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革命圣地 时代先声——中国近代革命的圣城

1、维新运动——全国最具朝气的省城

    维新变法时期，湖南被誉为“全国最具朝气的省份”,而这则缘自长沙各种维新活动的蓬勃兴起。

    早在1895年，谭嗣同即自筹资金在家乡浏阳成立算学社，他是湖南开展新学的先驱。1897年4月间，他又完成了《仁学》这部惊世骇俗之作。1898年2月12日，在南京任候补知府的谭嗣同回到浏阳安置了家眷，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约，赴长沙图谋改革。在长沙，谭嗣同与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人久别重逢，共商维新变法大计，一致认为维新变法的关键是文化教育。

    湖南时务学堂本来是王先谦等人建议经陈宝箴批准筹办的，其办学宗旨以宋明理学为根本，再辅以西学。谭嗣同感到这个宗旨必须改变，认为应把时务学堂改造成替湖南培养维新运动人才的基地。时务学堂招收了200多名学生，租借三贵街原刘权之府第正式开学。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行政事务工作，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为中、西文总教习，唐才常、欧渠甲、韩文举、叶觉迈、许奎垣等为分教习。时务学堂的学习内容，以融会中西、宣传变法维新为主。梁启超借传统阐发维新，撰写了《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同时积极宣传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撰写了《谈西学书法》。谭嗣同则刊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加上按语，暗中散发给学生，激发学生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引导学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向往。唐才常以王船山等人的思想学说启迪诸生，从《日知录》等中引申其绪，发挥民族思想，为维新事业播发舆论。

    时务学堂故址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又创设湖南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南学会。该会的名称由来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尚未彻底瓜分中国之前，迅速实现维新变法，“思保湖南之独立”,进而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其公开宗旨是：专以“开睿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实际上凡遇地方上的兴革事项，均进行议论并提出具体方案，起到了议会的职能。它在全省各州县设南学会分会，其成员分为议事会友、讲坛会友、通讯会友三种，遍布各行各业，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它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演，然后根据听讲者提出的疑问进行定期解答。讲演的内容始终围绕维新变法这个中心，涉及方方面面。

    湖南维新志士还在长沙先后创办了一些宣传维新的报刊，主要有《湘学报》和《湘报》。《湘学报》创刊于1897年4月，是湖南最早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主笔唐才常及梁启超等人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主张在中国“开通政学”,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议论深刻，言辞激烈。本来陈宝箴要把它办成“邸抄”一类的报纸，谭嗣同力主改革和充实内容，使之成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宣传工具。

    谭嗣同还和熊希龄发起成立延年学会，主张免除一切请客、拜客及其他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改变社会风气，革除陋习旧俗。谭嗣同专门写了《延年会叙》，提倡移风易俗，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内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多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他还认为应允许商民开矿山、筑铁路、行轮船、办工厂，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并直接支持内河小轮船公司、湘粤铁路、发电厂等项目的兴办筹建。

    长沙在维新变法中标新立异，最早设立课吏馆、保卫局等新政机构，建立新式军事教育机构和近代军工企业。课吏馆成立于1898年2月，是根据梁启超的建议而设立的整顿吏治的机构，旨在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以“造就人才、整顿法术”.保卫局是湖南开明官绅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制度而设立的机构，旨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为、索罪犯”,以保护“官绅士商种种利益”.在军事上，湖南维新志士于1898年3月将长沙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仿照天津、湖北的有关规则，培养新式军官。同年7月，陈宝箴又奏请设立制造机弹两厂，购置机器、制造机弹，以作改造军队装备之用。

    湖南维新运动在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领导下声势浩大，但立刻遭到了洋务派和顽固守旧派的联合攻击与破坏，一场改革与反改革、要求维新变法与反对维新变法的斗争在湖南展开。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张之洞看到《湘报》上发表提倡民权、设立议院的文章时，立即致电陈宝箴和学政徐仁铸说：“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陈宝箴受到张之洞的指责，连忙要熊希龄将刊载易鼐撰文的《湘报》统统收回，并决定删掉这个栏目，改刊“古今有关名言”,恢复以“三纲四维”为根本。欧阳中鹄亦指责谭嗣同在编发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按语推崇过头。

    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城南书院院长、岳麓书院主讲王先谦及土豪劣绅刘凤苞、叶德辉、汪槩等人。王先谦唆使岳麓书院的斋长宾凤阳等人上书说：湖南本来民风朴素，自从维新派到时务讲堂讲学以后，湖南民心“顿为一变”,使学生成为“无父无君之乱党”.他还联络刘凤苞、叶德辉等人向湖南巡抚呈递《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逞其邪学，放厥淫词”.他们诬蔑南学会和《湘报》，逼走皮锡瑞，迫害樊锥。

    面对顽固守旧派的嚣张气焰，谭嗣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唐才常准备联络哥老会作为继续抗争展开变法的后盾。梁启超感到湖南守旧势力太凶恶，自己流寓在此后果难料，想尽快离开长沙。临行前，谭嗣同、唐才常赶来将一方精雕细刻的浏阳菊花石砚送给梁启超。此砚乃唐才常采制，谭嗣同作铭文并请人镂刻其上：“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湖南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使湖南人受到了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式人才，他们中的许多杰出人物成为后来湖南乃至全国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