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民国长沙文物大盗卖

　　归“湘”的路，竟那样漫长，走了将近九十年。如今身处异乡的皿方罍(音“雷”)，已闻到故乡传来的泥土芬芳。数月后，久已流散海外的皿方罍身将要回“湘”归家，从此首身合璧。

　　上周四，湖南省博物馆已发布正式声明，在美国纽约拍卖的国之重器皿方罍即将回国，最终将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这将成为二零一四年最重要的文物回流事件之一。

　　其实，此前在全国各媒体披露的关于皿方罍在湖南的传奇故事，只是揭开了民国湖南出土文物流失海外的冰山一角——

　　文夕大火后，盗墓贼疯狂盗掘长沙地下文物

　　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一位35岁的年轻学问家、广东人商承祚，仿佛“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躲在江西婺源乡下，潜心编纂完一部《石刻篆文篇》的书后，才开始“满血复活”，于1938年2月来到长沙。

　　商承祚原本只打算经过这座湖南省城，再乘车前往成都，回到西迁的金陵大学继续执教。但商承祚在长沙忽然遇到一位有文化的文物贩子蔡季襄。

　　蔡季襄拿出一些他收购的从长沙古墓出土的文物，让商承祚辨识那些难懂的晚周、战国时的文字。

　　就在这时，商承祚忽然发现自己目迷神眩发痴了，他说他爱上了长沙：那些长沙古墓中出土的青铜鼎、战国剑、楚国矛，已断弦的古瑟，汉代美女用过的银针顶、远古春天长沙人撑过的雨伞……这一切的一切，让他发痴发狂……

　　即使过了很多年，商承祚仍深情回忆他1938年春天在长沙的那段美好生活。他回忆说，“在长沙时，虽处急景凋年，但得有机会摩挲欣赏各式各样完美惊人的战国漆器，尽管在那人心不安、空袭频仍的时候，我仍为它们勾留了三个月”。

　　在长沙停留三个月后，商承祚终于归队西迁的金陵大学。在校园里，他出版了饱含其对长沙感情的木雕版、线装两册的《长沙古物闻见记》。

　 　岂料一个月后，一炬“文夕大火”把长沙举城焚烧的消息，传到成都，本就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商承祚为此竟数夜不眠：一座闪耀着灿烂文化的长沙城，居然轻易而 脆弱地被毁灭了？但商承祚的心中仍怀抱对美好长沙城的希望。他说，地面长沙城固然被火焚毁，但长沙还有精美绝伦的地下文物的辉煌。

　　1941年春，商承祚得到金陵大学校方同意，决定再度入湘，为学校收集灿烂而美丽的长沙古文物，以充实教学。

　　1941年4月3日，商承祚进入长沙城。夜晚，在一荧灯火下，他在日记里写道：“长沙一别，倏忽三年，故土重来，无任欣幸。”他的心情最初是欢悦的，然而随后他耳闻目睹，却是长沙盗墓贼及文物贩子对长沙地下文物大肆糟蹋的情景，长沙盗墓之风，此时已“甚为嚣张”。

　 　随后的几天，他记道：“与姜国祥至长沙东门外杜家山（今湖南烈士公园）、董家坟、穿眼塘（今五一大道南、韭菜园省政府二院西）、王家垅等处巡视，见已掘 古墓，穴孔相属，满目疮痍，令人惊心。始讶其多，而盗者之众也。而商估闻风麇集，见盗掘之物，则高价收估，致使盗墓加剧，土夫横行，物价腾踊，民生凋敝。 当政者或狼贪鼠窃，或养痈遗患，古物被危，罪应加等，归来为之叹惋，累日而不能忘却尔。”

　 　他心中一方面同情长沙大火后，因失业而生活陷入困顿、不得不结伙盗墓的土夫子，哀其生活的不幸。他说“（长沙）既遭火劫，百举皆废，停止建筑，窑突无 烟，土夫旁皇，因以失业，遂五六人为一组，四处盗掘古墓，长沙古墓被破坏的情形至此令人心伤”；另一方面，每每听到盗墓贼在盗墓时疯狂破坏文物的故事，心 中“既惜且恨”。

　　长沙城东、长岭旁的阿弥 岭（即今城南东路桂花村桂花树小学后山头），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地势险要，装有电网，筑有要塞堡垒。后驻军撤出阿弥岭，逡巡至此的盗墓贼看到铁丝网下露 出的白膏泥和山头呈品字形的三个小丘，一眼就认出此处埋有古墓。经过1939年2月间两个夜晚的盗掘，盗墓贼终于挖到墓室，揭开椁板时，墓中喷出的火焰烧 伤了一位叼着纸烟、新加入的盗墓贼。这是一处像马王堆一号汉墓一样、被称为“火洞子”、未被破坏的古墓。在墓中，盗墓贼取出四大柜陪葬品，但这群蠢笨的盗 贼，却不识文物价值，将墓中所藏八个男女木俑身上所着的绸质彩衣全部撕毁，弃于墓外污泥积水中，只因他们认为木俑身上可能刻有花纹或文字，会更值钱，他们 无法认知木俑所着的彩衣本身就极为珍贵，至于女俑手中所执篾篮，也被土夫子们破坏殆尽。

　　当然，更让商承祚痛心的是，长沙盗墓贼对文物的糟蹋往往是将一个墓中文物分散到数个或数十个文物贩子手中，然后散落到各处或者流到海外。墓中出土文物的科学和系统性的研究，无从开始。

　 　此外，商承祚也看到自“文夕大火”后，上海文物贩子开始常驻长沙，长沙文物源源不断，像搞批发一样流入这些与海外有直接联系的文物贩子手中，从他们手 中，长沙出土文物再成批流向海外，无法统计和追寻其文物的数量和最终下落，也无法了解那些流散文物的价值。而上海文物贩子只要遇到长沙出土文物，往往乱出 高价，越发助长了盗墓贼疯狂盗墓并大肆糟蹋文物的歪风。

　 　商承祚此次从1941年春末来到长沙，一直守到秋冬之季，“居湘半载，所获丰硕”。其间，日寇发动了对长沙地区的两次侵略，我军英勇反击，即史称的第二 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在两次会战中，身处危境的商承祚，两次携带文物仓皇逃出长沙城，避居乡间农舍。不久商承祚备尝艰险，将此行在长沙收购的文物 完好无损地带回到千里之外的成都。

　　 1942年4月，金陵大学庆祝建校55周年，在成都华西坝举办“长沙古器物展览”。该展览展现了被文夕大火摧毁的长沙城所保留的璀璨地下文物，展出“令人 耳目一新”的长沙出土文物共7类、计220余件。当年的报纸评价该展览“在此国家存亡之秋，倡导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振奋了不屈的民族志气”，而此时商承祚 因与校方意见不合，已离开该校。

　　文夕大火前，在华盛顿举办过首届中国长沙古物展

　 　其实，早在1942年4月“长沙古器物展览”轰动中国成都前4年，即1938年，担任长沙城北雅礼中学外教的美国人柯克思，即利用他在长沙掠夺到的出土 文物，在美国华盛顿率先举办了一场“中国长沙古器物展览”，并印刷有《中国长沙古物指南》图版说明册，但该册页仅收录该次展览会部分展品，计为6类11 种。

　　上世纪30年代，柯克思在长沙雅礼中 学任教期间，受该校中国教员钱无咎、左堃龄的影响，对长沙古墓出土文物发生浓厚兴趣，长沙文物商蔡季襄更把他带入长沙地下文物市场，柯克思由此见识和购买 了大量长沙古文物，柯克思甚至还曾参与对长沙古墓的盗掘。为获得整个古墓中的全部文物，柯克思曾买下整座古墓，与土夫子一道于子夜时分潜入墓中盗墓，为守 住墓中文物，柯克思与土夫子一同睡卧于“黝湿恶浊”的古墓之中。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的那一年，柯克思将他在长沙掠夺的古墓文物“捆扎而归”，随后在美 国华盛顿举办展览。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在民国长沙老报纸中，是否有当前备受关注的皿方罍的相关记载？

　　查民国长沙《大公报》，1925年6月11日第七版有一则标题为“桃源发现商朝太庙古物，惜为他人私行购去”的新闻。

　 　该新闻称：“昨桃源发来快邮代电云……桃源农村新民中学校学生艾心斋在住宅旁掘得古物一件，高约三尺有奇，重六七十斤，铜质墨色，遍体龙纹，粗处如藤， 细处如丝，张牙舞爪，栩栩欲活。上有‘父己尊彝’等字，考查时代，确系商朝太庙之物，三千余年，今始出现于荒山僻壤，非但为中华文物之粹，且可大供历史地 理工艺等学术之研究。职校愿备高价购买，已有陈约，殊益阳奸商石瑜璋贿通该乡徐岳峰、陈范吾等，威逼该学生父兄，仅以洋银百元，估买到手，夤夜运去，希图 媚外渔利……凡有血气者，莫不扼腕沉痛……乃奸商石瑜璋竟敢强运出口，大干盗卖古物禁令，实系全国公敌。职校为保存古物计，誓不令该奸商之利令智昏也。盖 与其饱一人之私囊，曷若供我四万万同胞古昔之摩索乎？除业经呈请各军警沿途检查，实行没收外，务恳力予维持……湖南农村新民中校校长钟逢雨江叩印。”

　　在该则新闻中，桃源古物为“铜质墨色”，与今天皿方罍颜色相同，更重要的是其铭中有“父己尊彝”，与今天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内皿方罍盖的铭文完全相同。

　 　此事后续新闻，如7月5日、7月26日的新闻中，既记载了当时教育总长、湖南人章士钊“函请（湖南省长赵恒惕）从严查究”，又有据“密报”称，该件古 物，或许“收藏省垣（长沙）藩城堤杨克昌店”，及“身盖分离”等新闻。这和日前各媒体披露的关于皿方罍流失经过的新闻及《湖南省志·文物志》上的记载，几 乎一致。仅仅只有年代的不同。日前各媒体披露桃源鼎流失的时间为1922年，长沙《大公报》关于“桃源鼎”的新闻报道则集中出现在1925年六七月间。

　 　其实，上世纪20年代，桃源出土、身盖分离、与今天皿方罍接近的大型商代古物，亦屡见于民国笔记，如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则分别称，“桃源 鼎”出土于“民国九年（即1920年）”，“盖身分离”，最初陈列学校，成为痰盂；后桃源鼎盖落入某军官手，成为其所豢养的狗之卧具，视同瓦砾。桃源鼎身 流落海外后，与此案牵连的长沙文物贩子将赚得的2万多元钱捐作了公益，兴建了天心阁。

　　考，天心阁于1926年唐生智主湘时，曾因修环城马路被拆毁，1928年经宁乡人鲁岱修复，仅用去6000元。

　 　1994年12月出版的第14辑《长沙文史》有民国时在长沙开古玩店的叶绍箕提供资料、李芸青整理的《近百年来的长沙古玩业》一文，该文中有“东首西身 之桃源鼎”一节，称“民国十二三年（即1923、1924年），我省桃源县某农村发现了一出土商代青铜大鼎，人皆以‘桃源鼎’相称。”“益阳石春林言定售 价为光洋400元……急赶来长沙，促古玩业杨克昌偕同去”，“该少年老师取去鼎盖回校……待石（春林）、杨（克昌）到时，只好付足400元，先取鼎身回长 沙。当地驻军周磐亦闻知此言，赶到农家，始悉鼎身运长，鼎盖存校，只好用捐助学校基金办法，从学校将鼎盖取走，据为己有。后杨克昌将鼎身运往上海，售与上 海古玩商马长生，得价款光洋75000元（包括杨克昌暗盘所得25000元在内）。马长生则将此鼎身卖与西欧某古董商，售价若干不得而知。解放以后，闻周 磐被镇压，此鼎盖已被抄出没收，最后，将此鼎盖存省博物馆，惜鼎身已被外商掠购，使其身首分离” 。

　　长沙地下古文物出土及流散海外，与长沙城市开放过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某种关联。

　 　●晚清末年，长沙兴修代表近代文明的铁路，在长沙南郊豹子岭掘出三面铜鼓。该铜鼓“高约二尺许，大如盆，类古乐中之搏拊，两面各具兽头，殆衔环者，击之 其声渊渊，大异常鼓”，铜鼓旁有“大汉建兴元年及平南大都督”等字样，故当时断为古文献曾记载的“诸葛鼓”，此文物为鸡公坡（今大古道巷东）一古玩店主购 得，后店主潜赴上海，以1万余元价格销给上海古董商，为洋人购得，流落海外。

　　●进入民国后，西方军舰常横行湘江水道，军舰上的洋水兵从大西门入城，常赴藩城堤荒货一条街购买店中文物，部分收得的出土文物即由此流散海外。经营此国际贸易较早的店家为邹濂溪在藩城堤开设的邹茂昌古董店。

　 　●1919年4月18日，长沙南郊跳马涧娄姓农民挖烟土，挖出一尊重约十公斤的青铜犀牛尊，该尊当时被断为周代古物，辗转为犁头街杨克昌以2100元购 得，随即杨克昌赴上海，“鬻之西人，得价近2万”。杨克昌后成为长沙最重要的地下文物经纪人。1925年将“国之重器”皿方罍（旧称桃源鼎）卖给外人、使 其流落海外的文物贩子就是杨克昌。当年杨克昌为躲避追捕，曾花500元包得一艘小火轮奔逃常德。

　 　●1928年鲁涤平主湘期间，即提出扩大长沙城区面积的市政建设计划，此后，已拆除城墙的长沙城，开始向城外拓展。至上世纪30年代，在长沙城外东南北 三面环城山丘中时常挖得各类文物。此时，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有坐庄老板，为洋人采购文物，而驻长的外国领事或洋行买办，借工作之便，或代购或团购长沙 出土文物。

　　●1936年，湘雅医学院护士 学校校长、美国人荷爱华小姐前往长沙胡小姐家购得的山地，参观胡小姐家人发掘古墓。胡小姐的家人称，长沙王墓葬在河西。其时长沙在新开发的城市郊区发掘古 墓已形成一股歪风，而以坟地古墓牟利则被称为“吃尸团”。雅礼中学外教柯克思参与到盗掘长沙古物的活动中，大批文物随之流散美国。

　 　●1938年11月，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地面文物多半无存，长沙古玩行业纷纷转向，从事地下出土文物交易。从文夕大火至抗战胜利，长沙古玩店进入全盛时 期，新增店家57家，长沙古玩店共计111家，上海等地古玩业有店伙常驻长沙。长沙地下文物遭遇疯狂盗掘，地下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大批文物流散海外。