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清代义行档案

好文尚义是古代湖南社会风尚的主流。好文尚义的湖南民风孕育了无数忠义之士。唐大历间潭州刺史张谓《长沙土风碑铭》赞曰：“至于致礼旧君，请尸归葬，桓氏之子，可谓忠也；殒身强寇，有死无辱，尹氏之女，可谓贞也。式邓粲之宅，足以厚儒风；表古初之坟，足以敦素行。齐鲁之俗，其何远哉!”文中桓氏子(桓阶)、尹氏女(尹虞二女)、邓粲、古初皆长沙人。汉代长沙的罗宏、祝良，晋代虞悝、虞望、易雄，宋代李芾、沈忠等均为世人所称颂。

清代以降，慈善事业大为发展，涌现了不少致富而不忘回报社会的慈善家，如晚清长沙首富朱昌琳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常年拿出田租1万石，对于育婴、施药、办义学、发年米、送寒衣等，辟专项资金，保证支付。光绪三年（1877），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长沙府湘乡人)、陕西巡抚谭钟麟(长沙府茶陵人)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功授候补道员。时人赞曰：朱昌琳“生平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自道光己酉，赈水灾为致力善举之始，其后历咸、同、光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枚举”，“尤尽心于救荒，秦、晋、皖、鄂，蠲振辄数十万”。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倡议疏浚新河，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湘江的航运，历时10年竣工，先后捐银13万两。宣统三年（1911），年近九十的朱昌琳被举耆贤，特授内阁学士衔。又如粮盐茶商魏鹤林“对于慈善业亦甚慷慨，于育婴捐助三四千金以为之倡，于卹嫠捐谷一百五六十石作为基金，于童媳捐银一千余两，凡贫家小户童养媳者，给以补助之。种种善事举，受惠者长久称道勿衰。” 近代黄兴为武装起义推翻满清而筹款，将祖田300多石一次卖光，其壮举更是植根于古代慷慨尚义的湖南民风熏陶的结果。

有清一代，乐善好施成了民俗的主流，修桥铺路，济困救荒，恤贫扶孤，均有热心人倡导，众人踊跃参加。许多士绅热衷于施粥、施棺、置义山、办义学、救生、消防、义渡、施药等等。本章档案记载，清代长沙的桥梁、渡口、道路、水井等，多数由士绅及百姓捐资建成，并设“桥会”、“渡会”、“路会”等维持，很多义举至今感人肺腑。如长沙朱张渡口的“岁修”、“油艌”之费全由民间捐田、捐银维持，慷慨之士大有人在。仅道光十一年（1831），杨振声就捐银120两，交“首事”生息，充“岁修”费用；还有蔡先广、蔡先哲兄弟捐店铺2间，租金充作渡口经营之用。又如清末浏阳泮春周歧阳一次捐款修建石板路20多公里。凡此义行，不胜枚举。

《长沙府志》中的“乐善”人物

清乾隆十二年（1774）吕肃高修，张雄图、王文清纂《长沙府志》人物卷中（卷三十一），首次于湖南地方志中专列“乐善”人物，将清顺治元年（1644）至清乾隆十二年共110年间长沙府境的106位“乐善”人物载入史册，其中不乏以“善化人心”为荣的善化县（今长沙的一部分）人，如：

刘世臣，善化人。好行善事，尝拾遗金，坐候其人还之。年七旬自置棺，见河下溺死者，即捐棺葬之。再置，遇觅食冻死者，复捐之。又尝雪夜获贼，系里中人，谕以宜惜名节，兼遗衣米，其人由此改行爭讼者，力为劝解。年九十馀。乾隆九年举耆善，赐八品顶带。

宁思明，字泽生，善化人。赋性孝友，立品端方，尤好施济。建南门外金鸡桥，捐赀数百金，捐谷济荒，舍棺殡葬，寒施棉袄，并给薪炭。怜旅病医，愈兼资路费，倾囊解纷，出资全节。善行种种，乡邦称之。卒年八十三，子孙皆世其业。

胡梦容，善化人，长沙卫干户。癸未避乱居乡，力行善事，荒煮糜粥，路设茶汤，施棺施田。乏嗣息，乡人皆楷之。

王正健，善化人。性孝友，父母殁后，抚两弟终身共爨。遇族中爭忿，必竭力排解。捐囊不惜，岁值荒歉，减家口食以赈之。又出钱谷，赡贷人，赖以济。

曾飞云，善化人。幼失怙，事母，色养至老不衰，待宗支有恩礼。雍正五年，出谷百馀石，赈贷乡邻，至今称道之。

杨惠生，善化人。乐善好施，尝以谷千石减市价粜与贫户，复籴米三百石粜价如前。其他助婚葬，治桥梁，设渡船，捐资一无靳惜，乡人德之。

凌之煓，字宗汉，善化例贡。淡于进取，倡族建宗祠，族有鬻身者，煓恻然，遽取金赎之。有逋佃弃家，煓仍召之还。湘阴港路险渡艰，煓捐金辟山开径，置船建桥。又捐金置社仓，殡他乡客。善行累累，无病而卒。

刘克昌，善化人。于湘江古中渡，捐田八十亩，又石竹塘侧有古冢百馀低陷，捐金培补。其他善行甚多，上宪褒以“好义可风”之额，年七十九岁。

下面是清乾隆《长沙府志》卷三十一有关“乐善”人物记载的部分影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