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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隅拾微(五则)】聂鑫森2020年4期总122
2021-01-10 20:24:3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宁津杂技刘家班与湘潭2012年秋,山东省作协的一个文学活动,在位于该省西北部冀鲁交界处的宁津县举行,我与向本贵、孙方友、康志刚诸友应邀参加。宁津与河北的吴桥隔河相望,都是享誉久远的杂技之乡。据史载,宁

宁津杂技“刘家班”与湘潭
2012年秋,山东省作协的一个文学活动,在位于该省西北部冀鲁交界处的宁津县举行,我与向本贵、孙方友、康志刚诸友应邀参加。宁津与河北的吴桥隔河相望,都是享誉久远的“杂技之乡”。据史载,宁津杂技起源于上古,萌生于秦汉,形成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尤其是清末和民国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赴国内各地及国外演出的杂技艺人和团体。直到今天,宁津的城里乡间,到处氲氤着杂技的浓厚气氛,农民中善杂技者尤多,忙时种田,闲时卖艺。正如本地谚语所云:“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要耍玩意儿,人人有两手。”在全国的杂技演出团体中,宁津人数量不少,谚语亦称:“没有宁津人,成不了杂技班。”
当地主人还告诉我:“一百多年前,宁津野竹李村的‘刘家班’,就曾到湘潭演出,班主刘福和还成了湘潭的女婿!”
这说法一下子把相距遥遥的宁津和湘潭,连在了一起。我也是湘潭人,对宁津顿感亲近。
回来后,我找到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一书,认真地读了一遍。这是本史传体性质的书,立论准确、叙说真实,佐以照片、契证等资料,十分可信。
此书的“艺术流派·刘家门”一节中写道:“1909年,刘福和作艺来到湖南湘潭,被当地乡绅大户潘春元看中,将小女潘广凤配他成婚,并留定居湘潭。长女刘国瑞、长子刘国栋、次女刘冬秀、次子刘国庆均出生于湖南湘潭。刘福和此时虽年仅三十来岁,但已行走江湖多年,很快便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加之他一身武艺且为人豪爽、义气,很快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刘福和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8),是“刘家门”的第二代掌门人。
他的父亲刘荣贵,原本是宁津县西境大户刘文耀的独子。“虽出生富户,但自幼体弱多病,且又两代单传,故其父领他拜在苗三瞎子门下,以习练武术,锻炼筋骨,强身健体。”苗三瞎子为当地武林高人,以后为糊口进入杂技界,声名远播。他十分看重刘荣贵,并授以真传。咸丰六年(1856),刘荣贵学满艺成,欲随师闯荡江湖卖艺,其父力阻,但最终只好同意。同治二年(1863)由其父出资组建“刘荣贵刀山班”,除在国内演出外,还到过印度、缅甸、越南、泰国等国献艺。刘荣贵有二子,长子刘福海,次子刘福和。两兄弟都是自幼随父练功,而且能上场表演绝技,很受称赞。后来刘福海因不满其父吸食鸦片烟而离家出外卖艺,常年不归,“早年就已病逝于安徽颍州府”。
刘福和五岁开始习武术、杂技,八岁即出场表演,人称“小龄童”。九岁时,其父病逝,他就开始以杂技养家糊口。“成年后,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且功底深厚,技艺精湛。他主演的‘走线镖’‘板凳面’‘地圈’‘挂子’戏法等节目更具轻飘、简洁、明快、潇洒的艺术风格,尤以‘提膝越花枪’最为叫绝。五尺花枪立于地上,然后‘提膝’过枪,花枪由一杆增至五杆,一个跟头从花枪上翻过,而花枪杆杆纹丝不动。此表演在当时堪称一绝。”他率领的杂技班除在国内演出外,还去过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刘福和定居湘潭后,还有一事颇堪一记:“1924年,毛泽东曾派人与他联系,动员其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刘福和为之心动,但因老家来信,老小生计日艰,催他立即回去打理家事。他只好于这年秋天,与夫人携四个子女及两个徒弟,回到宁津野竹李村,“并带来了夫人的所有金银细软和岳父赠予的大洋”。更感人的是,“岳母因不放心女儿也一并随婿、女来到野竹李村,人们称她为湖南‘老嗲嗲’。”
回到老家后,刘福和重新组班,到各处演出,常演的有“刀门子”“地圈”“中幡”“三股子”“蹬技”“立绳”“武术”“古彩戏法”等几十个节目,享誉久远。
“刘家班”在中国的杂技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刘福和的儿子、孙子、孙女及曾孙辈,如刘国栋、刘国庆、刘国斌、刘俊玲、刘俊红、刘俊峰、刘俊起、刘俊莲、刘俊环、刘俊新、刘俊昌、刘胜春、刘胜军、刘菲菲、刘海英等,都是著名的杂技演员。这在该书的“杂技艺人录”一节中,皆有记载。
刘福和的夫人潘广凤,从湘潭来到婆家,因乡音未改,一直被人尊称为“湖南奶奶”,直到1969年于野竹李村辞世。
 
诗风一脉李、杨家
在毛泽东诗词作品中,《蝶恋花·答李淑一》,早已脍炙人口。此中的“我失骄阳君失柳”,“杨”即毛泽东的结发夫人杨开慧,“柳”即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二人皆为革命烈士。
李、杨二家世居长沙县,皆为书香门第,又有通家之谊。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国学根底深厚,又都出国留过学,同为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文学家,且擅长诗词联语,对子女督教有方。故后人既操守高洁,亦才气纵横,令人刮目相看。
1957年2月,长沙市十中语文教师李淑一,给毛泽东寄去一封祝贺春节的信,并附上一首在1933年夏天所写悼念亡夫柳直荀烈士的词《菩萨蛮》。李淑一曾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柳直荀也是长沙人,其父柳午亭,系李肖聃和杨昌济的好友,曾留学日本,任过湖南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学识渊深、腹笥丰盈的学者。《长沙野史类钞》下部在介绍李肖聃时,说他与“杨怀中(昌济)、章士钊、黎锦熙、柳午亭等同学回国后,初在北京、湖南两地为各报馆担任撰述。”柳直荀与毛泽东为革命战友,他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后由党派往上海、天津、湖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继而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不幸于1932年牺牲。他秉承家学,又曾留学日本,是个颇具书卷气的人物。他为革命四处奔走,加上当时的白色恐怖,诗文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他曾在赠李淑一的照片后面,题写“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的古人诗句,可见出他的学养和胸襟。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给李淑一的信中,多次请她代向李肖聃和柳午亭问好。
李淑一《菩萨蛮》一词是这样写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她与丈夫一别六年而且音信全无,夜夜难眠,泫然下泪。从词中可看出她对丈夫的情深意长,造词遣句婉约缠绵,足证她才力不同一般。1959年6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李淑一时,对在座的人介绍:“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和了她这首《蝶恋花》,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毛泽东诗词笺析》)
杨开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毛泽东结婚。“结婚后,她一直与毛泽东在长沙、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年后,隐蔽在家乡长沙东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8月红军退出长沙,同年10月被军阀何键逮捕入狱,11月4日就义于长沙识字岭”《毛泽东诗词笺析》)。
毛泽东赠杨开慧的词,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就有《贺新郎》《虞美人》等。前首写于1923年,此中的“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让人过目难忘。毛泽东以词相赠,足见两人的心心相印,也说明杨开慧是诗词方面的知已。但杨开慧的作品,直到1983年修缮长沙板仓“杨开慧故居”时,在墙缝中才发现了她1929年6月20日的手稿。此中包括她对毛泽东的评价和爱恋方面的文字,另有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诗,抒发的也是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她的诗和李淑一的词,意蕴极为相似,表达的都是对丈夫殷切的思念和关爱。
李肖聃在他的《星庐笔记》一书中,多处谈到杨昌济、柳午亭的人品和学识。
“亡友杨君昌济怀中,慕罗山讲学之风,居岳麓时,即教弟子以理学。年三十,游学日本,仍以师道自居,暇则集故弟子授以旧学。”
“予于民国三年,偕柳午亭、杨芗诒二人往访宜都杨守敬惺吾于北京寓庐……芗诒言吾与午亭好书……”
《星庐笔记》的许多章节,与重大的国事及人事相关,可称之为野史。他在《自叙》中写道:“世乱愈深,吾年垂老,窜居山洞,追忆旧闻,共得百章,录成一卷。”此中涉及的名流甚多,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王闿运、杨度、谭嗣同、熊希龄、谭延闿、梁启超、黄兴、黄遵宪等等,记叙真实,文笔生动,议论警醒,读者不可不一睹为快。
 
吕碧城与秋瑾
由龙榆生编选并于1956年出版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一书,“从明末的陈卧子起,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陈曾寿死为止,而以民国三十二年(1943)死于香港的女词人吕碧城殿后。此书一共收词家六十七人,女子作品只收顺治年间的徐灿四首,民国年间的吕碧城五首,选择不可谓不严了”(高伯雨《听雨楼随笔·女词人吕碧城》)。
在湘潭李寿冈先生纂编的《戊戌以来诗话》一书中,吕碧城亦俨然而入,收诗词共十首。在作者介绍中,寿冈先生还特意提到她与秋瑾的交谊:“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读者误以碧城诗词为秋瑾所作。秋瑾特地到大公报馆访问她,自歉不如,主动放弃碧城的自号。秋邀她同往日本参加革命,吕正筹办北洋女子公学,后任校长,未能离开,但她赞成革命并在秋瑾所办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秋瑾牺牲,几乎受到牵连。过秋瑾墓有诗曰:‘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缓过墓门前。’”
吕碧城生于光绪九年(1883),字遁天,号圣因,晚年学佛,故有法号宝莲,安徽旌德县人。其父吕凤岐系光绪三年丁丑科庶吉士,与诗人樊增祥(樊樊山)为同年进士。吕碧城五岁作诗,六岁填词,七岁画山水,稍长,经史子集烂熟于心,是民国时当之无愧的头号才女。她曾供职于《大公报》,执掌过女子中学的教务,创办过中国保护动物会,与诸多名流如樊增祥、傅增湘、袁世凯、袁寒云、严复、杨荫榆、康同璧、秋瑾、周瘦鹃等,多有交往。
吕碧城的父亲辞世于光绪二十年(1894),她方十二岁,遵母命北上投靠天津的舅父,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到北京,被引荐到《大公报》聘为编辑。“过了几年,傅增湘创设北洋女子公学,聘她做教习,未几升任监督(即校长)”(《女词人吕碧城》)。
秋瑾1904年赴日本留学,她结识吕碧城应是在此之前,而且俩人多有书信来往。秋瑾1906年回国,创办《中国女报》,吕碧城应邀为该报写过文章。1907年秋瑾在绍兴密谋起义推翻清王朝,失败后被捕,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官府抄检其处时发现了吕碧城的书信,即派发公文到北京抓人”(吴安宁《落魄贵族,京华名士袁克文》)。
袁克文为袁世凯的次子,“字豹岑,又字抱存、孝质,因得范华原《寒云蜀道图》山水精品,遂自号寒云;又得汉刚卯、严卯二玉,以‘佩双印斋’自署”(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袁寒云轶事》)。他生于光绪庚寅(1890),卒于民国辛未(1931),年仅四十有二。
逮捕吕碧城的公文,正好落在清廷法务部员外郎袁克文的手里。
虽然吕碧城比袁克文大七岁,但袁对吕早有倾慕之心。“就想将这个案子给压下来,于是连忙禀告父亲,并为之求情。当时的袁世凯还比较开明,说:‘若有书信来往便是同党,自己交游颇广,没准有人就跟了孙中山,那么咱老袁岂不也成了乱党!’吕碧城因而获救”(见吴安宁文)。
袁克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才子,诗、书、画、印、唱京戏、玩收藏,都有相当的成绩。只是生活过于放荡,纵情声色,妻妾成群。故袁与吕虽才情相当,却难成佳偶。吕碧城一直洁身自好,独身度日。她自称:“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
1922年7月,吕碧城自费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为旁听生,研究文学,兼任《时报》特约记者。尔后,又去欧洲,游历英、法、意大利、瑞士诸国,写有游记《鸿雪因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瑞士经美国移居香港,1943年辞世,享年六十。临终,口占七绝一首:“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的词集《信芳词》初刊于1929年,到1937年又将近作与《信芳词》汇编成《晓露词》。1939年,中华书局出版她的《吕碧城集》。
《浪淘沙》一词云:“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吕碧城称之为“年伯”的樊增祥,对此词的评语为:“漱玉犹当避席,断肠集勿论矣。”《漱玉词》和《断肠集》,分别为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所作,意为此二人不可与吕碧城同日而语。
到2013年,吕碧城已辞世七十年了。她的生平事迹及诗词作品,却依旧馥郁飘香,流传不息,幸甚矣哉。
 
杨门兄妹三诗人
湖南湘潭的杨度、杨钧、杨庄三兄妹,为晚清著名经学家王闿运的弟子,又都留学日本,在诗文、书画上名声远播,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杨度(1875—1931),是政坛的风云人物,因鼓吹君主立宪而身败名裂,但晚年,“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为中共机关报《红旗》题写了刊名”(李寿冈《戊戌以来诗话》)。在艰难的岁月里,杨度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有《杨度集》《杨度日记》传世。在留学日本时所作的长诗《湖南少年歌》,气势磅礴,充满爱我中华的热情,极为鼓舞人心。诗中有句云:“莫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抛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对于世界列强欲瓜分中国的罪行,他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
杨度之弟杨钧(1881—1940),一生不涉政界,专意于诗、书、画、印,齐白石对他评价很高。有诗文集面世,如:《白心草堂诗集》《草堂之灵》。他写过《株洲吟—湖湘兵乱》一首五言古风,很得唐人元结、白居易写实叙事的风致。此诗的背景,是指1918年南北军阀在株洲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血腥之灾。已故的株洲籍文史家叶镜吾曾撰《戊午株洲兵祸记》长文,称南军因战败退出株洲,“被北军惨杀株洲无辜百姓竟达一千二百余人之众。灭绝人性,逾于虎狼”。
杨诗云:“无端逞杀戮,战血盈陌阡。贫者无可逃,运与浩劫连。小儿见父尸,讶父泥中眠。呼母起阙身,踊跃相纠缠。贫妇抚夫尸,肌肤冷如泉。掩泪未敢哭,气绝肠若煎。手留夫身血,不忍濯流川。携儿就长途,身软足不前。步步一回顾,心为死夫牵。抱儿岩下栖,苦泪徒绵绵。空筐无余粒,偃蹇更徂迁。鸡犬寂无声,惟见孤月悬。泥涂坐对泣,何处寻人烟?流亡遍千里,岂复冀生全。金弹破空至,苦妇胸中穿。其时儿在抱,赤血白乳兼。饥肠未及饱,血乳同时干。生人恋死怀,号哭命已残。见者泪为枯,闻之心亦酸。”
这首诗虽是写战乱中的一个小场景,却能见出当时株洲惨烈的大格局。叶镜吾之文可作佐证:“从株洲市逃回者谓株洲戒严,北军任意捕人,有殷姓兄弟数人杀死于鸟树脚下”,“白关铺附近,百姓被北军杀者已有十数人”;“天热尸腐,冒险收尸者,哭声盈野”……
杨庄生于1882年,字少姬、叔姬,为杨氏兄弟的满妹。她既是王闿运的弟子,又是王第四子代懿的妻子。“善诗,人称为‘一代才女’。著有《湘潭王叔姬诗文词录》”(《湘潭近百年诗词选》)。写株洲题材的诗,有五言古风《暮宿朱亭乘月复至空泠滩作》。诗题中的“空泠滩”,值得研究。其一,她是黄昏时投宿于朱亭,月亮升起时再去就近游览,而朱亭附近的洲滩只可能是晚洲。其二,“空泠滩”即空灵岸旁边的“空洲”,距离朱亭有几十里水路,途中还要经过风高浪急的昭陵滩,夜晚行船很难,要当夜返回更无可能。所以,杨庄所说的“空泠滩”,应是晚洲。
全诗云:“扁舟出湘渚,瞩目恣迁延。悠悠镜寒流,暧暧映遥天。轻烟翳西岸,移榜泛中川。疏林起虚响,霜月映漪涟。微风扬逝波,虚舫何翩翩?岂依幽冥契,游目尽明鲜。山水虽殊姿,动静皆自然。良游匪去遥,尘事倏已捐。归途既鲜悲,玄夜有余闲。隐显咸可玩,斯理莫与宣。”
此中的“良游匪去遥”,是说游览好风景并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再次说明近在眼前的好去处,只可能是晚洲了。全诗状景抒怀,清新生动,堪见女诗人的细腻心思。
 
龙阳才子咏株洲
在近代诗坛,易顺鼎与樊增祥(字樊山)是两位颇具影响的旧体诗词大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现当代文学史·易顺鼎》称:“易顺鼎诗才绮绝,自少至壮,所作将万首。尤工裁对,与樊增祥称两雄。”著名学者王森然说:“实甫幼有神童之目,世称龙阳才子。”(《易顺鼎先生评传》)
易顺鼎(1885—1920),字实甫,又字中硕,号哭庵,为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光绪举人,清末官至广东钦廉道;民国初年,任过代理印铸局长。他一生仕途很不得意,但有三事却久负盛名:一是过人的诗才;二是对中国京剧的拼力鼓吹与宣传;三是忧时忧世忧人忧己,伤心而哭的频率很高,自谓:“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已,三哭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热泪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从长沙出发,乘船经过湘潭,再到株洲,然后在朱亭登岸,去访南岳衡山。他一路诗情勃发,作品迭出,“游衡山,所作诗后刻为《衡岳集》”(《易顺鼎年谱简编》)。此集中关于株洲的诗有十余首,如:《暝泊渌口》《空灵岸》《即事感怀》《山门峡》《江上谣》《朱亭陆行》等,体裁多为古风。
易顺鼎所乘之船到达渌口时,正是黄昏。他看见远船归来落帆,邻船已挑灯、生火。接着天渐暗,云积无星,但闻春水流淌有声。于是他以白描手法作《暝泊渌口》一诗:“暮犬吠行人,昏鸦集渔舸。遥看帆影收,仿佛片云堕。春江不见星,暝就邻船火。”
当晚易顺鼎宿于船上,并未登岸。第二天继续前行,船过空灵岸,他岂可无诗?空灵岸因唐人杜甫及后来名流多有题咏,声名久播。“寂寞空灵岸,岧峣杜老亭。湘流浮地白,岳气接天青。草木酣春雨,江湖老客星。危崖可舒啸,云雾昼冥冥。”这是他写株洲古风诗中唯一的一首五律,既写出了空灵岸的阔大境界与奇异风光,又有自已“江湖老客星”的身世之叹,动人心魄。
在去三门的水路上,他还作了一首二十四句的五古《即事感怀》,是因想起杜甫访空灵岸而生发的许多感慨。诗人在感慨之中,不忘写沿途美景:“南方山水丽,况乃逢春半。花外闻啼猿,云边见归雁。”
接着,他又有《山门峡》一首五古。从诗中的“朝旦发渌口,亭午过山门”来看,这个“山门”应是指过空灵岸后的“三门”,因“山”“三”同音而误。“连峰始参错,急湍益崩奔。舟人牵百丈,辛苦难具论。”诗人不但看到了纤夫的辛劳,而且想到天灾人祸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衡湘复饥馑,沟壑困黎元。龙蛇满大泽,鸡犬成荒村。救灾诚权宜,拨乱在本原。”他坦言救灾不过是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本原”的“拨乱”。
从《江上谣》可推断他游经株洲的时间,是这年的寒食、清明前后的一段日子:“菜花黄,李花白。今清明,昨寒食。湘水碧,湘山青。朝渌口,夕朱亭。”
《朱亭陆行》为一首二十二句的五古,易顺鼎到达朱亭后,弃船上岸,乘轿去访衡山,“肩舆发朱亭,回首舟尚系。”朱亭境内的美丽风光,让他情怀激荡,乃一一吟诵:“浦白数帆悬,岩红杂花缀。荡荡青天开,灵岳浮远翠。呼吸百里间,已通真宰气……昔年匡庐驾,兹境堪仿佛。”
钱基博说樊增祥诗境“到老不变。而顺鼎则变动不居,学大小谢,学杜,学元、白,学皮、陆,学李贺、卢仝,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风流自赏,以学晚唐温、李者为最佳。”
易顺鼎所咏长沙、湘潭、株洲、衡山的诗,可看出其学谢脁、谢灵运、杜甫诗的印痕,但又有他“一支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的(叶昌炽《缘督庐记》)风致。
(作者系本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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