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长沙人自杀多因夫妻不和

　　湖南人有个性。单说生死这样的大事，湖南人的表现就颇为抢眼。

　　用死来警醒国人，或许只有湖南人会这样做。

　　1905年，新化人陈天华在日本投海自尽。

　　1906年，益阳人姚宏业悲愤投黄浦江而殁。

　　1911年，长沙人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杀。

　　这些自杀殉国的湖南人，让湖南人表现出迥异于外省人的性格特征。

　　可是普通的湖南老百姓会因为什么自杀?

　　说起来可能会失望，民国时期的湖南人往往是因为家庭纠纷这样的小事自杀。这一点和全国的老百姓是一模一样的。

　　民国时期，湖南偶尔还是会有为国雪耻的轰动自杀事件。不似上海，最轰动的是女股民自杀——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932年5月自杀男女，比上月多6人

　　“愚夫愚妇，小遇刺激就自杀”。当时，每个月都有几十起自杀案件，如何挽救此愈演愈烈之颓风，大公报认为当局必须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处在对日本的同仇敌忾之中。

　　在中国内陆省份，《湖南大公报》也连篇累牍地刊登抗日报道。而在普通民众中，最让大家无处逃生的却是一些生活的琐事。

　　1932年5月，《湖南大公报》在小新闻栏目，刊登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以《五月份本市男女自杀统计》为题，细诉了当月男女自杀详情。

　　当月共计自杀男女20名(大公报数字为23人，其中三人为意外身亡，不能列入自杀范畴)，其中8名获救，自杀男女较之上个月又多了六名。对此，湖南大公报颇有些忧虑，“愚夫愚妇，小遇刺激就自杀”。当时，每个月都有几十起自杀案件，如何挽救此愈演愈烈之颓风，大公报认为当局必须有所作为。

　　湖南大公报列举的案件中，家庭纠纷造成的有12起，占了一多半。当时社会闭塞，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纠纷发生以后，当事人，特别是妇女，无力排解，只好寻了短见。

　　另外，5月，长沙天气已开始炎热。“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情感，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李大钊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如是说。

　　吞食鸦片是主要轻生手段

　　在当年，男人们自杀往往是被生活所迫。而女人们自杀往往是夫妻不和。

　　1932年5月6日一天，长沙就发生了4起自杀案。这些案件，既让我们看到民国湖南日常生活之艰难，也可以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服毒是常见的，服毒又以吞食鸦片为主，可见当时鸦片在百姓生活中已不是稀罕物。

　　男人们自杀往往是被生活所迫。

　　50岁的夏临轩，家住樊家巷55号，平时靠做小买卖为生。因为欠人家40块大洋，被债主逼迫限期还债。夏某手头拮据无法还清，为顾全颜面，服了鸦片。幸好家人发现及时，抢救了过来。

　　张有才，家住溁湾市，经营炭业。因为生意不佳，物价飞涨，一家几口嗷嗷待哺，最后竟然断了炊。张有才心灰意冷，萌生轻生念头，吞食鸦片，被家人发现送往医院。

　　而女人们自杀往往是夫妻不和。

　　家住臬园后街第22号的周菊贞，因为小事和老公发生口角，越想越气，就吞了鸦片，被老公及时发现，送往仁术医院抢救。

　　汤素媛，25岁，家住浏阳门外军路边5号，靠刺绣为生。其夫在育婴街怡园酒馆当茶房。本来夫妻相处融洽，谁知其夫突然染上恶习，寻花问柳，宿妓狎娼。不但将自己的工资败光，还总向汤索取刺绣工资供其挥霍。汤未允，夫妻间遂生芥蒂。一天，其夫归家，又向汤要钱，汤不答应，两个人产生摩擦。汤愈感婚姻不能自主，于是上吊自尽。

　　湖南人比外省人自杀的多?

　　湖南作为近代新思想策源地，新旧激烈交锋，自杀案件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符号。

　　湖南人是否比外省人自杀的更多?并没有相关数据支撑这个观点。

　　湖南的几次自杀事件之所以全国轰动，是因为湖南作为近代新思想策源地，新旧激烈交锋，自杀案件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符号。

　　湖南最著名的自杀案件当属1919年赵五贞事件。赵五贞是南阳街赵姓眼镜店千金，22岁，上过学，擅长刺绣和缝纫，“人物倜傥”，许配给富二代吴姓之子做填房。吴家靠古董起家，家里富裕，可是新郎颇“不雅观”。赵五贞心里老大不愿意，勉强上了花轿，中途就在花轿中用剃头刀自刎，虽然急忙送往湘雅救治，却不幸身亡。

　　事件发生以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进步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时轰动全国。

　　湖南女人在自杀问题上也表现出了与男人一样的气概。

　　1925年，五卅惨案后，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黄喣，终日闷闷不乐。一天晚上，她翻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救国方略》，悲从中来。于是书函两封，一封给父兄，一封给学校，说国家之积弱，愤不欲生。第二天只身外出，到小吴门外，吞食毒物，恨不能速死，又跑到清水塘投水自尽，结果水太浅，被一个老人救上岸，送往医院。后来经学校多人劝说，才答应“目前之耻，日后再雪”。

　　1936年少女粟三圆自杀也很有家国大义。三圆父亲粟瑞田被抓进监狱，要求其替兄还债。瑞田有女三圆，年15。此案发生后，她常常以泪洗面，痛恨国势衰落，人民没有保障。一天晚上，三圆弟弟听到姐姐号哭声，撞门而入，三圆已不省人事，施救无方，竟至死了。身边留有两封遗书，一封给爸爸，一封给弟弟，“父亲大人，你老人家要恕女儿不孝了。可是女儿之死，实在是惭愧到了极点。为着你老人家受冤坐牢，而不能得到国民应有的法律的保障。”

　　下面这个自杀案件则比较普通，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想是生之艰难让人唏嘘吧。

　　1934年6月，妓女美兰死了。美兰本姓张，年19，浏阳人。原是书香人家子女，知书识字。因家遭匪劫，流落为娼。因为不会巴结，生意冷淡，亏欠了四五百元。端午节临近，无款开销，服毒自尽，写有两句遗言：父母若要团圆日，除非梦里再相逢。

　　面对逝去的年轻生命，唯有叹息。

　　17-35岁民国女性自杀高发年龄段

　　“在中国，女性自杀远比男子多，几乎所有的自杀者没有15-17岁以下的，35-40岁的也很少”。

　　民国期间，女性自杀现象比较突出。转型时期，处于弱势的女性受冲击最大。那么是不是女性自杀人数比男性多呢?

　　1932年至1933年民国政府统计，在全国23个城市(包括长沙)中，1931年共有627名男性自杀，596名女性自杀，而在1932年则有852名男性自杀，752名女性自杀，自杀人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在发达城市，男性自杀人数超过女性，而在不发达城市，女性自杀人数要超过男性。在自杀的女性当中，家庭纠纷占40%，家庭暴力占4%。1931年共有125名女性因家庭问题自杀，1932年是262名，1933年是308名。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因为家庭纠纷自杀的现象并没有缓解。

　　17-35岁是民国女性自杀的高发年龄段，“在中国，女性自杀远比男子多，几乎所有的自杀者没有15-17岁以下的，35-40岁的也很少”。

　　湖南的自杀案件数据，与全国的统计相合。相比之下，上海的自杀案件也有自己的特点。1922年上海女股民席上珍自杀。席因为买股票纠葛，造成了巨额财产损失，愤而自杀。这一案件反映了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特性。不过上海的自杀案件仍然以家庭纠纷为主。1929年全市共发生1989起自杀事件，其中因家庭问题的为1101起，占了绝大多数。也与全国的统计相合。

　　家国大义的湖南人，总有一面你看不到。他琐碎而卑微，如那个时代的所有人。

　　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1932年5月20名长沙人自杀原因

　　1、汤素媛年25，因婚姻不能自主，投缳。

　　2、涂世祺年28，因夫妻不和，投河。

　　3、吴耀南年30，因家庭琐事服毒(遇救)。

　　4、任锦峰年20，因环境压迫，服毒。

　　5、邓文氏年50，因被媳欺压，服毒。

　　6、夏临轩年50，因债务压迫，服毒(遇救)。

　　7、汤汉和年30，因无资医病，自杀。

　　8、陈长立年30，因与母口角，服毒。

　　9、尹道生年40，因赌负，投缳。

　　10、万三六因贫乏食，自刎(遇救)。

　　11、杨绪晋受逼服毒。

　　12、刘见吾年30，被弃姘妇，服毒(遇救)。

　　13、周菊贞年32，因夫妻口角，服毒(遇救)。

　　14、张有才年30，因生意不佳，服毒(遇救)。

　　15、连毛氏年20，夫妻口角，投水。

　　16、李秀金年47，因生意困苦，投水。

　　17、吴李氏年20，与家妇口角，服毒。

　　18、彭国志年23，夫妻口角，服毒。

　　19、彭李氏年21，夫身死，服毒(遇救)。

　　20、张江氏年38，与子口角，投水(遇救)。

　　参考资料

　　湖南大公报(光盘)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民国女性自杀浅忆》赵英兰

　　《湖南近现代社会事件史料选编》

　　本版顾问：陈先枢(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