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四羊方尊有一个盖子？

喻立新在宁乡县文物局查看四羊方尊一模一样的复制件。 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 摄

1938年8月27日《力报》关于宁乡发现“古鼎”的报道。 资料图片

　　1938年在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被史学界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商周青铜文化的代表，一直被选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不过，自这件国宝出土以来，人们只见其身，却未见其盖，亦从未听说过有其盖。最近，有专家通过详细考证提出四羊方尊“有盖说”。

　　宁乡黄材爆出惊天新闻，民国报纸报道该地挖出的四羊方尊有“一盖”

　　77年前的那个春天姗姗来迟，家住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的农民姜景舒兄弟来到了屋后转耳仑的山腰上，他们挥舞锄头，赶着栽下红薯苗。忽而，只听见“哐啷”一声，握着锄头把的手被震得一阵发麻。就这样，埋葬在地下3000多年的四羊方尊得以现身。

　　很快，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以400块大洋从姜景舒兄弟手中购得了此物。随后，长沙古董行的赵佑湘、杨克昌等四人用一万块大洋联合收购。正待商贩们寻求出手时，却被人告密，当即，长沙县政府予以收缴并上交给了省政府。

　　据央视《国宝档案》栏目组所编的《国宝档案·青铜器案》一书中《四羊方尊》一节记载：“这在当时是一条惊天的新闻。当年的《长沙市民报》等传媒纷纷以‘宁乡黄材发现商鼎’，和‘赵佑湘私运古物拘案讯办，宝物充公保存’等为题，连篇累牍报道此事。一时间沸沸扬扬，四羊方尊一下子举世皆知。”

　　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地方史研究专家喻立新查找当年资料，发现同年8月27日，“中央社”发布了《宁乡黄村发现周代古鼎》的消息，同日，长沙的《力报》《国民日报》《观察日报》均刊登了这则新闻：“湘保安处前据密报，有赵毓湘等在宁乡黄村，访得新出土的周代古鼎一座。比醵资前往收买，已由万利号购得，托人介绍转让，设法运省。计付货价洋一万元、杂用千余元、介绍费六百元。本市某巨商闻讯，即愿以十万元鬻出保存。同时又有某外商前往购买，愿出洋四十八万元。正商洽间，被人密报于军政当局。经长沙县长张翰仪，加紧侦缉。传集各关系人到案，严加追究，始由在逃主犯张镜祥，将该项古鼎呈缴长沙县政府。该府当将古鼎呈湘保安处请予核夺。记者昨获机会前往该处参观。鼎呈黑灰色，内似系合金，四角有古牛为鼎足，花纹极精细美观，内面质坚，光润鉴人。惜一盖为土工挖坏，已成大小六块。全鼎计重十一斤。闻徐处长已嘱科暂为慎重保存云。”

　　喻立新通过多方查证比对，证实这则报道刊出时，“乃至前几年，宁乡都没有出土过大型青铜器”。虽然赵佑湘成了“赵毓湘”，宁乡黄材成了“宁乡黄村”，古羊成了“古牛”，商代古尊成了“周代古鼎”等漏洞百出，但这则报道无疑是指四羊方尊。同时，这则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惜一盖为土工挖坏，已成大小六块。”也就是说，四羊方尊是有“一盖”的，只可惜出土时被姜景舒兄弟挖坏，成了“大小六块”。

　　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兄弟保留着两块残片，后捐给了国家

　　四羊方尊经过几位商家转手后虽被政府收缴，但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兄弟却保留着两块残片。

　　1963年7月，湖南省博物馆高至喜赴宁乡黄材调查时，发现姜家还有一块长10厘米、宽8厘米、厚0.3—1厘米的残片，上面的云雷纹与四羊方尊完全相同 。据高至喜后来回忆说：“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两个人，他们听说我是省博物馆来的，主动跟我说，20多年前发现了一件有4个‘水牛头’的东西，现在家里还留下了一块残片。我一见到那块残片，就猜测可能是四羊方尊上掉下来的，原来两人正是姜景舒兄弟，他们说的‘水牛头’就是尊的四个大卷角羊头。”

　　当即，高至喜出价15块钱向姜景舒购买，但姜不肯出卖。无奈之下，高至喜只好找到宁乡县文物管理所请求协助。宁乡县文管所派出与姜家有远亲关系的工作人员周佑其落实此事。周佑其历时将近14年，经过无数次的软磨硬泡，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说服了姜氏兄弟。1977年4月，姜景舒将残片捐献给了国家。

　　不过，姜氏兄弟保存的四羊方尊残片并非一块，而是两块。周佑其带走残片时开出了一张《收条》，上写“收条：今收到月山公社龙泉大队茶园生产队姜绵书同志古铜两块（四羊尊之部分），新秤7.5分正。所领是实。经手人周佑其，1977.4.17条”，并盖有“周佑其印”。其中“姜绵书”即姜景舒，“分”系宁乡口语“分子称”的重量单位，意指“两”，“ 7.5分”就是“7.5两”。据姜景舒儿子姜运枚说，当时周佑其承诺由国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所以在收条上又注“（请带条取款）”，但姜家一直没有领取这笔补偿，而将这张《收条》作为一件国宝的历史见证而珍藏。1997年姜景舒逝世后，依然如此。直到2013年8月，湖南省博物馆将《收条》从姜家收走并予以收藏，同时向姜运枚正式颁发了关于四羊方尊残片的《捐赠证书》。

　　大胆推测：省博留存的两块残片是四羊方尊“一盖”的部分？

　　当年，四羊方尊被收缴后并没有“慎重保存”，而是放到了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办公桌上。《国宝档案》书里说：“据传，‘四羊方尊’被送到湖南省政府后，张治中将军对其爱不释手，曾一度放置在他办公室的几案上，可没放几天，就迫于舆论压力转送湖南省银行，进行严密保管。”

　　日军攻打长沙在即，为避战乱，湖南省银行西迁至沅陵县。不幸的是，四羊方尊在一次日军的空袭中，变成了20多块碎片。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好不容易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些碎片。1959年，修复一新的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

　　那么，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这两块残片具体属四羊方尊的什么部位？高至喜初见残片时，并不十分肯定地说：“像是尊的口缘部分。”蔡季襄长于文物鉴别，不谙修复工作，只对四羊方尊作了简单的粘合。这时，有关方面请出了著名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张欣如后来回忆说：“四羊方尊拿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初步修复，不过很粗糙，和原物有很大差距。”经张欣如两个多月的闭门修复，四羊方尊终于恢复了其瑰丽的身影 。2007年，湖南省博物馆举行“国宝展览”时，四羊方尊回到阔别48年的故乡，已是耄耋老人的张欣如再一次见到了四羊方尊，但直到他翌年去世，也从未提及过修复四羊方尊时发现有何残缺或新近补铸之处。

　　喻立新认为，既然民国报纸在报道四羊方尊时未提及尊身被破坏，张欣如在修复四羊方尊时也没有说过残缺和补铸，“那么四羊方尊放在张治中将军办公室的几案上时，甚至在湖南省银行西迁沅陵以前，尊身应该完好无损。而作为大小六块尊盖碎片当然不可能放置在其几案上”。喻立新由此大胆推测：“现在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两块四羊方尊残片很有可能就是被挖成六块的‘一盖’部分……我想，有关专家应该将这两块残片与四羊方尊进行过比对，不无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却没有见到两块残片与四羊方尊对应部位关系的相关研究资料。”

　　假若四羊方尊有“一盖”，盖子是什么模样？

　　宁乡县文物局存有四羊方尊一模一样的复制件，记者陪同喻立新对其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和测量，发现其器口四周铸有高0.9厘米、宽0.8厘米的边沿，其目的应作固定器盖之用。俯视器身，有粗糙之感，与其四周精美纹饰和造型极不相称，“从实用和审美的角度来说，可间接证明器身之上还有一精美器盖”。

　　根据四羊方尊器口为方形，“口长52.4厘米”，喻立新据此推理：假若四羊方尊有盖，那“一盖”的大小应该大于或等于器口，形状应也为方形。先假设盖子就是一个与器口同样大小的四方形平板，从高至喜所见残片可知其厚为0.3—1厘米，取最小值0.3厘米，可得出盖子至少823.728立方厘米。据相关资料介绍，四羊方尊含铜约76.96%，含锡约21.27%，其余是铅及其他杂质。结合铜、锡比重计算，“大小六块器盖碎片至少在十三斤以上”。

　　据《力报》所载“全鼎计重十一斤”，这明显有误。因为在《国民日报》和《观察日报》报道中，均载“计重五十一斤”。问题是，即便是“五十一斤”，也不合理。因为现世人所见四羊方尊作为器身，其重就有六十九斤，加上至少在十三斤以上的大小六块器盖碎片，总重肯定在八十二斤以上。所以应该是该报道有误，这样的错误不乏其例，前文已有阐述。喻立新说：“很明显，其重量就报道错了。在‘五十一’三个字中，‘五’字就错了。器身与大小六块器盖碎片总重肯定在八十二斤以上，所以，报道中‘五十一’，应该是‘九十一’。”那么，除去器身重量，器盖大小六块碎片共重约二十二斤。加上姜景舒保留的两块残片，器盖总重将近二十三斤。

　　根据已经出土的湖南商周青铜器资料，喻立新推断，四羊方尊盖形应似庑殿式屋顶，纹路与四羊方尊尊身一致。盖子的抓手应是一只四蹄动物。不过，盖子上是否还有其他饰物？盖子的抓手到底是一个什么动物，有多大？这个谁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