩而过。
缘份注定是自然形成的。艾芜从杜淡处得知这位姑娘叫王蕾嘉，也是左联成员，还是一位女诗人。他忽然想到之前在《新诗歌》上读到过她的诗作，诗写得清新淡雅，很有韵味，曾关注过一段时间。此次见面算是对上了号，好感自然不言而喻。再见到杜淡时，艾芜说出了对蕾嘉的感觉，希望进一步接触了解。杜淡很乐意成全他的朋友，他用了一个很直接的办法，给蕾嘉写了一张纸条，内容为：“蕾嘉同志，我们的小说家艾芜喜欢你，愿意同你做朋友，你同意吗？”
艾芜在好友任白戈和杜谈的安排下，王蕾嘉在任白戈家见了面。首次见面，气质高雅、谈吐不俗的王蕾嘉，就给艾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悄悄喜欢上了这位外向活泼的女诗人。这次见面后，艾芜的内敛、沉静给王蕾嘉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此时的艾芜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王蕾嘉读过艾芜的作品，十分倾慕他的文学才华，因此她欣然接受了介绍人的牵线，与艾芜开始交往。刚开始，王蕾嘉还有一些顾虑，怕两人在一起没有话讲。但不久她就发现他俩在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等方面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特别是谈到钟爱的文学时，艾芜更是滔滔不绝。艾芜性格温和，善解人意，特别体贴关心人，这让远离家乡只身一人在异乡的王蕾嘉感到温暖和幸福。王蕾嘉最终意识到，艾芜就是她可以信赖和托付终身的人。
当时，静谧的拉菲德路法国梧桐林荫道上、公园的草坪、上海外滩，都留下过他俩相依相偎的身影。作家艾芜款款深情，诗人蕾嘉浪漫热情，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谈文学，谈人生，也谈左联，谈左联的朋友。1932年，彭冰山根据组织安排，前往湘鄂西苏区工作，次年秋他返回上海继续在左联工作；彭冰山有着苏区工作的特殊经历，这在左联同人中是不多见的。王蕾嘉十分佩服这位校友和好朋友，和艾芜见面时会时常谈起彭冰山。在王蕾嘉的影响下，彭冰山也成了艾芜的好朋友。 他们也时常谈起另一位好友——他俩相识的介绍人杜谈。当时杜谈因为失恋，整日心情郁闷。后来杜谈到吴淞镇看病养病时，艾芜与蕾嘉还专程赴吴淞镇看望他。吴淞之行使艾芜和蕾嘉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返回上海后，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 艾芜和蕾嘉要参加各自所在左联小组的活动，蕾嘉还要参加《新诗歌》的编辑工作，艾芜更是笔耕不辍，因而他们花前月下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分离中思念着对方，回味着彼此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没有时间相聚，他们却更深地感受到彼此心灵的融合。
1934年8月，艾芜和蕾嘉终于决定在一起生活，这是他们爱情成熟后的选择。没有漂亮的新房，没有贵重的嫁妆，一只为结婚新买的皮箱，是他们唯一的家当——他们将各自的衣服装进这只皮箱，住进租来的破房子里，共同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因为左联，艾芜和蕾嘉走到了一起。也因为左联，艾芜在文学道路上一步步成长成熟。在收获爱情的同时，艾芜又迎来了他文学创作上的高峰。温馨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当时，国民党特务不断疯狂迫害进步的文化人，与艾芜夫妇十分熟悉并知道他们住址的一位诗人被捕了，后来那个诗人在《申报》上发表了“转向”声明。为防不测，艾芜与王蕾嘉不得不紧急撤离，去市郊隐蔽起来。1934年底，艾芜携新婚才五个月的妻子，离开上海经南京到了济南。艾芜在成都第一师范的同学肖萸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艾芜夫妇。此后，他俩在肖萸的寓所住了两个多月。这年6月，艾芜与蕾嘉的第一个女儿在济南降生，这是他们幸福生活的见证。
1935年10月，艾芜与蕾嘉重返离别近一年的上海。两个月后，艾芜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南行记》是艾芜一生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后来鲁迅曾向斯诺介绍过艾芜，称他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是左联培养艾芜成为知名作家，又成就了他和蕾嘉的美好姻缘。在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中，他俩始终相知相守，休戚与共，岁月见证了他俩平凡而朴实的爱情。
三、相濡以沫避难宁远
艾芜和蕾嘉共同生活的半个多世纪，正是国家多难和社会动荡的岁月，这注定了他俩的爱情要经受苦难和离别的考验。
在艾芜和蕾嘉重返上海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一家的生活是相对安定和幸福的。继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后，艾芜又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夜景》、《芭蕉谷》，中篇小说《春天》等。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随着“八一三”淞沪战事的爆发，艾芜和蕾嘉不得不离开上海。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未能相伴而行——蕾嘉带着两岁的女儿回湖南老家宁远县避难，艾芜则选择去了文化人相对集中的武汉。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离。艾芜的武汉之行并不顺利，拟办抗战刊物的计划意外受挫，加之国民政府又明令迁都重庆，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各界人士云集的九省通衢之地，艾芜有些茫然和难以融入，最终，他决定南下。艾芜在武汉待了40多天，于11月南下到达长沙。进入湖南，艾芜的心是欣喜的，也是激动的﹔这里有分别了数月的妻女，更有从未谋面的岳母大人。在长沙的半个月时间里，艾芜见到了王家的第一个亲戚——妻子的哥哥王昌德，找到了在上海认识的“像个朴实的农民”的作家蒋牧良，还聆听到了徐特立的报告：分析中国向何处去，讲述自己参加“长征”的经历。
在逃亡的日子里，艾芜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妻子王蕾嘉和两岁的大女儿珍妮，急于去宁远与蕾嘉母女团聚。据艾芜的回忆文章《到宁远去》记述：1937年12月，长沙的学校提前放假，蕾嘉的几个亲人正好要回家，他便偕同王蕾嘉在长沙读书的三个堂兄弟、一个侄女和侄女的同学从长沙坐火车到了郴州，由于当时没有公路，下车后几个年青人步行去宁远。一路上六个年轻人赤脚而行，艾芜和他们谈着在云南、缅甸流浪的经历，当晚在郴州华塘铺住了一晚。第二天一路西行，到桂阳县城一家小伙铺住下，伙铺的主人是王蕾嘉同姓同宗的熟人，亲自下厨杀鸡做菜，热情款待了他们。第三天经过一天跋涉，到了宁远火烧圩（今太平镇）住在王蕾嘉一个本家叔叔家。第四天，他们终于来到了王蕾嘉的家乡小桃源村。此时的艾芜已经囊空如洗，身无分文。王蕾嘉的父亲英年早逝，善解人意的寡居岳母高兴的接纳了这位异省的女婿，并在生活上接济他们。王蕾嘉与艾芜住在从省城搬来的育群中学，获得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每月有一份算不上丰厚，却较为固定的收入，加上母亲时不时派人送米送菜来，足夠免强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艾芜因而感叹：“没有蕾嘉，我会重演南行中艰难困窘的场面了。”1938年上半年，当时的县教育局长李靖，是王蕾嘉的姐夫，他们一家借住在教育局一间空房内。下半年，他们住进了兄长王昌德在县城买的几间准备从长沙退守时回县住的房子里，房院内有一块空坪地，他们把它开垦出来，自己种菜。暂时的平静生活，艾芜有时帮妻子代代课、改改学生作业，有时去设在文庙内的县民众教育图书馆看书借书；有时深入到乡村去了解社会风情百姓疾苦。他到过天堂圩、水市、冷水等乡镇，看到过红军长征留在墙上的标语，听到过当地百姓与留下的受伤红军战士间魚水之情的传奇。后来艾芜把在宁远这段时间的生活素材，都写入了自己的作品中。
在宁远，艾芜还与当地的国民政府县长李毓九有过交锋。李毓九是宁远礼仕湾人，曾留学德国、日本，做过中央国民政府侍从五室的侍从官，后回宁远竞选国大代表，时任县国民政府县长。李毓九想办一份油印小报，每周出一张。知道艾芜会写文章，做过编辑，想请艾芜出来担任主编，艾芜听了他关于时局，政治制度的讲话以后，以沉默拒绝了这份工作。李毓九只好启用了一位王姓的退伍军人来办。这位王姓人系王蕾嘉的远房本家人，来请艾芜写“发刊”词，艾芜在简短的〈发刊词〉中写道﹕抗战中，今天失一城明天失一市，并不可怕，因为还有广大农村和农民在我们一边，只要团结一致努力抗战，前途就大有希望。艾芜在宁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作和搜集素材上，这一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江上行》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后来，艾芜在《党领导下的大后方抗战运动》中说﹕“第三階段是抗战期间，我写作的基地在哪儿呢﹖素材从哪来呢﹖首先是湖南的一个小县城宁远县，我的爱人是那个县城的人，1938年我就到了那个地方……”
四、历经坎坷不离不弃的夫妻
在宁远生活了一年之后，无法在国难之时安于宁静生活的艾芜和蕾嘉，于1938年末又带着女儿离开了王蕾嘉的家乡宁远。他们回到小桃源村告别母亲，经双井圩、柏家坪、清水桥，穿过阳明山麓，来到冷水滩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当时被称为“敌后文化城”的桂林。这一走不仅成了王蕾嘉与母亲的永诀，也成了与故乡宁远的永别，自此，这位九疑才女再也没回到这方生她养她的热土。1939年元月，正是农历的旧岁年关，艾芜一家跟随逃难的人群盲目来到桂林。蜗牛一样的火车到达桂林时，天色已近黄昏，面对陌生的街道和面孔，一家人顿时回不过神来，就连年少漂泊饱经世事的艾芜，也不禁有些茫然了。举目无亲的艾芜只得来到太平路12号救亡日报社，那里有个叫林林的编辑，是个诗人，是艾芜在上海就认识的。林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逃难的朋友，并好不容易在救亡日报社为他挤出了一间空房子。就这样，艾芜一家三口总算在桂林这个陌生的地方蜗居下来。住是住下来了，但条件异常艰苦。小小的一幢木楼，既是报社的编辑室，又是职工宿舍，加之日军几无间断的轰炸，时刻不得安宁。报社的小木楼虽然方便，却实在是拥挤。艾芜在一次听徐特立作报告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叫施家园的小村子。施家园离七星岩不远，而七星岩有个大溶洞，能容纳上万人，是个躲避日军轰炸的天然防空洞。加之这个小村子离城区也很近，进城也比较方便，又听说村子里有房子供人租住，作家舒群和木刻家刘建庵、赖少其就住在那里。于是艾芜一家往施家园，一直住到1940年。
艾芜很快就联系上了一大批文艺界的新老朋友，还跟周立波成了邻居，两人经常到广西省政府开办的乐群茶社喝茶聊天，加之原来就有过来往，很快成为挚友。周立波不久就去了延安，临走时“看见艾芜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立波拿出一条高级毛料西装裤子给艾芜，说是借黄洛峰（黄垲）的，交由艾芜保存，以后代为转还。在桂林，艾芜几年都没有见到过黄洛峰一——这个当初在昆明流浪时就认识的好友，又的确缺一条像样的裤子，干脆把裤子穿了”。当年，正经历举国抗战之时，艾芜觉得不能置身事外。于是，他通过夏衍进入了由上海转至桂林复刊的《救亡日报社》工作，当时夏衍任《救亡日报》主编，艾芜进入报社后担任副刊编辑，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作者写稿是没有报酬的，编辑收入亦很微薄。而王蕾嘉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与收入，因此，生活非常艰辛。加之两个孩子相继出世，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但他们始终不弃不离，共度时艰，一直坚持到桂林沦陷前夕。1944年10月，艾芜与蕾嘉带着三个孩子历经艰辛辗转抵达重庆。艾芜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见到了臧克家、叶以群、何其芳、沙汀、邵荃麟等一批故交挚友，心情快慰。他奋笔不辍，大量作品在《文学新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发表。重庆的华美书屋、建国书店以及自强出版社都出版了他的小说集。之后，艾芜在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副部长何其芳的直接领导下，主编《大公报》副刊《半月文艺》。 1947年夏，随着当局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镇压和扼杀，艾芜也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艾芜不得不再次离开王蕾嘉和孩子们，只身潜往上海。这次分离，对艾芜和蕾嘉来说是极其艰难的——此时王蕾嘉已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家里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而艾芜此去又吉凶未卜。艾芜走后，王蕾嘉独自一人挑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已遭封闭，而《大公报》副刊《半月文艺》却没有停刊。艾芜秘密离开重庆时，《大公报》编辑并不知情，他们仍将读者寄给《半月文艺》的稿件转送至艾芜家中。身怀六甲的蕾嘉知道这是党的工作，便隐瞒了艾芜出走的情况，承担起刊物的编务工作，保证每期及时发稿，直到她分娩为止。1948年初，艾芜回到重庆家中时，王蕾嘉已经分娩了十七天。见到蕾嘉的那一刻，艾芜心中充满了感激、愧疚和爱怜之情，与妻子相拥而泣。
1949年艾芜夫婦在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分别发表了散文《海——回忆录之一》（艾芜）、长篇散文《边地——一篇逃难的回忆录》（王蕾嘉作）、《离乡——北伐期间逃难记》（王蕾嘉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艾芜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和文化局局长等职。不久，在全国文联的安排下，他和蕾嘉一道去东北鞍山钢铁厂体验生活。其后，艾芜以在鞍钢三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这部作品受到读者好评，是艾芜创作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一年，作为中国作协驻会作家，艾芜携全家一道定居北京。在“文革”那段岁月中，艾芜与中国大部分文人一样未能幸免于难。但他最终顽强地挺了过来。这与蕾嘉对他的坚守和支持分不开。在经历了大半年、数十次批斗之后，1968年8月，艾芜被押送到成都的临时监狱，开始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这是艾芜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对艾芜来说，用枪顶着游街他不怕，嘴里塞满稻草他能忍受，腰部被造反派踢成重伤，他仍然坚强地站着。让他最痛苦的是没有自由，没有相知相爱的蕾嘉做伴。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蕾嘉的探望成了艾芜最期待和开心的时刻。每次见面，透过眼神和不多的话语，他俩能感受到彼此情感的交融和心灵的契合。这给困厄中的艾芜以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文革”结束后，艾芜和蕾嘉迎来了平静安乐的晚年生活。在蕾嘉的陪伴和照料下，七十七岁高龄的艾芜又开始了第三次南行，并写下十三篇短篇小说，结集为《南行记新篇》出版。此外，他还发表了《春天的雾》、《风波》等中长篇小说，以及不少散文、游记、杂文和评论文章。1987年，艾芜因心脏病住院，不久又因患脑缺血，右侧股骨摔成粉碎性骨折。此后几年他几乎一直卧床在医院，八十多岁的王蕾嘉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有蕾嘉做伴，病中的艾芜始终乐观开朗，精神饱满，并完成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远山的朦胧》，创作和整理了文集《病中随想录》，还撰写了一些回忆录。
然而，这对相守了大半个世纪的夫妻，注定要面对人生最后一次分离。1992年初夏，艾芜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终于没能度过这一年的冬天，离开了他心爱的蕾嘉，离开了他热爱的文学事业。艾芜去世后,与之携手渡过六十年人生路的王蕾嘉精神世界也垮了。两年后，她追随艾芜而去。这对中国文学界相爱相守了一生的夫妻，成就了中国文化人中最值得人们赞美、最忠贞不二的爱情佳话。这或许就是那篇古老的九疑山斑竹传说故事，带给王蕾嘉人生的影响。九疑曾留下“斑竹一枝千滴泪”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爱情传说故事，如今才女王蕾嘉，用平生坚贞不渝的爱，又为九疑山谱写了一篇新的爱情佳话。（作者单位：宁远县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