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隅拾微（五则）】聂鑫森2020年4期总122
2021-01-10 20:24:3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宁津杂技“刘家班”与湘潭
2012年秋，山东省作协的一个文学活动，在位于该省西北部冀鲁交界处的宁津县举行，我与向本贵、孙方友、康志刚诸友应邀参加。宁津与河北的吴桥隔河相望，都是享誉久远的“杂技之乡”。据史载，宁津杂技起源于上古，萌生于秦汉，形成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尤其是清末和民国年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赴国内各地及国外演出的杂技艺人和团体。直到今天，宁津的城里乡间，到处氲氤着杂技的浓厚气氛，农民中善杂技者尤多，忙时种田，闲时卖艺。正如本地谚语所云：“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要耍玩意儿，人人有两手。”在全国的杂技演出团体中，宁津人数量不少，谚语亦称：“没有宁津人，成不了杂技班。”
当地主人还告诉我：“一百多年前，宁津野竹李村的‘刘家班’，就曾到湘潭演出，班主刘福和还成了湘潭的女婿！”
这说法一下子把相距遥遥的宁津和湘潭，连在了一起。我也是湘潭人，对宁津顿感亲近。
回来后，我找到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一书，认真地读了一遍。这是本史传体性质的书，立论准确、叙说真实，佐以照片、契证等资料，十分可信。
此书的“艺术流派·刘家门”一节中写道：“1909年，刘福和作艺来到湖南湘潭，被当地乡绅大户潘春元看中，将小女潘广凤配他成婚，并留定居湘潭。长女刘国瑞、长子刘国栋、次女刘冬秀、次子刘国庆均出生于湖南湘潭。刘福和此时虽年仅三十来岁，但已行走江湖多年，很快便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加之他一身武艺且为人豪爽、义气，很快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刘福和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8），是“刘家门”的第二代掌门人。
他的父亲刘荣贵，原本是宁津县西境大户刘文耀的独子。“虽出生富户，但自幼体弱多病，且又两代单传，故其父领他拜在苗三瞎子门下，以习练武术，锻炼筋骨，强身健体。”苗三瞎子为当地武林高人，以后为糊口进入杂技界，声名远播。他十分看重刘荣贵，并授以真传。咸丰六年（1856），刘荣贵学满艺成，欲随师闯荡江湖卖艺，其父力阻，但最终只好同意。同治二年（1863）由其父出资组建“刘荣贵刀山班”，除在国内演出外，还到过印度、缅甸、越南、泰国等国献艺。刘荣贵有二子，长子刘福海，次子刘福和。两兄弟都是自幼随父练功，而且能上场表演绝技，很受称赞。后来刘福海因不满其父吸食鸦片烟而离家出外卖艺，常年不归，“早年就已病逝于安徽颍州府”。
刘福和五岁开始习武术、杂技，八岁即出场表演，人称“小龄童”。九岁时，其父病逝，他就开始以杂技养家糊口。“成年后，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且功底深厚，技艺精湛。他主演的‘走线镖’‘板凳面’‘地圈’‘挂子’戏法等节目更具轻飘、简洁、明快、潇洒的艺术风格，尤以‘提膝越花枪’最为叫绝。五尺花枪立于地上，然后‘提膝’过枪，花枪由一杆增至五杆，一个跟头从花枪上翻过，而花枪杆杆纹丝不动。此表演在当时堪称一绝。”他率领的杂技班除在国内演出外，还去过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刘福和定居湘潭后，还有一事颇堪一记：“1924年，毛泽东曾派人与他联系，动员其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刘福和为之心动，但因老家来信，老小生计日艰，催他立即回去打理家事。他只好于这年秋天，与夫人携四个子女及两个徒弟，回到宁津野竹李村，“并带来了夫人的所有金银细软和岳父赠予的大洋”。更感人的是，“岳母因不放心女儿也一并随婿、女来到野竹李村，人们称她为湖南‘老嗲嗲’。”
回到老家后，刘福和重新组班，到各处演出，常演的有“刀门子”“地圈”“中幡”“三股子”“蹬技”“立绳”“武术”“古彩戏法”等几十个节目，享誉久远。
“刘家班”在中国的杂技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刘福和的儿子、孙子、孙女及曾孙辈，如刘国栋、刘国庆、刘国斌、刘俊玲、刘俊红、刘俊峰、刘俊起、刘俊莲、刘俊环、刘俊新、刘俊昌、刘胜春、刘胜军、刘菲菲、刘海英等，都是著名的杂技演员。这在该书的“杂技艺人录”一节中，皆有记载。
刘福和的夫人潘广凤，从湘潭来到婆家，因乡音未改，一直被人尊称为“湖南奶奶”，直到1969年于野竹李村辞世。
 
诗风一脉李、杨家
在毛泽东诗词作品中，《蝶恋花·答李淑一》，早已脍炙人口。此中的“我失骄阳君失柳”，“杨”即毛泽东的结发夫人杨开慧，“柳”即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二人皆为革命烈士。
李、杨二家世居长沙县，皆为书香门第，又有通家之谊。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国学根底深厚，又都出国留过学，同为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文学家，且擅长诗词联语，对子女督教有方。故后人既操守高洁，亦才气纵横，令人刮目相看。
1957年2月，长沙市十中语文教师李淑一，给毛泽东寄去一封祝贺春节的信，并附上一首在1933年夏天所写悼念亡夫柳直荀烈士的词《菩萨蛮》。李淑一曾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柳直荀也是长沙人，其父柳午亭，系李肖聃和杨昌济的好友，曾留学日本，任过湖南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学识渊深、腹笥丰盈的学者。《长沙野史类钞》下部在介绍李肖聃时，说他与“杨怀中（昌济）、章士钊、黎锦熙、柳午亭等同学回国后，初在北京、湖南两地为各报馆担任撰述。”柳直荀与毛泽东为革命战友，他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后由党派往上海、天津、湖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继而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不幸于1932年牺牲。他秉承家学，又曾留学日本，是个颇具书卷气的人物。他为革命四处奔走，加上当时的白色恐怖，诗文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他曾在赠李淑一的照片后面，题写“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的古人诗句，可见出他的学养和胸襟。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给李淑一的信中，多次请她代向李肖聃和柳午亭问好。
李淑一《菩萨蛮》一词是这样写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她与丈夫一别六年而且音信全无，夜夜难眠，泫然下泪。从词中可看出她对丈夫的情深意长，造词遣句婉约缠绵，足证她才力不同一般。1959年6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李淑一时，对在座的人介绍：“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和了她这首《蝶恋花》，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毛泽东诗词笺析》）
杨开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毛泽东结婚。“结婚后，她一直与毛泽东在长沙、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年后，隐蔽在家乡长沙东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8月红军退出长沙，同年10月被军阀何键逮捕入狱，11月4日就义于长沙识字岭”《毛泽东诗词笺析》）。
毛泽东赠杨开慧的词，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就有《贺新郎》《虞美人》等。前首写于1923年，此中的“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让人过目难忘。毛泽东以词相赠，足见两人的心心相印，也说明杨开慧是诗词方面的知已。但杨开慧的作品，直到1983年修缮长沙板仓“杨开慧故居”时，在墙缝中才发现了她1929年6月20日的手稿。此中包括她对毛泽东的评价和爱恋方面的文字，另有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诗，抒发的也是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她的诗和李淑一的词，意蕴极为相似，表达的都是对丈夫殷切的思念和关爱。
李肖聃在他的《星庐笔记》一书中，多处谈到杨昌济、柳午亭的人品和学识。
“亡友杨君昌济怀中，慕罗山讲学之风，居岳麓时，即教弟子以理学。年三十，游学日本，仍以师道自居，暇则集故弟子授以旧学。”
“予于民国三年，偕柳午亭、杨芗诒二人往访宜都杨守敬惺吾于北京寓庐……芗诒言吾与午亭好书……”
《星庐笔记》的许多章节，与重大的国事及人事相关，可称之为野史。他在《自叙》中写道：“世乱愈深，吾年垂老，窜居山洞，追忆旧闻，共得百章，录成一卷。”此中涉及的名流甚多，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王闿运、杨度、谭嗣同、熊希龄、谭延闿、梁启超、黄兴、黄遵宪等等，记叙真实，文笔生动，议论警醒，读者不可不一睹为快。
 
吕碧城与秋瑾
由龙榆生编选并于1956年出版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一书，“从明末的陈卧子起，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陈曾寿死为止，而以民国三十二年（1943）死于香港的女词人吕碧城殿后。此书一共收词家六十七人，女子作品只收顺治年间的徐灿四首，民国年间的吕碧城五首，选择不可谓不严了”（高伯雨《听雨楼随笔·女词人吕碧城》）。
在湘潭李寿冈先生纂编的《戊戌以来诗话》一书中，吕碧城亦俨然而入，收诗词共十首。在作者介绍中，寿冈先生还特意提到她与秋瑾的交谊：“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读者误以碧城诗词为秋瑾所作。秋瑾特地到大公报馆访问她，自歉不如，主动放弃碧城的自号。秋邀她同往日本参加革命，吕正筹办北洋女子公学，后任校长，未能离开，但她赞成革命并在秋瑾所办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秋瑾牺牲，几乎受到牵连。过秋瑾墓有诗曰：‘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缓过墓门前。’”
吕碧城生于光绪九年（1883），字遁天，号圣因，晚年学佛，故有法号宝莲，安徽旌德县人。其父吕凤岐系光绪三年丁丑科庶吉士，与诗人樊增祥（樊樊山）为同年进士。吕碧城五岁作诗，六岁填词，七岁画山水，稍长，经史子集烂熟于心，是民国时当之无愧的头号才女。她曾供职于《大公报》，执掌过女子中学的教务，创办过中国保护动物会，与诸多名流如樊增祥、傅增湘、袁世凯、袁寒云、严复、杨荫榆、康同璧、秋瑾、周瘦鹃等，多有交往。
吕碧城的父亲辞世于光绪二十年（1894），她方十二岁，遵母命北上投靠天津的舅父，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到北京，被引荐到《大公报》聘为编辑。“过了几年，傅增湘创设北洋女子公学，聘她做教习，未几升任监督（即校长）”（《女词人吕碧城》）。
秋瑾1904年赴日本留学，她结识吕碧城应是在此之前，而且俩人多有书信来往。秋瑾1906年回国，创办《中国女报》，吕碧城应邀为该报写过文章。1907年秋瑾在绍兴密谋起义推翻清王朝，失败后被捕，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官府抄检其处时发现了吕碧城的书信，即派发公文到北京抓人”（吴安宁《落魄贵族，京华名士袁克文》）。
袁克文为袁世凯的次子，“字豹岑，又字抱存、孝质，因得范华原《寒云蜀道图》山水精品，遂自号寒云；又得汉刚卯、严卯二玉，以‘佩双印斋’自署”（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袁寒云轶事》）。他生于光绪庚寅（1890），卒于民国辛未（1931），年仅四十有二。
逮捕吕碧城的公文，正好落在清廷法务部员外郎袁克文的手里。
虽然吕碧城比袁克文大七岁，但袁对吕早有倾慕之心。“就想将这个案子给压下来，于是连忙禀告父亲，并为之求情。当时的袁世凯还比较开明，说：‘若有书信来往便是同党，自己交游颇广，没准有人就跟了孙中山，那么咱老袁岂不也成了乱党！’吕碧城因而获救”（见吴安宁文）。
袁克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才子，诗、书、画、印、唱京戏、玩收藏，都有相当的成绩。只是生活过于放荡，纵情声色，妻妾成群。故袁与吕虽才情相当，却难成佳偶。吕碧城一直洁身自好，独身度日。她自称：“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
1922年7月，吕碧城自费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为旁听生，研究文学，兼任《时报》特约记者。尔后，又去欧洲，游历英、法、意大利、瑞士诸国，写有游记《鸿雪因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瑞士经美国移居香港，1943年辞世，享年六十。临终，口占七绝一首：“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她的词集《信芳词》初刊于1929年，到1937年又将近作与《信芳词》汇编成《晓露词》。1939年，中华书局出版她的《吕碧城集》。
《浪淘沙》一词云：“寒意透云帱，宝篆烟浮，夜深听雨小红楼。姹紫嫣红零落否？人替花愁。    临远怕凝眸，草腻波柔，隔帘咫尺是西洲。来日送春兼送别，花替人愁。”吕碧城称之为“年伯”的樊增祥，对此词的评语为：“漱玉犹当避席，断肠集勿论矣。”《漱玉词》和《断肠集》，分别为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所作，意为此二人不可与吕碧城同日而语。
到2013年，吕碧城已辞世七十年了。她的生平事迹及诗词作品，却依旧馥郁飘香，流传不息，幸甚矣哉。
 
杨门兄妹三诗人
湖南湘潭的杨度、杨钧、杨庄三兄妹，为晚清著名经学家王闿运的弟子，又都留学日本，在诗文、书画上名声远播，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杨度（1875—1931），是政坛的风云人物，因鼓吹君主立宪而身败名裂，但晚年，“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为中共机关报《红旗》题写了刊名”（李寿冈《戊戌以来诗话》）。在艰难的岁月里，杨度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有《杨度集》《杨度日记》传世。在留学日本时所作的长诗《湖南少年歌》，气势磅礴，充满爱我中华的热情，极为鼓舞人心。诗中有句云：“莫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抛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对于世界列强欲瓜分中国的罪行，他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
杨度之弟杨钧（1881—1940），一生不涉政界，专意于诗、书、画、印，齐白石对他评价很高。有诗文集面世，如：《白心草堂诗集》《草堂之灵》。他写过《株洲吟—湖湘兵乱》一首五言古风，很得唐人元结、白居易写实叙事的风致。此诗的背景，是指1918年南北军阀在株洲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血腥之灾。已故的株洲籍文史家叶镜吾曾撰《戊午株洲兵祸记》长文，称南军因战败退出株洲，“被北军惨杀株洲无辜百姓竟达一千二百余人之众。灭绝人性，逾于虎狼”。
杨诗云：“无端逞杀戮，战血盈陌阡。贫者无可逃，运与浩劫连。小儿见父尸，讶父泥中眠。呼母起阙身，踊跃相纠缠。贫妇抚夫尸，肌肤冷如泉。掩泪未敢哭，气绝肠若煎。手留夫身血，不忍濯流川。携儿就长途，身软足不前。步步一回顾，心为死夫牵。抱儿岩下栖，苦泪徒绵绵。空筐无余粒，偃蹇更徂迁。鸡犬寂无声，惟见孤月悬。泥涂坐对泣，何处寻人烟？流亡遍千里，岂复冀生全。金弹破空至，苦妇胸中穿。其时儿在抱，赤血白乳兼。饥肠未及饱，血乳同时干。生人恋死怀，号哭命已残。见者泪为枯，闻之心亦酸。”
这首诗虽是写战乱中的一个小场景，却能见出当时株洲惨烈的大格局。叶镜吾之文可作佐证：“从株洲市逃回者谓株洲戒严，北军任意捕人，有殷姓兄弟数人杀死于鸟树脚下”，“白关铺附近，百姓被北军杀者已有十数人”；“天热尸腐，冒险收尸者，哭声盈野”……
杨庄生于1882年，字少姬、叔姬，为杨氏兄弟的满妹。她既是王闿运的弟子，又是王第四子代懿的妻子。“善诗，人称为‘一代才女’。著有《湘潭王叔姬诗文词录》”（《湘潭近百年诗词选》）。写株洲题材的诗，有五言古风《暮宿朱亭乘月复至空泠滩作》。诗题中的“空泠滩”，值得研究。其一，她是黄昏时投宿于朱亭，月亮升起时再去就近游览，而朱亭附近的洲滩只可能是晚洲。其二，“空泠滩”即空灵岸旁边的“空洲”，距离朱亭有几十里水路，途中还要经过风高浪急的昭陵滩，夜晚行船很难，要当夜返回更无可能。所以，杨庄所说的“空泠滩”，应是晚洲。
全诗云：“扁舟出湘渚，瞩目恣迁延。悠悠镜寒流，暧暧映遥天。轻烟翳西岸，移榜泛中川。疏林起虚响，霜月映漪涟。微风扬逝波，虚舫何翩翩？岂依幽冥契，游目尽明鲜。山水虽殊姿，动静皆自然。良游匪去遥，尘事倏已捐。归途既鲜悲，玄夜有余闲。隐显咸可玩，斯理莫与宣。”
此中的“良游匪去遥”，是说游览好风景并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再次说明近在眼前的好去处，只可能是晚洲了。全诗状景抒怀，清新生动，堪见女诗人的细腻心思。
 
龙阳才子咏株洲
在近代诗坛，易顺鼎与樊增祥（字樊山）是两位颇具影响的旧体诗词大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现当代文学史·易顺鼎》称：“易顺鼎诗才绮绝，自少至壮，所作将万首。尤工裁对，与樊增祥称两雄。”著名学者王森然说：“实甫幼有神童之目，世称龙阳才子。”（《易顺鼎先生评传》）
易顺鼎（1885—1920），字实甫，又字中硕，号哭庵，为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光绪举人，清末官至广东钦廉道；民国初年，任过代理印铸局长。他一生仕途很不得意，但有三事却久负盛名：一是过人的诗才；二是对中国京剧的拼力鼓吹与宣传；三是忧时忧世忧人忧己，伤心而哭的频率很高，自谓：“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已，三哭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热泪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从长沙出发，乘船经过湘潭，再到株洲，然后在朱亭登岸，去访南岳衡山。他一路诗情勃发，作品迭出，“游衡山，所作诗后刻为《衡岳集》”（《易顺鼎年谱简编》）。此集中关于株洲的诗有十余首，如：《暝泊渌口》《空灵岸》《即事感怀》《山门峡》《江上谣》《朱亭陆行》等，体裁多为古风。
易顺鼎所乘之船到达渌口时，正是黄昏。他看见远船归来落帆，邻船已挑灯、生火。接着天渐暗，云积无星，但闻春水流淌有声。于是他以白描手法作《暝泊渌口》一诗：“暮犬吠行人，昏鸦集渔舸。遥看帆影收，仿佛片云堕。春江不见星，暝就邻船火。”
当晚易顺鼎宿于船上，并未登岸。第二天继续前行，船过空灵岸，他岂可无诗？空灵岸因唐人杜甫及后来名流多有题咏，声名久播。“寂寞空灵岸，岧峣杜老亭。湘流浮地白，岳气接天青。草木酣春雨，江湖老客星。危崖可舒啸，云雾昼冥冥。”这是他写株洲古风诗中唯一的一首五律，既写出了空灵岸的阔大境界与奇异风光，又有自已“江湖老客星”的身世之叹，动人心魄。
在去三门的水路上，他还作了一首二十四句的五古《即事感怀》，是因想起杜甫访空灵岸而生发的许多感慨。诗人在感慨之中，不忘写沿途美景：“南方山水丽，况乃逢春半。花外闻啼猿，云边见归雁。”
接着，他又有《山门峡》一首五古。从诗中的“朝旦发渌口，亭午过山门”来看，这个“山门”应是指过空灵岸后的“三门”，因“山”“三”同音而误。“连峰始参错，急湍益崩奔。舟人牵百丈，辛苦难具论。”诗人不但看到了纤夫的辛劳，而且想到天灾人祸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衡湘复饥馑，沟壑困黎元。龙蛇满大泽，鸡犬成荒村。救灾诚权宜，拨乱在本原。”他坦言救灾不过是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本原”的“拨乱”。
从《江上谣》可推断他游经株洲的时间，是这年的寒食、清明前后的一段日子：“菜花黄，李花白。今清明，昨寒食。湘水碧，湘山青。朝渌口，夕朱亭。”
《朱亭陆行》为一首二十二句的五古，易顺鼎到达朱亭后，弃船上岸，乘轿去访衡山，“肩舆发朱亭，回首舟尚系。”朱亭境内的美丽风光，让他情怀激荡，乃一一吟诵：“浦白数帆悬，岩红杂花缀。荡荡青天开，灵岳浮远翠。呼吸百里间，已通真宰气……昔年匡庐驾，兹境堪仿佛。”
钱基博说樊增祥诗境“到老不变。而顺鼎则变动不居，学大小谢，学杜，学元、白，学皮、陆，学李贺、卢仝，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风流自赏，以学晚唐温、李者为最佳。”
易顺鼎所咏长沙、湘潭、株洲、衡山的诗，可看出其学谢脁、谢灵运、杜甫诗的印痕，但又有他“一支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的（叶昌炽《缘督庐记》）风致。
（作者系本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