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周古邑 楚汉名城——两千四百多年建城史

3、保存最完整的西汉长沙国王陵

    汉代长沙国是我国西汉至东汉初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其王始封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废于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分为吴氏、刘氏两个世系，存续200余年，长沙国地理位置重要、立国时间长、嗣传继位王较多。作为西汉的强大封国之一，长沙国曾在湖湘地区留存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是构筑湖湘悠久历史的重要一段。

    从20世纪开始，考古工作者已累计发现长沙国王（后）陵墓26座及城址1处，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汉王陵，主要分布于岳麓山、谷山两处山系临湘江的低矮山丘和台地上，南北长约12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区域总面积达30平方公里，分布范围平面略呈“┑”形。长沙国王陵遗址分为天马山、咸嘉湖、三石戍、谷山、戴公庙等5大片区。2012年，长沙国王陵遗址列入了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共同确定的代表中华文明的150处大遗址保护名录，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前由于历史文献对汉代长沙国记载较少，且考古实物材料不足，故汉代长沙国的历史面貌并不太清晰。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无疑有助于我们揭开汉代文化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汉代的社会风貌。

    以1992年发现的渔阳墓为例，墓葬虽然在汉唐时遭到3次盗掘，随葬物遭到严重破坏，但仍保存了一批相当珍贵的文物。出土的金、玉、铁、玛瑙、漆、木、竹、陶器及丝织品等各类文物，总数超过5000件。漆木器种类繁多，计有耳杯、盘、盂、壶、卮、匜、案、几、匕、钫、磬、排箫、琴、瑟、竽、鼓、屏风、奁盒、砚盒、具杯盒、棋盘、骰子、筹码、木伞、木杖、木俑、木象牙、木犀角、木牌及梳妆用具等。考古工作人员在精心清理封泥匣的过程中，发现匣上封泥钤印阳文篆书“长沙后府”四字，“后”在汉代是皇帝、诸侯王正嫡夫人的专称，他人不可僭用。“长沙后府”即长沙王后官府管理机构的简称。“后”即王后，在许多漆器上戳印有物主标识的文字“渔阳”,墓主极有可能是史载缺佚的汉皇室的某位公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下嫁给长沙王。“渔阳”即这位长沙王后婚嫁前的受封食邑或名字，故称之为西汉“渔阳”长沙王后。最为重要的发现是该墓出土了21件古乐器，有瑟、筑、筝、排箫、编磬，特别是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五弦筑，筑身修长，一端呈长盒状（共鸣箱），一端如棒槌，后经历史、考古、音乐等方面的专家论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音乐文物考古的首次重大发现，被学术界称为“天下第一筑”.筑是先秦时代的乐器，发源于我国的北方边地少数民族，其声悲亢、激越，在民间广为流传。

    已发掘的长沙国王陵墓葬规模宏大、结构清晰，都使用了黄肠题凑的葬制。“黄肠题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多见于汉代。根据汉代的礼制，黄肠题凑与梓宫、便房、外藏椁、金缕玉衣等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经朝廷允许，方可赐予个别勋臣贵戚，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中，这是长沙王陵独特的辨识特征。

    长沙国王陵遗址墓主身份等级较高，是目前已发现的汉代采用诸侯王葬制埋葬的陵墓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且分布集中、保存相对完整。作为我国重要的汉代诸侯王陵墓分布地，长沙国王陵遗址对于汉代诸侯王葬制开展整体和系统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葬制的研究，我们不仅得以窥见几千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还可感受到浓重的汉代艺术氛围，这极大地丰富了汉代长沙国的历史信息，帮助人们进一步厘清了汉代长沙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面貌，有力地推动了汉代长沙国历史的研究工作。

    在文化影响方面，古代长沙是非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相较关中、中原等地区而言辉煌的历史时段不多，而汉代长沙国是湖南地区成为国家一级行政区的始端。长沙国是汉中央王朝最早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它代表着以长沙为核心的湖湘地区从一般地方行政区一跃而成为封疆列土的王国，从而登上了中国王朝的历史舞台。

    长沙国王陵遗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为保护好、传承好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长沙市人民政府拟以文化形态相对集中完整的谷山片区为依托建设长沙国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将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准则，在突出公益性、专业性、开放性的同时，遵循科学保护与充分展示相结合、依法控制与适度开发并举的原则，努力打造具备遗产保护、生态利用、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化观光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文化遗产特区。长沙国王陵遗址已成为长沙特有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国际文化名片。

    西汉王陵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