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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宰相”——王憨山(下)】贺安成2020年4期总122
2021-01-10 19:49:01   来源:   评论:0 点击:

1991年的12月,王憨山和他的家人再次挑着一担卷轴画,与我一起来到了广州。画展由广州电视台举办,展厅就设在江南大酒店的画廊里。双峰县覃县长亲自主持开幕式。广州的画展在人气上自然不可能有北京的盛况,但主
1991年的12月,王憨山和他的家人再次挑着一担卷轴画,与我一起来到了广州。画展由广州电视台举办,展厅就设在江南大酒店的画廊里。双峰县覃县长亲自主持开幕式。广州的画展在人气上自然不可能有北京的盛况,但主办方想让王憨山在广州有些经济效益,也就是这个原因,王憨山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哪里知道作品在展厅挂好后,主办方个别人坚决要求将作品的标价提高十倍,说广州大老板多,台湾、香港的收藏家都可能来买画。结果在展出的一个星期里,连一幅小品也没有卖出,因为标价实在是高得离谱。我们后来了解到,他们私人手上的王憨山作品倒是以合理的价格出手了不少。
广州画展的经济效益虽然等于零,但在学术上倒有很大的收获。展出期间,广州美院的诸多领导和教授胡一川、王肇民、梁世雄、张治安、郭绍纲、方楚雄、谭天、林丰俗、李正天等都来参观并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在江南大酒店举行了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会后又邀请王憨山为美院国画系的教师和研究生作了一次学术讲座。为了这次讲座,我与王憨山进行了好几次预演,确定了提纲和要点。这次讲座是王憨山生平第一次当着这么多大学教授、研究生谈他的学画经历和绘画主张。那天下午,他很兴奋、自信,不知怎地,讲着讲着完全忘记了我俩事先准备的内容,已经离题甚远。他说到“文革”中他因为会搞宣传、写语录,一点也没有受到冲击,却不知道在场的很多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吃尽了苦头。他继而又转到说齐白石画的是池塘小溪中的虾,他画的是江河湖海的虾,这时遭到个别人的哄笑,他竟好一阵说不出话来。还是张治安院长机智地说就请王老师挥毫作画吧,王憨山这才如释重负,拿起笔来大刀阔斧地画了一幅早已画得滚瓜烂熟的“鹰击长空图”。这次讲座开启了他在高等美术学府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羊城晚报》用较大的版面进行了报道,版面上还配了一张我临时为他画的头像速写。
 
王憨山信札
王憨山分别在北京、广州办展后,一些人借王朝闻之名不合事实地开始炒作王憨山,让省会钱海源等专家学者产生反感与质疑。有人还为此到北京王朝闻面前了解实情,王朝闻知道后很是生气。2004年,当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王志坚等人带着王憨山的大型画册想送给王朝闻时,竟遭到拒见。
    不久,有人又要将王憨山的画展再次搬到广州展览,遭到岭南画派权威人士的抵制,这无疑有人将有损岭南画派的言论怪罪到王憨山头上的结果。在这节骨眼上,王憨山来到我家,把他的困境和苦恼向我诉说,难过得差点哭了起来。我非常清楚这种误解和委屈,立刻把好友、作家聂鑫森请来我家,与王憨山见面。聂兄也非常同情王憨山的遭遇,就以访谈的形式为王憨山写了一篇专稿,寄给资深编辑蔡栋,这篇文章很快就在《湖南日报》发表。文中王憨山说了一段话:“齐白石是一座高山,我只能匍匐在山脚下仰望……”
王憨山广州的第二次画展最终在张治安院长等人的斡旋与支持下,顺利地在岭南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王憨山好的新作不多,反响平平,没有超过上次在江南大酒店的展览,广州美院的专家学者只是出于礼貌说了一些捧场和鼓励的话。王憨山第二次在广州的个人画展,没有邀请我。事前,王憨山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他已成了双峰县的“土特产”,县文联跟他打过招呼,不希望有外人参与“开发”,特别是株洲的贺安成。这以后,我和王憨山主要是通过写信保持联系,他一共给我写了30多封来信。很多年后,还有人将王憨山写给我的20余封信的原件在娄底和深圳展出。
有一天,我去“白石门外”李立老师家,他听说我在北京胡乱吹捧王憨山,并批评了我,待我将此事的原委一五一十告诉老师后,他才恍然大悟。我知道李老师和王憨山是早年在华中艺专的同学,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几乎没有往来,还产生过一些误会。为了让他俩冰释前嫌,重归同窗之好,我利用王憨山有次在长沙搞笔会的机会,硬是把王憨山拖到了李老师家里。王憨山非常诚恳友好的憨笑,让李老师一下子似乎释然了许多。他俩谈得很投机,一起回忆了他们在华中艺专一些有趣的往事,李立老师还盛情邀请王憨山到一家高档餐厅吃饭。路上,我看到湖南两位书画名家走在一起并肩谈笑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从那次以后,他俩之间的关系又密切起来。有次李立老师在株洲主持赈灾义卖活动,要我去请王憨山也来参加,王憨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那次活动中他画得比哪一次都多。
随着王憨山的知名度日益增高,各种社会活动使他很难静下心来读书作画。他多次写信给我,只想收拢猿心,潜心读书作画,但树欲静风不止。有一次,他拿一份新加坡某人寄来的邀请函找我,邀请函是特意为他制作的,像一份奖状,五颜六色,印刷得非常精美,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要去新加坡办画展的事也不胫而走,连《湖南日报》都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此事。他还应对方要求寄去了一批精品,因对方说要为他印一本高档画册。等到他去当地公安机关办护照,却未获批准,他又来找我帮忙。我一看就怀疑这是个骗局,但老实厚道的王憨山坚信对方是朋友的朋友,绝不会骗他。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我只好先带他去省公安厅见了一位我熟悉的老领导,这位领导还把出入境管理处的头头请来,经他们查询,该新加坡人氏没有邀请中国公民入境的资格,此事如竹篮打水,让王憨山沮丧不已。我只好用齐白石1948年在南京办画展,卖了一百多幅画、赚了一大麻袋钱,回到北京后,因货币贬值,这些钱却只买了十袋面粉的事来安慰他。
后来他在县城盖画屋快要封顶时,资金出了困难,只好拼命画应酬画并四处求援。这时他遇上了一个贵人,此人是一个学校的财务科长,喜欢收藏,在一次书画活动中与他相识。当这位科长听到王憨山缺钱用时,立即爽快地答应支援十万元,这让王憨山感激不已,并主动写了一个借条。但对方有个要求,希望成为王憨山书画作品在长沙市的总代理,王憨山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并手书了一份授权委托书。过了不久,对方又进一步要求要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总代理,王憨山也遵命重新写了一份去掉“长沙”二字的委托书。但王憨山哪里知道,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独自行事,一切书画活动和业务往来都必须在总代理的眼皮底下进行。有一天,王憨山因有要事找我,为躲开那位总代理,竟跟我像搞地下工作接头那样,在长沙的一个酒店碰面。事办完后,王憨山才来到公共电话亭,当着我的面给那位总代理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刚从双峰开来的班车下了车,20分钟后就可以到他家(总代理要求王憨山每次到长沙要先住在他家里,再由他安排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憨山对别人“撒谎”。几年以后,那位总代理有天突然对王憨山说,自己即将从科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当时借给他的是公款,现在必须平账,要求归还。王憨山只好辛辛苦苦又画了不少画,好不容易凑足十万元后,才从那位总代理手中收回他的借条。那位总代理后来也与我认识了,有次,他热情地请我去他家赏画,只见他从里屋抱出了几大捆足足有百来张王憨山的画,大的有八尺、六尺,小到斗方、中堂,这些画完全可以办一个大型的王憨山画展。他笑嘻嘻地谦虚地要我帮他从中挑选出哪些是一等品,哪些是二等品……
 
太平鸡侣亦仙班

    由于生存的压力,王憨山极不情愿地被一些画商、文化掮客所左右。他们不但以极低的价格与苛刻的方式获取了王憨山的大量作品,还在题材上将他引入歧途。有个画廊老板告诉我,有人买了一张王憨山画的虾,题款是“由来将相本无种,虾入龙宫便成龙”,画被送给一个领导后,对方认为是拿这幅画讽刺他。后来换了一幅王憨山画的两个柿子加一条鱼,题款是“事事如意”,那位领导这才满意了并满足了送画人的要求。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他画的那些喜庆吉祥的应酬画,在当年北京他的画展上是见不到的。有一次,我去双峰老家,顺便到龙田乡宝丰村去看他。当我走进他的房间,只见满满一屋子的小品画,足有几十张,很多还摊在地上等干,构图就只有四五种。王憨山一脸无奈地告诉我,快过年了,手头紧,有家保险公司要发年终奖品,向他订购了200幅小品,每幅20元,他不好意思地说他只能如此完成任务,并说这也是他“曲线救国”的权宜之计。此时的王憨山无异于是在摧残自己。他见我露出惋惜的表情,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本子,里面每一页都是他的新构思和新构图,有些草图上连题款都写好了。这是他近年精心构思的小稿,目前已有几十幅,他说等到有300幅时,他要全部画出来,到时会吓大家一跳,要我不要着急。这些新的草图让我感觉他心中的艺术之火并没有熄灭,让我充满期待。
在多次与王憨山谈及他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艺术主张后,我对他的绘画艺术有了更深的了解。王憨山的花鸟画艺术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早年他在学习吴昌硕、齐白石上曾下过一番苦功,他不像有些人画了一辈子画始终跟在别人后面跑,他在学习消化前人优点的同时能够很快融入自己的风格特点,形成属于他个人的绘画语言和手法,这与他的经历、学养、个性、气质甚至长相都有密切联系。他的很多作品虽然在利用前辈常用的绘画元素,但经他用粗粗的线条、重重的墨色对物象加以概括夸张甚至变形,再用他那酷似金农的书法题上富有诗意的题款后,无论放到哪里都能一眼看出是出自他的手笔。就这一点,多数画家是难以做到的。有人认为,王憨山的画缺少笔墨的浸润效果,用笔也不讲究一波三折,色彩上更无细微变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王憨山的个人风格特征就会消失,而落入传统的俗套,这恰恰是王憨山的高明之处。我曾对他打了个比方,他像一个来自山乡的民间歌手,用粗野的嗓音演唱大家都听惯了的美声抒情歌曲,给听众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感。我这个比喻引得他嘿嘿地笑了很久。谈及王憨山的“两分写字、两分画画、六分读书”的艺术主张时,他告诉我,他主要是读生活这本大书。我知道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生活的印记早已融入到他的心灵和血液之中。退休后又隐居乡野,屋前屋后的山花野草、鸡鸭虫鱼都随时可以让他产生灵感,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过着每天“无事开门闲看蛙”、雨后“阶前又见笋穿泥”的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有次两头牛在田垄中斗架,他竟看得如醉如痴,忘了赶火车的事。
他一度把自己称为“田园宰相”,我跟他开玩笑说,就凭你这“宰相”两字,在“文革”中判你十年徒刑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也探讨过画家的绝招问题,像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都是极难模仿伪造的。他信心满满地说:他也要创造一种属于他个人的、不易被人模仿的绝招。他深知一个画家的绝招就是他的名片和招牌,为此他思索良久。我曾建议他画虾,白石老人画的虾透明感是很强的,如他所说的是池塘小溪的虾,你何不画那江河湖海有着一身硬壳能翻江倒海的龙虾呢?他听了连声叫好,但他一直没有时间付诸实践。至今保留在我记忆中的虾,还是他刚出山时画的那几幅。他以后倒是将“年年有余”的鱼画了很多很多,而且幅面也越来越大(这可能与书画市场上开始按尺计价有关吧)。王憨山还打算在县城里盖一栋大一点的画屋,他盖的画屋还是毛坯房的时候我去看过,只见一楼当街有六个门面,他的六个子女一人一个,算是一碗水端平,他想把儿女们全都拢在一起,让他们在大树下乘凉。后来他多次写信向我诉苦,他建画屋不但欠了一身债,还浪费了好多年的宝贵时光。他的画屋建好后,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让他难以应对。他不无遗憾地写信给我说:这简直就是寻树吊颈!
在以后的数年里,王憨山的展出活动异常频繁,连台湾都有他的身影。这时中国书画艺术空前繁荣,由于一些评论家廉价地将高帽戴到一些很不成熟的画家头上,以致社会上“书画大师”满天飞。这也与各种新闻媒体在报道书画家的频率远远超过文学家不无关系。书画名家的价格在各种拍卖会上被人为地不断抬高,到后来简直成了天文数字,很有点像1958年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书画作品成了官场或商场上的有价证券,成为各种牟利的敲门砖。大凡工程承包、晋升职务职称、结婚、搬新房、儿女升学乃至银行贷款,无不以书画作品打头阵,真正属于有识之士的收藏家却凤毛麟角。由于中国画作品非常容易携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某人”手中;而油画作品必须装内外框,机动性很差,这也是在致富路上,油画家远不如国画家的原因之一吧。打着各种名目的书画笔会,又让很多书画家一年到头像走马灯似的忙个不停,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拒绝参加那些体制内公款私藏的笔会或纯商业性的买卖,在家潜心研究与创作,在湖南如杨福音、姜坤、曾晓浒等,到后来他们都在绘画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憨山却是一个很难说“不”的人,各式各样的笔会让他有点招架不住,不知耗费了他多少宝贵时间。凡在笔会上完成的作品,大多是逢场作戏不断重复的应酬之作,很难有精品产生。我有一次亲眼见到王憨山在一次笔会上,用了整整一瓶墨汁在两米左右的宣纸上满满地画了一只母鸡,画面上除了在鸡冠和印章处有点红色外,整幅纸上就是一个大墨坨,被围观的人戏称是“天下第一鸡”!这幅在极短时间内一泼而就的画,几年后竟被人炒成要按尺计价,标的价足可以买下一个养鸡场。书画作品的造假之风也开始兴起并愈演愈烈,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花15元可买到一张几可乱真的启功书法;范曾的人物画30元一幅要多少有多少。王憨山后来的很多画如“大吉大利”“年年有余”“事事如意”等作品,也极易被人仿造,一时间省会的各种画廊、拍卖会上,由于仿冒他的这类作品大量涌现,假作真时真亦假,到后来竟致真迹都无人敢问津。一次,长沙一位经销商带了几十张王憨山的画跑到北京来找我,请我鉴定,我反复看后竟发现无一件真迹。我的老师李立在长沙的一个超市里看到墙上挂了几幅王憨山的画,标价300元一幅,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想起同窗一场,于是悉数买回了家。后来拿给我看,我告诉李老师这全是赝品,他只好一笑了之。
1999年8月的一天,王憨山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一进屋就开门见山急切地问我,听说我准备要去北京定居,不知是不是真的。我把在北京的购房收据给他看后,他激动地说,他也想在我住的小区内买一套房,最好在同一个单元甚至门对门。他像一个想拨正航向的船长,跟我说了很多大彻大悟的话,说从此要下死决心摆脱一切应酬俗务,集中精力画他最想画的画,要像白石老人那样也来个“衰年变法”,还要遵照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在北京对他说的,以后不要把画随便送人的教诲,一定要实现画完一千担洗笔水的宏愿。他又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多年前给我看过的小本本,那上面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构图小稿。我仔细地看后,觉得虽然有一些不错的构思,但总的感觉还是他刚出山时的那批大写意更好。他后来画了很多群鱼图、群雀图,由于画面上东西太多,构图又太满,画里只有“写”的成分,“意”则大为减少,均不如他那些画得简洁的作品耐看。我跟他回忆起多年前中央美院的几位教授对他画的评价是简比繁好时,他若有所悟地频频点头。随后他又欣喜地告诉我,明年又有人要为他操办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画展。我想,但愿他的画展开幕之日,就是他定居北京开启新的艺术征途之时。他完全把我视为一生的知己,我也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我还多次跟他说:我俩是前世有缘,要不就是我家的先人曾经得罪过你家,是要你来向我讨债的。他就像觉得欠我什么似的,真诚地说只要我需要,一定好好地为我画几天,以感谢我多年来对他的无私帮助。但此时的王憨山,与我刚认识他时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他刚从双峰农村走出来时,是个高大、健壮、肩能挑手能提、一顿能吃两大碗饭的中年汉子,仅十来年时间,他竟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行动迟缓、连弯腰系鞋带都困难的老人。但他的胸膛内仍然有一颗对艺术永不泯灭的雄心。不要以为王憨山真的是个老实巴交、只晓得嘿嘿憨笑的人,在他心里哪些人是在真正帮他,那些人是在哄他、骗他甚至帮倒忙,到头来他都一清二楚。
 
越过洞庭路八百

    吃过午饭后,他从衣兜里掏出几个小瓶子,将一些颜色、大小不同的药丸(其中还有速效救心丸)全倒在嘴里,用一大口水吞了下去,我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曾打量过他的生气勃勃的面孔一样,我现在却对他鼓起来的大肚子和滚圆的腰身很是担忧。我关切地和他谈了一些保养身体的话题,并劝他以后一定要少吃扣肉一类的高脂肪食物。他笑着要我放心,他会安然无恙,他坚信自己可以活到九十多甚至一百岁,还说他现在还可以一口气看几个小时的碟片。他真是一个霸得蛮的人。送他回双峰的小轿车司机在楼下按响了喇叭,我扶着他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塞进车里坐定。汽车已经发动了,他对我还念叨着要到北京发展的事。我等汽车开出好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回家。从这天以后,我就一直担心他的健康,几个月后的千禧年大年初一,我的朋友收藏家陈斌从家乡打来电话拜年,告诉我王憨山身体尚好,节前王憨山为湘潭某某局整整画了三天,连司机与服务人员他都送了画,他又陪同王憨山到了湖南美术出版社,为在北京举办画展而精印的大型画册与社长萧沛苍签订了出版合同。我听后感到很欣慰,可没想到才过几天,就得到王憨山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的消息,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让我顿时悲痛万分,好久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王憨山这一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辛勤耕耘在绘画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当代中国花鸟画坛的一位优秀代表,只可惜他去世得早了点,要是他多活几年,甚至像白石老人一样长寿,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肯定还会更高!
(作者单位:株洲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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