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周古邑 楚汉名城——两千四百多年建城史

5、贾谊——“长沙有幸留才子”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新庄）人。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冬，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来到长沙，人称“贾长沙”.

    汉文帝即位后，贾谊因廷尉吴公推荐，22岁任博士，不到一年超迁太中大夫。在文帝的赏识之下，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略，包括定制度、兴礼乐、重农业等方面。这些方略遭到守旧势力的抵制。汉文帝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外派贾谊为拥有实权的长沙王太傅，既有权衡政治势力的考虑，更希望倚重贾谊之才，稳定汉帝国在南方的局势。

    当时，汉帝国正面临南北夹击的危险，北面的匈奴长期对中原进行侵扰，南边有公开称帝的南越国时刻威胁着汉帝国南方的稳定。本来，刘邦称帝后，承认了南越王赵佗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双方的经济往来相当频繁。但是，吕后掌权以后，很快改变了刘邦对南越的政策，于汉高后五年（前183）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对此赵佗十分恼火，以武力威胁长沙国边境，发兵攻打长沙国，公开与朝廷对抗。吕后派隆虑侯周灶将兵去南越，因不服水土而罢兵。

    长沙国不稳，汉帝国南方的稳定便不可实现，而当时的长沙国为异姓诸侯国，国王吴着为第五代长沙王，年幼不能视事，掌握实权的为吕后余党醴陵侯刘越。汉文帝急需委派最得力最亲信的大臣，前往长沙国稳定政局，贾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到任之时，南越国与长沙国战事不断，朝廷委派重兵防守，仍防不胜防。为安定南方，汉文帝决定委派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出使符合贾谊在长沙国的战略目标。贾谊这次出为长沙王太傅，一方面要监视长沙国的政治动向，一方面又要保持长沙国与南越边界的安宁。贾谊与陆贾同为太中大夫，又分别着有《过秦论》和《新语》，双方思想极为相近，因此，两人在对待南越问题上是一致的。陆贾出使南越，并最终能够完成使命，贾谊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贾谊接任长沙王太傅时，长沙国丞相是醴陵侯刘越，不久，刘越离开了长沙国政治中枢并获罪削爵。贾谊身为长沙王太傅，又是文帝近亲之臣，他到任后，对长沙国势力的重组起着关键作用。贾谊不仅对清除刘越奉有朝廷之命，而且对提出继任人选有重要建议权。贾谊综合长沙国的实际情况，推荐有很强影响力的二代轪侯为相，使长沙国政局趋于稳定。

    贾谊在长沙期间的影响力，还在于他在长沙撰写的几篇文章，构成了他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贾谊写《吊屈原赋》是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底，即上任长沙王太傅时。从长安出发，沿着古老的驿道，经汉水入长江，再入洞庭，然后溯湘江而上即达长沙。长沙北边的汨罗，是贾谊必经之地。贾谊在经过汨罗江时，上岸凭吊屈原，撰《吊屈原赋》。该文除具有文学意义和思想意义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屈原去世之后，最早提到屈原并纪念屈原的文章。贾谊的作品，成为后世了解屈原及其作品的重要来源。贾谊作《吊屈原赋》，抒发了当时的个人情感，文章既是吊屈原，也是吊自己。贾谊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险恶，表达了对屈原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贾谊肯定了环境对于天才发展的重要性，对屈原所从事的政治事业的悲剧后果，也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文帝前元四年（前176）秋九月，由于列侯之国的诏令已下达两年，列侯们不仅阳奉阴违，连贾谊也被逼走了。文帝首先从丞相周勃下手，罢免其丞相职务，周勃只得前往封邑绛县居住。其余大小列侯亦纷纷离开了京城。文帝又找到周勃谋反的借口，立即下令逮捕周勃，交廷尉治罪。贾谊并没有从个人利益上来看待这件事，而是从汉帝国长治久安的角度来思考，他立即向汉文帝上疏，建议礼待大臣。贾谊在长沙所撰《阶级》一文反映了他建议的主要内容。贾谊认为，皇帝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善待大臣是必要的前提，而善待大臣，重要的是应严格区分等级，使不同等级的人能够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享受不同的待遇。贾谊认为，大臣在下级面前有体面、有尊严，那么做臣子的就会为了国君的事业而忘掉个人的事情，为了国家大事而忘掉自己的家事，有好处不会没有原则的捞取，有了灾祸也不会苟且躲避，所作所为也会按道义行事。贾谊的建议上达文帝之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汉文帝极为重视。

    汉文帝即位后，颁布了“除盗铸钱令”,允许私人铸钱。贾谊是当时少数看出其巨大危害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立即上疏朝廷，指出“除盗铸钱”的危害性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略，这就是着名的《谏铸钱疏》。贾谊认为，允许私人铸钱，实际上是官府在设置让人犯罪的“陷阱”.趋利是人的本性，私铸是造成掺假的缘由，只有在制度上约束人，才能最终杜绝使假掺假。而国家垄断铸币就在客观上杜绝了掺杂使假行为的发生。贾谊在文中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只有立法钱，才能使货币稳定下来。贾谊解决货币问题的最终办法就是由国家垄断铸币及铸币原料。贾谊关于解决西汉面临的货币问题的主张上达朝廷以后，没能被立即采纳。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全面采纳贾谊的建议，断然将铸币权收归朝廷，专门由上林苑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郡国及私人不准再造，又下令郡国所铸铜钱一律停止使用，就地销毁，炼成铜锭送往京师。同时，朝廷派得力官员到各地巡查，对私铸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通过上述措施，汉王朝基本禁止了盗铸，钱币终于趋向稳定。

    贾谊在长沙国任太傅期间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就是《鸟赋》。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四月初夏的一天，一只猫头鹰飞入了贾谊住宅内，停在一张座塌上。按照楚人迷信的观念，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物。猫头鹰的到来，预示着主人就要离开这座房子了。贾谊于是拿出占卜的书来验看，书中明言：“鸟入室，主人将去。”贾谊此时对自己的前途并无十足的底气，自己会到哪儿去呢？是吉？是凶？不得而知。因为鸟相传为猫头鹰一类不祥的鸟，于是他写下《鸟赋》。贾谊在文中通过与鸟的对话，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处世观，其中既有道家黄老的避世思想，又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贾谊在长沙虽只有5年，但他在这里施展了自己的抱负。《治安策》就是他在长沙从政经验的总结。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贾谊改任梁怀王太傅，离开了长沙。

    对于贾谊的旷世才华，明代湖南学者李东阳认为：“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杜甫在《发潭州》里发出千古慨叹：“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毛泽东也写有《贾谊》一诗：“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长沙有幸留才子”.贾谊作为一位将学术与谋略完美结合，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挽救危机的思想家，对历代湖湘政治精英产生了直接影响。

    贾太傅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