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长沙开埠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岳州（今岳阳）开埠后，因岳州商货寥寥，生意冷落，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再开长沙”,欲通过长沙把经济触角伸向湖南更深的腹地。同时，清政府也开始“自开口岸”的准备和“约开口岸”的交涉。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在上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次年美、日两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上述条约。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长沙正式开埠，属全国80处“约开商埠”之一。《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明确规定西门外“沿河地段，即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也就是说，外商可在西门外沿河一带任意租地设行。后来蔓延到整个西城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但工程巡捕可由华官自办，最终在整个长沙市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 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掌握着长沙海关。海关设在风景如画的水陆洲，海关税务司由美国人夏立士担任。德、英、美、日等国在长沙开设了领事馆。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日本日清洋行3家经营的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内河航道。 建于水陆洲的长沙海关 开埠不久，就有日、英、德、美等国商人在长沙大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这些洋行的经营范围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行业界限，大至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无所不有，以致洋货充斥长沙市场。输入的商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为大宗，还有白糖、海味、药品等，均由长沙销往省内各城乡市场。1904——1911年，长沙开埠的前8年，长沙海关进口洋货共3388万关平两；1911年进口净值的642万关平两，比开埠当年增长223倍。洋货的大量倾销，逐渐排斥了土货，打击了长沙传统的手工业和新兴的工商业。此时，长沙市场逐渐被各国所分割。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美则垄断着煤油、香烟。专门为外商办事的买办商和承销商日增，到宣统元年（1909）长沙已有洋货号40余家。 洋商还以长沙为据点，大肆收购他们所急需的桐油、茶叶、猪鬃、皮毛、棕片、苎麻、湘莲、烟叶、五倍子和矿产品等。外销物资大部分是初级原料，价格低廉。长沙开埠后的进出口贸易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例如，每百斤五倍子售价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采摘、加工、装箱的劳动工食，而德、英、美等国向我国输入以五倍于原料的高价染料和高价药品。又如矿产品，由于湖南民族工矿业的衰弱，铅砂售至洋商，屡受压制。锑砂从之前每吨300余金，跌至六七十金。 外商以长沙为据点从湖南全省夺走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和矿砂等工业原料，但同时也促进了湖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沙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晴雨表，长沙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不少外商来长沙从事粮食贸易，或贩卖至粤、鄂、川等邻省，或转运外洋，1904年半年中，经长沙海关出口的谷米即有133万石。此后，湖南当局曾禁运出口，自民国初年解禁，出口又有所回升，增至年200万石之巨，占全省年产量的8%.商业收购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生锑、白铅等矿砂也是长沙开埠后的大宗出口产品，1904年下半年即达2万担，价值约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0%.至1908年达到高峰。自开埠以来湖南对外贸易首次出现出超，出口超过进口50余万关平两。 湖南一批爱国志士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力，就在长沙开埠当年，禹之谟将他在湖潭的“湘利黔”织布厂迁往长沙荷花池，并附设工艺传习所，生产各种棉织品和工艺品，在市场颇为畅销。长沙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甘心大批的初级原材料被外商贱价掠走。1908年，梁焕奎、梁端甫兄弟将久通公司正式扩充，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设立炼锑厂，开始提炼纯锑。1909年由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三人发起组织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并获清政府允准。据统计，1903——1911年，即清末的最后9年，湖南共创建路、矿、厂、航企业104家，总投资17074万银元。比戊戌维新时期大为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属商办性质，改变了陈宝箴当政时期以官办为主的状况。除了上述大企业外，一些地主、绅士和商人，也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小企业，或附股于铁路公司和矿务总公司，成为它们的中、小股东，借此跻身于民族资产阶级行列。据记载，宣统二年（1910）前10个月，在湘路公司入股1000——5000元的股东达149人，入股500元以上的多达数百人。 随着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形成，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体现他们经济利益的团体也出现了。1906年正式成立了完全商办的商务总会。曾任淮盐公所总董的大盐商郑先靖、“急图抵制”外商创办湖南电灯公司的大商人兼产业资本家陈文玮、长沙交通业巨头龙璋分别任前四届总理。1910年又有湖南工业总会问世。这些机构和团体的先后出现，不仅反映了长沙开埠以后湖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说明随之而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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