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湖湘首邑 潇湘洙泗——湖湘文化体系逐步成型

5、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山的清风峡口，山峰环抱，清泉回绕。古老的书院建筑群，集中国古建筑精华于一身，巍峨精美，布局严谨规整，浸融于水声山色之中，古朴、典雅。

    岳麓书院

    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院于岳麓山抱黄洞下，初设讲堂5间，斋舍52间。咸平二年（999），潭州太守李允则扩建，四年（1001），得朝廷赐国子监经籍，时生徒60余人，书院此时已具备了集讲学、藏书、供祀三种功能于一体的规制。大中祥符八年（1015），书院山长周式因办学成绩卓着，受到宋真宗召见，真宗还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以赐，并赠对衣鞍马、内府经籍，此后岳麓书院便名闻天下。

    南宋乾道元年（1165），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依原有建筑格局重建毁于战火的岳麓书院，并增建山斋为山长居处，置风雩亭，辟濯清池、咏归桥、梅柳堤等，并聘请着名理学家张栻主教，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达千人之多。当时的士子们“以不卒业湖湘为恨”,以就学岳麓为荣。张栻主教岳麓八年，强调书院的办学不唯以科举为目标，而应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为宗旨。他继承和发展了由胡宏创立的、独树一帜的湖湘学派思想体系，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当时学者均称誉“湖湘学最盛”.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从福建到长沙，与张栻切磋学术，逗留三月，就理学中诸如“中和”“太极”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设坛讲学。朱、张展开的“中和之辩”,史称“朱张会讲”,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湖湘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又亲至岳麓书院讲学，并更建书院“于爽垲之地，规制一新焉”.经张栻、朱熹两位大师的执教，书院进入鼎盛时期，享有“潇湘洙泗”之誉，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仅《宋元学案》所列“岳麓诸儒”就有33人之多，如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都是名满天下的岳麓巨子，吴猎、赵方先后担任过荆湖路制置使，在抗金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嘉定十五年（1222）后，陈傅良、真德秀、欧阳守道等着名学者先后来书院讲学，传播理学，他们推崇朱、张，因而确立了朱、张之学在岳麓的正宗地位。南宋末年，元兵围攻长沙，岳麓诸生荷戈登城，大都壮烈牺牲。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潭州学政刘必大重修岳麓书院，恢复宋代旧观。延佑元年（1314），潭州路判官刘安仁再次重修。元末，书院遭兵乱被毁。明代初期，因朝廷对书院不予重视，岳麓书院停教达百年之久，直到成化五年（1469），长沙知府钱澍重修岳麓书院，弘治七年（1494）长沙府通判陈钢再增建“诚明”“敬一”二斋，并建崇道祠供祀朱熹、张栻，招收生徒。此后，明代修建频繁，达20多次。其中修建规模较大，而又有所发展的是正德二年（1507），守道吴世忠对岳麓书院的改向扩建。他除恢复完善了宋代原有的建筑规模之外，并按县文庙规制，拆除大成殿，另建文庙并列于书院之北，自成一院，形成现存格局；聘陈论任山长，创辟“射圃”,供学生习射。在教学方面，宋代湖湘学派提倡的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学术发展，元、明时期的书院主教者们皆循此以办学。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风靡全国，并波及湖南，以季本、罗洪先、张元忭等为代表的王门学者相继来书院讲学，但讲学书院的王门学者多能自觉地遵循湖湘的经世传统，与王学末流“务于空言而忽躬行之实”迥然有异。特别是在万历中叶以后，书院在山长吴道行的主持下，重振朱、张学统，继承宋代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以之教导学生，培养了许多人才，王夫之就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王夫之抨击明末学术界“离行而求知”的治学倾向，提出知行“相资互用”,二者不可分离，而力行才是根本。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这为通经致用的学风提供了哲学上的诠释。

    清代的岳麓书院也得到过多次修复和扩展。康熙二十五年（1686），湖南巡抚丁思孔对书院进行了大修，增建御书楼、文昌阁、自卑亭。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额；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御书“道南正脉”,以褒扬岳麓传播朱、张理学之功。整体而言，清代的岳麓书院，其规模之宏大、规制之完备，在其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在学术上也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主教者多为学术大师，如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旷敏本、王先谦等。进入清代中叶，宋明理学由于它自身的僵化而走向全面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乾嘉汉学。受其影响，岳麓书院也一度成为汉学重镇，还建成了专治汉学的湘水校经堂。一般认为，乾嘉汉学刻意于训诂、考据等，忽视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但书院的汉学家们并没有抛弃经世致用的传统，如乾隆年间的山长、被赞为“卓然为一代鸿儒”的王文清，一生治学并不唯以考据为务，其所订《岳麓书院学箴九首》就要求学生通晓礼乐兵农、时务物理以求致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后，湖湘的学术主流即已脱离考据，而回归经世致用。流风所及，湘学随即呈现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之际，清王朝内部面临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冲击，外部受到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呈大厦将倾之势。当此之际，帮助清王朝支撑摇摇欲坠局面的许多都是湖南人，正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而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是出自岳麓的学子，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创立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晚清以后，中国面临着新与旧的交替。在这变革的关键时刻，岳麓书院针对时弊，着意变通，实行教育改革，增添“新学”科目，倡导西学，注重时事，使岳麓书院成为维新变革的活动基地之一。从1903年到1926年，20多年间，岳麓书院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变革，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之栋梁，其中有变法志士唐才常、熊希龄、沈荩，民主革命先驱蔡锷、陈天华、程潜，着名教育家杨昌济、徐特立、范源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及众多着名学者等，他们在各个领域均作出了卓着的贡献。青年毛泽东也多次到岳麓书院活动，三次寓居半学斋，问学杨昌济，与蔡和森等从事革命活动，书院的文化传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1979年书院由湖南大学主持全面修复。修缮后的岳麓书院依麓山地形，以讲堂为中心，中轴对称，教学斋、半学斋分列两侧，四进，每进建筑均有数级台阶缓缓升高，层层叠进，体现了我国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御书楼位于中轴末端，是书院唯一的三层楼阁建筑，显示出书楼在书院的崇隆地位，北侧有专祠五处，供祀名儒先贤，反映其在学术上的学统和道统源流。院侧有文庙与书院平行，自成院落，既保持了书院中轴的突出群体，不致使文庙喧宾夺主，又表现出文庙“圣域”的特殊地位。

    除建筑文物外，书院还保存了大量的碑、匾、楹联、书画等文物，如有关书院创建或重修的述史碑文，学田的契约碑文，教条、学箴之类的规则碑文，历代御赐匾额的“恩遇”碑文，为纪念有功于书院者的“报功”碑文，祭祀碑文，迁客骚人题留的诗赋碑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院还保存了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唐碑“麓山寺碑”,并建有专亭保护。此碑为唐代着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亲自撰文、书丹、镌刻，世誉“三绝碑”.悬挂在门、亭、堂、屋的匾额、楹联均为历代皇帝、名人的墨宝，书法精湛，制作精美，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书院大门这副对联，永远让人只能仰视。1988年，岳麓书院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